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婕
（中共乐山市五通桥区委办公室，四川 乐山 614800）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是在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框架下，由中国西部省份和新加坡合作打造的一条多式联运通道，其定位是中国西部省份南下出海至东盟等区域的贸易大通道。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提出和建设极大地推动了西部省份同东盟国家的贸易发展。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以下简称 《规划》）提出：
“着力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充分发挥重庆位于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区位优势，建设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
发挥成都国家重要商贸物流中心作用，增强对通道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1］202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提出：
“到2025年……东中西三条通路持续强化，通道、港口和物流枢纽运营更加高效。”［2］2021年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西部地区至北部湾图定班列达到9条，铁海联运班列、中越跨境班列分别开行4607列、1264列，同比增长105%、23.2%。北部湾港、洋浦港分别开通内外贸航线52条、33条，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通航。铁海联运集装箱运量达到23万标箱，北部湾港、洋浦港集装箱吞吐量分别达到505万标箱、102万标箱，成功实现 《规划》提出的2020年目标［3］。2021年，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辐射下的西部省份外贸增长明显，绝大部分西部省份的外贸同比增幅都在20%以上，整体增长率高于沿海，其中四川和重庆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位列全国第八和第九，东盟和美国、欧盟并列为川渝地区的三大外贸伙伴。
目前，针对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从内容含义、价值理念和驱动因素等角度对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进行研究。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牧原（2018）通过分析产业经济、物流供应链、国际物流通道、多式联运系统等，形成了第一批对 “南向通道”相对完整的认识［4］。张磊 （2018）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分析了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的驱动因素，并指出驱动通道发展的国内因素是“一中心多节点”的共建，国外因素是新加坡拓展贸易新空间的需要［5］。杨祥章、郑永年 （2019）主要研究了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内涵、动因等，并提出了推进路径［6］。二是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发展现状、困境与出路的角度进行研究。赵光辉、朱谷生 （2019）等从四个方面分析和评估了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发展现状，并为之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政策调整提供了依据［7］。郝洁、李大伟 （2019）通过分析南向通道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8］。庄堇洁、董建群 （2018）提出，“南向通道”逐渐成为了西部地区开放合作的新亮点，带动了西部地区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9］。三是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的背景出发单独对某省、市进行研究。傅文刚 （2019）研究了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背景下广西的冷链多式联运［10］。杨继瑞（2015）指出，中新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能够在重庆落地是因为重庆具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空间结构，如果要进一步深化和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水平，重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和优化产业结构［11］。但是目前，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辐射下的川渝地区共同作为切入点进行探讨的文献几乎没有。
本文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背景，将通道的核心辐射区域四川、重庆和东盟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探析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的经贸发展现状，并提出当前贸易推进措施，旨在进一步推进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的经贸发展，同时更好地带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全面建设。
目前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发展最成熟的是“渝桂新”国际联运通道，它指从重庆出发，利用铁路运输，向南经海运至东盟地区，向西北连接川渝地区的铁海联运大通道。四川和重庆是 “渝桂新”铁海联运通道辐射下的主要贸易进出口地区，铁海联运减少了中国川渝地区货物出海的路程和时间，通过近几年的贸易数据可以看出其贸易呈现积极态势。
（一）双边经济发展现状
1.中国川渝地区。从中国川渝地区近五年来的地区生产总值来看 （见图1），四川、重庆经济发展呈良好态势。任泽平团队发布的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排名2021》榜单显示，成都市、重庆市、绵阳市均进入城市高质量发展50强，其中成都排名第8位，重庆排名第22位。值得说明的是，在高质量发展细分维度排名中，成都在 “创新发展”和 “民生改善”赛道中均位居前10，重庆在 “绿色发展”和 “经济增长”赛道中均位居前10，经济发展活力显著，呈现绿色、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态势［12］。
