贺小荣 ,徐海超,夏 凡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目前官方对于红色旅游的最新鉴定将其内容涉及的时空范围扩容到鸦片战争以来所有的爱国主义事迹、遗存,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纪念价值的实践遗留和宝贵精神财富[1]。随着红色旅游热潮的兴起,有学者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内涵,认为红色旅游是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伟大实践的地方进行参观、游览、学习的一种旅游活动[2]。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其对共产主义运动遗址旅游主题方面的研究,与我国所关注的红色旅游背景相似[3]。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共产主义运动遗址的活化与利用[4]、对地方文化构建的意义和价值[5]、旅游与政治之间的关系[6]、共产主义城市遗产的经济效益与商品化[7]、国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8]等方面。近年来红色旅游也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关于红色旅游理论的研究成果丰硕。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红色旅游的功能价值[9]、文化空间生产[10]、困境与发展出路[11]、旅游目的地治理[12]、旅游景点分布[13]、红色旅游与其他形式旅游融合[14]、红色旅游共生测度[15]、红色旅游社会与环境影响[16]等方面。
旅游流的概念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上指客源地与目的地间,或目的地与目的地间的游客、资金、信息等要素的流动,狭义则指一个旅游目的地内部的游客因某些动机而产生空间位移的现象[17]。红色旅游流现象在红色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背景下日益凸显,国内关于红色旅游流的研究成果仅限于红色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流[18]、利用齐夫法则分析红色旅游景区与其他旅游景区间的旅游流空间流动特征[19]。目前关于红色旅游流的研究方法单薄,缺乏对概念的统一鉴定;对于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分析不足,缺乏对于红色旅游流内部动力的深入探讨;没有厘清红色旅游与传统旅游流的概念区分,更多集中于传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忽略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本身的独特性与成因。基于此,本研究结合旅游流定义,从狭义上将红色旅游流概念定义为旅游者由于思政教育、身心放松、知识增长等需求的驱使在红色旅游景点之间的空间位移现象。而红色旅游流的广义概念在前者基础上还包括红色旅游景点扩散到其他类型旅游景点之间的位移现象。本文以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遵义市为例,搜集各大旅游门户网站的红色旅游线路和网络游记,研究城市内部的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及形成机制,以期揭示代表性城市中红色旅游流的流动规律、模式和特点,丰富现有红色旅游流的理论研究。
1.1 案例地的选择
遵义市地处中国西南部、贵州北部,是全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以遵义会议为主题的长征文化赋予遵义历史名城的重要内涵。遵义市因作为“转折之城”而闻名遐迩,是中国最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据马蜂窝旅游网大数据显示,遵义是中国2019年十大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遵义市作为我国的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目前已拥有78个不同级别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99个红色旅游资源单体、18个红色旅游景区,占贵州省红色旅游景区的1/3。为了进一步推动红色旅游开发,遵义市与长沙市、延安市、井冈山市等18个城市共同成立了“全国红色旅游创新发展城市联盟”。因此,研究遵义市的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及其机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以2019年1-12月为数据选取时间,从携程、马蜂窝、Trip Advisor、飞猪等国内外旅游门户网站爬取和整理遵义的旅行社线路产品和攻略游记,共提取遵义市旅游线路1 219条,旅游节点75个(包含非红色旅游景点),其中包含18个红色旅游景点。旅行社旅游产品线路和游记线路分别代表红色旅游团客与散客的活动足迹。数据处理方面,本文用提取出来的旅游节点乘上每条线路出现频次作为遵义市旅游的流动数据,利用COOC 1.8软件得到初始75×75的旅游景点共现矩阵,通过保留红色旅游景点的数据,最终获得18×18的红色旅游景点共现矩阵。
