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斌，余玮，李群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蔡无忌，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30日出生于北京，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之子。在父亲新思想的熏陶下，蔡无忌从小便奋发图强，立志凭借自己的努力报效国家。近代以来，祖国同胞饱受战乱摧残，忍受着无尽的贫穷与饥饿，这让蔡无忌萌生了学习农业科学以振兴国民经济的想法。1913年，蔡无忌随父亲同行前往法国求学，后进入法国翁特农业学校学习；
1917年毕业后，考入法国国立格里浓农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19年获农业工程师学位。蔡无忌在国外时，刻苦学习，生活十分简朴，他的品格、毅力和修养经常为老师和同学们所称赞。192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法国阿尔福兽医学校兽医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现代最早留学国外获兽医学博士的学者之一。
1925年，秉承科学救国之志、满怀报国赤子之心的蔡无忌学成归国，开始了为祖国畜牧兽医事业奋斗的征程。蔡无忌回到祖国后，便自筹资金创建了上海第一个西兽医门诊所，即上海兽医门诊所。1930年，为充实和发展出口畜产品和民用乳品肉品检验，培养一批专业兽医和食品卫生检验人员，蔡无忌危受命从上海商品检验局和上海卫生局接手筹建上海兽医专科学校的工作，亲任校长兼教授，负责学校的筹建和家畜生理学、诊断学等学科的教学工作。他借用中华职业教育社大楼的三楼作为校舍，无偿捐献出上海兽医门诊所的全部仪器设备，并聘请程绍迥、陈舜耘等一批兽医博士任教授。该校前后共招收两批学生，许多毕业生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兽医学家，或在卫生检验、生物药品制造等领域担任要职[1]。可以说，在蔡无忌的带领下，在国内培养出一大批畜牧兽医专业人才，为我国现代畜牧兽医学的长远发展储备了一定的人才资源。
1927年6月9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大学区制”，将原国立东南大学与江苏医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河海工程大学等江苏境内九所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将东南大学农科与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合并为第四中山大学农学院，聘请蔡无忌任农学院院长，并于9月26日正式迁入三牌楼江苏省第一农校原址办公。1928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又改称国立江苏大学，因师生强烈抗议，于同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蔡无忌担任农学院院长后，当时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学校体制的改革。在组织机构方面，蔡无忌逐步完善组织结构框架，确保学院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以1928年为例，农学院由院长主持、全体教授和副教授(早期含有讲师)参加的院务委员会来决定重要院务，下设五门、五组、推广部(附设专修班行政委员会)、教务指导员、事务指导员、训育指导员、编辑、会计，还附设上海水产学校和江苏省昆虫局。在师资力量方面，学校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聘任教师，各学科、岗位的人员构成更加科学。据统计，至1929年，农学院教职员人数已从1926年的76人增至91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26人，讲师10人，助教、研究助理29人，职员26人[2]。在科系建设方面，1927年改系为科，设立农林科、畜牧科、农产制造科，园艺、畜牧、兽医、蚕桑设专修班；
1928年2月，农林科改名为植物农艺科，畜牧科改名为动物农艺科；
后又改设五门、五组，分别是农作物、园艺、畜牧、蚕桑、农业制造五门，森林、昆虫、农艺化学、植物病理、农业工程五组；
1929年5月又将门、组合并为科，增设了森林、兽医和农政等专业，共设立农艺垦殖、病虫害、农业化学、畜牧兽医、桑蚕、园艺、森林、农政八科[3]。在学生培养方面，蔡无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邹秉文的办学方针和教学体系，扩大了招生规模，规定学生必须修满规定学分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同时要参加两个暑期8周的农事实习方可毕业，并在体育成绩、专业选修、考勤奖惩等方面亦提出了相关要求。在期刊出版方面，1928年8月出版了《中央大学农学院旬刊》，由推广处主任孙恩麟主编，每10日出一册，蔡无忌亲自撰写了发刊词；
1929年初出版了《中央大学农学院丛刊》，由李寅、恭贺、王善奎主编，以此来鼓励教师发表学术成果和推广普及文章。除此之外，蔡无忌还鼓励学院教师出国进修，当时便有一些研究人员前往法国蒙伯里大学、巴黎大学和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交流学习园艺、植物学、昆虫等学科。
这一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也开拓出丰富的科研成果，尤其在作物育种、昆虫与植物保护、畜牧兽医、园艺科学和林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时，农学院还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使得一些学科的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我国农业科学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人才保障。