图1 2017—2021年四川省和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情况
此外，随着近年来国家扶持政策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国川渝地区人口总量逐年增长。截至2021年末，重庆市常住人口为3212.43万人，较上年末增加了3.50万人；
四川省常住人口为8372万人，较上年末增加1万人，其中成都市2021年末常住人口为2119.2万人，较2020年末新增了25.42万人，增速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二［13］。中国川渝地区人口的稳步增长为经济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东盟地区。截至2019年，东盟包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10个国家，总面积44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6.6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8.5%。东盟国家经济属于高度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从近年来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看，2020年以前东盟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总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东盟国家生产和出口大幅下降，国内消费和投资下滑，旅游业受到重创，出现失业等众多民生问题，地区生产总值跌幅较大。2021年，在贸易和消费领域强劲复苏的背景下，东盟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由-3.2%回升至3% （见表1）。
表1 2017—2021年东盟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长期来看，东盟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全球新冠疫情的缓和，从而不断加大和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当前，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是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与东盟地区的贸易推手，东盟国家应抓住贸易机遇，通过出口导向战略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14］。
（二）中国川渝地区—东盟地区产业发展现状
1.川渝地区产业发展现状。对2017年至2021年四川和重庆地区的产业结构情况对比分析可知（见表2），重庆市的工业化程度高于四川，而四川省农业经济占比较高，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2017年以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渝桂新”班列的正式通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四川和重庆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五年来两地第三产业发展势头平稳，对经济的贡献率维持在52%～53%左右。
表2 2017—2021年四川省和重庆市产业结构情况
作为西部地区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区域，中国川渝地区的产业结构与东部地区仍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发达地区已经普遍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2021年上海和深圳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73.3%和62.9%。川渝地区还需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逐步缩小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带动整个西部地区共同发展。
从支柱产业和产品来看，四川和重庆的支柱产业和产品情况如表3所列。四川省人民政府于2018年提出了构建 “5+1”现代产业体系，分别为电子信息产业、食品饮料产业、能源化工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数字经济［15］。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提出了以电子制造业、材料业、能源工业、化医业、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消费品组成的“6+1”支柱产业［16］，摩托车产业从2019年开始被纳入支柱产业行列。
表3 川渝地区支柱产业和主要贸易产品
进出口货物方面，以2021年最新的外贸情况来看，重庆市的笔记本电脑、燃油摩托车、汽车出口值均位居全国前列，进口商品中集成电路、存储部件、半导体制造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附件较2020有较大幅度提升，占总体进口值的58.7%。四川省的主要出口商品也同样是机电产品，2021年集成电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82.0%，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和鞋靴占比在8.0%左右，四川的进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占比高达 86.8%［17］。
2.东盟地区产业发展现状。东盟十国在发展上总体呈现 “南富北贫”的态势，重点产业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导致。以东盟十国目前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来看，可将东盟十国的产业发展现状分为四个等级 （见表 4）。
表4 东盟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和重点产业
按照工业化程度来看，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已经处于工业化的成熟期，其重点和优势产业主要有生物和医药、精密工程、石化和电子等技术资本密集的产业。当前，新加坡正在努力转型，由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创新密集型产业，稳步对接时代趋势。东盟国家中的中等工业化国家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越南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优势产业包括农林渔业、工业、服务业、汽车工业等。柬埔寨、缅甸、老挝属于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农业国家。文莱则是资源密集型国家。