1.3 研究方法
本文将社会网络理论用于红色旅游流研究中,根据红色旅游者在遵义市旅游网络中各红色旅游节点的流动情况,分析各旅游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红色旅游节点在整个遵义市红色旅游空间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有学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研究旅游流整体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取得一定成果[20]。本研究在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上,利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网络密度、凝聚子群;在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节点结构特征呈现上,选取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见表1)。相较于传统的统计方法,QAP分析更适用于关系数据,该方法可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21],本文通过QAP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来研究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
表1 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评价指标以及解释
2.1 整体结构分析
从网络密度来看,遵义市旅游流网络的整体密度为0.871。遵义市重要旅游节点集中于遵义市西部区县,如传统的红色旅游景区遵义会议会址景区,习水县的土城古镇,仁怀市的茅台酒镇、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以及赤水市的丙安古镇等红色旅游景区,如图1所示。
图1 遵义市红色旅游网络结构图
通过社会网络软件分析离散型核心-边缘结构发现,在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空间结构中,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四渡赤水纪念馆、丙安古镇、遵义会议会址旅游景区、茅台酒镇旅游区、土城古镇景区位于核心区,而其余12个节点则位于边缘区。除此之外,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内部网络密度分别为332和2.883,表明核心区和边缘区内部各红色旅游节点的紧密程度差距较大,反映出遵义市红色旅游流整体网络存在明显的分层现象。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网络密度为16.719,明显低于核心区内部网络密度,但是高于边缘区内部的网络密度,这表明核心区景区对于边缘区景区的带动程度更高,边缘区景区之间互联程度弱,缺乏带动能力强的核心景区。
2.2 网络结构特征
2.2.1 节点中心性分析
通过Ucinet计算各节点的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及中间中心度,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节点中心性分析
表2(续)
度数中心度是指一个网络体系里面某个行动者与其他个体的联系。如果一个行动者与很多他者有直接的关联,该行动者就居于中心地位,从而拥有较大的权力[22]。点入度是进入到该点的其他点的个数,即该点得到的直接关系数;点出度是该点直接发出的关系数[23]。统计结果显示,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四渡赤水纪念馆、丙安古镇、遵义会议会址旅游景区、茅台酒镇旅游区、土城古镇景区具有较高的外向及内向度数中心度,说明这些节点的集聚与辐射能力均较强,其余节点中娄山关景区、女红军纪念馆景区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其中,遵义会议会址旅游景区的点入度远超于点出度,说明遵义会议会址景区的集聚能力较强,但是由其扩散到其他红色旅游景点的能力相对较弱。从红色旅游景点规模和位置来看,遵义会议会址景区在遵义市区处于垄断性地位,对于其他红色旅游景点具有一定的“遮蔽效应”。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位于茅台酒镇,无论是点入度还是点出度都是第一,说明茅台酒镇作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不仅发展了酒文化旅游,而且带动了该地区红色旅游的快速强劲发展。
