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秀 平，王 睿，秦 雨 露，轩 晚 月
(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绿色发展以生态优先、保护环境为根本，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区域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助力20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对实现旅游发展的绿色性、共生性、精细性和长远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对旅游目的地传统发展模式反思的基础上，为推进旅游目的地和谐、包容[1,2]、可持续发展进程，破解我国旅游目的地绿色发展瓶颈[3,4]，旅游绿色发展强调在区域旅游生态环境约束下，实现旅游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提升、多主体和谐共生。现有旅游绿色发展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1)旅游绿色要素探究。Green采用分类数据对非旅游建筑、旅游设施、环境、社区和水景等因素进行多尺度分析和分类主成分分析[5]；
邵海琴等采用马尔科夫链揭示旅游目的地绿色要素的时空演变[6]；
童昀等分析旅游资源绿色转换效率的影响因素[7]。2)旅游产业绿色效率测度。Votsi等采用时间和成本效益法测度旅游绿色发展效率[8]；
刘佳等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探讨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9]，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与空间网络结构效应[10]。3)旅游经济绿色发展探讨。In等基于绿色旅游网络模型从人性、学习、公共关系和主体身份角度探讨村落旅游经济发展[11]；
丰晓旭从产业、空间、管理三重维度分析全域旅游和区域绿色发展的关联度[12]。4)旅游绿色补偿研究。肖建红等利用生态标签制度、生态服务付费和市场替换法研究旅游绿色发展的生态补偿[13]；
张洪等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与GML函数模型、Dagum基尼系数、面板Tobit回归模型测度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14]；
李彦等采用分配倍差法分析生态旅游示范区对区域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15]。
综上，已有旅游绿色发展相关研究涉及村落[3]、海岛[13]、市域[7,10]、省域[14]、经济带[6]等空间尺度，但对区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演变及其障碍因素有待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在界定旅游绿色发展内涵机理的基础上，以省域为空间研究尺度，采用TOPSIS评价法和熵值法测评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利用ArcGIS软件和σ收敛性探讨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演变，基于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并结合我国省域旅游目的地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提升我国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本文将旅游绿色发展的内涵界定为以追求旅游目的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旅游经济增长与旅游环境保护为宗旨，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治理目标，以服务旅游目的地多主体为核心，推动旅游目的地发展从依靠“速度”与“规模”的扩张转变成依靠“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实现区域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环境提升、社会和谐的高质量发展。具体包含4个层面(图1)：1)旅游目的地发展要使多主体受益，多主体参与区域旅游目的地的治理[16]，共享旅游目的地绿色发展成果，使发展成果惠及民众，增强旅游目的地多主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旅游目的地多主体福祉。2)旅游绿色发展强调以旅游目的地的综合发展代替片面的旅游经济增长，发挥目的地旅游环境保护的倒逼机制，推动旅游目的地发展方式转型；
关注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协调[17]，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旅游目的地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发展，坚持区域旅游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动态性；
权衡区域旅游资源限度与旅游环境边界，实现旅游目的地的自我调节，逆转热点区域的旅游环境系统压力扩张，舒缓热点旅游目的地承载压力。3)绿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积累绿色财富、增加人类绿色福利，绿色财富表示旅游发展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环境[18]，绿色福利则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和民生福祉，实现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高度融合；
另外，旅游绿色发展是旅游绿色福利增加和旅游绿色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三者相互联系、协调发展，在逻辑上实施区域旅游目的地多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4)实现旅游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满足旅游者对高质量旅游的追求，借助旅游目的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带动目的地旅游经济的快速增长及与社会、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发展[19]，形成内外全面开放的旅游目的地绿色发展格局。
图1 旅游绿色发展的运作机理Fig.1 Operation mechanism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2.1 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旅游绿色发展的内涵，考虑影响旅游目的地多主体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涉及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方面因素，遵循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选取的可得性、科学性、可比性和可观性等原则，从CNKI平台筛选CSSCI、SCI、EI级别期刊2015-2021年发表的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 670篇文献，对文献中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指标进行词频分析；
结合发展改革委印发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及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考虑旅游目的地的特征，从社会协调效益、经济发展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三方面构建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采用熵值法[42]测算各指标权重。2010-2019年31个省域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公报》，对少数缺失数据采用SPSS软件拟合求得。
2.2 基于TOPSIS法的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表1 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provincial tourism destinations
Un×m={Wj×X′ij}
(1)
(2)
(3)
(4)
(5)
(6)
式中：X′ij为i年(i=2010,2011,…,2019)的第j(j=1,2,3,…,28)个标准化指标；
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
2.3 收敛性分析