东盟国家的突出优势产业有加工制造业和石油化工业。作为世界重要的石油贸易枢纽、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以及亚洲石油产品定价中心，新加坡日原油加工能力已经超过130万桶。从资源数据情况来看，截至2017年底文莱拥有分别占世界总量0.1%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为11亿桶和3000亿立方米，其石油和天然气近几年的日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马来西亚以采矿业为主，2020年马来西亚采矿业产值920亿马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8%。
分析可知，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在产业发展水平和优势产业方面各不相同，具备一定的产业互补性，拥有极大的贸易发展潜力和空间。
（三）中国川渝地区-东盟地区进出口贸易现状
从2017年通道开行以来，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双边贸易保持快速增长，即使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中国和新加坡双方仍大力推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建设和运行，为通道辐射下的地区经济恢复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贸易规模逐年扩大。2017年至2021年间，四川省与东盟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逐年增长（见图2），增长率依次为24.9%、19.7%、16.8%、16.0%。其中，2017年至2019年外贸出口增长较为稳定，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四川外贸出口增速下降、进口额增加，2021年外贸形势逐渐恢复，出口增速大幅提升。
图2 2017—2021年四川—东盟进出口情况
根据重庆和东盟近五年的进出口贸易变化趋势发现，除2018年有所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呈增长态势，其中2019年进出口贸易增速高达43.0%。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冲击，贸易增速萎缩至3.2%，2021年外贸增速恢复为15.2% （见图3）。
图3 2017—2021年重庆—东盟进出口情况
综上分析，2017—2021年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的贸易发展态势总体良好，均保持正向增长。四川和东盟的双边贸易增速稳定，四川对东盟的出口贸易依赖程度更高；
重庆和东盟的双边贸易呈波动增长的态势，重庆对东盟的进口贸易依赖程度更高。
2.东盟地区发展成为中国川渝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17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加动荡，国际贸易局势也随之发生变化。近5年来，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逐年扩大，东盟已经和美国、欧盟一起并列为中国川渝地区的三大贸易伙伴。
四川省对外贸易总体保持良好态势 （见表5）。出口方面，自2017年来东盟地区逐步成为四川最大的外贸出口区域；
2021年，四川对东盟出口的贸易额为1319.0亿元，稳定地超过了对美国的1162.7亿元和对欧盟的1053.6亿元。进口方面，从进口贸易总额来看，2017—2021年美国是四川省最大的进口来源地，而对东盟的进口贸易额稳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四川对东盟的进口贸易额为404.3亿元，较2019年增长了约52.7%；
2021年四川和东盟、美国的进口贸易额增速分别约为23.4%和5.0%。按照此趋势，东盟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超过美国成为四川最大的进出口区域。
表5 四川省和主要货物贸易伙伴进出口数据
重庆的前三大贸易伙伴依旧是美国、欧盟和东盟，外贸格局相对四川有所不同 （见表6）。出口方面，2017—2021年美国始终保持着对重庆的最大外贸出口国地位，欧盟次之，贸易数额远超出口东盟的贸易额。以2021年的统计数据来看，重庆和美国、欧盟、东盟的出口贸易额分别为1143亿元、1045亿元、471亿元，出口额增速分别为11.1%、18.1%、29.4%。可以发现虽然当前重庆和东盟的出口贸易额度还达不到出口美国和欧盟的1/2，但其出口额增速远超美国，说明重庆对东盟的外贸出口具有较大发展潜力。进口方面，2017—2021年间东盟始终是重庆最大的进口货源地，从2019年之后，重庆和东盟的进口贸易额数额为美国的14倍以上、欧盟的4倍以上，其中2019年进口贸易额增速达到了62.1%。2020和2021年受到新冠疫情等诸多因素的冲击，进口增速大幅度放缓，以8.5%左右的速率平稳增长。
表6 重庆市和主要货物贸易伙伴进出口数据
从川渝地区与东盟的进出口情况来看，目前东盟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川渝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四川省最大的贸易出口地、是重庆市最大的贸易进口地，而美国和欧盟基于其相当高的工业化程度，在贸易方面仍然有着强劲的竞争力。中国川渝地区若想在外贸上和东盟地区维持良好的发展，仍然需要加强协同共建，寻求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切实推进双边贸易往更积极、更多元、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四）中国川渝地区—东盟地区双边贸易发展存在的政策性利好因素
近年来，为了推动中国川渝地区与东盟地区双边贸易发展，国家和地方层面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国际层面的相关合作协定也先后落地，推动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的贸易持续稳健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全方位确定了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从2019—2025年的发展目标和具体空间布局［1］。2019年以来，四川和重庆作为通道建设的中心区域，制定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助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稳健运行 （见表7）。
表7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重要支持政策一览表
表 7（续）
