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城睿,戴国斌
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并不仅仅被表征为一种精神集体,更是一种全体国民的切身性认同。国家通过政治、教育、媒体等方式创造相关的身体性话语和知识,让国民在学习和接受过程中,亲身参与到民族建构的活动当中。其间,武术形成颇具时代特色的生成谱系。一方面因为武术作为一种身体文化运动始终以身体为载体,另一方面由其“国术”之称的“国”字头而具有国家化和民族化的身体意蕴。而且武术“国之大事”的发生源头也使民国武术在强国强种话语下成为“国民身体改造”的药方[1]。民国武术“国术化”的转型标志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出场和儒家伦理性国家的隐逸。因而,本文希冀通过对民国武术史料的谱系学考察,在历史场的一个侧影中窥见民族国家的出场方式、知识话语的构建模式,并从政治的边缘和微观处揭橥民国时期国家意志如何借助武术的改造潜移默化地下降到国民性之中,以及武术如何在体育化、军事化、教育化等进程中创生了新的道德谱系。
在民国武术的谱系生成中,蕴含着一种微观权力,但与传统权力不同的是,这种微观权力与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也形成了“权力-知识”的关系,即“知识型的权力”[2]。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权力制造知识,知识为权力服务,不相应地构建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构建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3],权力与知识的构建也把身体变为认识对象而加以干预和征服。武术作为一种身体技术,在知识型权力下进行着文明化的改造。武术关于技击的身体规范系统,以不正常身体为规范对象,通过身体训练形成规范化技术[4]。在理解武术知识的形成过程中,通过话语体系解读历史背后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谱系学可为解读武术提供启发。谱系学具有分析局部话语的能力[5],“话语”是一种媒介,知识通过话语这一媒介显现出来,没有话语,知识将不复存在[6]。故可以通过武术话语的分析找出背后蕴藏在社会之中的“知识/权力”关系。在民国武术以治疗“病夫”为起点的“国家化”历程中[7],曾徘徊在权力边缘的习武者的身体首次成为民族国家的知识工具和话语手段,国家对身体的规训和征用(尤其是军事训练模式)既属于一种国家化的“自我”建构和增强手段,又是一种统治新型国民的政治技术[8]。武术一旦转型为国术,也就意味其身体训练具有了“知识性”“道德性”,而国家以武术教育的形式将新的国民知识和道德灌入到身体性之中,还让伦理化的身体在此知识话语的驯化下完成向“身体想象共同体”转化之使命。
1.1 女子习武:群体主义知识论转向中身体的广泛赋权
近代之前的宗法社会为女性赋予了“柔弱”“无才便是德”等话语,在赋权理论看来,由于等级的观念与社会的分层,导致女性群体的“无权”,女性没有机会获得相应的权力、资源与机会[9]。在中西文明的交织与碰撞中,近代中国的性别观念发生了嬗变。传统妇女被重新构建了“安身立命”的位置与意义[10]。群体主义知识论开始由男性群体转向女性群体,被赋权的女性谋求着性别同等的社会行动,并以这些社会行动呼应国家的政治诉求。吴冰倩在《女子体育之我见》中指出:“女子为国民之母,母弱则子弱,母强则子强,其亦知慈母为子女之榜样。母甘为玩物,则子女亦相率而甘为玩物否耶,故舍精武女子体育,其谁与归。”[11]她认为只有女子精武,方能摆脱沦为玩物。这样,“尚武救国”的话语由最开始提倡男子习武以卫国保民,转变为呼吁女子习武以复兴民族国家,女性的身体被赋予担任复兴民族国家的重任。
在强国强种的话语下,社会上掀起了一阵女子习武之风,以此唤醒酣睡的女性同胞,养成健强的体格,以备解放运动的基础。例如,黄葆荷在《妇女与国术运动》中提出:“妇女最适宜的运动,当然首推国术,一举一动都合于生理学力学的原则,常练可以舒展筋骨,调和血气,增长气力,充实精神。”[12]栾秀云认为女子习练国术的目的是“欲增强康健的体力,有了强健的体力,才能与男子共负复兴民族的重任,要做到复兴民族主力军的地步,方不愧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13]黄畹香在《女子与国术之关系》中呼吁:“吾谓中国之不振,皆由于压制女子,使之束,两其手足,两其耳目。吾原女界分其余暇,精研国术,使吾二万万善女人,反弱为强,无在种祸于家国也。”[14]可见,在社会精英将女子习武与民族国家的振兴紧密相连之中,时人拓展了国人的身体赋权范围。
