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鹏，郑六六
［⒈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⒉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历经百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中华民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团结奋斗，于历史的曲折探索中缔造的中国道路，是在中国积极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铸就的人类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厚重的理论意蕴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为开辟全新的世界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现代化并非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发展专利，而是世界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主题，是全人类的时代使命。深入理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现代性与现代化、中国与世界的全部关系中，对现代性特征和现代化道路予以剖析，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和世界历史的展开中进一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核。
广义上，现代性指代人类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后所具有的一切现代特征；
狭义上，现代性则特指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以资本为原则①吴晓明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之要义及其当代意义》（载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中论述当代文明时使用了“以资本为原则”的叙述，强调资本进入社会全领域的广度和深度，突出资本在现代社会所达到的原则高度，本文主要采用这一说法。及以资本原则的展开而建构的具有理性化特征的现代形而上学。［3］“现代性观念在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对象化为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离开传统社会秩序的轨道，使人们进入对传统等级观念祛魅的世界。”［4］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出现本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增殖本性要求打破全部旧的束缚生产力的传统关系，首当其冲的是地理隔阂。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史也是现代性在人类社会不断深化的历史。现代性渗透到人类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观念体系等方方面面，［5］人的关系主要以物的关系来表征，而这一使用资本原则来改造社会全部传统领域的过程，即称为现代化。
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和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逆的趋势，是因为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通过社会基本矛盾来把握现代性特征和现代化进程能够清晰地看到，正是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现代性成为世界历史前进和国家民族发展的默认值，“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6］所有文明都被时代赋予了通过现代化来取得现代性的使命，现代化成为了全球事业，这是客观历史规律的必然要求。历史事实表明，在通过资本全球扩张而打通的世界历史中，资本主义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将所有文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中了。一方面，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后，全球贸易和世界普遍性交往的展开，人类历史从民族史进入到了世界史阶段，现代性与现代文明才开始真正出现，［7］欧洲就此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在殖民时代，被欧美等先发国家所殖民和半殖民的国家作为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进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中，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即便在取得民族独立后，这些国家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明确了现代化目标，进入到现代化浪潮中。然而，在全球现代化突进、人类生产力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去传统时代不会面临的新问题。解放人的现代化同时也在否定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如何理解现代性”“选择怎样的道路完成现代化”成为每一个现代人的时代之问。
西方作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地，也是最早直面现代社会弊病的地方。西方的思想家们率先开始的对现代性的批判，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反对工商业甚至反对货币的法国重农学派，之后是将现代文明的发展斥为人类的没落的法国思想家卢梭以及19世纪在西欧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等。这些思想本质上都没能正视现代性的症结，最后把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一种“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8］的逆历史潮流的浪漫幻想。这些怀着对人类美好社会憧憬的思想是人类面对现代社会发展弊病的朴素反应，但其仅停留在否定阶段而没有深入到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最终只能成为写在书本中的浪漫幻想，不可能真正改造社会。
真正肩负起批判现代性这一时代使命的人是马克思，马克思通过对旧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对新世界的科学分析，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彻底批判，或者更进一步说，也完成了新现代性的构建。［9］在哲学上，马克思驱散了过去抽象化哲学笼罩在现代思想上的形而上学迷雾，结束了韦伯所说的思想界“诸神之争”，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完成了哲学的现实化，建立起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明确了物质生产是构成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
［10］在经济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批判了商品和货币拜物教所信奉的劳动产品神秘性，揭示出资本主义中“物”和“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追求无限增殖的资本逻辑就是现代性的底层逻辑，但全部的理论分析最终都是为了现实地“改变世界”；
在政治和文明走向上，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变革现实的彻底的革命性，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将无法容纳其解放的生产力，因此资本主义必然因自身的全面展开而被历史所扬弃，人类文明也最终走向扬弃了资本现代性的共产主义。如此，马克思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历史与逻辑在社会现实中走向了统一。
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马克思在肯定人类现代化成就的同时还要求对过去充满血腥和掠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扬弃。对于具体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马克思不仅考虑到这一过渡时期必然还表现出“旧社会的痕迹”的特征，而且在回应处于特殊时期的俄国问题时创造性地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认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有着极为重要的当代意义——只要以资本增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还能容纳解放的生产力，现代性就仍是当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同时要历史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历史过程，［12］其所直接带来的资本现代性特征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出现、蓬勃然后消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生机的过程。
回望各国曲折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将现代性直接等同于现代化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必然会遭遇系统性的挫折。以英国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先发国家，在殖民时代因其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血腥掠夺，一直面临着殖民地和国内政局动荡的问题，现实境遇越来越悲惨的底层人民和越来越富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鲜明对比，国内外矛盾愈演愈烈，最后走向全球性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模仿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弊病，发展上普遍遭遇了挫折。
总结全球的现代化历程，各国都在历史实践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中国之外的现代化道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欧美已不可复制的“滴着血和肮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现代化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全球范围殖民掠夺的基础上、在将其他落后国家或地区卷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动荡过程中完成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既无法复制也不可能重复。时至今日，西方的现代化已经陷入了增长乏力、社会两极分化、社会文化畸形等困境，正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反面。［13］二是后发国家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现代化仅仅简单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和文化，不顾本国国情，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发展困境，典型代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等国。［14］三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畸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现代化在发展前期确实取得了高速增长，但却没有积极客观地吸收资本主义经济的有益成果，导致后期经济上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难以完成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政治上权利高度集中因而丧失活力，最终不得不或解体或改制，重回资本主义现代化老路。［15］有西方学者甚至以此为据，将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发展最终形态的“终结”。
