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丽
巴赫金的理论极具阐释空间。钱中文说“（巴赫金的理论）为今天困境中的学者，或者已钻入牛角尖、走入死胡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巴赫金的理论资源不仅丰富了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民间文化等领域，还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s of Western Critical Theory）”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刘康是较早运用巴赫金理论作为洞见中国问题的学者之一。借助巴赫金的理论资源，刘康探讨了三个问题：1840年后“中国文化转型”中曾出现的文学现象与文化潮流、“中国特殊论”与“理论与中国问题的折叠”。鉴于这三个问题的独特视角与强烈中国问题意识，对这三个问题进行细致梳理，即可一窥巴赫金理论资源观照下的中国问题，亦可厘清其资源究竟在哪些意义上可以为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中国问题研究提供借鉴。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被置入“文化转型”这个大历史语境去思考的。因此，理解这三个问题前，需先厘清：刘康是如何将巴赫金的理论资源转化成能有效阐释中国特定时期文化变迁的“文化转型理论”的。这种转化是在1995年出版的《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以下简称《对话的喧声》）中。
1995年出版的《对话的喧声》是国内首部从后现代主义文化维度系统引介巴赫金思想的著作。该书的第四、五章是刘康对巴赫金理论资源的阐释与转化，并在转化的基础上，重新反思、解读了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的若干重要特征及倾向。
“文化转型”是该书第四章《小说话语与语言杂多——一种文化转型的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源自巴赫金的“小说化”（Novelization）一词，原指“小说逐渐成为主导体裁的那些时代里……在小说统治时期，几乎所有其他体裁不同程度上都‘小说化’了”。刘康强调“小说化”产生的时代语境，即：“希腊化时期”“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代”和“十八世纪下半期”。这三个时期是“大说”（grand narrative）式微、“小说”（small narrative）兴盛的时期，是“文化从单一、统一的民族语言所塑造的民族神话和文化封闭圈中解放出来，走向一个多语言、多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时代”，这样的时期即为“文化转型期”。通过从严格的文学研究意义上的对文学体裁流变的关注，转向文化研究、文化思想史视域中的对文学体裁流变所承载的时代嬗变的关注，刘康将巴赫金理论资源从文学领域拓展至社会、文化领域，将其在诗学层面的阐释力拓展至现实与历史层面。在这个概念的统摄下，巴赫金文学理论中的复调（Polyphony）、语言杂多（Heteroglossia）、对话主义（Dialogism）等概念，分别被赋予了时代与文化的内涵，并直指思想与历史的深处。
“复调”是巴赫金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基本特征时使用的术语，意为：“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语言杂多”是巴赫金概括小说语言核心特征时使用的术语，原指：“统一的民族语内部，分解成各种社会方言、各类集团的表达习惯、职业行话、各种文体的语言、各代人各种年龄的语言、各种流派的语言、权威人物的语言、各种团体的语言和一时摩登的语言、一日甚至一时的社会政治语言（每日都会有自己的口号，自己的语汇，自己的腔调）”。与通常的从文学研究路径关注上述概念不同的是，刘康更多关注“复调”和“语言杂多”现象产生的社会时代肌理，即“文化发生剧烈动荡、断层、裂变的危急时刻”，也即将上述概念与文化转型勾连起来。在刘康看来，“复调”和“语言杂多”是社会转型期中必然的、也是积极健康的文化现象。因“语言杂多”更具概括性，故它成为刘康笔下转型期文化多元的代名词；
“对话主义”是巴赫金概括复调小说本质特征时使用的术语，原指：复调小说结构上所有成分间存在的对话关系，“它渗透在所有人类言辞中，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全部关系与表现中”。刘康认为：对话是“文化生长与繁荣的最佳方式”，它“承认差异和他性的历史事实，以自我与他者的积极对话、交流，来实现主体的建构”。
在第五章《大众文化的狂欢节》中，刘康以同样的思路将《拉伯雷和他的创作》（1941）中的两个术语“狂欢节”（Carnival）和“狂欢化”（Carnivalization）进行了转化。巴赫金笔下的狂欢节是以“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诙谐表演或仪式”为主的民间诙谐文化，它们是拉伯雷创作的民间文化源头；
而“狂欢化”则指“狂欢节转为文学的语言”。巴赫金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代表的是一种非官方的、平等的、为普通民众所享有的一种“治外法权”的权力，是“民间文化和中世纪官方文化的斗争”。刘康认为：狂欢节是“文化转型期语言杂多的具体实践与特例”，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欢乐和创造性的盛大节庆的形式，来实现不同话语在权威话语隐遁时刻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通过对巴赫金理论术语的再阐释，刘康将巴赫金的理论资源转化为一种：以“文化转型”为时代语境，以“语言杂多”为转型期文化核心特征，以“对话主义”为文化繁荣和主体建构方式，以“狂欢”和“狂欢节”为具体实践特例的“文化转型理论”。这一构架贯穿了刘康的巴赫金理论关照下的中国问题研究，并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理论力量。
借助转化后的巴赫金理论资源，刘康主要探讨了：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出现的“左翼文学”与“大众文化”“中国特殊论”“理论的中国折叠”三个问题。