之所以将女子身体与国家相关联,那是因为,“妇女体格健全与否,确与一国的兴亡,有密切之关系,现代女子是将来国民之母,母体不健,将来国民岂有健全之可能。故女子身体之孱弱,亦为复兴民族上一大障碍,要人人踏上健康之路,必得唤醒女界同胞,共负其责,则复兴民族之基础始得稳固。”[15]所以,中央国术馆与精武体育会等近代武术组织纷纷开设学堂与女子训练班,以培养身体康健的“国民之母”。如中央国术馆发起“敬劝女同胞速练国术备纾国难书”,添设女子国术教授班,招考志愿学武女子参加训练,并以普及全国女界练成健强躯干为女子训练班宗旨。1936 年,在馆长张之江的带领下,国术代表队赴柏林奥运会进行表演,其中的女子选手翟涟沅、傅淑云、刘玉华被称为“奥运国术三女杰”。
在近代国家权力与知识运作的女性话语转变中,不仅女性身体得到解脱与唤醒,由最开始不被允许通过身体训练和竞技比赛强化其躯体,被规定为“柔美”“优雅”“娇小”的身体[16],转变为鼓励“女子习武”,在身体上与男性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在教育上可以获取新兴的知识。故通过国家的权力与话语,女性被培养成具有新思想的现代身体,国家运用女性的现代身体彰显着国家的文明与进步,促进着国家的文明进步与政治进程。
1.2 童子军身体:知识宣传下身体的深度征用
源于英国的“童子军”是国家对儿童进行社会军事教育的组织,其组织儿童进行野营、侦查等活动也被各国效仿,而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并在留美学生的影响下,引入了中国。在民族危亡的局势下,童子军由国民政府统一领导,向学校普及。身体是国家最原始的一种资源,童子军的身体作为国家军事的后备力量,在“尚武”话语的规训下,由“幼小之躯”转变为“强健之体”,开始出现在众多媒介上,进行着“民族国家”的知识宣传。例如,陈锡龄在《国术与儿童》中写道:“国术对儿童唯一之效率,其最显著者,如我国南北各省,凡儿童会授以国术学识者,则多体格英伟,筋力饱满,并能助长儿童之发育,观乎此,则国术与儿童之关系,岂浅鲜哉。”[17]
不难看出,在当时社会精英的眼中,儿童象征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国家通过对童子军身体的深度征用,利用大众媒介的舆论宣传,不仅使童子军的身体物化为摆脱“东亚病夫”污名的工具,而且还以童子军身体展现民族国家的生气与活力,显示“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寓意。例如,在政策引导上,国民党在负责全国童子军教育时提出“考选童子军时,应特别注意国术等特殊技能,以便在国外表演,藉以宣扬国粹”[18]。在展演宣传上,时人还通过童子军展演来体现民族精神的振兴。据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概况记载:“国术比赛及表演之成绩,俱极优良,太极操之表演尤佳。计京师各小学学生参加太极拳操表演者二千三百六十人,所有制服球鞋均由会定制赠送,以资一律。其余如拳术表演,器械表演,对手表演,毽子表演者等均有优良之成绩。”[19]在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开幕中,张治平与于荫棠两位幼童进行了一场刀术表演,表演照片被《中山周报》《外部周刊》《图画周刊》《天津商报画刊》等多家报刊刊载。在教育培训上,中央国术馆不仅举办儿童国术训练班,并且还在第二次“国考”中进行了“全国童子军大检阅”,由中央国术馆国体专校童子军队伍在大会场上表演团体太极操和全套“满江红”[20]。
由此可见,学校、运动会、国考、报纸、杂志、期刊等都成了宣传童子军的媒介,国家也通过这些媒介的宣传,深度征用童子军身体。至此,童子军的身体已不单单是幼小的身躯,而是被赋予使命的“国家希望”之所在。国家策略与计划中的童子军身体,还作为国家的新生力量代表了国家的面貌与形象,隐喻着国家的实力与民族精神。
近代以来,人们对待传统的态度出现了转向。在民族性的比较与辩护中,形成了刘小枫所言中西之间的“似”关系[21]。如从1897 年何炯《中西体操比较说》“古人六艺之教,射、御居二,已开体操、拳勇之先声”[22]之论可见,作为他者话语的“体操”在国人“中国中心”中成为论证中国话语的工具,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将“中国中心”转为“西方中心”之后,他者的话语也变为抨击中国话语的利器,并使近代中国从文化自信转为文化自省,进而开启了身体改造的探索之路。
2.1 体育化武术:武术教育化的新探索
