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 茆
上海大学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城市迅速扩展，人口急剧增长，上海方言发展很快。随着社会的发展，上海方言的语音演变也经历了多次高潮。对此，有若干位学者进行了详尽的调查。钱乃荣（1998）依照“是否区分尖团音”、“连调性”、“单字调个数”、“咸山摄字音”以及“入声韵个数“五个维度对上海方言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语音演变分为四期；
许宝华（2005）则根据文献记载中的上海方言演变分为了三个时期。
音变的历史层次不仅可以通过历史文献记录考证，亦能在现实的日常言语生活中实际感知并观察到。沈同（1981）有这样一段记述：青少年有时感到中年人说话有的带苏州腔，中年人会感到老年人说话有的带浦东腔，而老年人、中年人和壮年人有的认为青少年的上海话已经不地道了。这恰恰直观地描述了在共时平面上，上海地区的不同年龄阶层所反映的上海话在三代人之间的历史演变层次。
上海方言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音调、辅音、元音。笔者作为上海市区方言的使用者，留意到人们在元音的发音，比如[ø]韵的发音就时常会出现一些音变，音变根据词语略有不同，通常会变为[ε]或双元音[ʊø]。对于[ø]韵的音变情况，之前已有学者进行了考察：普通话中拼音为an的字，在目前的上海方言实践中更容易被读作[ɛ]；
另一些在上海方言中的[ø]元音则会发音音变，变为[uø]（顾钦， 2007）。为了具体考察上海市区方言中的[ø]韵的音变现象，因此本文将采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就此进行进一步分析，并试探究：上海市区方言变项[ø]韵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趋势？[ø]韵的变化趋势与哪些社会因素有关？
本研究参照《方言调查字表》，对上海市区方言中的[ø]韵进行了筛选，结合考量开口呼与合口呼的比例以及被选字的常用性，最后获得了161个[ø]韵单字，考虑到被调查者的文化水平不平均，最后挑选了共100字，对其中的50字组词，剩余50个不便组词字的进行单字考察。其中单字部分50字包含了25字开口呼字以及25字合口呼字。在词语部分，笔者设计了50个词语，见附表。再者，字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也有可能对字音演变造成影响。笔者依据钱乃荣所著《实用上海话词语手册》中对上海话词汇常用性的划分标准，将本研究涉及的调查字分为“最常用”和“次常用”两类。其中，“最常用”的字词多为和人体、数量、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人类活动有关，而“次常用”的字词则属于非最基本但也和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物、情感、活动等范畴。本研究中最常用词语占总词语数量的40%。调查字表如下：
社会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并不停留在对语言内部结构形式体系本身进行静态观察的层面，而是将构成语言活动的各种要素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真田信治（2002: 27）认为：社会语言学主要从构成语言活动的狭义的非语言要素出发去考察语言活动，诸如从该语言活动发生的语境，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属性等角度去解释语码转换现象等。把非语言的成分纳入语言研究中，就形成了以语言的社会背景为核心的社会语言学派的语言活动研究。参与本研究的有效发音人共计100名，笔者主要从他们的年龄、性别、0-12岁语言环境、教育程度这四个维度考量上海方言演变的社会因素。
1.[ø]韵母演变的语言因素分析。
在考察语言演变时，首先需要对调查对象的语言属性进行把握，其中语言属性可包括调查对象的音韵特征、常用性等。本研究将以音韵特征和常用性入手，考察韵母演变的“语言因素”。
普通话对上海市区方言有着巨大的影响，[ø]韵在普通话中分别对应了开口呼和合口呼的两类字，前人已对这两类字在最新派上海方言中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描述，在本研究中，发音人对50个合口呼韵以及开口呼[ø]韵的发音与之前学者的描述较为一致，其具体表现为：开口呼字在本次研究中多被念做[ɛ]。如“男”字根据钱乃荣所著《上海话大字典》在上海市区方言中应该读作[nø]，而在本次录音收集中有19位发音人将该字念作[nɛ]；
又如“宛”字根据字典，应读作[uø]，而本次录音收集中有24位发音人将该字念作[uɛ]。在合口呼方面，本研究中所体现出的演变倾向性也与之前保持了一致，发音人容易把[ø]韵读作[uø]。如“冠”字根据字典应读作[kø]，而41名发音人都将这一单字读作[kuø]；
