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璇 卢华国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随着我国术语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推进，“中国术语学”建设问题引起了学界更多关注[1]。黄忠廉[2]指出：“突出术语学研究中的中国元素，加强汉语本土术语研究，加强汉外术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将会彰显术语研究的中国气象或曰中国气派。”钱学森院士置身科技前沿又通晓中西语言，不仅在航天领域功绩卓越，而且积极参与科技名词的定名工作，对术语翻译有诸多独特见解，集中体现为术语译名的“中国味”[3]。探索钱学森术语译名“中国味”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翻译理论，形成独特的“中国术语学”理论话语，打造术语研究的“中国学派”都有着重要的启发。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从理论和规范层面对术语翻译的“中国味”进行了讨论，对“中国味”内涵的探究尚不充分。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汉语词汇和汉字的特性，从形、音、义三个层面入手，结合钱学森提出的术语译名，归纳了钱氏术语译名的“中国味”，探讨了“中国味”在翻译实践中的适用限制，以期详明术语译名“中国味”的内涵，丰富术语翻译理论，为构建“中国术语学”理论提供借鉴。
钱学森[4]认为，“我总认为我们国家是有自己文化传统的，译外文名词，不能直译，那就没有中国味，要中国化”，钱学森立足于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在翻译实践中坚持追求术语译名的“中国味”。“以术语译术语”是术语翻译的基本原则，作为术语的译名理应满足术语的一般特性。对于理想或标准术语应该满足什么要求，国外术语学界不乏专门讨论，部分论述与钱学森提出的“中国味”可谓遥相呼应，可作为探讨“中国味”内涵的理论铺垫。例如，西班牙术语学家Cabré[5]指出，一个好的科技译名既要准确表达源语术语的内容，还要符合译语母语读者所惯用的表达形式。ISO[6]规定，术语构成应符合语言正确性(linguistic correctness)和母语词优先性(preference of native language)，前者从具体的词法、句法和语音层面强调术语应符合所属语言的标准，后者指出在概念命名时，应该首选母语的表达形式。这些论述都强调了术语应该符合民族语言规范，与钱学森强调“中国味”的整体导向相一致。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文特性”原则[7]，注重汉字的表意特点，要求术语规范要考虑并保持中国文化特色。冯志伟[8]也强调汉字的表意功能，提出了术语定名的理据性原则。还有学者从更具体的层面探讨术语的“中国味”。黄忠廉、李亚舒[9]提出“汉语化”的术语规范方法，从用字和构词方面强调术语应具有汉语词汇特点。魏向清[10]着眼于译语使用者的接受问题，认为术语翻译要以“民族化”为前提，注重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接受习惯。总体来讲，上述相关研究强调了术语译名要体现汉语的文字特性和传统文化特色，与钱学森所说的“中国味”有共通之处，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味”的内涵创造了条件。
我国已有学者对术语翻译的“中国味”进行直接解读。张晖[11]通过追溯钱学森对术语译名“灵境”的创制过程并挖掘其语义内涵，认为科技译名“中国味”的含义与前述的“中文特性”原则不谋而合，指科技名词定名要符合汉语的特点和关照中华传统文化。该研究一定程度上解答了钱氏术语体现了怎样的“中国味”，但囿于语义的分析视角，未能结合汉语词汇和汉字的特点进行更全面的思考。综上，学界虽对“中国味”的内涵已有间接或直接讨论，但还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厘清和界定其特色和实质。
