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兵 文 强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以往经济史、社会史的重要论域，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关社会形态的历史理论，包含山西票号的内陆金融资本成为研判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依据。不可否认的是，过往的研究大多以沿海地区通商口岸的金融发展为中心，虽然也有关于晋商、徽商等内陆传统商业群体的讨论，但相关论述多沿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模式展开叙述，其中所隐含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叙述难辞西方中心论的嫌疑。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王路曼教授的新作《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2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为该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作者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后又先后在新加波国立大学历史系、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跨文化的学术训练，使得作者拥有了从中国看西方和从西方看中国的双重视野，也使得她能够从新的视角与方法观察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与演变，纵观其著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范式：
早在1912年，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受邀在平遥票号年会上发表“莅临山西票号欢迎会演说词”，他认为票号具备向现代银行转型的机会(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不过也有时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李宏龄认为“正是存在于内陆家族企业与通商口岸西式机构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阻止了票号转型为现代银行”(《山西票商成败记》)。此类观点遵循了“冲击-回应”的叙事模式，即认为在西方金融帝国的冲击下，票号逐渐萎缩直至退隐。
王路曼认为，虽然鸦片战争带来了沿海地区通商口岸商业资本的迅速崛起，但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内陆资本主义并非处于被动的地位，她通过对日升昌等各地票号汇兑账目的分析指出：自19世纪20年代起，晋商票号已经构筑起清朝内地、蒙古边疆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贸平台；
1840年以后，通商口岸的外资银行开始主导国际化的资本贸易，但其业务范围多局限于东部沿海，对于内陆的中国社会影响甚微，相关的商业贸易乃是由山西票号来推动的，可以说“作为来自内陆的家族企业，创造性地推动把可以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金融机构和手段，带给了内陆与沿海”。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源于“通商口岸不断扩展的市场与贸易”以及“内陆地区不断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两个相互关联而非单一的经济动力中心推动”(第50页)。此外，她强调从微观角度看，票号在资本构成、复式簿记系统、汇兑网络以及雇佣职业经理人等方面与19世纪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机构相呼应；
从宏观角度看，票号在资本和商品市场的跨区域扩张，以及作为非官方的财政机构为省级政府运送呈交税银官款等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204页)因此，有关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必须跳出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以及对东方传统经济冲击影响的单一想象。
作为近代商业银行的前身，晋商票号具有强烈的地域属性，以往对此的研究过多强调其所代表的内陆金融业的被动性。此类分析多以韦伯式的资本主义叙事逻辑作为前置条件，预设了内陆资本落后封闭的价值标签，王路曼认为对此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从商业资本、贸易发展、国家力量多个维度综合研判。
首先，从商业资本和贸易发展的角度来看，山西并不是中国的内陆，而是欧亚的腹地，晋商资本在近代欧亚地区的商业贸易中扮演了“金融中介”和“资本企业”双重身份。一方面，晋商票号渗透于东西南北的城市与乡村，成为链接海外资本与内地商品的中介平台；
另一方面，晋商票号也逐步参与了东部的钱庄、殖民地银行的贸易系统之中。例如，他们通过从两湖地区、闽越地区的乡村获得茶叶、投资茶叶生产、为茶园和作坊雇佣工人、为市场定制产品、管理茶叶物流、鼓励传播有关生产销售的信息方式，直接参与国家贸易新秩序。(第55页)
其次，国家力量与山西票号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对于纷繁复杂的税收、汇兑等财政行为的需求，使得票号逐渐成为清廷各级政府财政功能的补充；
另一方面，清廷面对各级官吏依托票号的舞弊行为，以及对后者在战争、税收、汇兑等业务上的依赖，又使得清廷对于票号始终充满着敌对情绪。
再次，王路曼把山西票号的衰落理解为山西商人在晚清变局下的某种主动选择，罗东推荐该书的理由称，作者强调“票号是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私人共同体。他们将积累的资本转而投入到工厂、学校教育等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寻找发展机会”。实际上，自甲午战争以后，山西票号所承担的汇解业务已逐渐被新成立的现代银行所代替，在此期间清政府加大了银元、纸币等金融举措的实施力度，加速了票号官办业务的收缩，此外清廷对票号的金融监管亦加深了二者之间的对立，虽然此前山西票号已将业务向铁路、矿产等实业转移，但截至清王朝退位的1911年，其各级政府对于山西票号欠款的本息总额已达数百万，继之而来的北洋政府则拒绝为其偿还债务，此举又加速了票号的进一步衰落。
以上情况说明，近代中国的内陆资本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复杂性，即“票号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银行公司，它更是深植于晚清社会、政治和文化网络，有着独特性地家族企业”(第198页)，正是由于此类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造就了近代中国内陆资本主义衍生的现实困境。
20世纪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撰述了系列论著讨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潮”，他指出明清时期的商业活动和农村公社的家族组织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力量，却受到官有商业的限制，呈现出“死的抓住活的的例证”。上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等具有东亚文明特色的区域性资本主义模式取得重大成就，遂使得“儒家资本主义”成为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参考范式。杜维明、余英时等学人予以关注，他们认为具有资本功能的商业资本在塑造明清中国文化、社会和家庭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循此思路，王路曼着重分析了山西票号“宗族”与“地域”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对于内陆资本主义的独特影响。她指出，山西票号的核心成员多以晋中家族化的商帮为中心，如三晋源、长盛川、百川通、大德通、大德恒等票号，彼此之间围绕地域、宗族、血缘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地域-宗族化的资本聚集。例如，晋商票号多以“党”为名，源于宗族祠堂，因此以“忠孝仁义”为内核传统的宗法伦理成为了票号各堂之间的精神纽带，资本的募股、分红也是依此为根基。此外，宗族的各级成员构成了晋商票号从业的骨干，宗法血缘构成了晋中的总号与遍布全国的分号之间的隐形担保。不过作者亦强调，多数票号家庭具有特殊的非资本主义生世界，例如他们会将早期的商业成功投入封建时代的功名与捐官，守旧的乡土情结亦使得山西票号的金融资本在金融和银行业现代化和西化的潮流中止步不前，错失了向现代金融资本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总之，王路曼利用大量一手材料，摒弃了单一的经济分析模式，合理借鉴了“加州学派”关于市场、社会、经济的动态说明经济社会变化内在联系的分析方法，她通过对票号、家庭、地域、政府、经济、文化等要素的综合考察，细致地刻画了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内陆金融资本的衍生逻辑，为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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