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如果某个节点处于许多其他点对的捷径上,就表示该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24]。根据表2,遵义会议会址景区、丙安古镇、娄山关景区、土城古镇景区的中间中心度较高,表明在遵义红色旅游网络体系当中,其他红色旅游节点较为依赖这些红色旅游节点。其中,遵义会议会址景区作为遵义市最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其中间中心度位居所有红色旅游景区第一名,说明其对于整个红色旅游流网络的控制能力较强,具有关键作用。万花源景区、花茂旅游景区、箐山公园景区、知青文化园景区、乌江渡景区、尧龙山景区的中间中心度为0,说明这些节点在整个红色旅游网络体系当中通常作为一个孤立的节点,缺乏对其他节点的联动作用。从遵义市整体来看,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节点一般分布于西部县区,而东部县区的红色旅游节点中间中心度较小,说明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发展的不平衡性。
接近中心度是通过测算节点之间的距离,推导出网络体系中不同主体间的联系紧密程度,考察单个节点在整个网络体系当中不依赖其他节点的独立程度。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四渡赤水纪念馆、遵义会议会址旅游景区、娄山关景区的接近中心度的值相对较低,说明在整个红色旅游流网络体系当中,这几个节点的独立性较强,较少依赖于其他的旅游景区进行游客输送。而万花源景区、大乌江风景名胜区、红渡景区、箐山公园景区、知青文化园景区、乌江渡景区、尧龙山的接近中心度较高,说明其较为依赖网络体系中的其他节点,重要性较低。
2.2.2 凝聚子群分析
凝聚子群概念主要用于分析整个社会网络结构中不同子集合之间的联系程度,其通常能够反映子群内部的亲密程度,从而划分出不同等级的旅游节点子群。借助Ucinet软件对遵义市旅游流网络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得到遵义市红色旅游景点的常见组团。从表3可以看到,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中具有7个内部联系紧密的红色旅游组团。其中第2节点群内部联系密度最大,说明该红色旅游景点组团内部流动性最大,被旅游者选择的频率最高。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第2节点群内部的成员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四渡赤水纪念馆、丙安古镇、遵义会议会址旅游景区、箐山公园景区、土城古镇景区、女红军纪念馆景区之中,除了箐山公园景区和女红军纪念馆景区,其他景区都处于“核心区域”的核心节点,其集聚、扩散、辐射以及转移的能力较强,对该节点群内部旅游流具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结合遵义市旅游节点分布图可以看出,第2节点群内部的多数节点表现出近距离“抱团”特征,集中于遵义市西部地区,产生了以遵义会议会址景区为代表的遵义市红色旅游中心与仁怀市、习水县与赤水市共同组成的红色旅游流密集区域。遵义市东部县区的红色旅游景区节点群密度较小,说明东部的红色旅游景区之间的流动较少。
表3 凝聚子群密度矩阵
3.1 影响因子及矩阵构建
以往研究显示,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形成受到多重因子的影响[25-28]。根据红色旅游流的特点和数据获取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交通便捷程度、旅游接待设施、旅游资源等级、旅游信息搜索、历史纪念价值、政府旅游政策倾向来构建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影响因素矩阵。交通便捷程度差异用节点与机场距离差异矩阵、节点与公交车站距离差异矩阵、节点与火车站距离差异矩阵以及是否同区的二值矩阵表示;旅游接待设施通过节点半径1.5km内酒店数量差异矩阵表示;旅游资源等级用景区等级差异矩阵表示;旅游信息搜索通过百度指数差异矩阵表示;历史纪念意义通过是否为长征重要节点的二值矩阵表示;政策关注程度以政府文件节点出现频次差异矩阵作为依据。以上二值矩阵设置原则为:节点交汇处属性相同则赋值为1,属性不同为0。对以上所有差异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
3.2 QAP分析
3.2.1 QAP相关分析
通过Ucinet软件的QAP相关性分析,将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矩阵与各影响因素矩阵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矩阵与同节点间机场距离、景区等级、节点百度指数、是否同为长征重要节点、政策文件出现频次的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这5个自变量与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的网络结构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次,节点与公交车站距离、节点与火车站距离、是否同区、半径1.5km内酒店数量的相关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这4个自变量与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3.2.2 QAP回归分析
