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瑾,唐 承 财
(1.河西学院复旦-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协同发展研究院，甘肃 张掖 734000；
2.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北京 100024；
3.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北京 100024)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一直困扰中国的发展。“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社会主义广义性减贫实践，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性减贫实践，再到2013年以来精准脱贫攻坚的减贫新实践，以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构建，中国共产党对于贫困人口的关注贯穿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1]，中国减贫成就举世瞩目[2]，为全球减贫治理创造了中国样本。在此背景下，学术界从不同视角探究了我国旅游减贫问题，研究内容包括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扶贫概念与理论基础、旅游扶贫问题、经验与对策、旅游扶贫效应和机制、旅游扶贫绩效等。虽然在不同时期均有学者对旅游减贫相关文献进行“主题式”梳理和评述[3-5]，但尚缺乏在整体研究变迁中对阶段性差异讨论及政策回应的梳理与总结，存在“量”的局限性、“质”的片面性及“政策回应”的不对称等不足。鉴于此，本文借助CiteSpace V.5.0.R1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总库中旅游减贫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从“量”和“质”两方面揭示旅游减贫研究的基本特征、研究力量和热点，归纳出各研究阶段的主要特征、学术观点的演进趋势，从整体把握其理论格局和研究进展，以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旅游减贫领域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及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数据库，检索“主题=‘旅游减贫’或‘旅游扶贫’或‘旅游脱贫’”的文献，国内学者发表于国际期刊的论文暂未纳入分析。由于上述数据库中1996年以后才陆续出现旅游减贫文献，因此，检索期限选取199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检索条件为“精确”，经初始检索和对比筛选，对访谈、会议通知、书评、征稿通知、无作者文献等非研究性文献或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等无关条目进行剔除，共得到符合条件的样本文献637篇。
本文借助CNKI的统计功能和CiteSpace软件中CNKI文献数据分析板块的发文作者(author)、发文机构(institution)、关键词(keyword)等功能，绘制旅游减贫研究知识图谱，具体操作流程为：启用 5.0.R1 SE版本的CNKI数据分析板块，时间切割分区设置为1年，时间跨度为 1996-2020 年，分别选择“作者”“机构”“关键词”为网络节点类型，依次进行作者分析、机构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并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
2.1 发文量
由图1可知，1996-2020年旅游减贫研究文献数量整体呈现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回落的变化趋势。其中，1996-2014年发文量少且增长缓慢，说明该阶段国内学者对旅游减贫的关注度较低；
2015-2019年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发文量年均增长率高达61.05%，2019年发文量达到最高1 093篇，是2015年的4.3倍；
随着2020年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发文量有所下降。此外，2005年后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发文量占全部期刊发文量的比重波动下降，说明旅游减贫领域亟须挖掘新的创新点。
2.2 研究力量
由发文量在2篇以上的第一作者(1)部分学者在统计期内单位有变动，本文按作者最新单位进行了适当归类处理。合作网络图谱(图2a)可知，云南大学邓小海发文量(9篇)最多，其次为中央民族大学李燕琴(6篇)、湖南师范大学王凯(6篇)、河北大学邢慧斌(6篇)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李佳(5篇)。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2b)已形成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为核心，包括湖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集团式网络关系；
但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之间连线较少，说明在旅游减贫领域仅有少数学者组建了学术共同体，大部分研究机构处于孤立研究状态，合作紧密程度不高，尚未形成凝聚的研究力量。
注：全部检索中包括会议、报纸以及硕博论文等。图1 1996-2020年论文发表数量Fig.1 Number of literatures published in 1996-2020
图2 旅游减贫研究力量网络图谱Fig.2 Network graphs of research powers for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2.3 研究热点与研究主题
由表1可知，旅游扶贫(243次)、精准扶贫(112次)、乡村旅游(103次)、民族地区(27次)、旅游精准扶贫(27次)及乡村振兴(22次)等高频关键词是研究的热点话题。从关键词聚类结果(图3)看，贫困地区尤其是民族村寨等相对贫困但拥有较高品质的旅游资源区是研究的热点区域，旅游(精准)扶贫、乡村旅游、旅游扶贫模式及旅游扶贫效率等是主要的研究议题。
2.4 研究阶段划分与代表性观点
