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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增长受阻的根本原因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造成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恶化。下一步，以刺激消费来提振销量的政策已逐渐失效
消费对当前中国的经济稳定增长至关重要。一方面，短期经济维稳需要消费发力。居民消费具有黏性，波动率相对于投资较低。在经济转型，投资下滑较快的情况下，消费更为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另一方面，中国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靠消费持续增长。中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消费的稳步提升至关重要。若以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6734美元为实现现代化的门槛，居民消费率需要比GDP增速高增1%，总消费率在2035年达到GDP的73%。
目前中国消费短期失速令人担忧。国内消费较为疲软，月度社会零售增速持续下滑并较长时间处于个位数。今年6月“国五”清库促销效果消退之后，7月社零增速仅为7.6%，较6月（9.8%）大幅回落，汽车销售增速再次下滑转负至-2.1%。另一方面以低价闻名的拼多多等网络消费形式火爆之后，引起了社会对于“消费降级”的讨论。
当前中国消费存在什么问题？制约消费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么解决？是本文主要阐述的问题。
当前消费问题不在总量而在结构
从总量来看，调整潜在低估因素后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已处于合理水平。2000年后，中国的经济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率大幅下降至2010年的48.5%，于2017年后逐步回升至53.6%。国际比较来看，2016 年高收入国家平均的消费率为77%，居民消費率为59%，中等收入国家的消费率为60%，居民消费率为48%。美国2017 年的消费率达到84%，居民消费率达到70%。韩国的消费率为63%，居民消费率为48%。中国的总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均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而政府消费率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考虑到统计年鉴对中国消费存在低估，实际消费率应大致上调10个百分点，调整后我国消费率已处于合理水平。
第一，中国的住房消费被严重低估。国家统计局使用建造成本（而非市场价格）乘以一个固定的折旧率得到自有住房的租金，会低估住房消费。更合理的方法是利用“市场价格×（贷款利率-通货膨胀率）+折旧维修费用”来衡量住房消费。第二，某些服务部门，如医疗与公立高等教育等，为非市场定价导致消费被低估。第三，会计制度不同导致消费率低估。GDP统计中将企业消费列为运营成本，如交通工具消费、差旅费、娱乐费等。将上述消费重新统计，大致估算可知消费率大约会提高10%。2017年由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总消费率为53.8%，经我们估算调整后为63%，已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消费率的平均水平。由此来看，中国总体消费水平并未过低。
从消费结构来看，工业品消费高峰已过，服务业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工业部门增长自2010年以来持续收缩，2015年后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已超过第二产业（图1）。对标国际高收入国家，如美日韩等，要素层面的变化带来的产业从工业到服务业的调整也是经济发展必然的趋势（图2）。从供给来看，许多行业供给过剩已经进入去产能阶段，工业品价格下跌，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从需求来看，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工业品消费高峰已过。下游行业中汽车销量持续下降，家电市场几乎饱和，空调使用率远高于欧洲，智能手机换代程度也高于西方国家。下一步要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则需要依靠服务业的消费。
中国当前消费的主要问题为服务业发展滞后，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首先，服务业支出占比仍然较低。美国的服务性消费占比长期维持在60%以上，日本的服务消费占比也在达到55%-60%后维持稳定，而中国2018年服务业支出占比为44.2%，仅相当于日本1980年左右的水平（图5）。其次，重要行业服务业供给不足。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居民对健康、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旺盛。但这些行业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供给数量不足，质量欠佳，不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第三，生产性服务比重仍需提高。以研发、销售、物流、售后服务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附加值高，在工业化后期是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但2016年中国“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在服务业所占比重仅为3.8%，美国“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所占比重也在8%以上。
第二，中国消费面临需求侧和供给侧双重制约。根据简单的消费函数，消费需求主要由可支配收入（收入水平扣除税负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不仅包括劳动报酬所得，还有财产性收入，也即财富效应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以及税负水平是否合理。在边际消费倾向方面，则主要关注预防性储蓄对消费倾向的制约。预防性储蓄指的是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支出的波动。具体而言，从需求侧来看，有以下几个因素可能导致了国内消费不振：
1.居民收入在GDP分配中占比较低。收入增长是消费扩张的根本保障，但中国的GDP分配结构典型表现为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倾斜，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近年来提升缓慢（图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人民币，折合约4270美元，仅为人均国民总收入的44%左右，且2008 年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多数年份低于人均GDP增速（图5）。相比之下，根据海通证券测算的数据，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75%，日本为54%。居民收入分配比例过低，与中国偏好投资和重工业的经济结构、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行业管制和垄断、金融压抑等现象有关。
2.税收制度不合理，工薪阶层税负过重，不利于消费潜力发挥。与低收入阶层相比，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高更稳定并呈现刚性特征，而理论上其边际消费倾向又高于高收入阶层，因此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但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薪金，成为个税税负的主要承担者。2015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曾经指出：中国实际个税纳税人口只有2800万，占总人口不到2%。而这不到2%的纳税人口中，以工资薪金为主要来源的工薪一族成为纳税主力。
中国劳动税楔的水平也很高，工薪阶层肩上的税负压力不断加大。根据网易数读的测算，2016年工薪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税、社会保障“五项”基金缴纳总额在劳动报酬总额中占比为37.81%，意味着政府利用税收手段占有雇员收入的份额接近四成。而 OECD 成员国2016的平均劳动税楔为36.05%，并长期稳定在36%上下，这还不考虑双方社会福利及保障的差异。当富人有诸多手段合理避税的时候，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赚得越多，个税交得也越多;若想赚点外快补贴家用，也可能面对劳务报酬、稿酬最高达45%的税率。由于我国税收制度的不合理，真正的富人并未发挥出其对个税收入应有的贡献，导致个税在我国未能起到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