“体操”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体育概念,在1890年上海《申报》刊登的《振兴学校论》一文介绍日本教育时所提及的“体操”一词,后经黄遵宪等人创办的《时务报》的频繁使用,终于1902 年《钦定学堂章程》正式使用[23]。溯其根源,体操最先出现在德国,长期分裂的普鲁士为了建设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在教育中向青少年灌输军国民主义,创编具有军事色彩的“德国体操”[24],其将全民身体征用为国家资源的举措也使德国在击败法国后迅速成长为世界列强。日本为了进行明治维新改革,积极学习德国,推行军国民主义教育,而将“德国体操”本土化为“日本体操”,以振兴国家。无独有偶,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的失败,大批留日学生及社会精英与洋务派滋生的“强种”观念致使“日本体操”传入中国,并效仿日本,推行军国民主义教育,以祛除病夫污名。从谱系上看,体育的传入是近代中国身体知识汇入的滥觞,这种知识的输入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的出场休戚相关。
民国时期的知识阶层认为,国家羸弱的根源归于统治者的“重文轻武”,舍弃六艺的身体教育,致使社会上充斥着颓废的气息,今之士大夫不曰:“孱弱之躯,不堪重任”,即曰:“多病之身,诚亡国倾頽气象也”。[25]加上冷兵器在战场上的溃败以及热兵器的大量使用,不仅武术淡出了军队,而且清廷的武科考试还出现“谕武场改试枪炮: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始,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著即行裁去”[26]之变。为此,张之江提出:“我国古代教育纲领为“文武并重”“术德兼修”六艺之“射御”,实为奠定军国民教育之基础,养成知仁勇健全之素质。秦汉以后,六艺不立于学官,射御渐被轻视,历代政府,既不倡导推进,而人民亦复泄萎靡,致使文武分途,轻重悬殊,忽视既久,种族弱而国家亡矣。”[27]鉴于当时的国人大多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俄国,是因为日本大力提倡柔道的缘故。所以,时人提出:“中国之击剑、枪术、弓法、骑法等为最佳运动”,主张以此内容,“以代西式体操”[28]。并在知识阶层的大声疾呼下,从“中央”到各级教育机构开始将体育知识中国化,将原本就存在严重师资不足问题的民间武术快速简化,改造为易教、易学的武术,以早日实现“强种”的目标。这一剂猛药通过教育行政的手段让当时能够接受教育的国民迅速接受了国家话语,其策略是运用医学隐喻,“开出”尚武之良方,以救治国人的“病夫”之躯。
国民个体的身体作为知识的对象,合法地接受驯化,身体锻炼成为民族国家影子下的一种道德事件。1917 年,在由北京教育部召集的《全国中学校校长会议》中,将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中学校正式体操”；
1918 年,在山西举办的《全国各专门学校联合会议》中,将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专门以上各学校的正式课程”[29]。由此可见,近代武术教育化的新探索,是在一系列国家教育政策的指引、会议纲要的颁布及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影响下,开始与体育互相交融,并朝向体育化的道路不断迈进。国民身体也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在各级教育机构的训诫下,致使强健国民个体的体育锻炼上升为国家机器生产的一种实践方式,并使“想象”的共同体变成“肉身”的共同体。
“想象”共同体的肉身化是近代国家“出场”的一种政治表征。锻炼身体即可以“以身事国”,练习“国”术即表明个人的身体被赋予了“国字号”身份,这种将国家意识凝入国人身体,还有着强化国人身份认同和民族情结之企图。然而,军国民主义教育的实施以及武术的改造均未起到救国的效果,正如王殿贤在《勤奋体育月报》中指出:“我国人之提倡体育救国也,亦即数十年矣。然而吾人仅仅听到一大串口号。如体育救国也,国术救国也,踢毽子救国也,放风筝救国也。徒尚虚名,实质于国是一无裨补。”[30]同时,五四运动的兴起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冲击,使国人转向科学的思潮,开始批判军国民主义教育,质疑军国民主义教育的科学性,认为马良改造的“新武术”带有封建愚昧的色彩[31]。由此可见,军国民主义教育的“救国未果”使国家的身体知识转向了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学制,但体育化发展方向为武术身体留下的烙印一直留存至今。