在旅游减贫研究热点及主题(表1、图3)基础上，根据发文量(图1)和关键词时区图谱(图4)并结合文献精读和时代背景，将旅游减贫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并对各研究阶段的主要特征和代表性观点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旅游减贫研究提供“时间坐标”理论参考。
图3 旅游减贫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Fig.3 Clustering knowledge graph of key words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图4 旅游减贫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Fig.4 Time zone graph of key words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2.4.1 开发式旅游减贫早期探讨阶段(1991-2005年) 中国的旅游减贫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该阶段旅游扶贫、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Pro-Poor Tourism，PPT)战略等重要关键词首次出现。1991年贵州省旅游局在全国旅游局长会议上首次提出“旅游扶贫”的概念，1996年旅游扶贫被正式纳入《中国旅游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国际消除贫困年”的背景下，我国在全国旅游扶贫开发工作座谈会上正式将“政府主导+市场运行”确立为旅游扶贫基本模式，国家旅游局将旅游扶贫研究纳入旅游发展重要问题调研提纲。2000年8月，国家旅游局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创办全国第一个旅游扶贫试验区“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旅游扶贫制度环境由最初“政府”主导的单轨推动开发逐步转向“政府+市场”双轨并行发展，以国家与地方旅游扶贫试验区的建立为主要标志，旅游资金和优惠政策开始向特定区域集中。学术界在该阶段对旅游扶贫含义和基本理论、旅游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政府在旅游扶贫中的重要作用等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并从具体实践入手总结旅游扶贫的经验、问题[6]、教训和模式[7,8]。吴忠军等[9，10]开启了对旅游扶贫问题的初步探讨，旅游扶贫问题开始进入相关学者的研究视野。1999年《旅游扶贫：功能·条件·模式·经验》的出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11]，认为旅游扶贫是一种借助旅游经济增强贫困地区“造血机能”的特殊开发式扶贫[10,12]，在老少边穷地区乘数效应大[12]，但并非所有贫困地区都能通过发展旅游而脱贫致富。因此，旅游扶贫不能仅关注旅游业的发展[13]，而是应以贫困人口的获利和发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原则[14]，对“潜在旅游资源”与“可开发旅游资源”进行严格区别[15]。总体看，该阶段对“旅游漏损”和贫困人口缺乏足够关注，研究方法以定性描述为主。
2.4.2 综合式旅游减贫缓慢增长阶段(2006-2014年) 该阶段旅游减贫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更丰富。2006年国家旅游局做出“旅游业向农村挺进”的科学决策；
2011年王兆峰[16]通过构建“旅游反贫困的理论及政策”框架，探讨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机制、模式、绩效及战略等问题，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推向高潮；
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旅游精准扶贫”，标志着中国旅游扶贫从综合扶贫阶段进入精准扶贫阶段。由此，中国旅游扶贫工作上升到国家政策层次，扶贫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功能，旅游扶贫工作从区域试点到全国范围推广，并成为多数经济欠发达但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反贫困的优选政策之一，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旅游扶贫模式[17,18]。该阶段研究对象由贫困地区开始转向贫困人口，研究区域聚焦到民族地区，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仍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研究者开始深入反思旅游扶贫的本质和局限[19-21]，在积极探索旅游扶贫模式的同时，重点对旅游扶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并针对国内旅游扶贫效果不显著现象，主张通过引入国外PPT、ST-EP(Sustainable Tourism for Eliminate Poverty)和包容性旅游等战略和理念[19,22,23]，探索开展社区参与模式，以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失效”，提高旅游扶贫效益。学者们提出旅游扶贫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和政治问题[24]，要体现出反贫困和促进弱势群体福利改善的新时代使命[25]。旅游可以对贫困人口产生多重效益[26]，但由于受到政府行为、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社区居民参与程度、利益分配机制、产业链整合以及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27]，可能出现受益不均、“旅游飞地”“旅游漏损”和替代性竞争等问题[22,28]，致使旅游扶贫目标被置换[28]，导致部分地区实施的旅游扶贫战略成效不明显[27]，只有越过“门槛值”，旅游对贫困减缓才会产生积极作用[21]。此外，从旅游扶贫实践看，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旅游开发不会主动关注贫困群体，“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优势，但也会导致贫困地区旅游产业因过度政策性开发偏离市场规律而陷入多重困境[29]。因此，要让旅游真正朝着有利于减贫、使贫困人口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方向发展，必须在科学分析旅游资源禀赋和贫困度等相关要素的基础上[30]，因地制宜地选择旅游扶贫模式。政府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促使利益流向贫困人口的制度设计上[22]，使贫困人口从旅游中获取“净收益”[29]，而不只是简单地分享边缘性的旅游收益[31]。随着社区参与度的增加，政府角色会发生“社区居民的代理人—联合治理结构及规则系统的塑造和引导者—规则系统的维护者”的转变[31]，逐步从政府主导型过渡到非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开发。但该阶段对旅游扶贫系统的异质性以及帮扶需求的多层次性等问题缺乏足够关注，更鲜见从微观视角对贫困人口从旅游业中实际获益的研究，旅游扶贫机理尚不清晰，旅游扶贫效益评价研究明显不足。
