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甘甜 王艺春 陈文革
左宗棠因收复新疆、抗法保台等历史功绩而跻身中华民族英雄行列。他是一个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其清廉操守应和着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也是他成就自我、造福社会、报效国家的重要精神力量。
《清史稿》记载，左宗棠生活“刚明耐苦，布衣蔬食”，为官“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在贪腐盛行、世风日下的晚清，左宗棠的清正廉洁无疑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他的清廉源自何处？笔者认为，左宗棠的清廉跟良好的家庭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名师时贤的教育激励密切相关。
1812 年，左宗棠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左家塅一个耕读之家。左宗棠说：“余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长辈的言传身教，使他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崇俭广惠的良好品格。
左宗棠祖父左人锦，字松野，国子监生。他曾建立家族义仓备荒，如遇灾荒之年，可保家族不受饥饿，还可兼济其他灾民。祖辈的乐善好施，宽厚仁德，左宗棠从小就耳濡目染，这对他的成长影响深远。成年后的左宗棠，不论何时都能做到克己助人，乐善好施。
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县学廪生，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毕生以教书为业。左观澜耕读传家，并不富裕，仅能维持温饱而已。但左宗棠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从五岁开始就诵读儒家经典，这使他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古人的崇高气节和美好人格时刻浸润着他的心灵。
清贫的家境和良好的家教，使左宗棠从小就切身体会到民间疾苦，并养成了“崇俭广惠”的精神品质。清朝的巡抚、总督，每年俸禄和养廉银合计有3 万两左右。左宗棠担任巡抚、总督后，有了稳定而且合法的巨额收入，但他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左宗棠一贯克己奉公，且乐善好施，他“用财有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左宗棠施舍赈济过多，以至于每年只有200余两银子能寄回家，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经济开支十分紧张。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信中所说的“随手散去”即指他广撒廉俸兼济天下。左宗棠不爱财物，乐善好施人所共知，湖北巡抚胡林翼曾评价他说：“一钱不私于己，不独某信之，天下人皆信之。”
家风是最真实的传承，左宗棠显达之后，又以家书、楹联、诗句等形式将左氏“崇俭广惠”的家风提炼升华，并身体力行，将其发扬光大。左宗棠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要大门闾，积德累善；
是好子弟，耕田读书。”可见他要求子孙后代坚持耕读传家、积德行善。左宗棠还题写家教楹联：“慎交游，勤耕读；
笃根本，去浮华。”他教导后代要远离浮华生活，恪守朴素家风，此联也成为左氏后人牢记于心的家教箴言。
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求学时，深受湖湘文化熏陶。屈原的“洁身自好”、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时刻涤荡着青年左宗棠的心灵，最后形成了他“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品性。
1856 年，左宗棠在致王璞山（王錱）信中说：“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
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
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所谓“学术不讲”，就是指没有办好教育。左宗棠进入官场之前以教书为业，掌握军政大权后，他仍把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教化人心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德才兼备的真人才。左宗棠指出：“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做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他主张，无论官民，必须时刻教之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样才能去其私心，出以公心。
左宗棠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传统美德运用于吏治实践，让官吏去其私心，出以公心，带出了一个令人敬仰的清廉团队。左宗棠的部将属吏，不仅清廉成风，而且多以善政恤民著称，所属军队令行禁止，极富战斗力。
青年左宗棠身陷贫困、求学无门时，名师时贤的扶助和引导，使他能明确远大志向、坚守清芬节操。
1830 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和弟弟贺熙龄回长沙丁忧。贺长龄，字耦耕，曾在江苏与名臣陶澍、林则徐共事，其学问、品行都使左宗棠极为钦佩和仰慕。左宗棠前往拜访请教，受到了贺长龄的礼遇和培养。1879 年，左宗棠在与友人谭文卿的信中写道：“耦耕先生实嘉、道两朝名臣，学术之醇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弟于长沙久亲教益，于先生政学颇有所窥，谬蒙国士见待，铭感胸臆。”
贺长龄还极力推荐左宗棠到贺熙龄主持的长沙城南书院深造。贺熙龄的教育宗旨是：“明辨义利，匡正人心，立志穷经，学以致用。”左宗棠得到贺熙龄诸多教导、关爱和鼓励，两人既是师生，又是知己，后来还结为儿女亲家。贺熙龄曾赋诗《舟中怀左季高》赞左宗棠：“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1836 年，经湖南巡抚吴荣光推荐，左宗棠担任醴陵渌江书院山长。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路过醴陵，与左宗棠交谈，相见恨晚。后来，左宗棠赴安化陶澍府邸，帮已故的陶澍理家教子。在教书理家之余，左宗棠在陶府尽心研读陶澍留下的丰富藏书，受益良多。他在家信中说：“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
陶澍是经世派代表人物，被称为“干国良臣”，又以清廉之风深得朝野敬佩，左宗棠处处以陶澍为师。1883 年，陶澍逝世44 年后，左宗棠奏请朝廷，建立了供祀陶澍和林则徐的专祠，并为专祠题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这说明左宗棠一直以陶澍和民族英雄林则徐为事业上的榜样。
林则徐与左宗棠的湘江夜话，为左宗棠此后的人生走向深深打上了林则徐式的精神底色。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成为替罪羊，被朝廷贬戍新疆。戍疆多年，林则徐对新疆风俗地理、军民财政考察翔实，认识到新疆有被入侵的风险，强调国家塞防的重要性。1850 年，林则徐告病还乡，路过长沙，专门约见了左宗棠。当年1 月3 日夜，两人在湘江舟中彻夜长谈。林则徐对左宗棠寄予厚望，临别之际将自己收集的新疆资料都交付左宗棠，并感叹：“西定新疆，舍君其谁！”
林则徐还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称之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1850 年深秋，林则徐逝世，左宗棠写下挽联：“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20 多年后，左宗棠收复新疆，创下丰功伟业，完成了林则徐遗志。1878 年，南疆平定之后，左宗棠在致刘克庵（刘典）信中说：“吾辈数书痴一意孤行，独肩艰巨，始愿亦何曾及此！而幸能致之者，无忌妒之心，无私利之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这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无私无畏精神一脉相承。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左宗棠清廉风范形成的坚实根基，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是左宗棠清廉风范形成的不竭源泉，名师时贤的教导是左宗棠于乱世中坚守清廉、不断前行的强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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