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飞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不同文化族群互动的结果［1］。通过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不同文化因素在不同时间段的占比，能够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融。党项羌作为中华民族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对其墓葬材料反映出的丧葬观念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有利于我们推断党项羌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丧葬观念的变化，进而探讨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党项羌的丧葬方式来看，无论是内迁以前还是建立地方政权之后，火葬在党项中一直存在和流行。《旧唐书·党项羌列传》中对其丧葬方式如是记载：“老死者以为尽天年，亲戚不哭；
少死者则云夭枉，乃悲哭之。死则焚尸，名为火葬。”［2］5289这种丧葬方式一直延用至党项建立地方政权之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就有关于明确的火葬的条款［3］。
党项流行火葬不仅仅是文献记载中的现象，从党项墓葬材料也可发现端倪。目前发现党项墓葬主要有西夏陵及其陪葬墓、闽宁村墓地等，虽然这些墓葬丧葬方式均被认为是土葬，但我们也可从中发现与火葬相关联的痕迹。闽宁村西夏墓被认为是野利家族墓地，共发掘8 座墓葬，其中M1发现了少量人骨骨灰、M3墓室西北部有零散火烧后的人骨片，类似情况在M6、M8 中也有发现［4］10，24，49，68，墓主人应是先火化后再埋入墓中。西夏陵梁国正献王陪葬墓中发现的人骨也有灼烧痕迹［5］，与闽宁村墓地的情况相似。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闽宁村墓地M1 的建造年代可能在公元1068年之前，梁国正献王陪葬墓的建造年代为公元1129年前后，因此可以看出在党项建立地方政权之后，火葬还有部分保留，并未随着土葬的流行而消亡，而是以人骨灼烧的形式保留下来。
另外，从西夏陵墓建制的情况来看，西夏陵园形制把佛寺、祠庙等共建在陵园，造就了“陵、庙、寺”于一体的陵园制度，反映了在佛教信仰影响下，中原传统文化与党项文化在陵寝制度方面的叠加和交融［6］。从西夏陵出土的建筑构件来看，西夏陵3、6号墓葬以及闽宁村墓地中发现了大量佛教中常用的元素，如迦陵频伽、摩羯、海狮、力士碑座、经幢、莲花纹装饰等。迦陵频伽被认为是佛国的神鸟，摩羯作为印度古神话中的佛护法兽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海狮在佛教教义中也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祥瑞之兆［7］。
党项火葬习俗的流行可能是西北少数民族原始葬俗的延续，也可能是受到佛教的影响［8］。但随着党项建立地方政权之后，大量的佛教元素运用到西夏陵墓的建造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党项丧葬观念中的佛教思想。
（一）视死如生观念流行
自从汉代开始讲究灵魂不灭，中国古代墓葬规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仿制生前所居，展示出中国古代丧葬中视死如生的观念。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各阶段帝陵、诸侯王墓及地方乡绅的墓葬规模都较大，随葬品类型丰富。从陵墓规模上来看，汉代、隋唐、宋代帝陵规模均颇为宏大，如汉代帝陵坟丘现存高度在28—31米之间，坟丘底边长150—170米，帝陵地面上还建有寝殿、便殿、祠庙一类的礼制建筑［9］56-60，唐代帝陵多依山而凿，陵山上配有祭坛、寝殿、司马门、献殿、门阙等，规模宏大［10］56-62，宋陵由兆域、上宫、下宫、司马门、神道等组成［11］123-133。从贵族墓葬的情况来看，中国历代贵族推崇厚葬之风。西汉诸侯王墓多使用黄肠题凑的规制，即一种在陵墓椁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而成的框型结构，如北京大葆台汉墓［12］、江苏高邮天山汉墓等均发现有“黄肠题凑”。隋唐和宋元时期贵族墓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特征，唐代两京地区贵族墓的基本结构是墓道、过洞、天井、小龛、墓门、甬道、墓室，形制复杂［10］75-84，宋代北方地区贵族墓葬更加追求阴宅的华丽居室［11］138-150，可以看出中原贵族墓葬虽不是完全仿制帝陵规模，但也极近复杂华丽。