2.4.3 旅游精准减贫成熟完善阶段(2015-2020年) 自精准扶贫上升为我国基本方略，旅游减贫研究也进入全盛发展时期。2015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在全国选取56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开启了旅游扶贫试点工作，此后相继出台《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2016年)》《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旅游扶贫行动方案(2018年)》《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2019年)等一系列推进旅游扶贫的政策文件，进一步持续放大“旅游+精准扶贫”的融合效应，增强旅游精准扶贫效果，深度衔接乡村振兴。该阶段随着精准扶贫的提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深度贫困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旅游扶贫效率”“乡村振兴”等关键词受到更多关注(图4)，研究视角从单一旅游经济拓展到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研究区域主要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并聚焦乡村旅游地、民族村寨等微观单元案例地，主要以社区居民或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拓展至空间信息科学、地理学、经济学、计量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学者们开始从微观角度对旅游精准扶贫的内涵和机理进行细致阐述，尤其加强对贫困人口“异质性”[32,33]、深度贫困村“特殊性”[34]和旅游项目“益贫性”的“精准”把握和精益求精。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对象识别与分类[35,36]、参与主体划分[37]、机制转变[38,39]、模式创新[40,41]、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42,43]和优化路径[44,45]等方面，认为旅游精准扶贫是旅游扶贫的提升和深化[46]，是新型人地关系、城乡关系、产业关系的建构过程[32,47]，旅游扶贫应具有追求经济增长和增进社会效益的双重属性[48]，其社会目标是实现富足平衡[43]。实践中，旅游产业发展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扶贫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二者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存在矛盾与张力[49]，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博弈关系的不均衡和不协调是旅游致贫的深层次诱因[50]，因此，要特别警惕“运动式”旅游扶贫对资源和环境带来的不可逆损耗与破坏[51]，以及绝对贫困快速消除引发相对贫困扩大等问题[47]。随着扶贫目标贫困人口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要真正发挥旅游的减贫效应并克服与防范其致贫效应，必须依靠更公平的再分配政策[52]，注重旅游生计与传统生计协调发展[47]，全程激活贫困人口参与旅游业的积极性[38]，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并引入其他扶贫配套模式与机制，以弥补政府及市场的缺陷和不足[50,53]。此外，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上看，目前中国旅游扶贫效率不高且不同区域内差异显著[42,54]，这既与过于关注“人”的因素而忽视“产业”可持续发展有关[55]，也有事中控制不当、缺乏事前对旅游扶贫适宜性评价的原因[48]。因此，旅游扶贫应面向“乡村振兴”，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不断完善相关旅游扶贫政策，设计有利于贫困人口受益的体制机制，合理开发利用旅游扶贫要素资源，加强“旅游+扶贫”模式的产业融合，实现本地化旅游产业链+贫困人口并受益，构建全民参与的旅游大扶贫格局[56]。相比国际社会对“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PPT)到“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ST-EP)再到“可持续负责任旅游”(SRT)越来越深入的研究[57-59]，我国旅游精准扶贫还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指导，尚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5]，实践中“旅游扶贫后再返贫”现象不断出现[60]，生态环境滞后问题也开始显现[61]。但该阶段学者们对国际旅游减贫理论加以修正和拓展[62]，为世界旅游减贫提供了鲜活的中国案例[63]，对全球减贫产生了重要影响和贡献。
3.1 研究结论