术语学家隆多[12]指出：“本质上，术语就是索绪尔所定义的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语言统一体。”从语言类型的角度讲，汉语是表意文字，语言文化异质性鲜明，无论是一般词语还是汉语术语，都呈现了与表音文字不同的特点。因此，对术语翻译的“中国味”探究理应吸收汉语词汇研究的已有成果，着眼于汉语言文字自身的特点。汉语的载体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汉字，正如张晖[13]所言，“对于汉语术语的描写，应围绕形、音、义三方面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术语的能指与所指恰好与汉语术语的形、音、义三方面相契合。能指对应术语的外部语言形式，即形与音两方面；
所指对应术语的概念，即义的方面。由此，本文基于钱学森提出的译名，尤其是一些公认的经典术语，从形、音、义三方面来总结术语翻译的“中国味”可能具有的内涵。
2.1 “形”的“中国味”
术语为科学、技术和交流服务[5]，从这一目的出发，术语翻译就不可忽略译语语言文化的接受问题[10]，而要确保术语的可接受性，译介术语时就要符合载体语言的词汇结构与形式特征[14]。所谓“形”就是术语作为词汇所呈现的形式结构，从这一角度来看，术语翻译的“中国味”可分为词长和词形两部分，指术语译名要合乎汉语词长的表达习惯和词形的美学特色。如此，当术语译名的形式结构与汉语现有形式相协调时，则能减轻记忆负荷，使其在汉民族文化中更具可接受性。
2.1.1 词长与“中国味”
汉语词汇最主要的变化趋势是双音化。双字组合在现今的汉语词汇类型中占压倒性优势，成为汉语最典型的词汇格式[15]，故二字词长是汉语典型格式中最简短的词汇形式。术语作为一种语言表现形式，力求简洁，以便记忆、交流与传播，因此，简短性也是对术语形式的要求[16]。而“现代汉语有一个优点，两个汉字一并就可产生新名词”[9]，这表明汉语恰恰具有简洁优势。钱学森眼中具有“中国味”的译名契合汉语的典型形式。例如，钱学森提出了“遥作”(teleoperation)。他讲道：“‘遥科学’一词是欠妥的……能否汉语化？有如下建议：teleoperation，就译为‘遥作’，省去‘操’字。”[17]可见，原本译为“遥操作”的名词经钱学森简化，译为二字组合的“遥作”，契合了汉语词长特质。此外，钱学森也注重术语译名的简洁与凝练，讲究以最少的字表达尽可能多的信息。例如，钱学森提出的“激光”(laser)一词就是公认的简洁明了的译名[18]。laser根据全称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曾被直译为“激射光辐射方法”“光受激辐射放大”“光量子放大”“受激发射光”等形式冗长、不够简洁的术语。而钱学森选取能代表概念内涵的“激”和“光”两个关键信息，将laser译为“激光”，表意高度凝练，形成二字格术语，避免生涩费解，极大地改进了原译名的简明性。
2.1.2 词形与“中国味 ”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到，汉字具有“形美以感目”的特点[19]。这里的“感目”效果指明了汉字形体对生成语言美具有重要作用，而探求语言美也是翻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术语翻译也不例外。汉译术语在准确严谨的前提下，若能赋予译名一定的视觉美，对术语接受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汉语审美中，形式美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的“美”指汉字形体的构图性与形象性。一方面，形式美与汉字整齐分布的协调性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形体重复得越多，整齐一律的美感越强。另一方面，汉字的形象性表现为意义提示性。汉字外形可使人产生形象感，再由形象进一步唤起人的联想而产生概念。在现代汉语中，方块汉字所特有的偏旁赋予汉语字形独特的修辞资源，半字同文的“联边”是形成汉语形式美的最重要的手段[20]。《工程控制论》[21]中文译本中附有一份汉英术语索引表(下文简称术语表)，其中就有这种体现中文美感的译名。例如，“洗流”(down-wash)和“湍流”(turbulence)就妙用“联边”，即构成译名的两个字均以“三点水”为偏旁，强化了象形指示力度，在视觉上实现了整齐划一，呼应了源语概念内涵中的流体脉动形象，增强了整体的视觉效果。
2.2 “音”的“中国味”
音乐性是汉语造词的一条规律[22]。魏向清[14]认为术语翻译不可忽视汉语的语音特征，术语理应读起来自然、不拗口，符合易读易记的特点。发音的和谐自然是汉语音乐性的一种体现。译者在术语翻译时除符合汉语词汇形式上的特征外，还应对汉语的音乐性有所关照，有意识地突出汉语词汇的音韵美和节奏感，这样能更好地融入汉语文化，利于汉语读者接受。从音的角度来看，术语翻译的“中国味”可归纳为音韵和声调两部分，核心要义指汉语译名要契合汉语语音特点，尽可能呈现有规律的音韵重复和声调调配。