利用式(7)计算2010-2019年31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σ收敛性,若σi+1<σi，则表示该区域存在σ收敛性，说明该区域差异不断缩小。
(7)
式中：n为省域旅游目的地数量；
Gs(i)为省域s在i年的绿色发展水平。
2.4 障碍度模型
为揭示阻碍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提高的限制性因素，本文引入障碍度模型计算因子贡献率、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因子贡献率表示单一指标对结果的影响程度，一般用指标的权重Wj表示；
指标偏离度Gij为指标实际值与最优值之间的差距；
障碍度Qi表示i年份的指标对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阻碍程度。公式为：
Gij=1-X′ij
(8)
(9)
由表2可知，2010-2019年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且变化显著，全国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均值从2010年的0.3581增至2019年的0.5987，年平均增长率达5.88%，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极差和标准差减小，说明各省域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缩小趋势。近些年我国以“两山理论”为指导，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促进碳减排等方面采取积极举措，通过打造生态友好试点城市，提升旅游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相互促进。在国家践行全域旅游绿色发展，关注“美丽中国”建设的背景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统筹协调、绿色发展”的基础上，关注生物多样性与旅游环境保护，引导旅游者的文明旅游观，故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发展态势较好。其中2013年由于生态环境污染较严重，导致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出现拐点。三大区域由于对绿色发展引领旅游创新的认知差异、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理念执行的差异，以及在全域全季、布局优化等举措方面的不同，导致其他年份区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趋势。
表2 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贴近度及年均增长率Table 2 Closeness statistics and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s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provinci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China
4.1 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分析
运用“相等间距”分级法对2010-2019年31个省域的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评级[43]，选取2010年、2013年、2016年及2019年数据运用ArcGIS软件进行可视化展示(图2)。可以看出：2010-2019年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分级明显，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趋势。2010年为中国世博旅游年，上海为迎接世博会的顺利召开，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指标进一步改善，旅游绿色发展水平为“非常高”，而其他省域多为低水平。由于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的旅游发展基础较好，系统性治理实力较强，健康的旅游环境系统对旅游目的地绿色发展格局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旅游绿色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发展优势明显；
西藏、新疆等实施生态富民，助力脱贫攻坚，坚守“生态红线”约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等级有所提升，但由于地理位置限制，经济实力较弱，导致旅游发展滞后、资源配置不均，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急需推进旅游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4.2 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利用ArcGIS软件计算我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I)(表3)，并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图3)，分析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空间相关性及其显著性。由表3可知，2010-2019年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Moran′sI值均大于0，且大部分年份通过0.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各省域空间关系紧密且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从动态演变趋势看，2010-2019年Moran′sI值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平稳”的小幅波动趋势，空间差异显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2010年属于“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2011年属于 “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旅游发展态势良好，Moran′sI值由0.0886迅速升至0.2402，表明全国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集聚态势增强，空间差异逐渐减小；
2012年由于国际旅游经济不景气、国内经济发展趋缓，对中国旅游目的地绿色发展有所冲击，Moran′sI值下降为0.0459，空间集聚态势减弱，空间差异显著性降低；
2013年《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实施彰显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战略中的支柱地位，通过发展全域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实施文旅融合等保障举措，Moran′sI值提升后渐趋平稳。
注：审图号为GS(2020)4619号，底图无修改，下同。图2 中国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分布Fig.2 Distribu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provinci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China
表3 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全局自相关指数(Moran′s I)Table 3 Global autocorrelation index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provinci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China
由图3可知，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表现为东部地区“高—高”集聚和西部地区“低—低”集聚的两极分化格局。东部地区旅游发展力度较大、交通完善、旅游景点较密集、基础设施健全，增强了对客源市场的吸引力；
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促使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提高，同时向邻近地区辐射，充分发挥带动作用，大幅提升了自身与相邻地区的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环保投入力度不足，基础设施不健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导致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应积极培育具有辐射带动能力的核心城市，通过核心城市引领周边城市的发展，进而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