1840年以后，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大量农产品出口国外，但由于产品质量原因或储存不当，经常出现霉烂变质或遭病虫害侵袭的现象，以致被进口国海关扣留、罚款，甚至销毁，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被外商所垄断，他们先后在上海设立了棉花水气检查所、上海化验室、万国生丝检验所等机构，对出口农产品进行检验，使我国的商检主权旁落，大量华商被排挤欺压，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
1929年，蔡无忌应国民政府农矿部聘请，参与筹建上海农产物检查所。当时因技术条件十分有限，蔡无忌决定先从棉花检验开始，再逐步扩展到其他农产品检验，并从技术、人员、组织、设备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划。从这时起，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开创了新篇章。1930年12月，蔡无忌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商品检验局副局长兼技正，并于1932年1月接替邹秉文担任局长。在这一时期，蔡无忌广罗人才、添置设备，制定和完善商检法规和条例，使得商检局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开展进行得如火如荼，商品检验范围已经逐步扩大到棉花、茶叶、豆类、肉脂类、肠衣、蛋类、生牛羊皮、鬃毛绒羽、生丝、蚕种、纺织品、植物油等，从检验出口商品逐步发展到检验种畜、种禽、蜂种、蚕种，以及化肥、糖品、火酒等进口产品。其中，蔡无忌尤其重视丝茶两大外销商品的检验，认为国内产制“未尽得宜”“固切望其复兴”，他在《茶报》发刊词中提到：“数年之间，兢业从事，今幸出口商检方面，略收成效，惟尝以不能兼事产地检验，实施产制之指导为憾”[4]。于是，经过在皖赣两省试办产地检验取得一定成效后，实业部开始认识到产地检验的必要性，并于1936年12月设立国产检验委员会茶叶产地检验监理处，设址于上海，由蔡无忌亲任处长，逐渐将产检区域扩展到皖、赣、浙、闽、湘、鄂等各产茶省份。
为发展畜牧业，我国每年都要从国外引进大量牛、羊、鸡等优良品种的种畜、种禽，但由于进口畜禽可能携带某些传染病，会对国内畜牧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于是，在蔡无忌的指导下，上海商检局开始筹备完善进口畜禽隔离检验制度，并于1935年建成了中国第一所牲畜隔离所，即上海江湾牲畜隔离所，包含了观察场、检疫场、病畜隔离场、健康牲畜场等在内的多个功能性场所。对于进口畜禽，商检局先委派兽医检验其生活史料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证明等材料，然后送往隔离所进行隔离检验，健康无病者准许运走，患病者需治疗痊愈方可运走，患有严重传染病且医治无效者须屠杀销毁。隔离所的成立，严格控制了兽疫的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我国家禽家畜的进口质量提供了保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商检局从上海西撤，蔡无忌经过周密考虑与精心安排，做出了“保留技术，保存设备”的决策，发资遣散相关技术人员，将贵重仪器设备运往内地，其余藏在租界的民居库房内，这一举措让大批商检仪器设备免受战火摧残，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商检事业也因此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1938年12月，为维持我国进出口贸易，蔡无忌又受命前往昆明筹备设立昆明商品检验局并担任局长，当时正值抗战，条件十分艰苦，据蔡无忌回忆：“其时物资匮乏，局势艰辛之至，爰自当月仅得鸠工庇材，略事整理，即修葺告竣”[5]。昆明商检局的的成立，促进了抗战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为我国争取了大量的援华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解放前夕，蔡无忌还设法将商检局的仪器设备、文书档案、图书资料等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检事业保留了火种。
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对进口食品的控制十分严格，我国输往英国的蛋制品多次被认为不合格而退回，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1956年，也就是蔡无忌被任命为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副局长的第二年，此时他已年近花甲，还亲自组织调查研究，掌握了英国对蛋制品沙门菌的检验方法和标准，并针对我国蛋制品存在的问题，重新制定了出口蛋制品的检验标准和方法，使我国蛋制品得以顺利出口英国。此外，他还代表中国商检总局接待英国农渔部访华团，通过洽谈，使我国16家出口肉类、罐头和肠衣的加工厂获准在英国注册登记，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在国外注册的食品厂，标志着我国外贸和商检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6]。与此同时，在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蔡无忌建议商品检验工作首先要制定一些法规和条例，使之有章可循。在各方面的协助下，由蔡无忌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出输入商品检验暂行条例》于1954年问世并公布实施，中国商检工作也渐渐步入正轨，逐渐发展壮大。罗马尼亚人曾这样评价：“中国商检局在最短时间内被誉为一个可信任的管制机构，闻名于国际贸易界”[7]。可见中国商检在国际贸易界逐步树立了信誉，也促进了对外贸易的长远发展。