党项陵墓规模和特征也展现出对视死如生观念的认同。从西夏陵的规模来看，基本秉承了中国古代陵墓建制规模宏大的现象。通过对9座陵墓的规模进行统计，我们发现3 号陵的茔域面积最大，约15万平方米，除8、9号陵破坏严重外，其他陵的面积均在8—10 万平方米之间，由此可见整个西夏陵的茔域面积均呈现出规模宏大的现象（表一）。现存的9 座陵园的地上建筑内容丰富，基本由角台、阙台、碑亭、月城、陵城、门阙、献殿、陵台几部分组成，局部略有不同［13］13-37。西夏陵无论是整体布局、平面形制，还是墓上建筑方式、建筑构件均吸收了中原唐宋陵园文化的特征，不同之处在于西夏陵园的碑亭建筑、四角的角台是唐宋陵园没有的，但整体是以唐宋陵园布局为蓝本，结合党项固有传统习俗，形成鲜明的西夏陵园的整体特征［14］。
表一 西夏陵陵墓茔域面积统计表
从已发掘的西夏陵3、6号陵出土的建筑构件的情况来看，3 号陵出土的建筑构件砖瓦占绝大多数。砖又可分为联珠重层八瓣覆莲纹方砖、重层八瓣覆莲纹方砖、重层四瓣莲纹方砖、联珠龟背菱格纹方砖、凸棱龟背菱格纹方砖、忍冬纹长方砖、菱格纹长方砖、虫草纹长方砖；
瓦可分为板瓦、筒瓦、滴水和瓦当。板瓦和筒瓦的烧制温度稍低，出现釉陶瓦施釉不均匀且釉层普遍较厚，滴水和瓦当均以兽面纹为主。3号陵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套兽、频伽、鸱吻、摩羯、海狮、莲座等，这些建筑构件的制作工序均较复杂，如频伽的头部、身躯的前后半模制成，合模后器体中空，四肢、花冠、发髻、装饰等模制之后贴附于频伽相应的部位，尾部和羽翼则模制后插装于频伽躯体上预留的条形槽内，躯体与器座黏合后成为完整器物［15］。种类丰富、制作复杂的建筑构件耗费的人力、物力可见一斑，由此表现出党项人对于陵墓建制的重视。另外，西夏6号陵地宫出土多件金银器、铜器、铁器、陶瓷器以及竹雕等。西夏地处中国的西北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会地带，又常年处于战争状态［16］，资源相对匮乏，而在6 号陵的随葬品中出土了较多的金属制品，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统治阶级对于厚葬之风的推崇。
从西夏陵陪葬墓的情况来看，多仿制西夏陵的平面形制，其中最为复杂的墓葬墓园由两座碑亭、外城、月城、墓城、门址、照壁、墓冢组成，如M101 号陪葬墓，甬道内还发现有铜牛等随葬品［17］。由此可见，党项部分贵族墓葬在西夏陵定式基础上酌情减少了部分地面建筑，但也基本按照西夏陵的布局进行了墓葬的修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党项在建立了地方政权之后，将中原传统文化中视死如生的观念吸纳进来，并一直在以党项为代表的地方政权统治阶级和贵族阶级中流行。
（二）葬址与随葬品反映出堪舆学说盛行
堪舆学从秦汉时期开始兴起，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在堪舆学的盛行下，相墓术逐渐流行起来，主要体现在葬地和葬日的选择上。人们将葬地的好坏与子孙后代的吉凶祸福等联系起来，同时择日下葬也极为流行。墓葬中随葬明器的作用、大小、方位等也关系到墓主死后的去向和凶吉［18］275-276。唐陵“因山为陵”，18 座帝陵中有14座依山为陵，陵墓北侧为山脉，与都城长安隔水相望［19］。唐宋在葬事的选择上多择吉避忌［20］。
党项内迁后，中原传统的堪舆学在党项贵族中也逐渐流行起来，尤其表现在葬址的选择上。如《大晋故定难军节度副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彭城刘公墓志铭并序》中记载：“以其年七月十四日，备葬于城东浊水岭，高冈之礼也。”［21］96说明葬地的选择并非随机，而是精心挑选的结果。西夏陵在葬地的选择上也效仿中国古代帝陵的选择，均为依山面水。西夏陵背靠贺兰山，东面近与兴庆府相依，远有黄河之水相济，整个陵区西高东低，俯瞰整个银川平原［13］6，在选址上颇为讲究（图一）。
图一 西夏陵位置图