2.2.1 音韵与“中国味”
汉语审美历来重视“韵”，强调文字之间协调呼应所造成的音韵美，而双声叠韵就是汉语中一种强化音韵美的构词手段[20]。汉语音节通常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双声”指声母相同的两个音节，“叠韵”指韵母相同两个音节，双声叠韵指声母与韵母的重叠。“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
双声如贯珠相连，取其婉转”[23]，同异交替出现，构成汉语回环往复的音乐美。钱学森在术语翻译时对汉语的韵律节奏有所顾及，恰当调整译名的声韵排列，令译名具有音乐美。例如，guided missile这一术语刚出现时曾被叫作“控制系统”“定向飞弹”或“导向飞弹”，后经钱学森简化，译为二字格术语“导弹”。“导弹”一词前后二字声母相同，双声联合，形成听觉上的局部回环，读起来具有重复的节奏美感。又如，术语表中的名词assembly被钱学森译为“系集”，该译名前后韵母相同，运用叠韵构词方式，声母与韵母同音求异，朗朗上口，激发独特的韵律感受，强化了译名的音韵美。
2.2.2 声调与“中国味”
汉语的音乐性又通过汉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来体现。在现代汉语中，富有高低升降变化的四个声调产生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平仄对立。平为阴阳二声，语调平和徐缓；
仄为上去二声，语调曲折多变。平仄相间，节奏分明，形成了抑扬顿挫的音乐效果[24]。钱学森在术语表中创造的译名也能体现这种音乐感。例如，在“时滞”(time lag)与“阀限”(threshold)两个译名中，阳平在前，去声在后，呈现出“平仄”格式。又如，在译名“脉冲”(pulse)和“尾流”(wake)中，前一例去声在前阴平在后，后一例上声在前阳平在后，均呈现出“仄平”格式。两种格式均实现了平仄交错搭配，又因为平声悠扬，仄声曲折，故而译名在读音上产生了节奏分明和抑扬顿挫的美感。这种听觉美感在四字格术语中更为突出。例如，在译名“失灵概率”(probability of malfunction)中，呈现出阴平、阳平、去声、去声的声调序列，构成“平平仄仄”的格式。在译名“技术科学”(engineering science)中，又呈现出去声、去声、阴平、阳平的“仄仄平平”格式。而译名“频率侵占”(frequency entrainment)又呈现阳平、入声、阴平、入声的“平仄平仄”格式。以上三种格式也都实现了平仄调配，两两对立，愈加强化了译名的抑扬顿挫之感。
2.3 “义”的“中国味”
依靠和发挥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化，按照科技的概念内涵，创造和规范出符合科技规律和汉语文字结构特点的科技名词是汉语科技名词的独特之处[25]。从义的角度看，术语翻译的“中国味”可分为词源和表意两部分，指术语定名除把汉语语言形式作重要参考外，还可从意蕴丰富的汉字和内涵深厚的文化中寻找灵感。
2.3.1 词源与“中国味”
术语翻译作为一个特殊的翻译类别，其本质是一个相关概念跨语言与跨文化的再命名过程，所以术语翻译的理据必须把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特殊性作为重要参考[26]。术语的中文译介则必然对中国文化特色有所关照，这就是术语定名的“中文特性”原则的要求。钱学森善于从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汲取灵感。例如，钱学森晚年提出了把人类几千年来的智慧成就集其大成的方法论，将其概括定名为“大成智慧工程”(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其中，“大成”二字语出经典，是中华文化经典概念的重生。据《辞海》记载，“大成”主要有“大的成就”和“完备”两种释义，均出自中国传统典籍[27]。钱学森选取“大成”二字的综合含义，赋予传统词汇以新义。基于此定名思路，钱学森提议将cyberculture译为“大成文化”而不采用原译名“计算机文化”[4]。又如，航天术语space flight曾被译作“空间飞行”“太空飞行”“宇宙航行”等。钱学森从毛泽东的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得到启发[28]，锁定“巡天”二字含有的“大气层外，太阳系内”的范围，将其与源语“大气层外，太阳系内的航行活动”的术语概念相匹配，延伸其语义，最终将该词命名为意蕴丰富的二字格术语“航天”。