图3 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局部自相关分析Fig.3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provinci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China
4.3 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收敛性分析
利用式(7)计算得到2010-2019年31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σ收敛性(表4)，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σ值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由2010年的0.0386升至2013年的0.0472，降至2019年的0.0304，表明东部地区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先发散后收敛；
中部地区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呈现波动态势，未表现出稳定的趋势特征；
西部地区的σ值由2010年的0.0356升至2011年的0.0433，再降至2019年的0.0237，呈现出先发散后收敛趋势。总体看，2010-2019年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σ值较小，表明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差距较小，发展逐渐趋于平衡；
全国σ值从2010年的0.0426降至2019年的0.0307，表明全国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趋于收敛。随着时间推移，先进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技术和管理模式等进步因素通过“涓滴效应”向落后地区扩散，存在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的“赶超效应”。因此，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差异逐渐减小，σ收敛较理想。
表4 中国东、中、西部区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σ收敛值Table 4 σ convergence values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East,Central and West China
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的障碍因子及障碍度，筛选出各省域前3位的障碍因子(表5)。1)社会协调层面：出现频次最高的为旅游院校学生总数占高等院校学生总数的比重(A7)，该影响因子代表旅游业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旅游业的服务水平，而旅游业的服务水平是制约旅游目的地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注重对高级别旅游专业人才的培育，防止旅游管理专业人才流失。2)经济发展层面：出现频次较多的是旅游总收入(B2)、国内旅游收入(B3)、旅客周转量(B7)，旅游收入代表各省域的旅游营业情况，该影响因素障碍度较高，表明旅游经营能力与开发条件不足，应充分挖掘区域旅游资源，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提高旅游服务和质量，重视培育系列旅游品牌，增强旅游目的地吸引力，适当增加旅游基础设施投入，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同时，采取措施引进投资，促进旅游资源向经济效益转化。另外，旅客周转量障碍度较大说明客源市场规模有待进一步挖掘，交通条件有待进一步完善，提高区域交通网络密度，缩短各省域行程时间，扩大交通承载力，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交通建设合作，提高旅游目的地的交通可达性。
表5 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前三位障碍因子Table 5 Top three obstacle factors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provinci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China
3)生态环境层面：出现频次较多的是环保投入力度(C7)，表明各省域的生态环境投入力度小，影响了旅游者的出游意愿，阻碍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旅游目的地应加快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空气污染和水资源污染，加快公共绿地和道路绿化建设，促进旅游目的地生态化发展和区域旅游生态环境的改善。
本文基于旅游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提出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并分析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且变化显著，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均值从2010年的0.3581增至2019年的0.5987，年均增长率达5.88%；
除2013年旅游生态环境污染较严重，区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出现拐点，其他年份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趋势。2)2010-2019年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Moran′sI值均大于0，说明31省域空间关系紧密且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
2010-2019年Moran′sI值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特征，具有轻微空间离散性。3)影响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有旅游院校学生总数占高等院校学生总数的比重(A7)、旅游总收入(B2)、国内旅游收入(B3)、旅客周转量(B7)、环保投入力度(C7)。
结合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与非均衡性，提出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指导性建议：1)根据旅游绿色发展的障碍因素与障碍水平，实施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的差异化管理，提高旅游管理的有效性和政策的精准性；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到旅游绿色发展的全过程，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多主体积极参与区域旅游治理。2)充分发挥核心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区域旅游发展经济带，以高带低、以强带弱、以点带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提高区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3)东部地区提升生态基底与旅游资源质量，突出多主体旅游目的地绿色发展格局共享，共建和美宜居的旅游环境；
中部地区依托文化积淀，积极推进文旅融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强化环境建设和治理，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
西部地区在绿色发展中处于劣势，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区域旅游绿色转型、释放旅游发展的绿色福利、发挥西部各省域旅游资源优势，推进旅游绿色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1)仅列出每年各省域障碍度前三名的障碍因子，后续需结合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指标，对障碍因子进行全面测度和系统性分级处理；
2)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指标数据仅截止到2019年，若能以最新的统计数据为支撑，将更有利于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障碍因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