蔡无忌在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事业岗位上先后担任上海农产物检查所副所长，上海商品检验局副局长、局长，昆明商品检验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副局长、顾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对外贸易部仲裁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商品检验领域奋斗了整整50年，将商检大权从外国人的手中夺回，并制定了一系列颇具体系的商检法规，组织建立了全国商检网，为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尤其是畜产品检验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直以来，他不畏权势、廉洁奉公、任人唯贤，在商检过程中十分严格，凡是检验不合格的商品，坚决不予放行。1946年，中央信托局有几千件生丝需要出口，但因储存时间过长而变质，未能通过检验，蔡无忌面对强权依旧坚持原则，表示宁可不当局长也不能做有损国家信誉之事，最终拒绝发放检验证书，维护了中国传统商品的信誉。美国一家桐油公司经理也曾说：“只要有上海商品检验局蔡无忌签名的证明单，就可以认为货物合格，到美国后无须再复查了”[7]。可见蔡无忌在国际贸易商检领域的名望之高。
畜牧兽医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我国的现代畜牧兽医虽起步较晚，但通过蔡无忌等一大批学者坚持不懈地大力推动，终能大跨步紧跟时代潮流。作为我国现代畜牧兽医学的先驱者之一，蔡无忌在牛瘟防治、肠衣漂白、鲜蛋贮藏、火腿加工和兽医检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从这一时期他发表和出版的一系列畜牧兽医文章与著作即可看出。
表1 蔡无忌发表畜牧兽医相关论文及主编著作一览
牛瘟是一种严重的急性传染病，会导致牛的黏膜特别是消化道黏膜发炎、出血、糜烂和坏死，患病死亡率高达90%以上，病程较短，病牛在3至10日便会死去。牛瘟在一年四季皆有可能发生，且在农忙之时尤为严重，这不仅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更是严重损害了农民的财产安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各地牛瘟肆虐，死牛多达数百万，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在此情况下，作为畜牧兽医专业出身的蔡无忌，毅然投身于防疫前线，在防治和根除牛瘟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4月1日，上海商品检验局率先研制出我国第一批牛瘟血清，使得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牛瘟得以控制。为扩大血清的生产，满足国内牛瘟防治的需要，蔡无忌还创办了上海江湾兽医血清制造所，还免费为上海郊区牛奶房的乳牛和农民的耕牛注射血清以防治牛瘟。1931年夏天，蔡无忌与寿标一起试制牛瘟高免血清，用发病至临床症状典型时所采牛血作高免抗原[8]。1938年前后，我国西南地区牛瘟盛行，蔡无忌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赶赴川北，参加四川省家畜保育所防治牛瘟工作。1940年，我国西南及西北各省兽疫横行，情况十分严重，农林部特设立兽疫防治大队来督导并协助各省实施防疫工作，欲请时任经济部简任技正兼昆明商品检验局长的蔡无忌担任大队长，但因滇缅路恢复运输，进出口商品的检验工作非常繁忙，经济部便仅借调蔡无忌两个月[9]。兽疫防治大队的工作使得蔡无忌开始在第一线领导牛瘟防治工作，通过将研究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逐渐形成了牛瘟防治的规范体系，也使得贵州、云南等地的牛瘟疫情得以缓解。
1941年7月，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成立中央畜牧实验所，这是我国第一所中央一级的畜牧兽医研究和推广机构，由蔡无忌担任首任所长。他在6月3日就职后，借用四川省教育学院凤凰山房屋设立筹备处，第一时间招聘技术及事务人员，订购仪器设备，操办办公用具，印刷应用表册，拟定各项工作实施计划和步骤，还亲赴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勘察设所地址。7月1日，中央畜牧实验所(简称中畜所)正式成立，所址设在广西临桂县良丰乡十里坪荒地，面积约1 000余亩(66.7 hm2)，内设畜牧、兽医、模型3个业务组。中畜所成立后，为协助各省防治牛瘟，还接收了前农林部兽疫防治大队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畜牧兽医系，将前者改名为中央兽疫防治队，并附设一所血清制造厂。此外，中央畜牧实验所在贵州湄潭成立川黔湘鄂四省边区兽疫防治总站，负责各省牛瘟中心区的防治工作，还在陕西、云南、广西等地分别建设骡马配种站、西南绵羊改良场、家禽实验所等机构，开展家禽家畜的实验和改良工作。1942年5月，中畜所下属畜牧兽医用具制造厂建成，开始生产畜牧兽医金属用具和各种禽兽模型标本。不仅如此，中畜所还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兽医人才，促进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并在西南各省和陕西省初步建成了兽疫防治和畜禽良种繁育系统[6]。
解放后，国家将扑灭牛瘟工作列为当时的重要任务，蔡无忌与其他畜牧兽医工作者一起继续进行牛瘟防疫的相关研究，终于在1956年彻底消灭了牛瘟，清除了疫源，并建立了边境地区防疫带。解放后在全国第一次评定技术职称时，鉴于蔡无忌于畜牧兽医方面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显著的实践成就，将其评为一级工程师。此外，在抗美援朝期间，蔡无忌曾以兽医专家身份参加国际科学家细菌战调查团，冒着鼠疫、霍乱、疟疾等病菌的威胁，先后到沈阳、齐齐哈尔、平壤等地进行科学调查，取得了美军使用了细菌武器的大量证据，并制定出一整套消灭细菌污染扩散的检测、消毒、抗菌办法。[6]