近年来，在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冲击下，国际经济恢复和发展开始向内寻求区域合作，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定，国家也相继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为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双边贸易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见表 8）。
表8 中国川渝地区—东盟地区贸易发展重要利好政策协定一览表
综上所述，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推动下，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进出口贸易稳健发展，贸易规模日渐扩大，东盟日渐发展成为中国川渝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并得到了国家和地方等层面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川渝地区要紧抓当前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携手并进，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建设形成双向推动，促进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往更快更好方向发展。
（一）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建强通道双中心
中国川渝地区目前的重要经济抓手是利用当前的政策红利全力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别于成熟发达的近海沿海、偏重效率的世界级城市群，基于大农村和长江上游生态条件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和生态空间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潜质，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完全可以形成具有世界水平、中国特色、川渝特点的新范式和新格局。
1.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成内陆腹地型世界级经济圈。中国川渝地区距海洋1000公里以上，是亚洲大陆人口集聚区的中心点，是 “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交汇点。站在新一轮开放前沿的川渝地区最大的优势来自于市场，一个是本身有着1亿人口规模又直接辐射西部的国内市场，另一个是未来增长潜力巨大的东南亚和南亚市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全国经济重心由东向西迁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条件、有能力变区位优势为发展优势，带动西南乃至整个西部的对外开放，开拓我国未来发展外部空间。充分用好这些条件和优势，中国川渝地区将迸发出中国经济广阔腹地和回旋余地的巨大潜力，建成全球唯一的内陆腹地型世界级经济圈。
2.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成安全依托型世界级经济圈。中央和国家层面在谋划东北振兴中，赋予东北地区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定位。川渝地区在这 “五大安全”方面具有相似的战略地位，甚至有更大的世界性影响。当前国际形势严峻，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局，国家很有必要开展新一轮 “三线建设”，特别是在中国川渝地区布局打造我国最为重要的国防科研和防务产业基地，支持军民两用的航空航天等优势高端产业发展。从生态安全看，中国川渝地区的生态屏障功能直接关系到长江流域中长期生态安全乃至全国中长期生态环境演变趋势与格局，这无疑也具有世界性意义。此外，西南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建设更加包容和谐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不仅对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将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3.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成文化典范型世界级经济圈。中国川渝地区是中华古老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的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珍贵文化宝库。三星堆、金沙、都江堰等古蜀文化惊艳世界，三国文化、道教佛教文化在亚洲影响深远，民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从 “一带一路”看，川渝地区既是北丝绸之路的货源供给地，也是南丝绸之路的出发和主经之地。在厚重历史文化与梦幻自然之美的叠加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应突出文化定位，将打造世界古老文化传承复兴、多元文化交流互鉴、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文化典范区域鲜明标识在自己的旗帜上，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典范窗口。
（二）搭乘数字经济发展快车道构建双边贸易新格局
当前，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支点，川渝地区要充分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相较于重庆更加偏重工业化发展而言，近年来四川科技创新能力持续迸发，根据WIPO发布的2022版全球创新指数 （GII）的 “科技集群”百强榜单，四川省成都市位列全球第29位［18］。因此四川应该乘势而上，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与东盟地区全力推动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的合作贸易。
1.将成都打造为中国川渝地区金融科技之都。成都是目前川渝地区科技资源最集中的区域，未来成都应该以金融科技领域为重点方向，依托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能力，紧扣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未来金融科技前沿领域，打造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金融之都和科技之都。当前IC设计是芯片制造的最上游环节，主要的方式是IP和人才授权，相比其他的测试封装和制造等环节，IC设计的资产投入相对较少且附加值高。目前，ARM、苹果、英特尔、高通、三星、博通、英伟达、联发科、华为海思等一流科技公司都在自主进行IC设计，除英特尔和三星等少数企业外都把芯片制造外包。成都拥有丰富的IC设计人才资源，集聚了多所具有电子信息相关技术人才的高校以及专业研究所，为IC设计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撑。不仅如此，成都于2018年发布的 《支持集成电路设计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进一步聚焦IC设计领域。成都应该在此基础上，支持一批本土企业发展，促进 “城市-高校-企业”协同发展，打造中国 “西部硅谷”。
