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凯 李光泗 韩 冬
内容提要：数字经济驱动下，粮食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必然，同时这也是增强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关键手段。粮食供应链韧性表现为供应链面对冲击时的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变革能力，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应有序推进利用数字化手段重构粮食供应链。目前，我国粮食供应链还存在着内部环节的不稳定、外围环节的复杂性、节点间的脆弱性问题，韧性提升面临全链条监测难度大、数字技术支撑能力弱、要素市场化水平低、供应链整合能力弱的现实困境。通过数字化技术应用，数字经济将粮食供应链体系中的各环节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可以建立整个粮食供应链的虚拟数字映像，拓展出数字化技术在粮食供应链的多应用场景。鉴于此，应提升粮食供应链风险预警能力、夯实粮食供应链数字化发展基础、推动数字技术与粮食供应链深度融合、加深与全球粮食供应链良性互动，进而助力我国粮食供应链向更稳定、更强韧的方向发展。
粮食安全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第1版。。粮食供应链安全是我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程国强：《强化粮食供应链韧性》，《人民日报》2021年9月13日。纵观我国粮食供给形势，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已实现十九连丰，尤其近8年，产量都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这种长时期、连续性保持丰收的势头，在我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仅要注重提升粮食有效供给能力，而且要持续推进以“产购储加销”一体化为基础的粮食供应链建设。(3)崔奇峰、 王秀丽、 钟钰、 普蓂喆：《“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与战略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粮食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涵盖了供应链内外各行动方开展的关联活动，任何一部分面临冲击和压力都可能扰乱粮食供应链稳定、波及国家粮食安全。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然灾害与极端天气的频率、强度和复杂性日趋增长，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又加剧了全球粮食供应链的不稳定。为确保国内粮食有效供给、避免外部动荡向国内粮食市场传导，实现粮食供应链现代化、强化粮食供应链韧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4)张二震、 徐康宁、 蔡跃洲、 刘军、 万晓琼、 战炤磊、 高莉、 何宇、 王陈慧子：《数字经济与中国高质量发展(笔谈)》，《阅江学刊》2022年第5期。进入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通信等新兴技术为标志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不同层次上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显著影响，促进了粮食系统中初级生产者和其他粮食供应链参与者的连通性，为农业发展带来大量机遇和挑战。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此前联合印发的《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要“构筑粮食安全数字化屏障”，因此，推动数据赋能粮食供应链、产业链协同转型已经成为当前粮食部门的工作重点。目前，数字技术已经在粮食储藏、粮食流通监管、粮食大数据、粮食安全监管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例如，“浙江粮仓”数字化平台的应用，实现了收购管理、轮换管理、库存管理、库存清查等功能的数字化应用，使智慧储粮监管、智慧安全监管和智能仓储作业、智能物流作业等流程基本实现信息化全覆盖。随着农业大数据分析、5G农用技术等前沿技术突破，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粮食供应链的必然选择。因此，分析粮食供应链韧性的理论内涵和运行逻辑，研究数字经济赋能我国粮食供应链韧性的作用路径，有助于在新的技术下丰富对粮食供应链韧性的理论认识，进而为我国粮食安全长效保障机制设计提供新的政策视角。
(一)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内涵
韧性思维起源于生态学，(5)Crawford S.,Holling,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1973,4(1),pp.1-23.目前已经被运用到经济学、物理学、心理学、机械和工程学等不同学科研究中。韧性的英文单词为“Reslience”，通常又被翻译作“复原力”“弹性”“弹力”，FAO将其定义为“个人、家庭、社区、城市、机构、系统和社会面对各类风险，积极、高效和有效预防、预判、消化、适应和转型，同时维持可接受的运行水平，不损害全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人权和福祉方面长远前景的能力”，其实可以简要概括为“在受到外来冲击或扰动后，系统或个体是否能够恢复到原有平衡状态的能力”。粮食供应链指的是粮食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涉及到种植、加工、运输、贮藏、零售和批发等一系列关联活动，其包含了生产主体、加工企业、物流服务商、收储企业、分销商和消费者等相关主体。(6)Xiangzheng Deng,Ze Han,Wei Xie,Guoxia Wang and Zhe Fan,Risk Evaluation of the Grain Supply Chain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2021,pp.1-20.
