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艾宁 李 晶
《家山》是一部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乡村繁衍史，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史，用一个乡村展示了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
而立之年，王跃文曾偶然翻阅自家族谱——《三槐堂王氏族谱》，一颗小小的创作种子便深埋于心中，但彼时他并未察觉。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对故乡和家族的深切思念，不断勾连着他的创作思绪，以“家谱”为题材创作小说的冲动越发热烈。2022 年12 月，王跃文在其花甲之年的岁末，《家山》终于面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重磅推出。
酝酿30 年，构思10 年，创作5 年，这部篇幅50 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凝练了王跃文最多的心血、情感和泪水。尤其在创作最后一年的“攻坚阶段”，王跃文将自己彻底沉浸在《家山》的创作中，每天怀着极高的创作冲动醒来，伴着书中人物或悲怆或幸福的心情睡去，几近废寝忘食。走出半生，他的笔触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原点”。由于小说中的沙湾村以王跃文的家乡湘西溆浦为原型，因此每至创作与现实发生重合之处，书中人物所经历的悲欢常常令王跃文掩面而泣。在《出版人》与王跃文的访谈过程中，他也数次表现出对家乡的感怀，对已逝亲人难以自抑的悲伤。
作为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从事文学创作30 余年，如今年过花甲，他诧异于自己“年纪越大竟越容易哭泣”，对于这种心境的转变，他借刘鹗提出的“灵性”和张岱提出的“深情”“真气”来解释。自1989 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王跃文便一直保持对人性中至善至美部分的体察，无论是使其声名大振，因而被贴上“官场小说第一人”标签的《国画》，还是历史小说《大清相国》的另一种文学尝试，抑或是从《亡魂鸟》《漫水》开始的乡村题材书写，王跃文的笔下总有对人性的悲悯、对人情的深刻体悟。
《家山》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全篇小说没有尖锐的乡村社会矛盾，只有静水流深的乡村社会日常，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乡村不真实的印象。这部小说继承了沈从文笔下对湘西的优美书写，也不由得令人回溯至战国时期屈原赋予楚湘之地的英雄主义和家国情怀，是一部拒绝概念化和先验性的中国乡村史诗。
全文以四跛子“抬阿娘”（湖南方言，意为娶老婆）开篇，现实中王跃文的“阿娘”——诗人张战也一路伴其北上，协助长篇小说《家山》的宣推工作。据她透露，书中人物桃香以王跃文的祖母为原型，桃香代表陈家对簿公堂脱口而出的“四六八句”，亦是出自王跃文祖母之口。“四六八句”是湖湘地区对民间人物出口成章的描述。除此之外，《家山》中还运用了许多精彩的湖南方言表达。“如果不让故事中的人物以家乡话来表达，便不能真实反映出乡亲们的内心情感，也不能表现出湖湘地区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这是王跃文在作品表达中的再一次成功尝试。
《家山》这部作品亦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名单，这是一部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乡村繁衍史，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史，用一个乡村展示了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从女性成为“乡约老爷”，到舅舅不得已杀外甥，从税从租出，到兴修水利，于细微之处，一个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在历史变革中逐步朝着现代演进。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款”，到山水田园、耕织劳作；
从人情往来，到子孙繁衍，于日常生活，一种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稳定延续至今，深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出版人》：您曾说过，自己创作小说的过程很慢，边写、边看、边等。那么《家山》这部长篇小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经历了怎样的创作历程？
王跃文：10 年前，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签署了这部作品的出版合约，但因为工作，这部作品在第一个合同期内没有写完，所以真正开始下笔写作差不多是5 年前，最后的攻坚阶段有一年时间。中间经历过比较大的曲折，写到二三十万字时，我对作品的叙事方式进行了全面调整，把这二三十万字全部舍弃了，几乎完全从头开始，为了最终的创作成果，我必须下此狠心。不过好在，那些舍弃的文字最后作为素材融入了后续的创作中。
《出版人》：《家山》是一部以您的家乡为背景的长篇画卷，小说中描述的湖南乡村社会与您的真实生活经历有哪些联系？作品原名《家谱》，为什么后来改名为《家山》？
王跃文：《家山》确实是一部以我的家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是我对家乡的漫长回忆，以我的老家溆浦的生活为原型，故事集中发生在我自己出生的村庄。
写这部小说，最早触动我的是一次读家谱的经历，我们王家的家谱叫作《三槐堂王氏族谱》，于1998 年重修，当时我因为年轻，三十五六岁，对家谱并不十分在意，那个年纪都是往高处看、往远处望，没有太多精力和心思低下头看看脚下的路，想一想我们的前辈是如何走过来的。七八年前，我拿起家谱再读的时候，小时候见过的那些长辈，他们从大革命以后走过的路，做过的一些事，深深地将我触动了。