根据QAP相关分析结果,运用Ucinet软件将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矩阵同景区等级差异矩阵、节点与机场距离差异矩阵、网络关注度差异矩阵、是否同为长征重要节点的二值矩阵、政府文件节点出现频次差异矩阵5个因素矩阵进行QAP回归分析,随机置换次数设置为1万次,根据回归结果再次剔除显著性不明显的因素(节点与机场距离),得到QAP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调整后的R2约为0.313,说明所选择的指标差异变化能够解释红色旅游流空间流动关系的31.3%。由于所选变量均为关系数据,运用QAP算法进行回归分析,可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结果如下:
表4 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QAP相关性与QAP回归分析
(1)旅游资源等级。在旅游资源等级回归结果中,节点的景区等级以1%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节点的景区等级越高,红色旅游游客的青睐度就越高。这一结果也呼应了遵义市红色旅游网络结构特征的中心性分析结果,如度数中心度较高的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四渡赤水纪念馆、丙安古镇、遵义会议会址旅游景区、茅台酒镇旅游区、土城古镇景区都属于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这种4A旅游等级的加持下,吸引的受众数量较多。旅游景区是旅游业的支柱之一,是诱发游客产生旅游动机的主要旅游吸引物。红色旅游景区的等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景区的质量和吸引力,因此游客在选择红色旅游景点的时候会考虑该景区的等级层次。
(2)旅游信息搜索。在旅游信息搜索最终回归结果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节点的网络关注度不会对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产生显著影响。虽然在大数据信息时代,游客逐渐倾向于从网络获取旅游目的地信息,百度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游客的搜索程度,但是这种搜索只是反映了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心理倾向,至于是否会转换为真实需求和旅游流量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27]17。同时百度指数有可能不仅只是旅游者的搜索结果,还可能受到其他身份人员的不同动机驱使的搜索行为干扰。
(3)历史纪念价值。在旅游景区历史纪念价值中,节点是否为长征重要节点以1%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节点的历史纪念价值对于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具有显著影响。遵义市作为长征路上的“转折之城”,拥有苟坝会议会址、四渡赤水等长征文化遗址,因此遵义市政府要抓住长征文化公园的建设机遇,深度挖掘长征路上的红色文化历史遗产,利用蕴含“长征精神”的红色旅游产品来吸引游客。
(4)旅游政策倾向。在旅游政策倾向回归结果中,政策文件出现频次以1%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旅游政策对于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具有显著影响。旅游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影响着旅游目的地的客流与收入,良好的旅游政策会影响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态度[29],促进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遵义市政府对不同的红色旅游景区的打造力度和推广宣传强度有所差异,更受关注的红色旅游景点在基础设施建设、景区推荐、招商引资、游客吸引等方面更具有优势。
(5)交通便捷程度。在交通便捷程度指标回归结果中,节点与机场距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节点的对外交通设施不会对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产生显著影响。相比其他旅游形式,红色文化旅游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广,为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公共服务在其产品供给部分占有一定比例[30],遵义市红色旅游客源三大类型之一是以思政教育、考察培训等官方诉求为主的旅游团队。不同于自助游游客,此类红色旅游团体对于红色旅游景点的公共交通考虑较少,更多考虑的是景点本身的价值内涵与教育意义。
4.1 统筹红色旅游全局,促进热点地区红色旅游产业联动
应积极促进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空间结构的优化,在重视遵义市红色旅游的空间集聚效应的同时,合理引导红色旅游流的良性扩散。目前遵义市红色旅游流主要聚集在主城区和西北部三区县,要围绕“长征精神”“长征记忆”做大做强两个热点区域的红色旅游产业,延长红色旅游产业链,将培训、观光、研学等功能注入到红色旅游产业之中,促进遵义市红色旅游产业形成两大集群。在发展地方特色基础上突破地域局限,加强两大红色旅游热点区域之间的区域合作,共享红色旅游市场,共建红色旅游机制,共谋红色旅游持续发展之路。