基于现有定义和相关文献研究，笔者认为，粮食供应链韧性定义可以表述为“粮食供应链应对内外部冲击和压力的能力”，具体指粮食供应链在遭受国内外市场、环境等冲击扰动时能够维持链条稳定、防止断裂、调整适应恢复到受冲击前的运行状态、甚至化危为机实现链条升级的能力。韧性强的粮食供应链在受到冲击时，不仅可以抵御冲击扰动带来的影响，还可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迅速做出反应，消除冲击带来的干扰，同时转 “危” 为 “机”，及时调整运行模式，实现供应链优化升级。由此，供应链韧性通常表现为供应链的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变革能力。(7)Christophe Béné,Resilience of Local Food Systems and Links to Food Security-A Review of Some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and Other Shocks,Food Security,2020,12(4),pp.805-822.粮食供应链在应对冲击扰动时，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变革能力三种能力同时存在、相互关联，共同体现自身韧性强度，也是检验粮食供应链抗风险能力的核心要素。
粮食供应链的抵抗能力主要指粮食供应链在内外部冲击扰动影响下，能够防止断链的能力。(8)Isaac Gershon Kodwo Ansah,Cornelis Gardebroek and Rico Ihle,Resilience and Household Food Security:A Review of Concepts,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Food Security,2019,11(6),pp.1187-1203.供应链抵抗能力的强弱可以在受到冲击扰动时，根据其所受影响程度判断。抵抗能力主要受粮食供应链自身发展的影响，如资源配置能力、基础设施水平、应急响应能力等因素，任何一个环节无法抵抗外部冲击都可能导致“断链”。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受疫情及社会谣言等影响，尽管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断发布辟谣信息，但仍有不少居民缺乏理性判断，导致市场上出现抢米、囤面行为。粮食市场上暂时性的供给紧张就引发了民众的恐慌消费，这说明我国粮食供应链抵抗能力存在短板。
粮食供应链的恢复能力主要指粮食供应链应对冲击时的可持续性和可恢复性，包括粮食供应链的内部调整适应程度和恢复速度。(9)Danielle M.Tendall,Jonas Joerin,Birgit Kopainsky,Peter Edwards,Aimee Shreck,Quang B.Le,Pius Krütli,Michelle Grant and Johan Six,Food System Resilience:Defining the Concept,Global Food Security,2015(6),pp.17-23.粮食供应链通过内部资源配置、政策调整等手段在外部冲击中迅速恢复，维持粮食供应链的稳定。与抵抗能力相比，粮食供应链的恢复能力更直观地体现为其受到重大冲击时的可恢复性。例如，2018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大豆产业受到较大冲击，短期内大豆进口成本迅速攀升，大豆供应链所面临风险急剧增加。此时，国内相关企业如何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恢复大豆供应链稳定，便是粮食供应链恢复能力的体现。此外，自2016年以来，我国大豆进口保持在8500万吨以上，(10)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自给率则在20%以下。虽然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豆振兴计划，农业农村部也相应制定了《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但短期内我国大豆依赖进口的局面不会改变，这是我国粮食供应链恢复能力不足的表现。
粮食供应链的变革能力主要指粮食供应链在遭受冲击扰动后的变革，表现为粮食生产、经营、服务的综合改进和技术革新等。(11)郝爱民、 谭家银：《数字乡村建设对我国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巨大的外生冲击会使粮食供应链面临一系列问题，极端情况下，粮食供应链的外部运营环境、内部形态结构会发生质的变化，但这通常也为粮食供应链变革、重塑提供了新的机遇。全球疫情爆发后，国内粮食市场出现小幅波动，粮食供应链面临疫情冲击的考验。这种局面下，我国粮食供应链不断调整，展现出强大的变革能力。对内粮食市场调控能力不断加强，持续提升粮食应急处置能力，逐步建立了多层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
(12)普蓂喆、 吴磊、 郑风田：《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重要农产品应急保供体系实践与反思》，《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对外粮食进口多元化进程加速，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粮食安全治理，确保粮食供应链的安全有效运行。(13)李先德、 孙致陆、 赵玉菡：《全球粮食安全及其治理：发展进程、现实挑战和转型策略》，《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6期。
(二)粮食供应链韧性的提升内容
供应链韧性提升是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粮食供应链的现代化对于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系列的讲话，其内涵可以概括为：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化、构建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的产业链供应链。(14)黄泰岩、 片飞：《习近平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体系》，《经济学家》2022年第5期。在此基础上，诸多学者又提出各自关于粮食供应链现代化的认识。粮食产业链供应链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网状组织系统，或者说是现代化农业产业分工及高效协作的载体；