（一）“左翼文学”与“大众文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的艰难转型历程。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命、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大说”“小说”混杂交织，谱就了一曲“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悲壮乐章。“左翼文学”“大众文化”是这乐章中最华丽的两个音符：“左翼文学”影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大众文化”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性的文化主流。如何评估、反思它们既关系过去，也关系未来，是80—90年代中国学界争论之焦点所在。
在《对话的喧声》第五章中，刘康从中国的“文化转型”这个大历史语境出发，一一回应了这两个问题。
1.狂欢化美学视角下的中国“左翼文学”
评价中国的“左翼文学”是一个复杂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因为，中国的“左翼文学”从诞生之初就自觉而紧密地与政治及意识形态关联着。它并未遵循康德意义上的“审美自律”说，而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在审美的形式中渗透着意识形态，而其意识形态表征又通过审美形式漫溢开来。
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从其特定的“文学偏见”出发，基本否定了“左翼文学”的文学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呼吁的“重写文学史”延续了这一批评倾向；
1993年，唐小兵、戴锦华等人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出版，又一次将“左翼文学”推向风口浪尖。同年，刘康的Politics，Critical Paradigms：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也引燃了西方学界的“左翼文学”之争。如果说，夏志清与“重写文学史”过于孤立地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再解读”力图从革命的宏大叙事中找寻“革命”与“现代”的复杂对接方式，以揭示革命文学的复杂性和多质性，那么刘康则强调，评判文学作品应从语言、结构和形式入手，进而注释“文本”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多重意义，即通过对文本的语言和形式分析进入文本产生的时代，以探讨文本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承载与回应。这就区别于直接从历史着手，用历史来“俯看”文学的研究方式；
同时，刘康又强调对文本的语言和形式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去探究文本形式之中的意识形态或文学审美之中的意识形态，也即是一种非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研究，或者说，是时刻指向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式研究。
在《对话的喧声》第五章第五节《狂欢节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中，刘康采用这一批评思路，从狂欢化美学的视角，对左翼作家鲁迅、郁达夫、茅盾、沈从文、丁玲、肖红、路翎的作品进行细读，并时刻注意文本及其形式与深刻的时代波动之间的关联。刘康的观点如下：首先，“左翼文学”中的革命常与暴力、流血、肉体肢解与毁灭相伴，这符合巴赫金的“革命与暴力的暧昧”是“肉体的物质性原则”的另一面的美学原则；
其次，“左翼文学”中流泻出来的“狂欢化”叙事风格、“卑贱化”审美倾向是它艺术审美价值之所在。在鲁迅的《阿Q正传》（1921）中，革命话语以民间社戏的语言、形式呈现出来，使革命具有了狂欢化的戏剧效果。同时，革命、肉体、欲望的直接关联，以及笑谑、讽刺语言对革命的再现与颠覆，都使《阿Q正传》成为“转型期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复杂和丰富的文本”。这种叙事风格和审美倾向在4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七月派”作家与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中得到继承与延续；
最后，“左翼文学”中的革命并非一元独白的叙事。革命的宏大叙事中隐含了肉体感性欲望的迸发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即便这些叙事是寓言式的、隐秘的且带有崇高化倾向，在其语言和形式中，仍也复杂地呈现了革命与启蒙、革命与现代、现代与传统、国家与个人的多重叙事与复调对话。
刘康的解读有三个维度：第一，“左翼文学”有艺术审美价值，这就区别于夏志清等对“左翼文学”缺乏审美价值的简单判断；
第二，“左翼文学”是承上启下的文学现象，它绝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文学史中，而是与“五四新文学”“先锋文学”密切相关，因此，应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来评判；
第三，“左翼文学”蕴含的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段革命、启蒙、传统、现代、国家民族与个人融汇交织、复调变奏的悲壮篇章，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故此，不应简单地剥离它的时代语境，片面地从“审美自律”视域下的纯文学观去评判。
刘康与夏志清“重写文学史”的观点相左，但与“再解读”有较多共通之处：二者都将“左翼文学”视为一个复杂、多质的文学观，都力证“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先锋文学”是继承、延续的关系，都以“后学”为大思想背景，理论背景高度重合。差异在于：“再解读”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刘康则以巴赫金理论资源为武器，从“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出发，从苏俄理论视角聚焦中国问题，挖掘了巴赫金理论观照下，作为中国问题之一的“左翼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与文化价值。