堪舆学的盛行不仅表现在葬地的选择上，墓葬装饰和随葬品类型中也表现出党项对堪舆学的重视。西夏6号陵地宫甬道东西壁上保留有武士像，大部分已遭破坏，残留可见武士像脸朝甬道口，头顶绘火焰，身着战袍，手叉腰，佩剑，着护臂甲，臂后绘飘带，下部已遭破坏，不清［22］384。虽然在报告中未见明确的图像资料，但我们通过与甘肃武威地区发现的木板画中武士俑（图二）的形象进行比较，认为西夏6 号陵发现的武士俑的形象与甘肃武威地区发现的木板画形象相似，并且在该木板画的背面有“南柏人呼北柏人”7 字，实际应为“南陌人呼北陌人”。这是汉魏以来我国古代墓葬习俗中产生的一种墓葬神煞明器，“南陌北陌”通常出现在汉魏以来的镇墓文、买地券以及墓券等墓葬文献中［23］。西夏6 号陵在甬道绘武士俑彩绘应是希望可起到镇墓辟邪的作用。以党项为主体的贵族阶级在随葬明器中表现出对于保护阴宅安宁的需求。如闽宁村野利家族墓地M2、M8 均发现有随葬木俑的现象，木俑包含有武士俑、文官俑等形象，还有牛、鸡、羊等家禽，木花栏装饰品［4］16-18，70-77，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人墓葬的布置仿生前场景布置，同时按《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记载“金鸡高一尺二寸，安酉地……金牛长二尺，高一尺二寸，安丑地。玉马高一尺，安午地”。虽然闽宁村墓地中发现的为木牛、木鸡，但动物形象应仿镇墓神器中的金鸡、金牛。西夏陵M101 号陪葬墓也发现有铜牛、石马，两者并排摆放，应起相同的作用［17］。
图二 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木板画
可以看出，党项在内迁之后对堪舆学说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加强，从最初葬地的选择到随后墓葬内装饰、随葬品的种类等多方面也遵从堪舆学说，应是不断吸收汉文化因素的缘故。
（三）党项墓葬重视等级制度
中国古代有着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这种观念在丧葬习俗中也有着明显的表现，尤其是在隋唐时期，坟丘的高低、墓碑的大小、题字和形状、墓碑前碑刻的数量、明器的使用等都有等级的划分，并且在隋唐时期居丧制度也全面法律化，一些法律条款中也明确指出不遵守法律条款的惩罚措施［18］334-340，367-381。
党项墓葬材料中也反映出相应的等级制度。首先，从目前已发现的党项墓葬情况来看，西夏陵的面积最为宏大，有些虽未发现外城，但9座陵墓基本由角台、阙台、碑亭、月城、陵城、门阙、献殿、陵台几部分组成，反观陪葬墓中虽也有墓园，但墓葬兆域的面积较西夏王陵偏小。西夏陵的茔域面积普遍在8 万—10 万平方米之间，而陪葬墓中面积相对较大的M101 号陪葬墓，茔域面积也只有19800 平方米。其次，陪葬墓也存在一定的等级观念。目前发现的陪葬墓按照形制的不同又可分为A、B、C、D、E五个类型，其中A型的建筑内容和墓园的形制也是五个类型中最为复杂的，包括碑亭、外城、月城、墓城、门址、照壁和墓冢；
B型与A型较为相似，但碑亭数量由两座减少为一座；
C型墓则不见月城；
D型墓园构成内容更少，多为墓城和墓冢组成，少量可见门址和照壁；
而E型墓则仅有一座墓冢［13］39-41，由此可见西夏陪葬墓也存在等级差异。从目前已发掘的M101、M108 号墓葬的情况来看，M101 的墓主生前担任过“中书令”［17］；
M108的墓主为受封梁国正献王的嵬名安惠，生前曾随梁太后征怀德军，被尊为“尚父”，任“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六部官员”等职务［5］。中书令是西夏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中的头衔，枢密院是西夏最高军事机构［24］42-44。M101、M108 的墓主人在生前都曾担任高级官职。从已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M101号陪葬墓的规模在陪葬墓中处于最高等级，而M108 号陪葬墓的规模则略逊于M101。由于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存在前后差异，M101的墓主生活在仁宗时期，M108 的墓主卒于乾顺时期，M101的年代要晚于M108的年代，且M108所处的区域中也并未发现与M101 形制相同的A 型陪葬墓，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判定这两座陪葬墓存在等级差异，但在相同区域范围内，这两座墓葬均属于在该区域内规模等级较高的墓葬。
党项墓葬中等级制度主要表现在统治阶级与贵族墓葬之间。贵族墓葬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地方统治阶级的墓葬形制，但在规模和等级上则不可同日而语。整体来讲，随着党项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因素，建立与中原相似的封建统治，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等级观念也逐渐体现在丧葬观念之中。
中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逐渐形成了一些鲜明的丧葬观念，而这些丧葬观念也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向周边辐射，逐渐影响到周边民族，党项则是其中之一。