4.2 提质红色旅游产品,凸显各片区红色旅游产品特色
坚守文旅“能融则融,应融尽融”的原则,分片区将地方特色与红色旅游结合,将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城市旅游等其他旅游形式融合发展。遵义文化底蕴丰富,拥有“十大文化”,位于热点区域的仁怀市、习水县的酒文化突出,可以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加入酒文化的元素,增加红色旅游的体验性。赤水市坐拥世界自然遗产与国家5A级旅游景区赤水丹霞,可以在发展壮大红色旅游产业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红绿融合”,丰富红色旅游的内核与功能。遵义会议会址旅游景区是遵义市红色旅游产业龙头所在地,可以将部分功能和产业转移到周边红色旅游相对冷点区域,促进产业合理分布。例如播州区是红军长征苟坝会议会址所在地,可以将乡村旅游与红色旅游联袂打造,转接主城区红色旅游的部分观光体验功能,有利于完善遵义市红色旅游产品谱系,增强红色旅游产业体系的多样性。
4.3 完善红色旅游网络,鼓励冷点区域红色旅游差异化发展
应有序推进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网络空间结构的网络化进程。从红色旅游景点的流量来看,位于西部区县的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四渡赤水纪念馆、丙安古镇、遵义会议会址旅游景区、茅台酒镇旅游区、土城古镇景区,由于是长征的重要途径地而拥有较高的红色旅游人气。相比之下,遵义市东部区县红色旅游景点数量较少,密度较低,需在红色旅游景区时空扩容的官方背景下,深度挖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故事、遗迹,例如东部少数民族的发展、乡村振兴等等。利用这些新素材来打造红色旅游,与西部红色旅游差异化发展,转接西部热点区域的红色旅游流量,提高东部的红色旅游流强度与密度,促进遵义市红色旅游“东西结合,全面提升”。
5.1 结论
本文以贵州遵义市为案例地,探讨红色旅游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和空间结构驱动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遵义市红色旅游流在网络结构上表现为“西密东疏”“西强东弱”,西部区域红色旅游流分布上呈“西北-东南”延伸格局,红色旅游流聚集地多指向为遵义会议会址和四渡赤水遗址,与红军长征线路较为吻合。整体上形成“两区多点”的红色旅游热点范围,两区指遵义会议会址辐射区与四渡赤水遗址辐射区,多点指散落在遵义市各区县的红色旅游景点。
(2)从节点的网络结构特征来看,遵义市主城区的遵义会议会址的凝聚能力大于扩散能力,说明遵义会议会址旅游景区在遵义市主城区的红色旅游景点中首位度高,位置重要,依靠完备的基础接待设施和较强的知名度,集参观、游览、学习、培训等功能服务于一身,对红色旅游游客的吸引力强,又因其周围缺乏同等级的红色旅游景点而处于垄断地位。
(3)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遵义市的红色旅游流网络空间结构更受旅游资源等级、历史纪念价值、政策关注程度因素的影响,交通便捷程度、旅游接待设施、旅游信息搜索对于遵义市的红色旅游流网络空间结构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旅行社在推出红色旅游线路产品以及旅游者个体前往遵义开展红色旅游过程中更加看重红色旅游景点本身的内涵、价值与重要性,对遵义市红色旅游景点周围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考量较少。
5.2 讨论
文章深入研究了遵义市红色旅游流的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对其红色旅游发展优势区和劣势区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特别是在探讨如何维持原有红色文化旅游景区吸引力的同时,在进一步挖掘新时代红色文化、打造旅游吸引物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由于本文是采用旅行社线路与攻略游记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团体游客与个体游客的旅游流动特性带来的结论偏差,更为全面、系统地反映遵义市红色旅游流动的具体情况。红色旅游流是一种特定旅游形式的流动现象,其背后的流动规律与其他类型旅游流动有差异,旅游目的地的历史纪念价值与红色文化的品级在旅游流方向和集中上具有关键地位,且其红色旅游集聚区的文化内涵主要表征为长征文化。文章使用大数据背景下红色旅游者的UGC文本分析红色旅游流动现象具有一定科学性,但是值得进一步挖掘UGC数据的价值,从红色旅游者的地方形象感知、旅游要素评价等方面提出旅游流空间结构节点的管理措施和发展策略。此外,研究成果虽然对遵义及相关红色旅游目的地的管理与开发、市场推广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探讨与其他类型例如绿色旅游景区之间的旅游流联动机制,从时间尺度上分析遵义市的红色旅游者的空间位移现象等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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