2.将四川建设为军民融合产业重镇。四川省是军工大省，军工基础十分雄厚，拥有许多重要的航空航天和军工电子等科研生产基地，科技优势突出，军民融合改革发展实践经验丰富，不管是承担军品制造还是军工经济规模长期以来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在我国 “安全腹地”进一步打造军民融合产业重镇，需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是“以军带民”，加强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高端军工产业发展，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二是 “以民促军”，发挥民营企业在创新活力、机制灵活、成本精细等方面的优势，将成熟技术快速转化为市场产品。
3.将成都打造为国际软件产业高地。成都是川渝乃至整个西部地区最大的软件名城。2018年8月发布的 《成都市软件产业生态圈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成都软件产业生态圈主要呈现出五个特点：基本形成了行业的优势，汇聚了一定量的软件人才，有持续领先的基础设施，有持续增长的产业规模以及不断完善的园区载体等［19］。然而，成都软件产业依然存在规模偏小、扶持力度偏小，产业结构失衡、人才结构失衡，高端软件比重较低、核心竞争力不足等问题［20］。为进一步发展软件产业，成都还要具备国际经略视野，在产业结构、人才培养、人才引进、技术创新、管理经营等方面对标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同时基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背景下的双边人才交流基础，吸引印度等东南亚优秀科技人才来成都就业。
（三）全方位利用RCEP优化双边贸易新环境
RCEP的签署对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不仅大幅改善中国川渝地区外贸环境，带来更多南向开放合作新机遇，而且给双边的企业、消费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1.利用RCEP进一步扩大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从中国川渝地区 “RCEP外贸”构成看，东盟为其他缔约方中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川渝地区对东盟进出口值占RCEP其他缔约方进出口总值的六成以上。RCEP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将实现零关税，其中 “原产地累计规则”会进一步降低优惠关税门槛，这将给中国川渝地区带来更多享受货物关税减让的机会，有望带动中国川渝地区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
2.利用RCEP进一步提升中国川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RCEP能进一步加强区域内价值链整合，进而优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为成员国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提升提供新机遇。在贸易利好因素的支持下，中国川渝地区要进一步提高对外投资质量效益，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中国川渝地区可以推动当地企业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引导对外投资绿色低碳发展，同步推动高端产业链优势互补，加强绿色产业链合作，推动建立绿色制造国际伙伴关系。
3.利用RCEP进一步优化中国川渝地区的贸易环境。RCEP是一个覆盖广、标准高、互利共赢的自贸协定，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来构建一个自由贸易区，为成员国营造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川渝地区应对接RCEP的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倒逼自身通过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等，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与RCEP国家互联互通的良好营商环境。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自2017年首次提出并建设以来，发展态势十分迅猛，为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剂。通过对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背景下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的贸易现状进行探析可以发现，目前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通道发展，给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通道辐射下的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活力显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双边贸易合作逐年增强，东盟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川渝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当前，在诸多政策性利好因素的加持下，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的经贸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也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注入了新动力。作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双中心、同时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心城市的成都和重庆要紧紧抓住机遇，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成强劲的内陆经济极核、西部数据中心，多维度提升南向开放层次，进一步推动中国川渝地区和东盟地区经贸合作走深走实，稳定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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