历史没有“终结”，面对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没有选择去简单模仿任何一条老路，而是在近代以来的探索中给出了具有丰富世界历史意义的全新回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诠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多样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6］
中华民族走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决定性和主体选择性的统一。中国最终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是少数人的主观选择，而是无数中华儿女在艰难的历史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卷入世界的现代化洪流中，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直处于纷争不休的状态。对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思考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主要是以一种“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呈现出来，强调要“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17］至“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更是直接提出中国要完成“欧化”。另一种思路刚好相反，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们强调要用中国的旧文化来对西方物质文明进行根本改造，认为“建立在人际关系情感上的东方精神文明要优于建立在个人主义竞争基础上的东方精神文明”。［18］其实，无论全盘西化还是守住旧传统来进行文化改造都局限于西方现代化的理论视野中，没有实现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真正透视，看不到使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力量。真正扭转这一局面，带领中国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复兴之路的，是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真正掀开了第一个篇章——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是国家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前提，“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9］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我们已经或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2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实施，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和经济基础。［22］通过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中国共产党创新了社会主义革命路径，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自觉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曲折中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进入积极并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有益成果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23］这一时期，以“富起来”为目标，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与计划的优势，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快车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在理论层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而深刻地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目标追求，制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
在实践层面，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大幅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如期且高质量地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稳步推进。聚焦“强起来”这一现代化目标，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2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历史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其内涵还在现代化实践中不断丰富。这条充分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积极发挥历史主体能动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宽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之路，展现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优越性。
中国式现代化既借鉴和吸收了其他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又烙有鲜明的中国印记。就发展速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实现了稳定的高速发展，这是过去其他大国文明不曾有过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一是对普遍追求的人类现代文明的准确把握、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精准定位使得中国能够与世界全面接轨；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得政府能够积极介入社会各领域进行宏观调控，确保现代化建设接续发展和顺利推进；
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华文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就发展质量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5］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始终以人为本，集中体现在“五大文明”建设中：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6］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落实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丰富和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五大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牢牢紧抓“现实的人”，牢牢紧扣“人的现代化”。从世界交往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共荣共享、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区别于直至今天仍在凭借经济、科技和军事等优势塑造霸权，向其他国家“抽血”的西方国家，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反对霸权和零和博弈，积极参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建设性工作。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全人类的未来，向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空间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7］这一倡议不仅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更为人类的前途命运指出了一条现实之路。
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变迁史中，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取得的成就和未来指向的目标以及对全人类的贡献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过去所有人类文明都不具备的世界历史的深度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以资本为原则的由西方肇始并且西方“一家独大”的世界体系。这种突破性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主义文明特征上，以人的现实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仅将资本增值作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手段；
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要求扬弃资本现代性对人的异化，反思现代形而上学的理性化问题，抑制“工具理性”的泛滥而提倡“价值理性”，建立健全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走向真正“自由人的联合体”；
体现在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上，中国的和平崛起推动了“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28］的建立，指向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解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问题和道路问题。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人类文明从来不以资本世界为终点，而始终以现实的人的发展为中心。当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陷入困境时，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以其辉煌的成就和无穷的潜力打破了西方对资本现代性永恒的迷梦和对发展解释的垄断，消解了资本现代性文明的普世逻辑；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真正“以人的现代化”为本质的面向人类未来的现代性文明新征程，拓宽了现代性文明的发展道路，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为全球治理找到了共荣共享、命运与共的国际原则，为世界文明交流提供了中国智慧。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集中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现实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29］的集中体现。放眼世界，这一现实成果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崭新版本。纵观世界历史全部的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多条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占据着真理、道义和文明的制高点”，［30］给出了区别于过去全部旧世界历史的全新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一目标的现代化，而是融入民族复兴、追求世界繁荣、指向人类解放的全部道路统一的现代化，是面向人类未来的全方位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以资本为原则的物的关系所建立的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的积极扬弃，指向真正的人的世界历史，即人类自由解放的世界历史，人的类本质在世界生产关系中得以真正实现的世界历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1］的世界历史，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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