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凯璐
陕北说书主要是由穷苦盲人采用陕北方音进行说唱，其唱词源于日常生活，是深受陕北劳动人民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是陕北民间艺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陕北说书诞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陕北民间艺术中的瑰宝，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说书于2006年5月20日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陕北说书的历史沿革
1．奴隶社会时期
陕北说书最初以盲人说唱的形式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时期，其集中体现为先秦时期的“瞽矒文化”，即盲人乐官制度［1］。瞽人，即视觉有障碍的人，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对声音极其敏感，并且善于记诵，所以让他们去掌乐律之事是再合适不过了。当时各地的盲人为了谋生，都向宫廷里的瞽史学习，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用瞽史宣扬奴隶制度下的道德、伦理和政治立场，这便是促使盲人说唱以及后来陕北说书产生的重要原因。
2.清末民初
陕北说书兴盛于清末民初。民国年间，随着说书艺人的不断增加，说书活动日渐频繁，一种以家书、村社书和庙会书为主的说平安书（亦称“愿书”）习俗逐渐形成［2］。“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后，随着陕北革命斗争的不断壮大与发展，陕北说书艺人积极投身革命，将说书艺术与革命思潮相结合，在思想上革新陕北说书，通过陕北说书宣传革命思想。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虽然改革开放为说书内容的创新创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但是说书艺人的文化水平大多较低，创作出的书目水平参差不齐，导致陕北说书艺术每况愈下。
（二）陕北说书的艺术特点
陕北说书的传统表演形式是说书艺人采用陕北方音，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或说唱相间地叙述故事。根据伴奏乐器的不同，陕北说书分为“三弦书”或“琵琶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知名说书艺人韩起祥的改进下，陕北说书发展成一个人在操纵大三弦或琵琶的同时还要操作名叫“麻喳喳”的击节木片、梆子、耍板以及小锣五种乐器进行伴奏的曲艺说书形式。陕北说书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唱词通俗流畅，曲调富有变化，风格激扬粗犷，素有“九腔十八调”之称［3］。
陕北说书中除了艺人特有的开场白或特定的唱词外，书词曲调几乎没有限制，由说书艺人自由发挥。优秀的陕北说书艺人在唱词中不但会引用陕北民歌、道情、秧歌剧、碗碗腔，还会引用秦腔、眉户、蒲剧、晋剧、京剧等曲调，把各种唱腔集合起来，最终形成别具一格的唱词。陕北说书是说唱的艺术，其中“唱”占的比重较大，艺人常说：“说是骨头，唱是肉。”说书艺人走州过县、见多识广，无论是远古神话、百姓故事，还是历史、新闻等内容，说书艺人都可以说得活灵活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陕北说书的情感转变
陕北说书可以分为传统说书和现代新书两大类。
1.传统说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陕北说书，被称为传统说书。传统说书的书目有两百多部，大多是长篇书或者是中篇书，主要反映的是古代神话、历史演义、英雄豪杰抱打不平、相公招姑娘、奸臣害忠良等题材的内容。如《三女婿拜丈人》《乌盆记》《丑丑憨憨》《还魂记》《假女婿招亲》《烈虎传》《双头马》《王巧翻身》《黑女子与黑小子》《白狐仙招亲》《飞爪记》《神公报》《李子英讨山》《杨六郎告御状》等。
