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唐人传奇成熟于一种独特的社交氛围中。唐代的青年士大夫，其社交文化，没有魏晋贵族的玄远缥缈，但多了几分豪宕、才情和不拘细节：除了切磋诗、文、赋之外，也时常谈说奇闻异事，诸如神仙、鬼怪、轶事等。他们不求事情的真实，而希望从中获得超越日常生活的幻想情趣。许多传奇作者对此都津津乐道，如《太平广记》卷二八《郗鉴》（出《纪闻》）、卷七四《俞叟》（出《宣室志》）、卷八三《张佐》（出《玄怪录》）、卷一二八《尼妙寂》（出《幽怪录》）、卷三四三《庐江冯媪》（出《异闻集》）、卷四八八《莺莺传》（元稹撰）、陈鸿《长恨歌传》、李公佐《古岳渎经》、《三水小牍·王知古》等都描述了当时士大夫热衷于“宵话奇言”“征异话奇”“各征其异说”“宵话征异”的社交生活。在这种肆意挥洒才情的社交氛围中，他们以六朝杂传记为借鉴，以社会人生为参照，以佛道的想象为羽翼，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奇小说。
造成婚外恋的女主角，《广异记》替名声极坏的狐精翻案，俳谐逞才，倜傥不羁，其想象世界别有一种风趣。
其四，民间俗赋也成了模拟对象之一。赋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体。南北朝时期，从民间产生了俗赋：既有故事情节，又错杂使用骈文及五言诗。这种体制与风格，为张鷟《游仙窟》所继承和发展。或许有必要补充一句：唐人传奇基本上是一个由青年士大夫构筑起来的艺术世界，一个充满清纯气息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是青年士大夫的恋爱、理想和才情。它在风度方面与俗文学有着深刻的差异；
过分向世俗倾斜的《游仙窟》被后起的传奇作家入了另册，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它在唐人传奇中是一个孤立的存在。
从上面的粗略概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传奇作家在文体方面上下求索，无论是史家传记，还是辞赋骈文，他们都尝试着“为我所用”。《古镜记》和《游仙窟》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补江总白猿传》采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也是唐人有意识创作传奇的标志之一。他们为唐人传奇的成熟作出了贡献。当然，开拓者的成就毕竟是有限的：传奇数量从总体上说太少，质量也有待提升。
其四，把辞赋骈文的技法融入传、记的叙事架构之中。叙事中穿插诗歌，在魏晋南北朝已有先例，如《拾遗记》卷一叙帝子与皇娥并坐，皇娥倚瑟而歌。初期唐人传奇中穿插诗的现象又多了一些。盛期唐人传奇所取得的进展尤为可观：不仅出现了诗的创作与传奇的创作相辅而行、诗人与小说家联手的盛况，还产生了像沈亚之这样以“诗才”为主要凭借而进入传奇领地的作者，诗在性格刻画和情节发展中的作用更为普遍。把史家的传、记与辞赋骈文的描写手法结合，在魏晋南北朝也偶有先例，如《搜神记》卷一《弦超》、《拾遗记》卷七《薛灵芸》等。初期唐人传奇中的《补江总白猿传》等已着意于风景的摹绘。而盛期唐人传奇的收获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骈散兼施的描写，极大地拓展了语言的表现力。《柳毅传》《长恨歌传》《玄怪录》等的文笔均是第一流的。而沈亚之的“怪艳”，《玄怪录》的诙诡，尤别具风味。
大刀阔斧地以辞赋骈文改造传、记，唐人传奇由此展开了生机勃发的局面。
从穆宗初到懿宗末（821—873 年），唐人传奇的成就以传奇集为主，较为著名的有：薛用弱《集异记》、李复言《续玄怪录》、薛渔思《河东记》、郑还古《博异志》、卢肇《逸史》、无名氏《会昌解颐录》、陆勋《集异记》、李玫《纂异记》、张读《宣室志》、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单篇的著名传奇有：柳珵《上清传》、房千里《杨娼传》、托名牛僧孺《周秦行纪》、薛调《无双传》。无名氏《东阳夜怪录》也可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一）中期唐人传奇的精神气质