2.“语言杂多、众声喧哗”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从转型期文化具有“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特征的角度来审视“大众文化”是刘康在“文化转型”大课题下探讨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了回应20世纪90年代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
这场争论始于1993年，延续至1996年。争论的诱因在于1992年后，随着全面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新启蒙的宏大叙事很快淹没在大众文化、商业文化的浪潮中，诱发了知识分子的恐慌、失落与焦虑。
在这场论争中，反方观点认为：大众文化是欲望与拜金的产物，在随心所欲地塑造“一批又一批心灵荒芜、感觉粗糙、头脑简单的‘大众’”，它的盛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下降运动，并预言未来‘精英’与‘大众’，‘严肃’与‘通俗’之间的界线将被抹平。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方借助的批判武器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理论，这就关联到了刘康阐述过的另一个问题，即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接受也正是另一个“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化倾向恰与中国学界对重振文学和文化尊严的渴求相呼应；
赞成方认为：“大众文化”与高层文化既构成了冲突与撞击，也形成了互补与融合，它“为高层文化以至整个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民间气息，注入新鲜活泼的生命力和活力”。赞成方从市场运行机制运行和中国文化结构需要等多层次维度展开论述。
在《对话的喧声》第五章第三节《狂欢节与大众文化》中，刘康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这一大历史语境出发，对“大众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刘康认为：第一，“大众文化”中洋溢的狂欢化色彩和对肉体感性欲望的追逐与狂欢节的美学原则一样是开放的、未完成的、歧义的、暧昧的，又是生机勃勃、充满乐观精神和创造力的。它的崛起将丰富当代中国文化，为中国社会带来强大生命力与创造力；
第二，大众文化的崛起预示着“大说”的式微与“小说”的鼎盛，也预示着中国社会即将步入“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小说化”时代。无论是大众文化、民间文化、通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官方文化都是“语言杂多、众声喧哗”时代中的不同旋律，它们相互对话，相辅相成，和谐共处，共同奏响21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新篇章。
在本节，刘康区分了民间文化（folk culture）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mass or popular culture）之异同：民间文化是指与农业文明有血缘关系的乡土文化、地方色彩、民俗等，具有显著的“人民性”；
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与资本主义城市文化和工业文明紧密相关，商品化是其突出特征。但在文化转型期，民间文化通过公众广场进入大众文化中，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融汇交织，难辨彼此。民间的就是大众的，自由奔放，无拘无束，充满生机与活力是它们共同的审美风格。同时，大众文化中饱受批判的肉体感性欲望的迷醉与狂欢，也被刘康赋予了狂欢节式的新与旧、生与死交相更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从而具有了独特的沉淀着时代精神的审美价值。此外，值得提及的是，刘康在1997年发表的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Masses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将延安的“群众文艺”也视为90年代“大众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这就使中国的“大众文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特质，而这一特质是西方后现代文化所不具备的。
从转型期文化具有“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特征的视角来审视“大众文化”的崛起，将其视为可与精英文化、官方文化平等对话、交流的众多声音中的一个，刘康的这种解读为重新审视“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沿着他的解读，我们可进行这样的延伸：“大众文化”代表的是一种新兴文化力量的崛起，它将民众从官方和精英世界观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审视这个世界。
重估“左翼文学”、解读“大众文化”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思想界争议之焦点所在。今天，当我们站在2021年的门槛回首这段往事，隔着20多年的岁月长河，依然可以感受到80—90年代中国思想界那种“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勃勃生机与澎湃激情。这是思想的声音，这是时代的声音，值得今天的学者回望、反思。
（二）“中国特殊论”
“中国特殊论”是刘康利用巴赫金理论资源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在近现代社会文化转型中，“中国特殊论”的声音一直存在。早在1930年代，中国的报刊、杂志与学术专著中就有“中国特殊论”的影子。
21世纪以来，随着“一国两制”政治体制之践行及中国之崛起，新的“中国特殊论”再次盛行。有学者认为：中国特殊的经验（实践）颠覆了西方经典的现代化路径，预示着基于中国特殊经验（道路或实践）的新理论即将诞生；
有学者担忧，认为：“中国特殊论”片面强调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而忽视了事物的普遍性，必将导致反对借鉴和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和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从而限制人们的眼光和思维。
