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超
本文通过叙述和对比了中西方科幻小说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分析了其背后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证明了科幻小说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科幻小说研究现阶段存在的不足以及将来努力的方向。
从1818年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出版，科幻小说也被称为奇幻文学，面世已超过两个世纪。作为一种起源于近代西方的文学体裁，科幻被划入流行小说的范畴，它从来不是主流文学，却从来享有比主流文学中多数作家更多的读者。提到科幻小说，不需要专业研究人员，就是普罗大众都能随口列举出一些耳熟能详的中西方科幻小说或者影视作品。与此同时，科幻文学在学术领域的遭遇和在普通大众中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
究其原因，科幻小说被评论界划入了“非主流”的大众文化，这个界定使得科幻小说难以获得学术研究的青睐。再者，科幻小说被认为是“看头就知道知道尾”的套路化、商业化的类型文学。甚至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托多罗夫著作《奇幻文学导论》的序言也“羞愧”地承认：作为研究对象，奇幻文学似乎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类型，属于一些原本不受重视的边缘类型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地位的突破性改变，后现代哲学的普遍繁荣，科幻文学的学术境况也正在逐渐改变。在传统的、曾经对科幻文学嗤之以鼻的人文领域，比如大学文学院中，有关科幻的研究方兴未艾。科幻不但被当成一种叙事文学来考量，更被当成一种文化存在、可能进入未来文化核心的具有充足价值的边缘存在被重新估价。就连一贯标榜严肃的诺贝尔奖评委也终于决定将2007年度文学奖授予曾经撰写过许多科幻小说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2]。
一、科幻小说的定义
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其定义为在尊重科学结论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设想（而非妄想）而创作的文艺形式。它是以科学为基础进行幻想的小说，对虚构的事物，用科学理论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科幻文学是关于现代化的文学，更是关于现代性的文学。内容上，它包含“启蒙”“理性”“进步”和“科学”等宏大的现代性主题。写作手法上，它所采用的各种前卫性美学尝试，对古典小说核心特征所进行的种种反抗，又使它毋庸置疑地处于各个时代新旧美学更替的“刀锋边缘”[3]。
尤其在主题方面，科幻小说反映的是“生产力变化如何影响人性”这一基本命题。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它从生产力变化这个层面探讨人性，远比文化、道德、宗教这些上层建筑领域层面探讨人性来的深刻的多。同时，科幻小说又是最能反映时代的现代性小说，因为其诞生和兴旺需要特殊的时代背景，即生产力的变化在一代人身上就能产生巨大的变化和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一个人在他的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必须生活在不同的生产力背景下，受到生产力巨变的多次的强烈冲击。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才会对科幻有兴趣，不止是阅读的兴趣，更是创作的兴趣。
二、西方科幻小说发展简史以及研究概要
虽然“ Science fiction”这个英语词汇最晚到20世纪30年代才定型，1818年出版的《弗兰克斯坦》被认为是现代科幻作品的开端，但在这之前，西方世界也充满了各种有幻想色彩的作品，比如神话和英雄史诗，即“奇幻小说”。这些古代社会里的怪兽、怪事、怪民族的传说，如果被文人加工成文学作品，又不付诸于神鬼传说，只是写了当时人们对未知世界的猜想，那便构成了淳朴的原始科幻故事，这些现在都被划为科幻的范畴。当西方文明发展到十五到十八世纪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时，流行各种集奇谈怪闻于一身，极具幻想性的“伪旅行小说”和乌托邦小说。其中前者也可以说是今天科幻文艺中外星文明的题材先驱，代表作为《鲁滨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4]。
到了现代，亚当·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中给科幻小说分为以下幾个类别：空间（到其他世界、行星和星系）的旅行故事、时间（到过去或者未来）旅行故事和想象性技术（机械、机器人、计算机、赛博格人以及网络文化）的故事以及乌托邦小说。最早的现代科幻小说主要依赖新发明创造，或者到达一个新地方。小说以描述性为主，由不熟悉环境的主人公向读者进行讲述，或者以读者的名义旁听某个讲座。几乎所有的故事结局都是宇宙和平，或者某项发明和发明家遭到毁灭。之所以结局安排成这样，是因为作家也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因而只能使用类似于“醒来是一场梦”的手法，也许目的就是避免结局感。早期的科幻小说往往带有恐怖小说、冒险小说或奇幻小说的痕迹，又包含推理小说和哥特小说的许多要素，作品之间难以严格区别[5]。
1926年到1960年西方现代科幻小说的发展进入了杂志时代。大多数科幻杂志的大本营都在美国，所以这个时代科幻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科幻小说。在科幻杂志占主导的四十年间，科幻的复杂性和独特风格日益彰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史密斯博士的射线枪和火箭冒险故事，到五十年代则发展成考德维那·史密斯的错复杂的启发性未来历史小说。在科幻杂志的创办过程中，三个独立的发表传统走到了一起[6]。
（1）根据斯巴克提到的文学模式，通常叫做“科学浪漫故事”。代表人物时坡、凡尔纳、威尔斯、雪莱、霍桑、梅尔维尔、布尔沃莱顿、吐温和吉普林。