从穆宗初到懿宗末，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传奇中也弥漫着感慨深重的忧患意识。与盛期传奇集中抒发仕途感慨和关于情爱的玫瑰色情愫不同，伴随着咏史诗等富于讽刺意涵的文学体制的兴盛，传奇亦多影射和抨击朝政，李玫《纂异记》等尤其锋芒毕露。例如，《纂异记·蒋琛》（《太平广记》卷三〇九引）叙蒋琛在霅溪太湖见众水神聚会吟诗作歌的事，即与“甘露之变”有关。小说抒写的情绪较为复杂。一方面，作者以屈原象征那些忠耿殉节的大臣，赞叹他们虽死犹生，虽败犹荣。因此，刻意安排“屈大夫左持杯，右击盘，朗朗作歌”，豪迈悲壮地昭告世人：“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吾俦。”另一方面，痛苦的悼念又时时漫过激越的颂扬，成为主旋律。《蒋琛》先让一位“皤皤美女唱‘公无渡河’歌”；
又安排曹娥唱“怨江波”；
“公无渡河”模拟妻子的口吻，“怨江波”模拟女儿的口吻，其情感基调则同为伤悼和悲怨。
世纪末的情绪在传奇中往往经由两条渠道流泻出来：一是抒发盛衰无常的感慨，名吊古而实伤今；
一是着力渲染大风暴之前密云翳日、令人窒息的气氛。《传奇》《甘泽谣》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以袁郊为例，他生活在一个朝政紊乱、危机四伏的年代，心境凄凉，其《甘泽谣》因而弥漫着浓郁的悲怆情调：红线是他笔下飘逸不群的女侠，但面对离别，也和常人一样手足无措，像一个脆弱的孩子，她承受不住离别的伤感，遂假装醉酒，躲开了。可心头的哀怨是能躲开的吗？
在《传奇》《甘泽谣》中，时常可见意气风发的豪侠。
盛期传奇也写仙女与人间男子的情爱，但多是“思凡”类型；
此期则侧重描述仙女对“凡人”的度脱。《太平广记》卷十五《裴航》（出《传奇》）叙裴航历尽艰辛，终与云英“议姻好”，其归宿是进入仙界。卷六九《马士良》（出《逸史》）叙马士良答应娶守护上仙灵药的谷神之女为妻，不仅躲过杀身之难，且得长寿。因此，对那些不解风情的青年男性，作品在调侃他们呆若木鸡的同时，每每惋惜他们错过了仙缘。如《太平广记》卷六八《封陟》（出《传奇》）、卷三五《杨真伯》（出《博异志》）等。
前代文人特有的风神情韵则在薛用弱《集异记》中得到了一往情深的展现。它是对失去了的美丽人生的追怀，其背景乃是现实的动荡不宁。大多数作者所瞩目的情爱与豪侠题材，薛用弱很少涉及。他偏爱的不是“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而是“无关大体”的飘逸人生。柔情侠骨，因浪漫而热烈；
仙风道骨，因超拔而恬淡；
至于前辈的轶闻韵事，亦无关于风情。他所品味的，是与王、孟、韦、柳诗境相近的美。
（二）中期唐人传奇的艺术风貌
其二，一波三折的情节之奇。
随着情爱题材的作品急遽减少，苦心构思曲折情节的作家占据了小说界的核心位置。裴铏、李复言等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以《传奇·崔炜》为例，其情节以曲折著称。人生本来就是曲折的，诸多格言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都蕴含了来自生活的哲理。而裴铏则将生活的哲理充分地戏剧化了。本篇叙崔炜入南越王赵佗墓及娶齐王女田夫人的事。故事拉开帷幕时，崔炜已因“不事家产，多尚豪侠”而“财业殚尽”，只能栖身于佛庙。尽管如此，他依旧侠骨铮铮，慨然助乞食老妪偿还瓮值。老妪用少许越井冈艾来酬谢他，说是能治一切赘疣，“不独愈苦，兼获美艳”。老妪的话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故崔炜“笑而受之”——这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虽不拿对方的话当真却也不忍使对方下不来台的宽厚大度的笑；
读者呢，当然也不相信老妪的艾有如此神通。然而，数日后，崔炜果真为一老僧治好了耳上赘疣。老僧无以奉酬，荐崔炜给“藏镪巨万”的任翁疗“斯疾”，任翁病愈，盛情款留崔炜，欲以十万钱为酬金。至此，读者确信崔炜已时来运转，并期待他“兼获美艳”。正当读者作此设想时，崔炜却突然面临杀身之祸——且凶手就是任翁。“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飨之。时已逼矣，求人不获。”任翁负心，拟杀崔炜。而崔炜还在等着酬金呢！读者既愤愤不平，又紧张至极。山穷水尽处，忽又柳暗花明：任翁之女私下叫崔炜逃走。慌乱中崔炜落入一大枯井，乃一巨穴，中有一数丈长的白蛇盘曲。它会吃掉崔炜吗？读者不能不作此想。结果，它不但未加害于崔炜，反因崔炜为它治好了嘴上的疣，把他送到了南越王赵佗宫中。后又几经周折，终与田夫人成亲。得失、祸福，本是司空见惯的人生现象，而到了裴铏笔下，却成了不寻常的戏剧情节或场景。这便是“奇”！