2.2 国际展演:武术竞技化的新征程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给人们在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综合印象,也影响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32]。民国时期十分重视“国术”的发展,武术被划分到体育的范畴,对武术的动作进行量化、竞技化、标准化和表演化等改造,也通过竞技比赛和运动会节目展演使武术广而传播,为武术步入奥运会、掌握话语权打下基础。这种对话语权的“渴望”,体现了国家希望跻身于世界舞台的政治诉求。
在一系列政策的操作下,武术被逐步规划走向世界舞台与世界各国武技进行较量。在《中央国术旬刊》一文中曾写道:“考现代世界各民族之趋势对于拳脚技击之术,均有急起直追,争先恐后之训练。如日本、德、意、美、法诸国朝野上下一致,尤以日本为最,德国次之。弟之愚见以为国术对手比赛在国内应积极提倡预作将来对外之准备。”[33]为促使武术项目进入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国民政府召开了“世界运动会计划委员会会议”,准备参加奥运会拳斗项目,并提出:“明年在德举行之世界运动会,我国自决定参加后,即准备加入拳赛,如不能比赛即改表演,选拔以冀鲁为中心。”[34]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想在国际赛场上“露脸”的急切之心。但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没有开设中国武术一项,搏斗项目为西式拳术,故由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及国民党人士吴铁城、邹鲁等建议,组织一支国术队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进行武术展演,其目的是把中华武术推向世界。中国武术在奥运会的展演,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武术。
但中国武术并未在世界上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如陈家轸在《国际武术比赛之感想及主张》一文中写道:“外国人到中国来开武术比赛会,为什么限定要用他们的方法?何以不用中国的方法?”[35]这种比赛规则与方式的不平等,隐喻着民族、国家、种族、肤色之间的不平等。
2.3 土洋体育之争:武术科学化的新革命
新文化运动卷起了一场科学化的浪潮,同时也使先进的体育理念与思想不断涌入。面对着西方的强势文化,既要肯定中国传统又要对中国传统进行“推陈出新”,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体育发展方向的土洋之争。这场争论也开启了中国武术的科学化转型,推动了武术身体的“知识革命”。
“武术科学化”是土洋体育之争时期武术发展的核心思想。古代的武术与巫术、戏法等一直胶着在一起,武术的身体知识始终充满了原始思维的话语模式。这种知识话语一方面限制了武术教育的规范化,另一方面阻碍了国民身份认同的近代化,因此对武术实施科学化的知识改造在当时精英阶层看来迫在眉睫。如鲁迅先生在批判传统武术的糟粕之处时指出:“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皇帝”“轩辕皇帝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假借“鬼神主义”,吹嘘武术的神功。”[36]故利用科学的话语去除糟粕,即为武术科学化的主要任务。
在武术理论方面,社会精英依托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心理学、医学、力学等理论知识,对武术理论进行科学改良。例如,许厚龙利用运动生理学的知识,论述了武术运动与骨骼、肌肉、皮肤、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排泄系统、神经系统、感觉系统等人身生理各部之关系[37]。吴志清在《国术与各科学之关系》一文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习练武术不会像其他项目产生一种竞争心理,使人产生厌倦之心,恰恰相反的是,习武使人心理上欣羡,促进心理健康[38]。沈维周在《世界体育标准之太极拳》中,从身体、技术、人格等方面论述太极拳的功效,认为太极拳具有辅助身体正当发育之机会,维持各器官健康之技能；
具有发达运动神经之机能,协调身体活动之功效；
具有提升人格,增进道德之作用[39]。通过武术界有识之士的不断探索,武术理论迈开了科学化发展的第一步。
