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稼句
苏州向称人文之薮、文献之邦，脉络源远流长，人物先后继起，声景比附，名实彰流，金玉相宜，黼黻并丽。自古以来，读书、藏书、刻书、钞书、校书蔚然成风，街市书坊林立，书贾奔走于里弄，书船行驶于水巷，鉴书、祭书等民间活动也时有所见。因此在科举考试、学术研究、诗文创作、教育传承、科技进步等方面，英奇瑰杰之才，应运而出，特盛于天下。与此同时，典籍积累，卷帙繁富，缥缃蔚然，形成文献递进的良性循环。
蒋吟秋《吴中藏书先哲考略自序》说：“自来嗜学好古之士以积书称者，代不乏人，风尚所趋，首推江浙，而吾吴实其中心也。”苏州“文物之盛，在昔已然。精椠秘笈，博采广搜；
古籍善本，参稽互证。建崇楼，筑别馆，百宋千元，缥缃插架。荟镌丛书，精纂藏目，搜亡揭隐，丹黄稠叠。版本之流传，目录之考集，刘班晁陈之学，人才辈出，而影响于学术文化者殊匪浅鲜”。苏州私家藏书之风，向称炽盛。西汉朱买臣，《汉书》称其“家贫，好读书”，其故里至今仍称“藏书”。南齐陆澄，《南齐书》称其藏书“万馀卷”，“行坐眠食，手不释卷”。唐刘绮庄、张籍、陆龟蒙、徐修矩等，皆藏书万卷。宋元更多了，曾旼、贺铸以校勘著名，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说：“吴中曾旼彦和、贺铸方回二家书，其子献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经彦和、方回手自讐校，非如田、沈家贪多务得，舛谬讹错也。”史正志以写本取胜，陆友仁《吴中旧事》说：“万卷堂环列书四十二厨，写本居多。”卫湜精研《礼》，作《礼记集说》，采书一百四十四种，叶適《栎斋藏书记》说：“君所藏皆具有焉，盖君之力良难而任良重矣。”俞琰则深究《易》，藏有宋刊《周易正义》《诚斋易传》《丙子学易编》《周易玩词》等，都甚罕秘，故题所居为读易楼。明清两朝乃苏州私家藏书最辉煌的时期，在藏书史上有影响的藏家和藏书处，有俞贞木端居室、虞子贤城南佳趣堂、王廷礼阳湖草堂、王锜万卷堂、叶盛菉竹堂、杜琼三友轩、孙楼丌册庋、史鉴淡心斋、杨仪七桧山房、顾元庆大石山房、钱穀悬罄室、王世贞小酉馆、赵宧光父子小宛堂、赵用贤父子脉望馆、许自昌霏玉轩、张丑宝米轩、毛晋祖孙汲古阁、金俊明巢居、叶奕覃思馆、王昭豁尔间、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徐乾学传是楼、钱陆灿东圃书堂、朱之赤留耕堂、陆漻佳趣堂、顾嗣立秀野草堂、惠栋红豆山房、朱奂滋兰堂、袁廷梼五砚楼、黄丕烈士礼居、顾之逵城南小读书堆、周锡瓒香岩书屋、张金吾爱日精庐、张海鹏借月山房、瞿绍基祖孙铁琴铜剑楼、吴翌凤古欢堂、石韫玉独学庐、顾广圻思适斋、陈墫西畇草堂、陈揆稽瑞楼、汪士钟艺芸书舍、戈载半树斋、顾沅艺海楼、张蓉镜小嫏嬛福地、顾文彬祖孙过云楼、赵宗建旧山楼、潘介繁桐西书屋、蒋凤藻心矩斋、叶昌炽缘督庐等。民国时期，则首推邓邦述群碧楼、赵诒琛峭帆楼、丁祖荫湘素楼、王謇澥栗楼、王大隆蛾术轩、许博明郇斋、潘仁厚兄弟宝山楼等。
苏州历代藏家不但继承了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的思想体系，从事校注、辨伪、辑佚，并编纂善本书目，完善了藏书题跋的内容和形式。最具苏州地方特点的，一是钞书，二是刻书。钞书在藏家中很普遍，或亲手缮录，或雇人钞写，所用纸墨皆特制，毛晋汲古阁所钞之书，世称“毛钞”，乃属古籍中珍品。刻书亦藏家擅场，不惜时间和赀财，如袁褧嘉趣堂翻刻宋蜀本《文选》，费十六年竣事，用费浩繁；
郭云鹏济美堂《河东先生集》，徐封东雅堂《昌黎先生集注韩集》，均翻刻廖莹中本，板刻精良，与宋本无异。家刻本质量一般都高于坊刻本，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四说：“数年以来，虞山毛氏，昆山徐氏，雕行古书，颇仿宋椠，坊刻皆所不逮。”