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以中国知网(CNKI)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数据库中1996-2020年637篇文献为数据源，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中国旅游减贫研究知识图谱，对旅游减贫研究的基本特征、研究热点和演化阶段等进行探索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旅游减贫研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政策性和时效性，研究者、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仍处于相对孤立状态，研究力量较薄弱。2)结合国家政策演进和关键词知识图谱分析，旅游减贫研究具体可划分为开发式旅游减贫早期探讨阶段(1991-2005年)、综合式旅游减贫缓慢增长阶段(2006-2014年)和旅游精准减贫成熟完善阶段(2015-2020年)。3)在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下，旅游减贫研究演变逻辑和发展脉络可总结为：精准识别可开发的贫困地区、目标人群及项目—激发贫困人口及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因地制宜选择或创新旅游精准扶贫的长效脱贫模式—设计让更多利益流向贫困人口的旅游扶贫机制—提高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旅游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途径及保障措施—科学评价旅游扶贫的绩效—新发展阶段同乡村振兴等战略有效衔接。4)目前国内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旅游减贫效果评价研究多，旅游开发适宜性和潜力评价研究少，尤其缺乏对旅游减贫资源开发转化研究；
多主体参与的旅游减贫机制研究薄弱，内生动力机制研究不足；
旅游减贫模式研究实践基础雄厚而缺乏理论升华，导致实践工作无法反哺理论探索；
如何激活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研究不足，民生福祉关注不够，没有考虑后扶贫时代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发展问题；
旅游减贫绩效的宏观评价多、微观评价少，重效益核算、轻成本核算，反映贫困户旅游收入等经济绩效指标难以获取或衡量，致使指标选择存在较大缺陷，没有精准到贫困人口实际收益和需求。
3.2 研究展望
旅游业是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国际上围绕旅游减贫的有效性与前置条件、旅游减贫效应、机理、模式与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研究目标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减少相对贫困，研究内容由经验描述走向理论构建，从经济维度转向环境和社会维度，研究视角由国家、地区向社区、企业和家庭层面迁移[64-66]。国内学者多以案例为切入点，多维度、多视角开展旅游减贫研究，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再到“深度贫困地区”，从“旅游扶贫”到“旅游精准扶贫”，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参与式旅游减贫，为中国特色旅游减贫提供了理论支撑，并取得较好的实践成效。但国内研究多借用国外研究范式展开实证研究，存在研究内容与理论构建不够深入、研究视角有待创新等不足。长远看，贫困是个相对的、发展的概念，相应地，精准也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发展的概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在绝对贫困消除的同时，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减少相对贫困也要“精准”。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旅游减贫的目标和意义”“旅游减贫阻贫长效机制构建”“多主体参与旅游减贫模式”“旅游减贫绩效”“旅游减贫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旅游减贫与共同富裕”“旅游减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的逻辑、机制与路径”等重要命题展开研究。具体包括：1)加强旅游减贫理论体系构建研究。立足中国国情和实践经验，加快旅游减贫本土实践经验总结与理论体系构建，如旅游吸引物权理论[67]，加强国外相关理论的“引进—修正—创新”，如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旅游减贫中的应用[68]。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跨学科前瞻性研究，如旅游减贫与数字经济、优势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及资源转化为实施路径的研究等，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减贫理论体系，向世界减贫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2)完善旅游减贫阻贫机制研究。旅游不具有天然的益贫性[69]。后扶贫时代应重点关注大众旅游在减轻贫困和带来“发展”方面的实际和潜在作用，从公共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平等参与机制、资源分配机制、监督激励机制、跟踪反馈机制、保障机制等角度对不同类型区域旅游减贫阻贫的运行轨迹、推进路径等程式进行分解，并以此倒推、提炼旅游减贫阻贫的运行机制，为构建城乡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以及改善相对贫困、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中国方案”。3)深化对旅游减贫绩效的评价研究。宏观上要将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成本”纳入旅游减贫效应评价研究，构建旅游减贫效应评价体系和模型，选取适宜全面反映贫困状况的多维度指标体系，使旅游减贫研究更科学谨慎；
微观上要着眼于贫困人口实际需求，建立多维“感知”系统，以科学评价贫困人口在旅游减贫中的实际受益效果。4)强化旅游减贫政策支持体系研究。结合我国国情，从财政、税收、金融、创新等理论视角完善旅游防贫减贫政策支持体系研究，加强不同区域旅游减贫的发展目标、重点难点、空间布局、发展步骤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现在与未来需要的可持续旅游防贫减贫政策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