刘康对“中国特殊论”持批判态度。在1996年发表的《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中，刘康说：无论在中文学界还是在西方汉学界，在讨论中国问题时，都有一种“中国特殊论”的倾向。这种论调刻意强调中国的特殊与差异，将中国与西方、与世界并置，从而产生出一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
2000年后，面对逐渐盛行的“中国特殊论”，刘康曾发表十多篇中英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其中，2017年发表的Introduc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East Asia（2017），刘康借助巴赫金“小说化”理论中的一对术语“语言杂多”与“语言单一”，从思想史、文化史角度对“中国特殊论”产生、兴起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进行了追溯，并提出：“中国特殊论”是一种基于“语言单一”时代，统一语言的绝对权威和语言真理的反西方“普世价值”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汲取了儒家文化思想，又融汇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那么，应如何看待“中国特殊论”？刘康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给出了解读。刘康认为：“中国的特殊性是在全球化现代化这个普遍性的大前提下的特殊性，而不是游离于普遍性之外或与之对抗的特殊性。如果把特殊性提到一个绝对的层面，与普遍性就必然形成了二元对立。尤其是现代的普遍论思维大多来自西方，如果从本土立场出发，就往往会把（中国）特殊性与（西方）普遍性的二元对立绝对化、本质化”，为避免上述倾向进一步加剧，我们应“破解这种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本质化，即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一元决定论”。基于此，刘康倡议：将多年来国人形成的China and the World的思维模式置换为China of the World，以凸显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互动与共生，这样更利于中国“走向多元、多极和真正的文化开放，以构建人类共同价值”。
从巴赫金式的“语言杂多”与“语言单一”冲突、斗争的角度来追溯“中国特殊论”的发展脉络，这在国内外都是首次。“中国特殊论”的两大文化基石是儒家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儒家思想是2000多年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根基。1840年后，随着西方的入侵，传统的儒家思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无力维系其主流话语的地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曾参照西方哲学对其进行过改革，史称“新儒学”运动；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产物，其中本就包含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因此，无论是“新儒学”，还是毛泽东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受西方思想影响，或其本身的构成要素就包含西方文化基因。因此，在强调“中国特殊”经验与实践时，不应将中国视为孤绝于西方和全球进程之外的特殊存在，也不应忘记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演进中存在着的来自西方的影子与基因。
（三）“理论的中国折叠”
“折叠”（folding）是刘康在2019年发表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中使用的术语，取自作家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原指：在时间、空间上重合、折叠的人，在阶层上是断裂、隔绝的。刘康用它来概括巴赫金理论（思想）与中国问题（实践）看似断裂、隔绝，实则折叠、重合的交错关系。
刘康认为，尽管巴赫金从未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但中国问题却能在巴赫金理论中找到阐释与共鸣。究其原因在于巴赫金理论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与中国社会历史存在多重折叠关系：第一，中国与苏俄毗邻而居。历史上，两国的沟通、交流就比其他欧陆国家多。20世纪以降，这种交流、沟通更加频繁。此为“折叠”在地理、历史层面的含义；
第二，中国与苏俄在思想与实践上近乎一脉相承，都以马列主义为官方思想。此为“折叠”在思想层面的含义。第三，苏俄学术对中国学术特别是中国文学研究影响深远。此为“折叠”在学术层面的含义。
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刘康对巴赫金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折叠”的研究并未深入展开。苏俄思想与苏俄实践对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影响毋庸置疑。对苏俄思想和经验的借鉴与研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课题，它不仅涉及理论、实践两个层面，还涉及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接受与转换，更涉及社会、文化、历史、现实等多个层面，是一项远未展开的浩大工程。
从这三个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可窥见转化后的巴赫金理论资源的强大阐释力与理论能量：既可阐释文学现象、文化潮流，也可解构“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论，建构多元、开放、包容的思维与文化模式。第三个问题虽未展开，但从目前的研究框架可以看出：它将把比较与镜鉴引向更为广深的社会、历史、文化等维度。