(15)何亚莉、 杨肃昌：《“双循环”场景下农业产业链韧性锻铸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10期。现代化的粮食供应链必须关注国际粮食市场输入性风险，要不断提升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
(16)李天祥、 许银珊、 钟钰：《我国粮食进口过度集中的风险化解及策略研究》，《经济学家》2022年第8期。强创新力、高附加值、安全可靠应该是现代化粮食供应链的重要特征，要将其作为提升粮食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抓手。(17)姜长云：《发展数字经济引领带动农业转型和农村产业融合》，《经济纵横》2022年第8期。
粮食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保证，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如何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对策建议。首先，强化粮食供应链韧性，涉及粮食“产购储加销”的各个环节，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加强统筹谋划。(18)程国强：《强化粮食供应链韧性》。考虑到供应链不同环节风险间的关联性，应加强全链条监测预警。(19)丁存振、 徐宣国：《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与应对研究》，《经济学家》2022年第6期。针对诱发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愈发凸显的问题，有学者针对跨国粮食供应链优化进行了研究。例如，面对我国粮食进口来源国比较集中的局面，孙红霞和赵予新认为应该依托“一带一路”推进粮食进口多元化，同时完善跨国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跨国粮食供应链预警机制，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粮商。(20)孙红霞、 赵予新：《基于危机应对的我国跨国粮食供应链优化研究》，《经济学家》2020年第12期。进一步的，针对粮食进口过度集中的风险化解和韧性提升，不仅要拓展粮食供应渠道来源、加强重要运输通道建设、努力打造大型国际粮商，还要关注区域季节差异，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v还有学者结合乡村振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国家战略，认为在大数据背景下，应建立和完善现代化信息平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粮食产业链营商环境，从根本上防范粮食供应链的风险，进而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21)丁冬、 杨印生：《中国粮食供应链关键风险点的识别及防范》，《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5期。
当前，数字经济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和作用日渐增强，其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2)张二震、 徐康宁、 蔡跃洲、 刘军、 万晓琼、 战炤磊、 高莉、 何宇、 王陈慧子：《数字经济与中国高质量发展(笔谈)》。数字经济已经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全球供应链呈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趋势。(23)杨继军、 艾玮炜、 范兆娟：《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的场景、治理与应对》，《经济学家》2022年第9期。由此，数字化也成为粮食供应链转型的必然选择。通常来说，粮食供应链是由生产主体、加工企业、物流服务商、收储企业、分销商和消费者等组成的链状结构，重点包括了生产、流通、消费环节。数字经济作为一种起源于计算机、互联网等生产工具的经济形态，其赋能粮食供应链韧性本质在于融合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多种新兴信息通信技术，以数字新技术引领供应链各环节、多主体变革，提升粮食供应链的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变革能力(如图1)。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图1 数字经济赋能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内在机理
(一)数字经济可以对传统粮食供应链进行数字化改造，提高应急协同响应能力，提升粮食供应链的抵抗能力
首先，数字经济可以对传统粮食供应链进行数字化改造。数字技术应用将加速对传统粮食全领域、各环节的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实现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粮食生产、流通的深度融合，为粮食供应链升级发展注入数字动力。借助数字技术的网络连接效应，生产端可以将粮食供应链上的初级生产者、加工商、分销商等接入到共享平台上，减少或消除“数据孤岛效应”；
流通端通过数字化轻链接方式，依靠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实现粮食运力采购数字化、业务运营数字化、业务结算数字化，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使得粮食行业运营过程更透明、链条运转更高效，提升粮食供应链的抗冲击能力。
