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溪桥
摘 要：教育出版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事权”的细化与落实。本文借助CiteSpace和VOSviewer的文献计量工具，对1349篇核心论文进行全景式分析发现，教育出版研究的主要议题主要有内涵特征、类型划分、建设管理与发展转型等四个面向，总体经历了以教材出版研究为中心的平稳起步阶段（1992—2004年）、以教育出版研究为核心的跨越发展阶段（2005—2016年）、以发展转型研究为旨向的优化调整阶段（2017年至今）。新时代教育出版研究应当在学科合作、方法借鉴、视野拓展以及内容丰富等方面适当加强，满足国家对教育出版的要求。
关键词：教育出版 研究热点 阶段演进 可视化分析
教育出版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知识服务提供者，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的重要载体。尤其是教育出版中的教材出版，事关“国家事权”[2]，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因此首次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3]。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出版研究，助力学界准确把握这一主题的前沿领域、阶段特征以及发展趋势，本文借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拟对中国知网（CNKI）中文数据库中有关教育出版的30年研究成果进行全景式检视。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文献计量法，是用量化方法对文献特征进行分析处理的现代科学方法，通过采集和处理数据，可以深刻、准确地观察和描述各种现象和规律。[4]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學WISE实验室联合开发的科学文献分析工具——CiteSpace[5]，能够在计量和分析科学文献数据信息的基础上，绘制该领域研究成果的知识图谱，全景式展示研究领域的热点、前沿以及演进态势。为全面厘清教育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借助CiteSpace6.1.R2这一文献计量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系统性分析。与此同时，为更好呈现关键词共现效果，避免重要节点与标签的重叠，利用VOSviewer[6]可视化工具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
为全面把握教育出版研究的成果，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中文数据库检索“教育出版”“教材出版”“教辅出版”“教科书出版”四个主题词，并设置“OR（或）”“北大核心”与“南大核心（CSSCI）”的检索条件选项，共得到1992—2022年的核心期刊2850篇。经过人工清洗掉书评、书讯、会议综述、出版学教育等与研究关联度不高的主题，得到1349条有效数据。
二、教育出版研究的时空图谱分析
（一）年度发文趋势分析
年度发文量，作为展示一个领域研究历史和现状最直观的指标，不但有助于判断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与重点，而且有助于总体把握阶段性特征。借助CiteSpace对1349条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教育出版研究大体呈现三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平稳起步阶段（1992—2004年）。此阶段，年均发文量在6篇左右（中位数是5）。第二阶段：跨越发展阶段（2005—2016年）。此阶段，年均发文量在56篇左右（中位数是55），是研究起步阶段年均发文量的10倍。第三阶段：优化调整阶段（2017年至今）。这一阶段的教育出版成果数量出现了波动起伏，既有近十年发文量的最高值（125篇），又有近十年发文量的最低值（66篇），但年均91篇的发文量（中位数是88），仍在三个阶段中数值最大。
（二）学科分布态势分析
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统计分析，不但可以揭示各学科间的内在联系、学科结构的演变与发展以及科研的产出率等，而且可以把握学科的研究布局、研究水平、研究重点及其发展趋势。[7]从1349篇论文分布的期刊看，《出版广角》《科技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中国编辑》是发文量排名前5的期刊，共刊发861篇，占有效样本的63.8%。从学术成果的学科归属看，发文量3篇及以上的32种期刊共发表1210篇（见表1），占有效样本的89.7%。其中，10种期刊为“出版”类，合计发文1108篇，占总发文量的82.13%；
16种期刊为“教育学”类，合计发文78篇，占比5.78%；
“教育综合”“新闻传播学”与“信息资源管理”类，分别发文15篇、6篇和3篇，分别占比1.11%、0.44%和0.22%。由此可见，“出版”是教育出版研究的主体，在诸多相关学科中起着主导作用。
（三）作者合作态势分析
对于作者的发文量统计，可以明晰其在某一研究领域的贡献度与持续性。特别是对于作者间的合作关系分析，有助于把握研究该领域是否形成较为稳定的核心作者群及其群体特征。普赖斯公式曾对核心作者进行界定，即M=0.749（Nmax）1/2（M=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数量，Nmax=该约束年限中作者最高发文量）[8]。从数据统计看，教育出版研究的最高发文量为8篇（Nmax=8），计算得出M≈2.12，即成为教育出版研究的核心作者，最低需要发表3篇核心期刊。通过对1349篇论文统计发现，发文量前3名的作者是王勇安、周安平和谭小军，分别发表8篇、7篇和6篇（见表2）。符合核心作者发文量要求的有61位，共计215篇，占总发文量的15.94%，低于普赖斯定律发现的核心作者发文量应占50%的标准。由此表明，教育出版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核心作者群。同时，从核心作者所在单位看，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均是教育出版研究的重镇。
从CiteSpace对作者合作情况的分析看，Modularity值为0.6581，远大于0.3，说明这一社团结构的聚类效果较为显著；
Silhouette值为0.8974，远大于0.5、接近于1，说明这一聚类结果具有较高可信度。其中，除夏长青、陈镇鑫与李林，王卉、李金城与张瑞静，程倬、于群、张奎斌与孟建国等，存在某种合作关系外，多数学者仍处于较为零散的研究状态。