苏州公共藏书，主要集中在学校和寺院。学校藏书方面，唐大历九年重建昆山县学，梁肃《昆山县学记》称“大启室于庙垣之右，聚五经于其间”。北宋景祐二年范仲淹创苏州州学，嘉祐三年富严增建六经阁，张伯玉《六经阁记》说：“经南向，史西向，子、集东向，标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黄，泽然区处，如蛟龙之鳞丽，如日月之在纪，不可得而乱矣。”至明清，各府、州、县学均有尊经阁，为藏书之所。所藏之书，以颁赐之书为重点，经、史、子、集略备，尤以儒家经典为多。藏书来源，除颁赐外，主要是接受地方官吏、士绅捐赠。书院一般都有藏书楼，藏书主题与官学相同，晚清收藏大量翻译类、实用类之书，以及石印报刊等，学古堂为其代表。寺院藏书方面，主要收藏佛经及僧人个人撰著。佛经包括镌刻碑版的石经，据白居易《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记载，法华院有唐长庆、太和间的十二部石经。北宋熙宁七年，虎丘建应梦观音殿，曾公亮等八十馀人，各书《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共九十行，勒石十馀方嵌置殿壁。南禅寺则有转轮经藏，白居易《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说：“藏之内，转以轮，止以柅，经函二百五十有六，经卷五千五十有八。”血经是苏州寺院收藏的一大特色，今尚存六种，元释善继书、明释书弘书《华严经》各一种，无名氏书《妙法莲花经》，宋邵育书《阿弥陀经》三种。在刻经上的贡献，以宋元间陈湖碛砂寺所刻《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为最，世称“碛砂藏”。
书籍流通的主渠道是书坊，苏州书坊由来已久。洪适《跋元微之集》说：“元、白才名相埓，乐天守吴才岁馀，吴郡屡刋其文。微之留越许久，其书独阙。”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可见中唐苏州已有书坊，并可以茶酒交易。五代吴越国时，由于社会安定，书坊更多了，以刻卖经咒、历本、字书、诗歌为主。至宋代，雕版印刷业更其发达，吴刻与浙刻、闽刻并称于世。元初闻德坊周家书肆，元末天心桥南刘氏梅溪书院，为苏州历史上有名实可考的最早书店。明代是苏州书业的全盛时期，成为东南出版业重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于此有具体评述，一是苏州为全国四大书市之一：“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二是苏州刻书品种繁多：“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荐绅博雅、胜士韵流，好古之称藉藉海内，其藏蓄当甲诸方矣。”三是苏州刻书以精湛著名：“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
其多，闽为最；
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
其直轻，闽为最；
越皆次之。”可见当时苏州刻书质量已超过浙江和福建，湖州、徽州则后来居上：“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关于当时苏州书坊的分布，胡应麟说：“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入清以后，苏州书坊更多，出版规模更大，刻本更其精湛。袁栋《书隐丛说》卷十三就说：“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苏特工。”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的不完全统计，凡存刊刻著录的苏州书坊，明代有三十七家，清代前期有五十三家，以嘉靖间创设的东吴书林为较早，以乾隆间创设的扫叶山房持续时间最久。自晚明起，不少书坊以刊刻通俗读物为主，小说、戏曲、画谱及实用类书籍的图版，雕刻精良，风格多样，且高手云集，乃属中国版画史上的奇葩。由此而影响画铺刻版，在康熙间出现了尺幅巨大、全版套印、吸取西洋技法的“姑苏版”年画。从书贾方面说，如五柳居陶正祥、萃古斋钱景开等结交当时学者和藏家，精通目录版本之学，为编纂《四库全书》在“购访遗书”方面做出了贡献。
咸丰兵燹后，苏州书业一度沉寂，惟存绿润堂、世经堂、来青阁、述古书肆、大成坊书坊等，在艰难中维持生计。就在同光年间，西方印刷技术和资本主义出版经营方式传入中国，上海逐渐成为出版中心，苏州刻书业虽然式微，但仍是古籍善本集散地，连楹充栋，富夸琳琅，仍为爱书人所向往。辛亥革命后，苏州书市由旧书坊、新书店、冷摊小铺组成，稍具规模、较有影响的有三十多家。其中以江氏文学山房为翘楚，不但经营旧籍，还用木活字排印《江氏聚珍版丛书》，用旧版重印《心矩斋丛书》和《望炊楼丛书》，这是传统坊刻本的最后辉煌。