其次，数字经济可以提升粮食供应链的应急协同响应能力。由于供应链各环节风险存在关联性和传导性，粮食供应链任何一个环节面临外部冲击，都会导致整个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受到考验。传统粮食供应链存在信息分割问题，容易导致应急协同障碍。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平台发展，可以有效连接粮食供应链的上下游环节，进而在效率和包容之间形成协同效应。此外，政府作为粮食供应链稳定发展的协同支持部门，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应急指挥调度粮食供应链网络的上下联动，协调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应急响应行为，提高应急指挥调度和协同处置的效率，进而提升粮食供应链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二)数字经济可以优化粮食供应链上的要素投入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协同发展，提升粮食供应链的恢复能力
首先，数字经济可以优化粮食供应链上的要素投入配置。一是数字技术可以消除粮食供应链上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问题。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加入粮食供应链。作为粮食供应链参与主体的生产主体、加工企业、物流服务商、收储企业、分销商和消费者，都可以根据自身所获得的信息资源实现跨行业、跨区域的优化配置，提高粮食供应链的流通和生产效率。二是数字要素独立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创造粮食产业新的增长路径。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粮食行业的生产、流通效率，降低对传统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提升粮食供应链的恢复能力。
其次，数字经济可以促进粮食供应链上的生产要素协同发展。一是数字技术可以增强粮食供应链各主体的市场响应速度。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粮食供应链的垂直线性结构，加深了供应链上各参与主体的自由互动，极大提升了供应链的市场响应能力。二是数字技术可以降低粮食供应链上主体的外部交易成本。数字技术应用提升了整个供应链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了潜在的违约成本和监督成本，(24)张任之：《数字技术与供应链效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5期。可以保障粮食供应链高效顺畅运转。
(三)数字经济可以持续深化粮食供应链数字化赋能，加速粮食供应链整合，提升粮食供应链的变革能力
首先，数字经济可以持续深化粮食供应链数字化赋能。一方面，新技术的新应用将加速对传统粮食全领域、各环节的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数字化改造，实现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粮食生产、流通的深度融合，为粮食供应链升级注入数字动力；
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推动下，不仅粮食生产端已经可以实现粮食智能化施肥、灌溉、监控等，还催生出智慧工业化育种等新业态；
粮食流通消费端实现了“农产品电商+物流网络”的系统整合，催生出生鲜电商、线上粮源交易平台、粮食新零售等新业态。另外，资本作为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是推动国内大循环的核心要素。(25)于晓华、 黄莹莹、 王汉杰：《国内大循环新格局下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再定位与战略选择》，《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大大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范围，进而可以实现高时效、低成本的资金匹配，有效缓解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资金约束。因此，数字化浪潮下，数字技术可以实现与粮食行业深度融合，这将不断形成粮食行业数字化新业态，为粮食供应链变革注入新动力。
其次，数字经济成为粮食供应链整合的加速器。一是粮食供应链的广度整合。数字技术催生了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全球粮食供应链分工的参与门槛变低，中小粮食企业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粮食企业也无需通过建立实体商店来铺设供应链渠道，使得粮食供应链的链路缩短，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主体就生产、流通与销售形成资源整合。二是粮食供应链的深度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有助于推动新旧要素的动能转换，实现粮食供应链内部的资源协调，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三是粮食供应链参与主体的生命周期整合。对于粮食供应链上的传统参与主体，可以利用自身的资金和经验优势，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推进全球粮食贸易的标准化、数字化和现代化，主导粮食供应链升级转型；
对于粮食供应链的新兴参与以及微观主体，其通过数字技术可以获得与其他主体均等的交易机会，同样是粮食供应链上的重要参与者，进而维持和驱动供应链的稳定和升级。
粮食安全是“粮食、能源资源和金融”三大安全战略之首。我国是世界第一粮食生产大国，也是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国，所涉及粮食供应链主体多、环节多、领域广。历次面对外部冲击扰动时，我国粮食供应链均表现出不稳定、不强韧的特征。
(一)粮食供应链面临的现实问题
1.粮食供应链内部环节的不稳定。粮食供应链的内部环节通常包括初级粮食生产主体、粮食加工企业、粮食商品经销商等，其自身稳定是实现粮食供应链韧性提升的基础。从粮食生产主体看，目前我国粮食生产面临资源要素、极端气候“硬约束”以及经济激励不足的“软约束”。具体来说，我国耕地资源不断减少；