刘康的研究中蕴含了一个中国问题研究的新模式，即：在世界中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中国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大前提下，立足中国问题自身，关注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后，与中国思想、学术自身发展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共生关系。一方面以中国为镜像，去审视西方理论的合法性、自洽性及有限性；
另一方面，又以西方为镜像，并从西方理论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经验得失，以及从中国自身文化与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在中西互鉴中，构建“世界中的中国理论”（Chinese Theory of the World）。这种模式一改以往以西方为唯一中心，中国仅为西方之外的“他者”的单向的、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尝试建构出一种强调双向互动、注重对话沟通，批判他者，同时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研究模式。鉴于这种模式蕴含较大的学术潜能，或可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及中国文论走出去提供某种借鉴，故笔者以刘康的研究为例，兼论中国问题研究的新模式，仅供参考。
曾军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2004）中曾对刘康的研究模式进行过总结，他指出：一方面，刘康对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的定位建立在整个西方化的知识背景基础之上，而另一方面强烈的中国意识问题也构成了刘康接受巴赫金的另一重接受视野。正是因为自己身在“海外”，面对“中国问题”时所产生的西方化的焦虑反而更加突出……这类文化批评、文化理论来源复杂，流派众多，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满足于做书斋式的学问，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当下活生生的社会文化现象，致力于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曾军精准地概括了刘康研究模式的三个方面：“西方化知识背景”、“身在‘海外’”是研究视角，“中国问题”是研究重心，“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是研究的出发点，“致力于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是最终旨归。
此外，笔者认为以下三点也很重要：第一，比较的视野；
第二，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分析结合的模式；
第三，多元的思维方式。
首先，比较视野一直贯穿着刘康的研究。刘康的研究具有德勒兹意义上的解域化特征（deterritorialization），即打破学科、文化边界，在广袤宏大的全球思想视野中，去穿透和揭示某些看似无关联思想或实践背后的深刻勾连。在2012年的《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中，刘康采用“同代人”（contemporary）的说法，将中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隐而未见的相似性与关联性呈现出来；
在2012年的Modern China and the World：Literary Construction中，刘康比较了“美国特殊论”与“中国特殊论”两种形似但质异的“特殊论”；
在2019年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中，刘康借用“折叠”一词，将中国与苏俄在社会、历史、文化上的关联性揭示出来。这种研究方法类似拉康笔下的镜像理论，也似巴赫金笔下的对话理论，将同一问题，用多面镜像的方式，呈现它在不同参照系下的不同形态和特色，并以对话的方式与他者展开沟通，审视他者、反思自我，达到双向批判与自我建构的目的。
其次，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分析结合。这是巴赫金、詹姆逊等西方理论家理论生成的主要方式。刘康将这种模式运用到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洞察中。这种模式立足于文本，从文本中语言、言语的变迁入手来审视社会、文化的变迁，将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心。即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起互为渗透的研究路径，从而探索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或“语言—意识形态”的研究模式，使得语言形式与历史、意识形态分析不再彼此隔绝，而是紧密缠绕。
最后，理论与实践，特殊与普遍、决定论与反决定论的多元开放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弥补西方理论盲区，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将中国理论与中国经验融入全球现代化理论和经验中去，从而加强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与沟通。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也是刘康坚持的思维方式。理论具有普遍性，实践具有特殊性，但无论中国实践多么特殊，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实践都接受、转换、融会了西方现代经验与思想。特殊中蕴含了普遍，普遍中也应吸纳特殊的经验，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对话、相互建构的良性互动关系。也即，不以特殊论而排斥普遍论，也不以普遍论而排斥特殊论，而是洞察各自的局限，对孤立地强调普遍论或特殊论同时保持警惕。这就破除了传统的中国与西方、与世界的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重新定义了中国与西方、与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