2.3.2 表意与“中国味”
简明易懂且包含尽可能多的信息是术语作为表达专业概念的符号的追求，而汉语的表意功能恰恰在这方面见长。汉字是表意文字，“因形见义”是汉语中一种根本性的机制[29]。换言之，因为汉字多数本身就有意义，当构成汉语术语的每个字都对整个词义的形成做出贡献时，这种见词明义的表意优势就有利于从汉语术语的字面含义推测出源语术语的概念，即将术语的概念内涵与字面含义有机结合起来，增强术语翻译的合理性[26]。此外，汉语的表意特点还决定了采用外族文化的新词时总是倾向于意译，而少于音译[30]。本质上是因为意译术语言简意丰，便于“因形见义”或“望文生义”。而音译术语只能传达源语的音符，不能揭示意义，使读者难于掌握和记忆[9]。钱学森特别强调汉语字词的表意功能，他的“中国味”就呈现出明显的意译倾向。例如，他建议将mesoscopic由原来的“介观”改译为“细观”。“介观”指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但字面上“介”字有模糊性，未明确介于哪两观之间[27]。而汉字中本身就有宏、细、微这三个字义层次，译名“细观”则更能使人联想词义。对于字母词，钱老也竭力提倡意译，偏好用汉字表达的译名。例如，“卡拉OK带”是指一种可以在预先录制的音乐伴奏下参与歌唱的伴奏系统。该译名从“发音系统对源语术语进行转换，无法给译语读者提供理解术语概念的线索”[31]，这样整体借音的外来名词，在构词上含义不明，会引起理解困难。而钱学森提议将该词意译为“录音伴奏”，简称“录伴”[27]，从源语术语的概念出发，为其选择了一个“名符其义”的译名，易于读者理解术语的基本概念，充分发挥了汉字的表意优势。
当前，中国学界高度重视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建设，其中的“中国元素”日趋彰显，而中国现代术语学研究的问题从根本上离不开对术语翻译的参照[1]。钱学森具有“中国味”的术语翻译实践恰好给术语研究者留下许多思考空间，特别是如何确立有生命力的汉语术语值得继续探索。对于钱学森创制的译名，他自己评价：“外文名词中译，的确要慎重，总该从中显示出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我在这方面是在不断努力，有成功的，如：激光、航天、航天飞机、空天飞机，也有失败的，如我原建议‘黑洞black hole’译为‘陷光星’。”[4]钱学森对外来术语定名的成败经历表明追求术语译名的“中国味”并非易事。在术语实践中，译者应该辩证看待术语译名的“中国味”，知晓“中国味”在适用性上受到的限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3.1 “中国味”的参差性
钱氏术语并非都呈现出同等程度的“中国味”。整体而言，对于术语翻译形、音、义三方面的要求，钱学森反复提及的主要涉及义，其他两方面虽有考虑，但无明确陈述。故而术语翻译在形、音、义三方面所呈现的“中国味”具有参差性。译名要呈现“中国味”，首先是符合“义”的要求，最根本的是词要达意，确保术语概念的准确性；
其次是符合“形”的要求，尽力追求简洁、贴切的词语形式；
最后是尽可能兼顾“音”的方面。例如，钱学森提议的“灵境”(virtual reality)一词就是形、音、义三者俱佳的术语译名。“灵境”不仅是汉语典型的双字组合，还是饱含音韵美的叠韵结构。此译名从概念层面上择定词汇，借用中国古语已有的词“灵境”，选用其奇妙和虚幻这两种含义，赋予其新义[11]。又如，上文提到的“航天”和“激光”，形义皆佳，但发音的平仄组合略显单调，缺失富于变化的节律美。实际上，做到形、音、义面面俱到的译例并不多见，因此，术语翻译时译者对形、音、义的要求不应生搬硬套，辩证合理地运用才能创造出更多具有“中国味”的好术语。
3.2 “中国味”的接受度