党项在安史之乱后东迁至灵、夏、银、绥等地，进入了一个北方民族和中原密切交往的地带，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意识形态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党项统治者迅速地接受了唐王朝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逐渐改变了原有的风俗习惯。党项拓跋上层贵族墓葬中发现的用汉字镌刻的墓志铭和墓盖出现了云气纹、神兽纹、八卦纹等受道教影响的纹饰，均说明党项上层已将中原文化融入到本民族的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党项贵族在内迁之后出现了完全汉化的现象，唐初武德年间由代北迁入河西地区的折氏家族则为典型代表。直到建立了地方政权之后，党项上层认识到要想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则需借鉴中原王朝的模式，因此李元昊仿制中原王朝的礼仪，设立文武百官，建立与中原地区相似的封建统治结构［25］。
诚如上文所言，党项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并且将中原文化逐步融入本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丧葬观念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中国古代传统讲究视死如生，丧葬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党项丧葬观念最初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随着党项贵族不断受到唐宋朝廷的授权封官至党项建立地方政权，中原文化也随之影响到党项各个方面，堪舆学说、视死如生、等级制度逐渐在党项丧葬观念中体现。同样的现象在辽金等少数民族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契丹族与女真族在建立政权之后丧葬观念均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民族交流与交融频发地区，契丹族从“死不墓”的丧葬观念转向建造坟墓、立墓碑，并按照儒家传统思想出现归葬、夫妻合葬等［26］；
女真族的丧葬习俗变化虽然缓慢，但还是出现了土坑墓，且有与中原相似的砖室墓，墓内装饰也吸纳了宋墓的特征［27］。
中国历史中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吸纳是多方面的，包含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教育、文字等等，丧葬观念是表现的极为突出的一部分。这种现象是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不断互动的产物，这一过程往往是从统治阶级开始逐渐向平民阶层过渡，最终实现整个社会对中原文化的整体接纳。
考古学研究是获取人类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党项墓葬材料的分析，我们从中获取了党项丧葬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是佛教思想贯穿党项丧葬观念的始终，并且从丧葬习俗演化到墓葬形制等各个方面。随着党项与中原文化的互动，民族交流与交融不断加强，视死如生、堪舆学说和等级制度这些中国古代传统主要延续的丧葬观念也逐渐融入到党项地方统治阶级和上层贵族中，并且逐渐占据主流地位，进而与佛教观念相结合形成了党项逐渐完善的丧葬观念体系。
二是包括党项建立地方政权在内的其他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存在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诸如政治体系的建立、律法的制定与实施、儒家经典的翻译、丧葬观念的转变等方面，其中丧葬观念上的体现尤为突出。
三是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哪个时期哪个少数民族政权中，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建立中华民族认同感首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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