（2）从联想小说和纸浆杂志发展出来的通俗故事叙述形式。
（3）科学新闻。杂志小说的一大创新就是想象性地把实验方法和技术革新应用于解决物理问题的同时，也用于解决社会和思想问题。
该时代著名的科幻杂志有《惊异科幻故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惊异》杂志主编坎贝尔的科幻创作指导思想，包括“写真正的科学”“用现实手法描写超现实的题材”“用过去式描写将来事物”“对科技和进步保持乐观态度”等等。这些思想带领着科幻界进入了科幻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品有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黄金时代产生了大批专业科幻作家以及科幻迷这个群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7]。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随着美国首次登月以及越战，科幻小说发展进入新浪潮时代。其特点是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故事时而跳跃，时而娓娓道来，种画面轻情节，让读者时而炫目时而迷惑。新旧浪潮的混合通过吸收现代小说、神话、艺术和电影技巧不断丰富，从而大大拓展的科幻读者面。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
从一九八O年至今，科幻的读者群进一步扩大，书面科幻呈现的主要形式变成书，杂志逐渐衰退。同时书面科幻失去了他原有的地位，消费群体的科幻概念和崇拜的偶像都是通过电视电影和网络游戏获得的。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关系更紧密的科幻形式是各种科幻衍生品。到了二十一世纪，罗宾森认为：“技术在方方面面的高速发展，把我们整个社会现实变成了一部巨大的科幻小说，我们都在合作书写这段历史。”
学术界对于科幻小说的重视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大学开设科幻课程，学术界对科幻小说的研究也越来越多。1972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达科·苏文把科幻小说解释为“一种文学类型，其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是陌生化和认识的相互作用，而其主要的形式方法是用一种想象的框架代替作者的经验环境”。罗伯特·斯科勒斯认为，“科幻小说提供一个明显与我们已知的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然而又以某种认识的方式返回来面对那个已知的世界。”他以“结构的寓言”代替“推测小说”。《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通过研究现实世界的迅速变化指出：“科幻小说通过描写一般不考虑的可能性——另外的世界、另外的看法——扩大我们对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 1987年，科幻作家S.K.罗宾逊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历史文学……在每一个科幻小说的叙述里，都有一种明显或隐含的虚构的历史，它将小说描写的时期与我们现在的时刻或我们过去的某个时刻联系起来”。1992年，评论家约翰·克鲁特进一步扩大科幻小说的范畴，认为美国科幻小说传递的意义关系到“西方世界线性的、由时间限定的逻辑”。这些评论界对于科幻小说的定义无一不彰显了科幻小说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8]。
三、中国科幻小说发展以及研究概要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具有本土化的特色：断代严重，各代之间几乎毫无联系。这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多端相关。早在上世纪初，中国最早的科幻翻译和創作就已经展开，诸如梁启超、鲁迅、茅盾、老舍等现代文化的先行者都曾经给这一文类的发展做过身体力行的推进。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幻文学几度繁荣，几度衰落。2015年8月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科幻界最具影响力的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该奖项成立以来第一次颁给亚洲作家。而正是因为《三体》的获奖推动了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和科幻小说研究。
随着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的兴起，相关研究与评论也变得颇具学理性的讨论与探究。仅以中国知网（CNKI）为例，以“中国科幻”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知从1982年至2016年，相关文献数量从1篇增长到了216篇。其中含有硕博士论文29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37篇。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研究一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9]。
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学理性批评与研究，近年来，形成了“一个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研究中心）、海外译介、多维研究”的局面，正朝着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前进。总的来说，主流批评界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建构和作家作品评论两个方面。