钱氏术语并非都成为规范译名被学界或大众所接受。一些具有浓厚“中国味”的钱氏术语未能流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经由意译产生的译名虽然中国味足，但在表意精确性方面可能不及直译的译名。例如，天文学术语black hole指“由一个只允许外部物质和辐射进入而不允许物质和辐射从中逃离的边界即视界所规定的时空区域”，直译过来是“黑洞”。但钱学森认为其名不雅而应意译为“陷光星”，从“中国味”的角度看，其语意丰富，便于读者联想其概念。但该译名未被社会各界接受，主要原因是缩小了源语术语的内涵。戴文赛[32]认为，从概念的本质特征来看，“陷光”只是黑洞的特性之一。根据探测事实和理论预期，这一概念根本不是“星”，也不能称之为“星”。其次，术语译名并非总是孤立的个案，还要兼顾“能产性”[8]，即能从已确定的术语出发，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成的方法，派生出新的术语。例如，上文提到的“灵境”虽是“中国味”的典范，却未被官方采纳。virtual reality的定名意见众多，包括“灵境”“临境”“虚拟实在”“虚拟现实”等近二十种译名，但最终，“虚拟现实”形成了广泛共识。“灵境”为何没被采纳？除了无法使人联想其词源 virtual(虚拟的)，让人曲解为现代技术中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或玄幻的领域之外，“灵”不能应用于与 virtual有关的同族派生词[33]。例如virtual computer不能译为“灵计算机”，virtual collection不能译为“灵馆藏”，virtual industry不能译为“灵产业”。而“虚拟”能产性强，可应用于其他派生术语。例如，可将上述三个派生术语分别译为“虚拟计算机”“虚拟馆藏”“虚拟产业”。因此，“灵境”一词未能被普遍接受是有理可循的。
3.3 “中国味”的时代性
钱学森所说的“中国味”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个人的价值取向、翻译观念、拟定的阅读对象都会对术语翻译产生影响[30]。首先，钱学森出生于西学东渐前后的变革年代，在当时的新式学堂接受过基础教育，语言文字和国学功底扎实。其次，钱学森具有浓厚的爱国情结，这体现在他对科技名词“中国味”的不懈追求中。最后，与钱学森进行名词定名讨论的对象众多，包括科技战略制定者、专业期刊作者及编辑、翻译学家、语言文字工作者、科技名词审定机构等[13]。总体而言，钱氏术语的拟定阅读对象是一个有着一定国学素养和深厚科学造诣的精英群体，这是提出和接受有“中国味”术语的前提。然而，这也导致如“灵境”这样蕴含中国古典词义的术语译名，典雅有余而通俗不足，同严复的译名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叠层效应”[34]，使部分术语指称模棱两可，难以捉摸。因此，术语翻译的“中国味”在当前条件下实现起来有一定挑战，一味强调则会对译者要求过高，还可能阻碍译名的传播和概念的接受。从术语的“国际性”来看，当代国际交流日益频繁，过度贪求“中国味”也可能使中文术语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难以对等互译，阻碍术语符号的交流[7]。正如魏向清所述，“‘国际化’与‘民族化’是相互依存的一对概念”[10]，术语翻译的“中国味”也只有在国际化的语境中交流和推广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术语翻译“中国味”的内涵与汉语词汇和文字的特点密切相关，涉及形、音、义三个层面，核心要义指术语译名要符合汉语言文字的形式、语音和表意特点，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从“形”来看，术语翻译要考虑定名的简练，取二字组合为最佳，尽力实现规整的形式感性。从“音”来看，术语翻译要尽量体现音韵和声调的节奏美感，避免声调单一，影响发音感受。从“义”来看，术语翻译要符合汉字的表意特点，尽量利用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来表达术语概念。然而，术语翻译的“中国味”有维度之别、程度之分，兼顾形、音、义三个层面的“中国味”是一种理想化的要求。在准确传达术语概念的前提下，译者在术语翻译时若能有意识从形、音、义三方面对术语译名进行优化调整，不仅能凸显外汉术语翻译的中国味，而且能服务于汉语术语的健康发展，对促进术语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也有重要意义。总之，术语翻译的“中国味”关注汉语语言类型的异质性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不仅是构建话语体系与彰显中国文化身份的有效路径，更是讲好术语研究“中国故事”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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