裴铏、李复言的传奇，其结局往往在开头部分就暗示或预示出来了，但这并未减弱情节的戏剧性，相反还有助于增强其戏剧性。其匠心在于，在经营情节时，把握住了下述几个环节：一、中心人物的目的或归宿明确，这既规定了情节走向，又加强了悬念意味，如裴航的“蓝桥便是神仙窟，玄霜捣尽见云英”，崔炜的“不独愈苦，兼获美艳”，韦固的必娶“卖菜媪陈婆女”。二、目的反复受阻。突然出现的情况几乎使中心人物像是走近了与预定结局完全相反的终点。如韦固的娶刺史王泰女、裴航的寻不到玉杵臼、崔炜的落入蛇穴。三、突转。传奇中的突转可以将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方式推向结尾，如崔炜被玉京子（蛇）送入南越王赵佗宫中，裴航与云英成亲而成仙，韦固娶的王泰女就是“陈婆女”。结局虽然早已预定，可结局最终到来时却令我们愕然：它既是合情合理的，又是出人意料的。
其三，佛、道观念外化为小说结构。
因果是佛教的一个中心观念。佛家相信，人按照其行为的善恶，定要受各种报应。现在一生所受的祸福，即是前一生的业报。
李复言《续玄怪录》多有这类情节。在现在一生里，“果”已经注定，无论你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它。《定婚店》尤为典型地采用了这种结构方式：韦固只能娶“陈婆女”，他的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在这种结构中，人的卑微和无能为力带有浓郁的悲剧意味，情节因而极富戏剧性。
从僖宗初到五代初（874—910 年），这是唐人传奇发展的晚期，以传奇集为主，较著名的有皇甫氏《原化记》、康骈《剧谈录》、高彦休《阙史》、柳祥（或李隐）《潇湘录》，皇甫枚《三水小牍》尤为出色。较重要的单篇传奇有：无名氏《灵应传》、杜光庭《虬髯客传》。
（一）晚期唐人传奇的精神气质
却超然于功利之外。盗侠没有早期侠士那种道德感和打抱不平的人生信念，他们的身份标志是“才俊”：“才俊”使之可以无挂无碍，如云游空际，自由自在并不乏豪迈地消遣人生。
（二）晚期唐人传奇的艺术风貌
唐末是传奇小说的蜕变期。或者说，传奇小说从此进入了长期的低谷状态。这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题材陈陈相因，新意不多。
以皇甫氏《原化记》为例，其《周邯》（《太平广记》卷二三二引）一篇系将裴铏《传奇·周邯》（《太平广记》卷四二二引）缩写而成，内容无多大出入，只是将相州改为汴州，王泽改成邵泽，篇末祭龙的改成周邯而已，文字却更为简率。其他如《原化记·葫芦生》（《太平广记》卷七七引）之于卢肇《逸史·李藩》（《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引）、《原化记·画琶琵》（《太平广记》卷三一五）之于刘敬叔《异苑·父庙》等，其因袭迹象均一目了然。
其二，议论化倾向削弱了传奇的美感魅力。
散体古文发展到唐末，出现了罗隐《谗书》这一类几乎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的文章，简单的故事与由此引申出的尖锐议论相结合，是常见的写法之一。这种写法也为一些传奇作家所采用，柳祥《潇湘录》便极为典型：或批评执政者，或质疑某些传统观念，或阐述治国方略。其立论虽不乏新警之处，但用传奇来承担这一职能，并不合适。《阙史》《剧谈录》等也热衷于高谈阔论。
与唐诗并称为“一代之奇”的唐人传奇，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史进程？它何以在唐代成熟并取得卓越成就？在每一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其精神气质和艺术风貌各有什么特征？本文就这些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尝试性的，而非标准答案。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好的解读或阐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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