我的家乡隔壁县叫作辰溪，辰溪有一家兵工厂，是当时民国政府最大的兵工厂之一，1949 年3 月5 日，这家兵工厂的枪支被抢，为首的是兵工厂保卫处处长张玉琳。这是在当地影响巨大的事件，史称“湘西事变”。兵工厂被哄抢，致使三万多支枪支流落民间。后来，张玉琳成为当地最大的土匪，被民国政府收编了。枪支流落民间以后，湘西到处是山头大王，很多县城都被烧杀抢掠。这时我们村里有一人，按照辈分来讲是我的伯父，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党员，他跟当时县警察局局长——按辈分来说我叫他爷爷，做思想工作，让他把大部分警员组织起来，同时把县自卫队队员策动起来，再发动我们村的青年人一起组成革命武装，同民国政府脱离关系，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上山与张玉琳部对抗，迎接解放。
我当时在家谱上看到那些热血青年，非常受触动。村上的人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借粮食、土糖、猪，筹了一笔钱，到辰溪买武器回来，支持革命武装。我在小说里写到村里派人到辰溪去买枪回来，筹来的金额有多少、枪支武器买了多少，我都是按照家谱记载的内容原原本本写下来的，这个部分一点虚构都没有。家谱上记载的那些革命前辈，都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普通农民；
但多年后在家谱上再读到他们的事迹的时候，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一一点读了他们的名字。
这些是触发我写作灵感的具体故事，让我联想到从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村里其他长辈那里听来的，老一辈乡亲的故事，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乡邻之间的关系，遇到大事时大家是如何团结起来的等细节。
中国人自古都很重视家风建设。每一次修订家谱的过程，就是对整个家族历史进行总结的过程，家族的精神在家谱中得以传承。家谱里面的辈分排序，传达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书名最后改成《家山》，比当初暂定名《家谱》气象更阔大些。我写的是我的家山，我也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家山，我写的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家山。
《出版人》：50 岁再看家谱，和30 多岁看家谱的感受不一样，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王跃文：这应该就是年龄变化导致的。人进入中年以后，对生活的看法或者思考跟年轻时相比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年纪越大，越对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对人在天地之间所处的位置，有更多的思考。越往后走，年纪越大，看到小时候感觉稀松平常的事情也越觉得可贵，比方说乡邻之间相互尊重、包容，在细微之处的关心，人与人之间的真情等等，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
《出版人》：您曾在活动中说，在创作《家山》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您投入了最深的情感和最大的创作热情，经常泪流满面。这种创作中的感动常常出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
王跃文：不是经常让我泪流满面，而是我几乎每天以泪洗面。我熟悉乡土，熟悉笔下的人物，我用心用情去写。当我写不同人物的时候，就会被人物附体，与书中的人物同悲欢、共哭歌。
比方说四跛子一家因一筷子菜相互推让，我写到这里主人公是哽咽的，我写的时候也是眼泪哗哗地流。这就是穷人家的温情。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有没有这种感受，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读到人间大爱、人间真情的东西，都会泪流满面。
我也常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容易流眼泪？我想到刘鹗在《老残游记》序言里开篇说，“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我体会他讲的“灵性”，也就是张岱讲的所谓“深情”和“真气”。张岱讲“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我很庆幸写了30 多年小说，写到五六十岁了，还保持着“灵性”“深情”和“真气”。我愿自己在以后的写作当中，仍保持可贵的“灵性”“深情”和“真气”。人心都是相通的，自己写作时能够被感动，相信读者也会被感动。
《出版人》：在写作最后一年的攻坚阶段，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王跃文：这本书从动笔到完成有十来年，最后的攻坚阶段，我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写作，而且每一天创作的冲动甚至需要自己踩刹车。说一个细节，我过去用的是电动牙刷，电动牙刷的刷牙时间是定时的，我在最后一年的攻坚阶段，总觉得这个定时时间怎么这么长啊，脑海当中的创作冲动都要溢出来了，这个刷牙定时还没结束，真是让我急不可耐。后来我就放弃了电动牙刷，改回手动牙刷，这样我自己可以掌握刷牙时间，刷完牙就赶紧去写作。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处于极其好的创作状态中，时时刻刻想写作，说起写作就摩拳擦掌。其实这么多年，我的创作状态一直是这样，只不过过去有些时候还能按捺一下，这一年几乎要按捺不住，只要接到朋友们约吃饭的电话就着急。
创作时，书里的这些人物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的。我老婆张战是一位诗人，我俩是文学同道，心灵相通。有时候创作完一段情节我感到很难受，就去她的房间，对她说：“对不起，今天谁又‘死’了。”我一说，眼泪就哗哗地流，她眼泪也哗哗地流。
《出版人》：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您也像写《大清相国》一样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吗？