20世纪60年代，蔡无忌已年近古稀，为了提高我国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顾年迈体弱，不辞辛劳地深入边远地区，对畜产、水产、柑橘产地调查研究，指导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他到内蒙古大草原调查牛羊的放牧情况和膘情，到海拉尔肉联厂考查肉类加工冷冻情况，发现肉类冷冻普遍存在急冻温度偏高、影响冻肉质量等问题。回京后，他一方面与相关学者交流探讨，并亲自查看了许多文献资料，结合家畜解剖学知识，终于解决了肉类冷冻温度问题，使质量达到出口标准，从而增加了我国肉类产品出口的数量。
蔡无忌在从事畜牧兽医科研和教育工作的同时，关注到畜牧兽医人员各自为营，各地区间的研究成果和新兴技术未能充分交流融合，严重影响了我国畜牧兽医事业的高效发展。为此，他深感忧虑，当务之急便是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畜牧兽医学术组织。随着畜牧兽医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畜牧兽医事业也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加之政府允许自由结社，学会的成立才终于得以筹设。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部分农业院系曾成立如畜牧兽医研究会、中华兽医学会等组织，但“卒以人力不足，无裨实际，因而无形消减”[10]。为了推进国内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1935年6月29日，中国兽医学会在上海商品检验局成立；
1936年7月18日，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召开的中国畜牧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年会上，中国兽医学会与中国畜牧学会合并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此次会议宣告了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的成立，明确了“联络畜牧兽医学同志，研究介绍关于畜牧及兽医之新科学学术，及谋求改进发展中国畜牧事业”的宗旨，并推选蔡无忌为首任会长。
学会成立后，在蔡无忌的领导下，借助有限的经费条件，致力于畜牧兽医科学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协助政府部门管理和指导畜牧兽医事业，积极参加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支持创办了《畜牧兽医季刊》《畜牧兽医月刊》，出版了《家畜传染病学》《马氏家畜诊断学》等畜牧兽医专著；
组织编订畜牧兽医专业名词，解决了当时翻译混乱不一的问题；
还积极开展学术研讨会，推动了国内外学界的学术交流。后来，学会受抗日战争等因素影响而停止活动。1941年，蔡无忌等学会理事决议恢复学术活动。1942年10月31日，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推选陈之长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并将学会宗旨修改为“研究畜牧兽医学术，推进畜牧兽医事业”。1946年，学会迁回南京，挂靠在中央畜牧实验所，后于1947年又转回至中央大学农学院。迫于当时国内局势，学会各项工作有所停滞，直到解放后才逐步恢复活动。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学会的各项规章制度趋于完善，会员大多供职于农林机关、农业院校或就读于国内外相关院校，专业水平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学术交流也日益密切，使得我国畜牧兽医体制逐渐成型，为战时和战后的国民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解放后我国畜牧兽医事业的规范化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历时80余载，逐渐发展壮大。一代代学会成员薪火相传，牢记和秉承蔡无忌等一批畜牧兽医先驱的办会宗旨，不断开拓创新，为我国畜牧兽医科学之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已成为拥有38个学科分会、近6万名个人会员、400多个团体会员，在学界、业界享有盛誉的全国性科技社团，并与全国32个省级畜牧兽医学会建立了密切联系。其主办的《中国畜牧杂志》《中国兽医杂志》《动物营养学报》《畜牧与生物技术杂志》《动物营养》等学术期刊更是在广大畜牧兽医工作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畜牧兽医于国于民皆意义重大，作为我国现代畜牧兽医事业的先驱者，蔡无忌用其一生践行了“科学救国”和“科技强国”的报国理念。他不畏权势、不惧艰辛，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现代畜牧兽医科学的研究和推广，更是带领中国商检走向世界，在国际贸易界树立了信誉。正如我国近现代农学家吴觉农所说：“蔡无忌先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人忠厚诚恳，和蔼可亲。如果说邹秉文先生是一个开创者，那么蔡先生是一个善于守成者。”[3]蔡无忌先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仅在专业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畜牧兽医工作者，更是以认真严谨的治学和实践精神影响着每一代人。蔡无忌在晚年时说：“我干了一辈子工作，两袖清风，党和政府补发给我8 000元工资，这就是我唯有的财产。”今日的畜牧兽医工作者们，定会谨记蔡无忌先生的谆谆教诲，怀报国之志与赤子之心，治学一丝不苟，工作兢兢业业，为我国现代畜牧兽医学发展继续奋斗，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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