3.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居民预防性储蓄较高。在社保制度方面，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取消了公费医疗，国企改革中也出现大规模失业，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落后，公共服务提供不足，造成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阻碍消费倾向的提升。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科学研究院的数据，2008年-2015年中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由1428.5元提高至5742元，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由5.9%上升至11.5%，但跟欧洲国家相比仍相去甚远。
根据OECD社会支出数据库（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2014年欧盟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28.7%，人均社会保障支出7903.4欧元，按当年汇率，约为中国的13倍，即使是占比最低的拉脱维亚，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也达到1096.5欧元，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4.5%，远高于中国。在教育方面，中国高中教育普及率较高，但由于高中和学龄前教育阶段不是义务教育，家庭教育支出较高。根据新浪网教育频道发布的《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中国各阶段教育支出均占家庭年收入20%以上，其中学龄前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26%，K12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21%，大学教育占家庭收入29%。而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的50%以上。
在医疗方面，中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较高。根据2018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中国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3.4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但大病保险仍存在较多局限。
4.房产和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无法发挥。财富效应指人们资产越多，消费意欲越强，前提是可支配收入随着财产增值而提高。过去十年，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大牛市，居民的财富增长主要来自于房产增值，但是与房价上涨过快对应的负担是居民债务的大幅上升，贷款的本息支出压力持续上升，反而挤出居民消费。2015年之后的去库存阶段，房价一路飙升，2014年至2017年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从36.4%飙升到49%，同期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1.52万亿元攀升至21.9万亿元，同期出现居民消费支出持续下滑（图6）。
此外，中国的资本市场存在很多问题，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健全，上市企业的员工持股计划较为缺乏。A股市场发展20余年，股指再一次跌落至3000点以下，中等收入群体金融投资的收益较低，难以通过金融资产增值发挥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提振作用。
随着收入的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将发生改变，具体而言，食品、衣着占比降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等支出占比稳步提升。但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是需求问题，同時也是供给问题，需求必须要能有相应的供给来满足。中国居民消费面临供给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在服务业管制和开放不足的情况下，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服务整体质量与效率不高，中国各个收入阶层的群体都时常会觉得难以获得满意的服务性消费，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时常成为社会公众热议的话题。消费领域出现了“没钱消费”和“有钱没地方消费”的双重困境，即需求和供给双双抑制了消费的扩张。
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未来主要有三大消费群体的需求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1.老龄人口总量和比重将快速增长，老龄化加剧消费结构变化，突出表现为对医疗保健、休闲养生、养老产业服务等相关服务性消费的需求将呈持续快速增长趋势。2.随着“二孩”政策的落实，新生婴儿明显增长，也将对生育、家政、幼教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3.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消费观念新、对收入预期高、消费倾向高的新生代消费群体崛起，不仅会带来金融、休闲娱乐、旅游、教育、社会服务需求的提升，还会催生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以上三大群体成为消费的主要力量，有助于支撑中国下一阶段的消费稳定增长，但当前服务业的发展未能满足他们更高的消费需求，供给短缺的问题较为突出。
以医疗资源为例，中国每千人医院床位数远低于发达国家，每千人内科医生数量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仍然匮乏。
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是消费增长受阻的根本原因
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造成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不利于消费长期稳定增长。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明显滞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价格没有反映真实的市场供需关系，但却为中国的高投资和高出口创造了成本优势，这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然而，扭曲要素市场要付出代价，目前我国要素市场不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还存在政府寻租空间，导致居民收入分配比例较低、贫富分化等问题。此外，要素价格的制度性和政策扭曲，使制造业部门优先获得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安排，直接挤占和侵蚀服务业的要素投入，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要素市场改革滞后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难以为居民的财富保值增值。中国金融体系长期以来都是银行主导，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金融市场行政干预与机制设计进一步限制了股市的发展。
首先，上市制度主要采取核准制，利用监管机构的行政权力干预股票发行。由于审核较为严格，管制了股票供给数量，导致上市企业稀缺壳资源炒作、股价资源配置效果减弱、上市企业过度包装、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等问题。而当前推出科创板并试行注册制这一举措则有利于减少行政监管，放宽上市条件，改善融资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从而促进股市的健康发展。
其次，惩罚力度过轻，投资者难以受到保护。我国法律对部分违法行为处罚过轻，与违法获利金额相比难以对企业形成有效震慑，从而使得违法造假行为严重危害投资者权益。