2.现代新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陕北说书，即现代新书。它的内容反映的是现代人的生活。如《刘巧儿团圆》《回娘家》《逛陕北》《逛子长》《劳动英雄李兰英》《半碗饸烙》《延安十三县》《陕北是个好地方》《退耕还林奔小康》《夸安塞》《市场繁荣农民福》《老两口回故乡》《延安老汉进北京》《请咱老革命回延安》等。
说书艺人从最初的依附皇室、神灵，到自谋生路，再到将说书艺术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其中说书情感内容的转变，表现出艺术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一个文化时期都会产生相应的艺术，可以说艺术作品是时代发展的缩影，也是时代情感的缩影。
（二）视觉基本元素传递的情绪色彩
1.理论基础
对于艺术形式而言，相似的外在是基于类似的内在的。不同时期的精神氛围和时代理念在经历时代的变迁后可能会趋于类似，这些类似的内在情感，势必导致后人复兴旧有的艺术形式来表达相似的内心情感［4］。这也是人类为什么能够接纳和理解原始艺术的原因。因为淳朴的原始艺术家与如今的艺术家一样，在作品中都以表达内在和纯真的感受为唯一目的。所以，经历时代变迁沉淀下来的视觉艺术中的点、线、面、色彩等元素都拥有各自的“内在声音”［5］。
2.点、线、面
在瓦西里·康定斯基的艺术理论著作《点线面》中，康定斯基分别对平面构成的三大元素，即点、线、面进行了内在与外在的探索。点是“雄辩与沉默”，即在空白的画面中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点，这便是“雄辩”，即这个点在强调自己的存在，但如果在画面里出现了多个点，那么这时的点即“沉默”。“雄辩”与“沉默”的区分不只在于点数量的变化，形状与大小的变化也会让点的意义发生改变。在绘画过程中，点是所有艺术的载体，没有点就没有线，没有线就没有面。线从大方向上可以分为水平线、垂直线、斜线和曲线。水平线是冷调的，让人有平静、安定、协调的感觉；
垂直线是暖调的，给人以坚定、挺拔以及方向感；
斜线充满不安与动感，给人以发展与动态感；
曲线则充满优美、顺畅与节奏感。面由两条水平线和两条垂直线构成，当视线被画面元素吸引到左边时，整体画面则会有一种轻松、自由、解放的感觉，而当视线被画面元素吸引到右侧时，整体画面会变得沉重、坚实、约束。点、线、面作为绘画中的视觉载体，是不能被分割的。
3.画面应用
瓦西里·康定斯基的作品《构成第七号》，被称为一支“音乐狂想曲”。这是他用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试验的第一幅作品，即捕捉对象的内在精神，而不是外形。这幅作品初看让人感到异常的迷乱，但因为画面中存在无数的重复和变化的布局，以及每一形体的每一法则在画面中都有着强烈的冲击力，这让画面如同一部伟大的交响乐一样充满律动感，因此又能从中感受到康定斯基构图的技巧［6］。这幅作品最突出的地方是位于画面中央的黑色的点和线，这些点和线有着强烈的倾向性，串联着整幅画面的色彩。画布的左侧和右侧被分为充满天真、甜蜜、浓郁且梦幻的乳白色以及色彩活泼跳跃、笔触愉快轻盈的画面，形状各异的色块在橙红的底色上互相穿插围绕，凛冽又艳丽。这些看似混乱但又充满旋律的音乐之美，被康定斯基用画面表现出来，碰撞出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
（一）视觉元素融入
陕北说书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与方言融合而成的一种曲艺说书形式。从音乐的系统结构来看，平调是陕北说书的主要唱腔，贯穿说书的始终，随着说书内容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对唱腔多样化的需求，所以陕北说书的唱腔有“主”有“次”，首尾呼应，结构较为完整［7］。
说书主要分为快乐平调和悲平调两种形式，两种曲调以表达情感的不同来划分。
1.快乐平调
快乐平调以中板作为基本速度，一般用来伴奏，其特点是叙事性比较强，通常在讲述故事情节时伴奏［8］。快乐对口调主要用来描述主人公欢快的心情，如《陕北是个好地方》中介绍陕北的全部过程基本上是用快乐对口调唱完的。这里就可以运用“点”或者大面积清亮明快的红、黄、橙等颜色来表现这种轻松、快乐、自豪的情感。
