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住户新增存款大幅增加17.84万亿元，2023年一季度新增9.9万亿元。当前内需不足，消费不振，居民巨额存款能否释放为消费成为关注焦点。本文认为，当前不宜寄希望于住户超额存款转化为消费。提振消费关键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加大财政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是可行且有效的路径。
2022年我国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较2021年多增7.94万亿元，创有统计以来新高；
2023年一季度新增9.9万亿元，再创单季新高。相对于2005—2017年走势，住户新增存款从2018年已开始呈大幅增长态势，其中新增存款中定期化特征明显（见图1）。
导致居民存款增加较多的主要因素
居民存款增加较多，主要因为居民减少了理财、基金等资管产品，增加了银行定期存款。
2022年资管产品收益率回落，居民赎回了理财等资管产品，增加了银行定期存款
2022年资本市场低迷，资管产品收益率降低。第一季度，受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因素冲击，我国股票市场大幅回调，银行理财等资管产品出现“破净潮”，3月末市场共有2324只银行理财产品净值低于1，占比达9.32%。11月份债券市场出现大幅调整，12月7日处于存续期的公募理财产品中有超过4000只银行理财产品破净，资管产品收益率回落。
资管产品收益率回落引致居民增加银行定期存款（见表1）。流量方面，居民增加了新增金融资产中银行定期存款的比例；
存量方面，居民赎回理财、基金等金融产品，转为银行定期存款。2022年末银行理财产品合计27.65万亿元，较上年末（29万亿元）减少1.35万亿元（见表1）。且全年4个季度居民存款增减趋势与理财产品减增同步。此外，2022年新发银行理财产品初始募集规模比2021年大幅减少了2.32万亿元，这也与居民减少购买银行理财、增加银行定期存款是一致的。
2018年至2021年居民新增存款增加较多，也主要源于居民相对减少银行理财、基金等资管产品。2017年之前，资管行业保持着强劲增长，居民增加了银行理财等资管产品，减少了银行定期存款。2018年“资管新规”发布后，居民持有的大量不合规的银行理财等资管产品退出，居民的这些资金转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2018年末资产管理规模较2017年末下降3.21万亿元，而2018年住户存款较2017年多增2.6万亿元（见表1）。从增减趋势上看，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资管产品增加少的年份，居民存款增加的多（见表1）。相对于2015年至2019年第三季度，从2019年第三季度至今，居民银行定期存款余额超过资管产品规模，并呈更快增长势头（见图2）。
不宜寄希望住户超额存款转化为消费
“预防性储蓄”存款仅为住户新增存款的一小部分。疫情带给居民不确定性增加，预期减弱，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下降主要源于未来收入的减少；
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主要源于消费受限），储蓄率上升。国家统计局编制的资金流量表显示，2020年居民部门储蓄为23.9万亿元，比2019年多增1.5万亿元；
储蓄率为38.13%，超过2019年3.04个百分点。但“预防性储蓄”在居民新增存款仅占一小部分。第一，从规模上看，2020年居民部门储蓄增加3.2万亿元，而住户存款增加高达11.3万亿元。第二，在2020年居民储蓄率大幅提升后，2021年、2022年没有再次大幅度攀升。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数据为基础，对居民储蓄率进行估算，其变化与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储蓄率走势一致，2021年、2022年居民部门储蓄率分别31.39%和33.47%，居民部门新增储蓄分别为0.1万亿元和1.8万亿元，均低于2020年的水平。
住户超额存款不会大规模转化为消费。市场对高额住户储蓄能否带动2023年消费反弹展开激烈讨论，对消费复苏寄予厚望。但笔者认为居民储蓄存款不会大规模转为消费。
第一，2022年住户新增存款主要来自于降低配置银行理财等资管产品比例，并非居民财富和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结果，可以转化为消费的“预防性储蓄”存款规模较小，释放拉动消费的能量有限。
第二，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明显放缓的背景下，新增存款主要归属于高收入和富裕家庭。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财经报告》显示，存款金额最高的10%家庭的存款金额占全部存款金额的70%，而约有一半家庭几乎没有储蓄。具有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人群并没有“超额储蓄”可以进行“报复性消费”。
第三，“疤痕效应”仍在，消费和投资信心恢复，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都需要时间。目前，经济预期和收入预期都属于改善前期，基础尚不牢固，疫情反复和国际局势动荡都可能影响消费信心回暖态势。
2023年提振消费的关键是加大中央财政对居民的转移支付
2023年，提振消费的关键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能的政策选项是加大中央财政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收入预期的上升和收入结构的优化是居民主动增加消费的根本。根据疫情后美国、中国香港地区等地的消费复苏经历，面向居民的大规模财政补贴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我国地方财政收支压力较大，可以采取中央財政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方式，并借助“中央财政+地方补贴+企业折扣”组合模式，放大消费券杠杆效应。
（周诚君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编辑/孙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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