第三，退市机制不严，降低市场活力。由于壳资源稀缺，退市指标单一等原因，2001年至2018年，A股退市企业仅为99家，整体退市率长期低于1%，远低于美国市场6%左右的退市率。科创板从严退市的设计也有利于退市效率大幅提升，从而引导A股构建有效的退市制度。
2.人力资源配置不够市场化。首先，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的事业制度阻碍了合理资源配置，限制专业化人才的自由流动，使公共服务布局结构不合理，资源分配不均衡。事业单位编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种铁饭碗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下应该逐步取消。取消事业编制能够激发教师和医生等从业人员的积极主动性，释放创造力，更能推动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提高。
其次，户籍制度制约了人员的自由流动，阻碍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化率远低于美国，户籍城镇化率更低。根据Wind有关数据，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9.6%，户籍城镇化率为43.4%，而美国的城镇化率为82.3%，相差23.6个百分点。影响消费的因素还不是“户口”本身，而是与户口挂钩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生活在城市中的、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通常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险，他们的子女也不能上城市地区的公立学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欠缺导致农民工需要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而压制消费意愿，这就要求对背后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3.土地市场化进程落后。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地区，政府对于土地市场的干预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采用低价、定向的方式出让土地。城市土地管理体制落后，使得城市土地未能有效利用。在小城镇发展的思路下人口与经济仍然在大城市集聚，一二线城市GDP增长强劲，特大城市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但由于土地资源受到国家高度的计划控制，其地区间分配并未与经济发展格局完全匹配，土地供给接近于均匀化。
2003年以来国家出于区域均衡发展的考虑，土地供应向中部和西部倾斜，到2017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供地面积分别占供地总量的37.4%、27.2%和35.4%。土地供给向中西部城市倾斜，人口却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都市圈集聚，这就使得东部城市用地压力趋紧，房价上涨过快，居民债务持续攀升，挤压消费意愿。
如何激发消费潜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
以刺激消费来提振销量的政策已逐渐失效。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耐用品等商品消费相对饱和。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已经历了三次刺激消费政策，但刺激效果却逐次减弱。2000年以来，我国频频以降低车辆购置税和汽车下乡补贴等普惠政策刺激汽车消费，在2015年第二轮购置税减半政策颁布之后，国内发达城市汽车普及率已达到较高水平。
截至目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已与汽车销量出现背离。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的有关数据，对比美国汽车保有量，截至2018年，美国千人汽车保有量约为831辆，而中国仅有172辆。这说明居民对汽车的需求较低，即便重新下调汽车购置税率，也难以实现2009年那样的明显反弹。这说明，以降低购置成本为手段很难提振国内消费需求，改革应将重点放在如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和激发新的消费热点上来。
现阶段应加大要素市场改革力度，以提高供给水平为手段促进需求的增长，同时還能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因此政府应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激发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要素生产效率，落实服务业消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劳动力市场放开人员流动，大力促进城镇化。政府应该在城镇化问题上继续发力，并加大户籍制度改革，逐渐缩小同城居民的社会福利差距、消除城乡差异。将户口与社会保障福利脱钩，方便流动人口定居城市、上学就医。实现专业人才的自由流动，这将在需求侧上解决预防性储蓄而压制消费意愿的问题，激发流动人口的消费潜力。
2.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叠加国际环境对中国造成的压力，政府有必要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劳动工资和居民收入快于GDP的增长。继续完善税收制度，下调个税的边际税率，激励中等收入群体创造财富。充分发挥税收的再分配作用，解决我国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这些措施都将从需求侧提升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消费增长。
3.进行事业制度改革，允许教师、医生逐步取消事业编制，放松对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行业的管制。加强事业制度改革、放松行业管制能加强市场化水平，促进竞争，激发教师和医生等从业人员的积极主动性，释放创造力。从供给侧入手，以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为目标，提高服务业多样性、倡导居民增加服务消费，推动我国消费结构升级。
4.以科创板为突破口，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把股市作为中等收入阶层增加财富的突破口。设立科创板是我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的重要举措，是由审批制向注册制改革的良好开端。科创板拓宽了企业直接融资的途径，提高了融资效率，使中等收入阶层真正把股市作为增加财富的突破口。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不仅促进了投资的增长，同时也为居民理财拓宽了渠道，使投资者能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是居民增加财富的突破口，为消费增长奠定需求侧的基础。
5.推动土地市场化进程，政策向大城市倾斜，促进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建设。提升城市内部规划，统筹发展体育娱乐等公共设施。政府可以通过农村集体土地城市化、允许耕地指标省际占补平衡、城市土地供给增加市场化、与行政级别脱钩、土地招拍挂改革等手段推动社会资源配置的平均分配、促进市场化改革，在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提升中国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率的提升，将从供给侧给市场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带动房地产、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的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政府应全面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开服务业，在服务业为主导的时代中强化市场良性竞争，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政府还应理清与市场的边界、梳理政府职能，在掌握大方向的情况下允许自贸区自贸港等地区先行先试，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中的积极性。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跨越内部制度障碍，发挥各要素市场潜力，必能推动消费的长期稳定增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编辑：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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