2.悲平调
悲平调表现出情调深沉、激昂、悲哀、凄凉的特点，其主要描述主人公落难、困苦贫穷时的生活，具有烘托气氛的作用。悲平调可以通过大面积饱和度较低的色块或者较为平滑的曲线进行视觉转化。痛哭调是指悲平调的唱词末端通过语气延长音和拖腔表达更悲痛的心情，痛哭调常以密集的节奏、较快的速度以及落音进行伴奏，使唱词更具感染力，这时就可以运用连续的、沉重的深色块进行视觉转化。刚健和勇敢不屈的快乐平调可以使用大面积形状较为规则的中性色，如绿色进行视觉转化。给人以愤怒、生气、急促、不安的感觉的悲伤紧平调可以使用大面积形状不规则或者小面积尖锐的中性色，如灰色进行视觉转化。紧哭调即把悲伤紧平调第一句句头和句尾落音无限延长，节奏上张弛有度，更有利于表现主人公悲痛欲绝的心情，这时可以运用有粗细变化的曲线色块进行视觉转化。
（二）设计原则体现
平面设计原则上包括思想性与单一性、艺术性与装饰性、趣味性与独创性、整体性与协调性［9］。
思想性与单一性中的思想性即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深入了解、观察、研究与设计有关的方方面面，体现内容的主题思想，做到主题鲜明突出，一目了然；
单一性强调的是单纯、简洁，并不是单调、简单，而是信息的浓缩处理，内容的精炼表达，因此准确分析陕北说书作品所传递的情绪色彩，并且进行准确的视觉转化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性与装饰性即在主题明确后，进行版面色图布局，即将陕北说书的情感色彩转化为视觉元素后进行排版，达到意新、形美、变化而又统一，并具有审美情趣。趣味性可以使传媒信息在信息海洋中脱颖而出，将内容较为无趣的说书内容采用寓言、幽默和抒情等表现手法进行视觉转化，从而更吸引人、打动人。独创性实质上是突出个性化特征的原则。整体性与协调性这一设计原则强调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合理统一，强化整体的布局，即强化陕北说书经过转化后的视觉元素在版面中的结构以及色彩上的关联性。
（三）视觉效果呈现
陕北说书在视觉语言设计上的表现主要分为快乐平调和悲平调两大类。
1.主曲调为快乐平调
第一类是以快乐平调为主要曲调的陕北说书，这一类说书最终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是经过排版的、大面积的、轻松欢快的、饱和度高的明亮色块与有节奏的点元素或有粗细曲直变化的线元素。在说书作品《半碗饸饹》中，说书艺人通过吃剩的半碗饸饹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感激之情，因此从说书艺人的情绪中提取出感动、酸涩、轻松等情绪，再将这些情绪转化为黄、绿、紫、红等颜色进行视觉语言设计表现（如图1）。随着剧情的发展，说书艺人不断产生多样化的情绪，因此作品中代表情绪的色块有大有小，并且互相缠绕，不可分割。
图1 《半碗饸饹》 郝凯璐/作
2.主曲调为悲平调
第二类则是以悲调为主要曲调的陕北说书，这一类说书通常具有强烈的节奏，因此最终呈现出的视觉效果是大面积或者聚集的饱和度低的冷色块与较为尖锐的角线。因为有“喜”的对比才会有“悲”，因此最终画面上不会只有单一的暖色调或者冷色调，而是通过冷暖的对比来呈现整体的情感基调，如《英雄》与《退耕还林奔小康》这两部说书作品。在《英雄》中，说书艺人讲述了古代各位英雄的故事，从中提取出感叹、沉重等情绪，这些情绪经过感性的转化后变为橙、紫、红、黑、灰、蓝这六种颜色进行最终的视觉语言设计表现；
而在《退耕还林奔小康》中，说书艺人讲述的是延安王家庄的王老汉因没有听国家的话退耕还林而后悔的故事，因此从作品中王老汉的感情变化中提取出后悔、羡慕、酸涩等情绪，将这些情绪转化为蓝、紫、棕等颜色进行视觉语言设计表现。
将陕北民间说书艺术转化为视觉媒介，即把“视”与“听”相结合，既满足人们在文化生活方面多元化的需求，又打破了陕北方言的局限性，这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促进下的艺术的创新与发展。视听艺术与设计的互动交融，是当下传承发展陕北说书较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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