在教学师资方面,中央国术馆明确了聘请教员的标准,从地方国术馆文件中“本馆特延聘国术专家、体育专家及其他专门学者,办理下例事项:研究中国武术与体育、教授中国武术与体育、编著关于国术及其他武术之图书、管理全国武术事宜。省市国术馆之教员,得呈请中央推派之,每年集合全省市国术人员考试一次,并呈请中央国术馆派员监考”[40]等表述,可见其对武术教师选拔的严谨性与科学性。
在武术比赛方面,为了促进武术的实战化发展,中央国术馆先后组织两次“国考”,制定了比赛的详细规则,在第二次国考中配备了专业的护具。为了探索武术套路竞技化发展,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的国术比赛采用锦标制,比赛项目分为拳术重轻量级、摔角轻量级、刀术、剑术、枪术轻量级[41]。武术在这一时期构建成民族运动,既呈现出民族国家话语,也体现着国家的政治诉求。
透过权力的目光,窥望话语背后蕴含的社会权力关系,可以看出“土洋体育之争”不仅是一场“土体育”与“洋体育”孰优孰劣的比较,也是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话语权的争夺,还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较量,其背后所彰显的是国族身份话语和权力意识的塑造。另外,知识话语的背后也是对民族文化记忆的保存,正是集体身份的建构可以确保传统文化的连续性。总之,在这场中西较量中,身体既是较量的工具,也在“知识型权力”的塑造下成为国家的符号,体现着“强国”的身份。
3.1 霸权话语下的西方中心主义
社会精英矛盾的古今中外认知,致使他们既以传统为骄傲也以西方体育为憧憬,导致近代武术不仅以西学为师也以其为对手的发展新样态。在西方现代性中,传统的武术门户观念被社会精英认为是武术现代化、体育化发展的“眼中钉”。同时,在国家话语下还出现由社会单位向官方机构转型,由地方国术馆为主的官方机构肩负起了“强种救国”的新责任。在时代需求与自身发展中,武术门户参照体育流派的转型,构成了武术发展的新格局,塑造了科学化的新面貌[42]。
近代时期,马良运用体育的制度对武术进行改造,创编了“中华新武术”。精武体育会将连贯的武术动作加入柔软体操之中形成了“中国式体操”,并大力推广宣传。在西方体育主导的时代,中国武术虽顺应了潮流,跻身体育领域,获得了“认可”,但武术的本质、武术的真意却早已缺失,这种体育化的改造使中国武术走向异途,甚至将来在国际体育领域中丧失生存空间[43]。西方体育的冲击固然加速了武术异变的步伐,但认为这是武术异变的根本原因显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近代时期武术的异变实则从中国传统“无兵”的传统文化下就已埋下伏笔,中国古代时期的重文轻武及“禁武令”的颁布使社会上充斥着“重文教,轻武事”的无兵文化[44],致使武术传承人与习练者良莠不齐,而西方体育的冲击只是加速中国武术异变的助推器。
观当今武术发展中之“病态”,中国武术的未来究竟应如何定位?如何发展?以什么为中心发展?在这场关于武术“去伪存真”的争论中,众多学者虽从不同的视域来对武术进行“诊脉”,但人们忽略了武术的“元问题”——何为武术,武术何为?中国武术之所以独立存在,因其区别于其他群体而形成的独特身份认同,正是这种身份认同,使武术的身体动作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既体现特色也呈现中华文化。故面对西方霸权主义的话语,无论是中国武术还是中国文化,都应跳出“西方中心主义”,保持文化自信,从“中国中心观”出发,找出武术在历史变迁中创造的产物是如何脱离主体并反过来支配主体,进而找出异化的原点与矛盾的源头,并回到武术原典之中,寻找武术技击之大用的“即象感身”[45]。
3.2 官方话语下的武术暴力治理
在人类的文明化进程中,“暴力”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为克制身体暴力,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蕴含着一种“文武之道”的治国方略,国家对于暴力的治理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秦始皇的“收缴天下兵”体现出暴力国有化的认识,及其控制民间暴力的制度设计[46]。民国时期,在“救亡图存”“强国强种”的时代使命下,中国武术在暴力的规训下形成了“打与演”“击与舞”两套编码。中央国术馆在第二次国考时,通过对规则的限制达到对身体的规范化改造,以求在“文质彬彬”的理想下达到“练以成人”,体现了国家对民间武力的期待、接受与肯定。可见,国家对民间暴力“由否定到肯定”的态度转变。在民国武术比试的发展中,武术胜负观由象征性指标转换为“击必中,中必摧”的决定性指标。在以往比试中,从“人对手”到“物对手”最后发展为“单练”,“对手”的文明化处理以象征性的技击降低了身体的冲突与暴力行为[47],形成了自身技艺的自我评判。但民国时期国家对暴力的态度转换使武术对胜负的定义也出现了转变,“击必中,中必摧”的决定性指标取代了象征性指标,促使了武术“打”与“演”两条发展路径的形成,也为竞技武术套路的出现奠定基础[48]。