水资源农业用量大且效率不高；
极端天气发生的频次和强度明显上升；
种业发展面临困境；
种粮生产高成本与低效益并存。从粮食加工企业看，目前我国粮食加工面临成本上升和产业链供应链偏短等问题。具体来说，粮食加工业普遍创新能力不足；
产业结构趋同；
自主创新能力弱；
加工效率、精深加工程度较低。从粮食商品经销商看，目前我国粮食商品销售主要面临粮食生产与市场需求波动的风险。具体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存在，经销商容易出现市场预测产生偏差、供给与需求信息发生变动, 导致粮食产品滞销。总的来看，我国粮食供应链内部环节各主体仍面临多维挑战。
2.粮食供应链外围环节的复杂性。粮食供应链外围环节是指粮食供应链所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外围环节所带来的冲击扰动通常是我国粮食供应链所要面临的主要考验。新冠肺炎疫情、自然灾害及地缘政治冲突等都是我国粮食供应链不得不面临的重大风险，都在不同程度上考验了我国的粮食供应链韧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大国博弈风险。粮食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间博弈的一张王牌。极端情况下，部分国家会通过限制粮食出口，从而给我国粮食进口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
二是经济风险。粮食出口国的宏观经济因素会给粮食出口贸易带来不确定性，其诱因主要是汇率波动。此外，金融制裁同样会导致跨境支付困难，影响我国正常的粮食市场交易；
三是粮食贸易网络安全风险。在粮食贸易全球化背景下，数据全球化是不可逆的，由此带来的数据全球化流动不可避免。但在大数据分布式存储方式下，正是由于这种存储的路径视图相对清晰，导致粮食供应链各环节数据安全隐患凸显，数据泄露、“黑产”链条等现象不断出现，我国正面临复杂的外围网络环境。
3.粮食供应链节点间的脆弱性。粮食供应链节点间的脆弱性是指粮食资源运输节点风险。粮食运输网络的安全、可靠和富有效率对于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至关重要，在历次突发事件影响中，我国粮食供应链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这其中就暴露了我国粮食供应链节点间的脆弱性问题。具体的：一是物流链网不够完备。我国粮食物流总量由2017年的4.80亿吨增长至2021年的5.35亿吨，(26)数据来源：《中国粮食安全报告白皮书》。但粮食物流基础设施陈旧、仓储条件落后、运载设施滞后等问题突出；
物流系统化运作不强，粮食物流网链布局意识有待提升；
粮食物流信息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粮食物流信息共享能力与互联互通能力不足。二是运输方式单一化。我国粮食资源运输方式主要包括内陆运输和海上运输，目前主要依赖长距离的海上运输。(27)李天祥、 许银珊、 钟钰：《我国粮食进口过度集中的风险化解及策略研究》。从总量上看，2021年我国粮食海运进口量超过1.4亿吨，占国内粮食进口总量的约90%。(28)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Agricultural Transportation Open Data Platform数据整理计算。海上运输时间长，且海上咽喉要道极易发生堵塞或中断情况，运输中断风险使我国粮食供应链持续面临“如鲠在喉”的风险。三是进口来源国集中化。新世纪以来，美国和巴西一直是我国的主要粮食进口来源国，近些年我国从美国、巴西进口的粮食已经上升到总进口量的70%以上。尤其大豆品种，2021年我国从上述两国进口占比达到93.7%，(29)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我国粮食进口高度依赖于部分国家。一旦我国粮食主要进口国出现经济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或者粮食产量异动等情况，我国粮食供应链将面临沉重打击。
(二)粮食供应链韧性提升现实困境
1.全链条监测难度大。粮食供应链包含了粮食从生产、收储、贸易、加工、运输、销售到消费的完整流通体系，每个环节组成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彼此间互相作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我国粮食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尤其粮食进口端，随着全球化分工布局深化，国际粮食供应链层级和节点越来越多。我国粮食进口首先要面对是否“买得到”，这涉及到粮食出口国家粮食种植、产量、气象变化、政策走势等风险；
其次是否“运得来”，这又涉及到粮食运输过程中的运输路线风险和运输距离风险等；
再次是“依赖性”问题，目前我国粮食进口品种集中、来源集中和方式集中的问题凸显；
此外，粮食供应链外围环节所带来的冲击扰动还会让我国面临是否“买得起”的风险，粮食出口国的宏观经济因素会给粮食出口贸易带来不确定性。由于粮食供应链链条环节复杂性和风险多样性，这加大了粮食供应链全链条安全风险监测难度。
2.数字技术支撑能力弱。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亟需寻找新动能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将数字技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粮食供应链，对于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具有深远意义。(30)Shenggen Fan,Paul Teng,Ping Chew,Geoffry Smith and Les Copeland,Food System Resilience and COVID-19--Lessons from the Asian Experience,Global Food Security,2021,28,p.100501.然而，目前我国粮食供应链数字技术支撑能力弱，粮食行业迫切需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当前，我国粮食供应链数据资源分散，覆盖率低，一体化的数字平台建设刚刚起步，粮食相关产业间的数据共享能力弱，粮食企业数字化技术还处在初级水平阶段，数字化基础设施体现着不平衡不充分，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此外，人力资本在粮食供应链现代化的作用愈来愈重要，而我国粮食供应链数字技术应用服务人才缺乏，如何提高粮食供应链各主体的创新能力，吸引人才是供应链实现数字化不可避免的问题。