王跃文：可以说我写《家山》就像写博士论文一样，以史笔为文。我写的是1927 年到1949 年期间的乡村生活，那个时候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乡邻之间的关系、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县政府官员的行事方式，这些东西我都做过认真的研究，读过大量的史料，也读过大量研究专著。我写这部作品中的信函往来、布告等官方文书，写得像模像样。诸如此类细微处，我都是做足功课的。
《出版人》：您谈到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您的家山，也是中国人的家山。但同时《家山》中呈现的乡村具有非常好的社会风气，是非常和谐的一种乡村社会形态，这样的乡村能代表整个中国乡村社会吗？
王跃文：我发现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中国乡村的理解，是被一批文学、影视作品误导了。真正的传统乡村，是以一个大姓或几个大姓这样固定的族群为单位组成的熟人社会，整个家族从祖宗传下来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大家都要遵守，不敢违背，只要你违背了，会被全村人瞧不起。即使有人在外面混得有头有脸、趾高气扬，回到村里一定是“夹着尾巴做人”。传统的乡村社会，人的好坏同财富没有必然关系。如果说有关系，即富裕人家多知书达理，同乡邻很融洽。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假如是恶霸地主，就没有人愿意租种他家土地，他在村里混不下去。很多时候，地主跟长工之间的租佃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地主会变成佃户，佃户会变成地主。当然，土豪劣绅也是有的，特别到了民国乱世，乡绅土劣化越来越严重。所以《家山》中呈现的乡村社会是真实的，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就是这样的。
《出版人》：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传递怎样的社会价值？
王跃文：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就抛弃了对生活概念化的、先验的定义，用我所了解掌握和认知的生活，用文学的笔法如实地去讲述。乡村人对各种“规款”的信守，人的自尊与自爱，乡邻间的和睦，人们对好门风的敬重，乡亲们在灾难面前的相助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具体呈现。这部小说虽然写的是一个村，其实再现的是那个时代的波谲云诡，也是整个中国在变乱中的浴火重生，传达的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
《出版人》：《家山》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入选作品，该项计划对您的作品出版以及中国文学发展有哪些助益？
王跃文：中国作协发起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对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将会产生深远重大的影响。首先，这个计划定下了很高的目标，这是一个极好的创意，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对作品是有极高要求的。其次，这项计划得到了很多中国一线作家的响应，一批一批的作家作品已陆续推出。最后，这项计划的机制也很好，与出版领域一流的相关出版单位和文学期刊联手推进，这就给作家和作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出版人》：自古以来，湖湘文学就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在乡土小说、长篇历史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方面颇有成就，在您看来，这种湖湘文学的特点是怎么形成的？
王跃文：说到湖湘文学，总体上讲好像是有共性的特点，但是具体到每一位作家，说他具有湖湘文学特色，也不一定。
湖湘文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湖湘文化的影响，湖南人有家国天下意识、 批判精神、 担当精神、 奋斗精神，这些特点我觉得是每一个湖南人都为之骄傲的。
就拿我的家乡溆浦来说，我们溆浦人特别勤劳，会干事。记得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当地普通的农民就可以派到外县去做农民技术员。在我的家乡，土地和人口的数量关系属于不多不少，刚刚好。如果一个地方的土地很少，比如东南沿海地区，那些地方的人就很难长时间留在家乡，必须离开土地，另寻生路。而像东北地区，适合种植的土地特别多，传统耕种就不会太精细，是粗放的。我们那个地方，土地不多不少，离开土地出去谋生路未必有保障，但是如果要守着土地，就必须精耕细作，才能把生活过好。我分析这是我家乡农民善耕作的最根本原因。当然，现在经济形态发生变化，农民同土地的关系出现了新情况。
《出版人》：近年类型文学、网络文学，都在向严肃文学、主旋律转向，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王跃文：首先这是一种文学自觉，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也是自然规律。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文学创作，说到底，本质还是文学，文学有法而无定法，文学讲不清楚标准，但它毕竟是有标准的，文学的标准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类型文学也好，网络文学也好，不论是什么文学，如果不往文学的标准走，肯定是走不远的。
对于主旋律，我觉得不应有狭隘的理解。一切向善向美的作品都是主旋律作品，只是在人类文学史上过去没有“主旋律”这一说法。可以说，凡是在人类文学史上留传下来的文学作品，都是主旋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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