近代以降,国家权力对身体的规训由“直接”转向“间接”,身体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体现着国家的政治意识。武术作为“强兵强种”“救国救民”的政治工具,虽然在“国家的出场”下由军队进入学校并且在民间得到普及,但其政治化意图是对国人身体进行的“批量化”生产。国人在政治话语的“激励”下产生了盲目的心态,致使“粉饰门面的体育家,不知延揽专门知识的人物,来加以改进,推展尚武雄风,反把花法套数的东西,采为竞技项目。”[49]可见,在充满政治话语的环境中,国家把武术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与他国较量的工具,然而这种政治话语的干预忽略了武术自身的发展,使习武之人在对武术解码的过程中出现误解。武术政治化造成了国人虽有“习武之形”却不明“技击之用”,虽宣传“尚武精神”却不知“武术何为”。
3.3 道德话语下的理性束缚
在古代武举的比试中,以“达标”为考核形式,在比试的身体叙事中体现着一种“身体道德”。而近代以来的体育比赛,以“更高更快更强”为考核理念,这种由“身体道德”向“理性化”的观念转变意在塑造“更优秀”的个体。中国武术在理性的推动下走向文明化的进程,体现国家在场的身体知识使武术的秩序与整齐划一已成规模。但根据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分析近代武术的发展现场,民国时期的国家出场使知识-权力构建了武术的主体并对其进行改造。在武术套路的固定范式下,习武者在习练场景中随时被监视着,警惕着不符合秩序的个体,缺失动作或打破套路的异常个体往往会接受下一步的规训与改造。同时,在知识的话语下,知识的传输过程转换为武术习练者的“自我意识”与“自我需求”,习武者由被动接受知识—权力的规训转变为自愿成为社会所要求的“标准人”。故国家的身体知识以自我塑造的面貌出现,使武术习练者将“被动塑造”理解成“自我教育”,自愿地按照主体标准改造自己,成为标准的现代武术。在身体知识的建构中,中国武术逐渐被引入套路的八股文模式,在“知识至上”的观念引导下,这种现代武术教育模式不可否认地对习练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控制,使其在知识的灌输下接受规训,致使现代武术习练者被知识-权力所奴役却浑然不知。
在晚期的身体观念中,福柯提出了关怀自身的“生存美学”。福柯在“生存美学”中反对现代道德中的强制性与规范性,主张“以理论为导向的道德”,体现出对“规范化”“标准”的反对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同时强调身体体验,注重实践中的自我,即自我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面对规训机制的束缚,武术面临一场“异化”的扬弃,在增添格斗技击的身体体验的同时推动格斗文明化发展,推出相应规则对击打部位与技法进行限制,在器械格斗中增添护手、头盔等护具,既推动武术实战化发展,又减低运动损伤的风险。故在生存美学下的武术应以个体摆脱规训为目的,对知识特权的斗争从解放套路入手,把习武者从“规范牢笼”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完成习武者身体的解放。
通过对武术史料的谱系学考察,透过福柯的话语理论,重新考量了民国时期的武术近代化的知识谱系,阐释了近代武术发展背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身体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下进行着知识的再造与重铸,武术成为实施这种知识型权力的最佳载体,反过来也促进了身体知识的再生。故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武术在民族国家的话语引导下,产生了特定的身体知识,这种身体知识的国家化构建也把武术锻造为振兴国家民族的“国之重器”。同时,在中西话语的交织与碰撞中,未来武术发展应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找出异变的源头；
回归理性、寻求身体体验与关怀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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