在中国科幻小说的理论建构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作家+理论”和“译介+本土”的模式[10]。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理论建构的主力军，恰恰是科幻小说的作者们。而在科幻理论的译介方面，吴岩主编的“西方科幻经典文论译丛”为国内科幻小说作者以及研究者提供了女性主义、乌托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陌生化等多种经典文学理论角度和视野用于研究东西方科幻小说，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理论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借鉴和推动作用[11]。
四、中国科幻小说研究现阶段存在的不足
与理论体系建设相比，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要更胜一筹。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角度多样，有乌托邦视角、受众心理视角、传播视角、接受视角、消费主义视角、创作方法视角等，大大超出理论建设的成果。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理论建设的薄弱，一些批评文章显得比较单调，缺乏丝丝入扣、层层深入的真知灼见。在这种学术研究大环境和背景下，研究科幻小说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和意义的课题就具有切实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2]。
虽然目前对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研究正处于上升期，成绩也十分出色，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史料收集与整理不足，缺乏历史眼光
正如科幻研究者李广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史料建设早已硕果累累，但具体到科幻文学，则相关史料远未得到充分整理，凭借坚实的史料基础别开生面的研究更是不多见。”因此，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研究若要具备延展性和可持续性，必然要重视史料学的研究[13]。
（二）学科理论体系的零散和理论内容的疲软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理论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理论的内容则几乎全盘来自西方，只能依靠西方来完成对科幻文学的理解、阐释、批评和研究。因此，建设具有本土性的，成系统的科幻文学理论是科幻研究的当务之急[14]。
（三）跨文本、跨媒介、跨文化研究不足
在西方，这种跨文本的现象则更加常见。因此，对于科幻小说研究来说，仅仅研究小说本身是显然不够的，更应该把各种文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这样才能系统、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国当代科幻小说。
五、结束语
综上，中国科幻小说研究界的当务之急是对科幻小说，尤其是中国现代科幻文学进行跨文化、跨文本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推进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研究在文学理论与学科体系方面建设，从而推进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推动中国科技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科学正能量。
参考文献：
[1]布莱恩·奥尔迪斯，戴维·温格罗夫.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 [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3]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4]罗伯特·斯科尔斯.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5]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6]萧星寒.星空的旋律：世界科幻小说简史[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1.
[7]吴岩.科幻文学论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8]萧星寒.关于科幻“未来主义”的思考[J].长江文艺评论，2017（2）：39-44.
[9]刘媛.论中国科幻小说科学观念的本土性特征[J].文艺争鸣，2016（5）：138-142.
[10]王德威，史统散.科幻兴：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起、勃发与未来[J].探索与争鸣，2016（8）：105-108.
[11]李广益.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文学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131-141.
[12]张朔.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研究刍议[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13]郑军.科幻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J].科普创作.2017（3）.
[14]托多罗夫，方芳，译.《奇幻文学导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项目号：JAS18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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