三、教育出版研究的热点分析
在文献计量研究中，关键词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是考察研究热点的重要指标。借助CiteSpace对1349篇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共有662个节点、1186条连线；
教材出版、教育出版、教材、数字出版、出版社、出版业等的中介中心度性（Centrality）分别为0.51、0.20、0.19、0.16、0.16、0.14，均大于0.1，说明在可视化网络图中的节点较大，且有较强的关联性。在VOSviewer可视化软件中，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见图2），与CiteSpace运行的结果一致。通过CiteSpace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教育出版研究的前14种类别：#0教材出版、#1教育出版、#2教材、#3出版业、#4教科书、#5出版社、#6教辅图书、#7融合出版、#8教材编写、#9高校教材、#10数字化、#11人才培养、#12AR技术、#13教材建设，Q值=0.6581，S值=0.8974，说明聚类效果较为理想。按照聚类内容的相关性，将研究热点归纳为内涵特征、类型划分、建设管理与发展转型等四类（见表3）。
（一）教育出版的内涵特征
教育出版涉及“教育、学习、教培相关的出版业态”[9]，本质上是“教材、教辅、教具、教学方法、教学资料和教学过程的组织、序化等”[10]。因其服务对象的明确性、内容选题的知识性以及出版发行的特色性，有别于大众出版、专业与学术出版。[11]从教育出版的内涵看，主要包括教材、教科书、教辅图书以及高校教材等，核心是“教材”。如何在教材中充分彰显“国家事权”，既是建设“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12]的基本要求，又是教育出版服务的立足点。从教育出版的知识性看，只有形成“一种以教育为呈现形式的知识服务活动，与教育融为一体”[13]，才能为教育赋能。从营销发行看，教育出版具有鲜明的“对象可见性、内容丰富性、服务流程长、质量要求高”[14]等特点。特别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教育出版服务面临着师生更高、类型多元的学习需求。
（二）教育出版的类型划分
从教育出版的产品形式看，主要有教材、教辅以及阅读材料等。其中，从教材使用的范围看，既有教育部统一编写审核的，又有地方自主编写的；
从使用的对象看，既有幼儿园、中小学等基础教育群体，又有高职高专、高等院校等高等教育群体。[15]与此同时，由于对知识更新的诉求不同、对知识服务的形式差异，高等教育出版研究较基层教育出版研究对知识增长、数字化应用更敏感。[16]从教辅的服务对象看，主要包括学前类、中小学类与大学类。[17]尤其是中小学教辅图书，是巩固课堂学习、检验知识点掌握的重要材料，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身心健康。[18]从阅读材料的内容看，达到优秀读物的要求[19]实属不易。以儿童出版市场的阅读材料看，存在着编排的本土化不足、本土化的经典性不够、重语言与社会教育、轻科学与艺术教育等问题。[20]
（三）教育出版的建设管理
教育出版因其在传播知识方面的系统性与权威性[21]，自身的建设与管理不容忽视。从建设管理的角度看，教育出版既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22]，又要凸显知识服务属性，还要尊重出版产业属性。之所以重视意识形态，是因为教育出版事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23]这一根本问题。为此，要求编写者与图书编辑都需要具备较强的政治素养。为凸显教育出版的知识服务属性，应充分在用户视角下密切关注市场需求，积极识别用户场景（如用户、环境、事件以及时间等要素），实现服务适配。[24]面对出版产业形态的多元化趋势，[25]教育出版应在新形势下牢牢把握住“变”与“不变”。既要时刻把握教育出版的核心价值永不变，以满足“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刚需”[26]，又要适应教育产业变化发展、紧跟教育出版产业的行业变化。[27]
（四）教育出版的发展转型
随着“双减”政策的推动、技术创新的引领与市场需求的拉动，教育出版面临着发展转型。自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28]以来，教育出版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要应对重大挑战。不但要优化教材、教辅的布局，而且要升级数字化的内容与形式，还要在依托和拓展智能平台、音频平台以及数据实现平台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教育出版生态圈”[29]。基于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2022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围绕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30]。从具体实践看，首先，要准确把握“出版融合发展的原因、本质”[31]；
其次，要基于融合的要求，“重构教育出版内容体系”[32]；
最后，要借助现代技术，注重教育内容与服务形式的深度结合。[33]
四、教育出版研究的阶段演进
CiteSpace软件的突显词（Burst Terms）检测技术，可以对研究领域热点问题的趋势及走向进行分析。在对1349条数据进行计算后，选择CiteSpace的时间线图（Timelin eview），绘制成教育出版研究热点的时间线图（见图3）。从图3中不难看出，各研究点的走向及其相关关系。其中，“教材出版”“教育出版”“教材”“出版业”“融合出版”等连接着时间线内的若干个节点，是整个时间线图的基础和支撑。按照突显词关注焦点的相似性特征，对时间线图进行阶段性划分，近30年来教育出版研究划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教材出版研究为中心的平稳起步阶段（1992—2004年）。我国的出版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正式提出至今不過80余年的历史”[34]，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现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等一批专业出版研究机构成立后，教育出版研究迅速步入快车道。从突显词和时间线图计算结果看，1992—2004年研究的重点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教材出版。教材的出版，涉及出版商、出版策划、编辑队伍、品牌形象等关键要素，如何更好地发展教育出版，是诸多学者关注的重点。二是教材建设。囿于当时尚未建立较为规范完善的教材体系，研究者关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材和教辅建设，关心文科教材、职业教育教材，特别是乡土类教材的建设问题。三是应对策略。为迎合教育改革、学制改革，进一步提升教材质量，满足教育出版的内生需求，亟需从教育出版理念、编辑思想以及团队管理等维度加以转变与提高。