苏州为东南大郡，方志之富，称甲天下。宋濂《吴郡广记序》说：“其因革盛衰之际，纪载于简册者，自《吴越春秋》、《越绝书》以下，若晋张勃、顾夷，隋虞世基，唐陆广微等所述，及《元和郡县志》、《寰宇记》，各有所明。迨宋之时，罗处约有《图经》，朱长文有《续记》，范成大、赵与皆撰类成书。厥后有章悊者，病其未完，作《吴事类补》。宋亡，书颇散轶。”范成大《吴郡志》为方志创体，“徵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
洪武《苏州府志》，“博揽旁摭，芟繁取要”，以“详赡有法”著名；
正德《姑苏志》，“繁简得中，考核精当，在明人地志之中犹为近古”。清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四修《苏州府志》，延及民国初年修《吴县志》（时已裁府）。太仓州先后有十六种州县志。苏属各县修志历史悠久，宋元时就有常熟的庆元《琴川志》，昆山的淳祐《玉峰志》、咸淳《玉峰续志》、至正《昆山郡志》，明清时更是屡修屡刊，雍正分县后，又各修其志。各乡镇几乎也都有志，乃至村落亦有志，如明末清初《庉村志》、光绪《钓渚小志》等，这是苏州方志的一大特色。除行政区域志外，山水、寺观、祠庙、冢墓、水利、学校、园林、人物、金石、风俗、花木、物产等也各有专志，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志书系统。
与纂修志书并行不悖的另一方面，苏州学者重视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就总集而言，早在南宋就有署名郑虎臣辑《吴都文粹》九卷，上溯汉唐，迄于宋代，诗文与地志相表里，东南文献，多藉是以有徵，与《吴郡志》相辅而行，亦如骖有靳矣。明钱穀辑《吴都文粹续集》五十六卷补遗二卷，补辑南渡暨有元一代，下逮明之中叶，自说部类家诗编文稿，以至遗碑断碣，无不甄罗，其采辑之富视郑书几增至十倍。清初，吴伟业辑《吴郡文献》，汇郑、钱两家之书，益以隆、万及末季之文。至道光间，顾沅更辑《吴郡文编》二百四十六卷，取事类编次，列二十六门，煌煌可观，堪称三吴文献之渊海。就一邑之地而言，常熟有明杨仪辑《古虞文录》、张应遴辑《海虞文苑》、清王应奎辑《海虞诗苑》、邵松年辑《海虞文徵》，昆山有明俞允文辑《昆山杂咏》，周复俊辑《玉峰诗纂》，太仓有明陆之裘辑《太仓文略》、清汪学金辑《娄东诗派》、王宝仁辑《娄水文徵》、周煜等辑《娄水琴人集》，吴江有清袁景辂辑《国朝松陵诗徵》、凌淦辑《松陵文录》、费善庆等辑《松陵女子诗徵》，太湖诸山有清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徵集》。就连乡镇也有地方总集，如陶煦辑《贞丰诗萃》、汪正辑《木渎诗存》、周秉鉴辑《甫里逸诗》、陆焕辑《沙溪诗存》、王鲲辑《盛湖诗萃》、徐达源辑《禊湖诗拾》、柳亚子辑《分湖诗钞》等。至于宴集唱和，以元末顾瑛界溪玉山草堂、徐达左光福耕渔轩为最，前者总集有顾瑛辑《玉山名胜集》和《草堂雅集》、袁华辑《玉山纪游》，后者总集有徐达左辑《金兰集》。还有总集性质的丛书，如吴伟业辑《太仓十子诗选》、徐行辑《依园七子诗选》、任兆麟辑《吴中女子诗钞》。更有辑存地方文献的丛书，如邵廷烈辑《娄东杂著》、谢家福辑《望炊楼丛书》、缪朝荃辑《汇刻太仓旧志五种》和《东仓书库丛刻初编》、俞庆恩辑《太昆先哲遗书首集》、丁祖荫辑《虞山丛刻》和《虞阳说苑》、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辑《吴中文献小丛书》等。
前代学者热衷从事乡邦文献的编纂、整理、汇综、刊印，前后相继，不遗馀力，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典籍聚散，有政治、兵燹、藏弆、人事四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江苏艺文志·苏州卷》著录苏州历代人物著作三万两千馀种，占全省三分之一强，但其中“有目无书”者不在少数，这也正是“书厄”的结果。这就需要不断去做整理、编纂典籍的事，既要影印复制，化身千百，让罕遘之书成为易见之本；
又要搜残辑逸，掇賸录遗，完善文献版本；
还要使之普及化，或点校，或注释，充分利用古籍价值，使之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