又如合口呼字“算”根据字典应读作[shø]，而在实际的录音中，发音人更倾向于将这个字读作[shuø]。总的来说，开/合口音韵特征与[ø]韵母演变的相关性差异并不大。
根据钱乃荣所著《实用上海话词语手册》，笔者将本研究中的词划分为了两类，其中30个词语为最常用词，另有20个次常用词。通常来说，常用性越高的词汇，受普通话影响也就越大，其上海方言的语音就越有可能发生演变。本次发音人汇总的结果与常用性相关性如下图所示。最常用的词语演变指数为0.637，略高于次常用词语的演变指数，这说明最常用词语的[ø]韵保留地更完整。
2.[ø]韵母演变的社会因素分析。
正确地把握各年龄层的语言差异，就能更有效地了解语言演变的速度、发展状况、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联度等信息。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大致来看，年龄与演变指数成正相关，即年龄越大，[ø]韵演变指数越高，[ø]韵的保留程度更好。
性别差异在当今社会语言学中已经成为一个最有活力的社会变项（徐大明， 2006: 150）。在本次研究中，男性发音人的[ø]韵演变指数为0.63，略高于女性的0.618，即男性的[ø]韵保留程度更好，而女性更易向新的语音形式发生变化。这与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性别差异对语音演变带来的影响趋势大致相同。
0-6岁的语言环境对发音者方言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儿时方言使用频率越高、方言掌握程度越高，方言能力就越强；
反之则越弱。根据100位发音人的情况，笔者将0-6岁语言环境分为了四类：在上海长大并由上海方言使用者抚养、在上海长大但由非上海方言使用者抚养、不在上海长大但由上海方言使用者抚养、不在上海长大且由非上海方言使用者抚养。根据录音结果，在上海长大并由上海方言使用者抚养的发音人上海市区方言能力更强，[ø]韵保留更好；
不在上海长大且由非上海方言使用者抚养的发音人由于开始学习上海方言的时间较晚，其方言能力相对较弱，[ø]韵保留较差。
普通话的推广首先就落实于全国各大城市的学校课堂教学，因此“教育”层面的语言很有可能是受普通话渗透最早期、也是最深入的语言。可以说，对发音人教育程度因素的考察是衡量上海话受普通话渗透而发生演变程度的重要指标。在本研究中，本科及大专、高中、初中这三个学历层次的演变指数与学历的相关性较为明显。本科及大专学历的发音人的平均演变指数是0.501，高中学历的发音人的平均演变指数是0.668，初中学历的发音人的演变指数是0.712；
总体上在这三个层次中，学历越高，演变指数越低，其上海市区方言的保留程度就越低。很明显，这是因为在学习年限增加的同时，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不断加大。
但我们在结果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数值：硕士及以上的[ø]韵演变指数虽低于平均分，但却在整体趋势之外，笔者对硕士及以上学历层次的发音人进行了简单的调查，发现这些人除了在上文探究年龄及演变指数相关性的部分中提到的专业与语音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对吴语研究的兴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一教育层次的发音人大多在上海完成了从小学到研究生的全部学业，始终未脱离上海话的方言语境，这对上海方言的掌握和保留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选取了一项上海市区方言中正在发生的演变——[ø]韵字音演变，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收集了一定量的语料，通过[ø]韵在语言因素层面以及社会因素层面的两个视角，对上海市区方言中的[ø]韵的演变情况和演变机制进行了考察。总的来说，[ø]韵演变情况与包括音韵特征和常用性在内的语言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也同时指出了四项社会因素对该方言变项的影响。这对上海方言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启发。
但是在选取发音人时，发音人并未涵盖各行各业、各年龄层，样本量也不够大，这对研究的参考价值带来了一定的限制；
另外，针对本研究中的一些特殊数据，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访谈研究，这将为我们呈现更加完整、真实的方言变项[ø]韵母的社会语言学演变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