第二阶段：以教育出版研究为核心的跨越发展阶段（2005—2016年）。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课程的推进，“以教育为依托和指南”[35]的教育出版，不仅要面临多元教材的需求、发行方法的革新，而且要应对教材开发、印发的成本压力，还要适应发行市场的竞争。特别是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受众对科技与出版融合需求日渐高涨。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2011年）、《教育部关于开展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的通知》（2012年）等，极大地推动了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如在2005年至2012年的教育出版研究中，“出版”“数字出版”“电子书包”“转型”等突显词的强度较大，代表着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为此，不少学者围绕“创新”“出版转型”“电子教材”“慕课”“云平台”“全程营销”“出版强国”“赢利模式”等进行“机制探索”和“对策探析”。
第三阶段：以发展转型研究为旨向的优化调整阶段（2017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给教育出版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36]。如何在信息技术与教育出版的融合发展中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如何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实现教育出版产品形态与教育服务的多元化需求的契合，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实现教育出版产业的转型升级、优化教育出版行业的人力资源结构，都是当下研究的热点与重点。特别是2017年成立的国家教材委员会，是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设立教材管理机构，明确了新时代教材管理体制机制，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管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作为教材建设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出版，随着2021年和2022年出台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不断进行调整优化。与此同时，也为教育出版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践探索与时代课题。
五、研究结论
通过对教育出版研究近30年成果的全景式考察发现，该领域业已形成以出版、教育学为主体，教育综合、新闻传播学和信息资源管理等多学科参与的研究格局。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内涵特征、类型划分、建设管理与发展转型等四个面向，经历了平稳起步、快速发展与调整优化三个阶段。其中，在1992—2004年，研究主要围绕教育出版相关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展开，建构中国教育出版研究体系，以推动中国教育出版的平稳起步。在2005—2016年，主要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加速教育出版与技术的融合发展，实现了教育出版研究的跨越式发展。2017年后，围绕着“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这一命题的相关研究，极大推动了教育出版的实践与研究。
总体而言，学界围绕教育出版研究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解释了教育出版历程演进的政策逻辑，解读了教育出版研究内涵的多维特质，阐释了教育出版研究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探讨了教育出版实践与研究的转型策略，回应了教育出版研究面对的现实与理论命题，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学术积累和理论指南。毋庸讳言，既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亟待深化、拓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学科间协作有待加强。从目前研究成果的学科分布、研究者及机构间的合作情况看，学科分野较为明显，学科间的交流对话较为有限，学科内部的合作较为松散，尚未形成多学科相互交流、借鉴的研究氛围，多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亟待培育。二是研究方法有待创新。从教育出版研究的既有成果看，多采用传统的定性分析，或聚焦问题对策，或陷入一般分析的规范论证，缺乏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制约了教育出版研究的学术精进与理论创新。三是融合研究有待拓展。由于教育出版涉及教育、出版、教材等多個方面，既有研究者受制于个人的学科背景或研究兴趣，对某个方面或某些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于教育出版这一特殊出版业态的系统分析研究相对不足。四是理论建构有待丰富。“每一门科学都要以思想和概念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对象，所以都可以说是应用逻辑。”[37]作为正在建设的“出版学”，亟需在建构教育出版理论方面做出积极探索和尝试。
（作者单位系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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