3.要素市场化水平低。要素市场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成本，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其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越低，(31)洪银兴：《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经济学家》2020年第2期。供应链稳定性必然受到影响。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是存在完备的生产要素市场，但长期以来，我国粮食供应链发展所涉及的农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发育迟缓，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以土地市场为例，粮食生产既需要保护基本农田，又需要农地有序流转，而发展农地流转市场被认为是优化农地配置、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重要路径，对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提升农业生产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32)仇焕广、 刘乐、 李登旺、 张崇尚：《经营规模、地权稳定性与土地生产率——基于全国4省地块层面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6期。但在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及土地细碎化的现实约束下，农户自行进入市场实现土地流转及规模化经营通常面临着较高的交易成本，这成为了农地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障碍，同时严重阻碍粮食供应链韧性提升。
4.供应链整合能力弱。粮食供应链的整合能力直接反映了粮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33)李凤廷、 侯云先：《粮食供应链整合研究——基于链内、链间交互整合的概念框架》，《商业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1期。目前，国际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大型国际粮食企业构建了“田间到餐桌”的完整全产业链，不仅形成农场—中转库—港口—出口的粮食供应链，而且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手段不断实施供应链整合，世界几大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种源、农资、港口到贸易均受四大粮商控制。因此，四大粮商不仅掌控的粮食贸易量合计占全球粮食贸易的70%以上，并且相关业务延伸到了粮食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全球粮食供应紧张背景下，国际粮食巨头企业充分展示了自身供应链资源整合和高效协同优势，经营绩效都极为亮眼。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际化大型粮食企业数量少、市场竞争力较弱。中粮等少数代表性粮食企业虽已初步具备粮食供应链管理的条件，但与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丸红等国际企业的还有不小差距。中粮集团虽然一直以来也在进行粮食供应链的整合，但其仅是以合并重组的方式与东大、香雪、中谷、五谷道场、华粮等粮食企业进行的链间整合，尚未具备整合全球粮食供应链的能力。
数字经济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国际粮食供应链重构大幕正在开启，应依托数字经济加快粮食供应链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粮食供应链风险预警能力，夯实粮食供应链数字化发展基础，推动数字技术与粮食供应链深度融合，加深与全球粮食供应链良性互动，推动粮食供应链向更稳定、更强韧的方向发展。
(一)加强全链条数字化监测预警，提升粮食供应链风险预警能力
粮食供应链安全预警不仅需要能够对粮食供应链安全问题中没有任何征兆突然爆发的情况进行预警，还要能够对各危机因素长期潜伏、积累，在某时期由于某种原因突然爆发的情况进行预警。为此，一是设计国家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预警监测指标。从不同环节出发，考虑生产、流通、贸易和消费等粮食供应链各环节，设计合理、可靠的安全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二是构建国家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建设基础数据监测库，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搜集国内、国际市场关于粮食生产、加工、贸易、价格、物流、政策等各方面的信息资料；
三是完善粮食供应链预警分析系统。充分融合大数据技术、遥感技术、指标体系开发技术、数学模型开发技术等相关技术和方法，将粮食生产监测、粮食物流效率、粮食工业安全、粮食市场波动、粮食进口安全等因素纳入粮食供应链安全统计监测系统，进而利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构造预警体系，对各环节、各时期的安全警级进行分析，并形成风险监测和预警反应。
(二)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粮食供应链数字化发展基础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与使用的关键，完备与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关键支撑。为此，一是健全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通过政府基金跟投、税收优惠减免等手段，对粮食企业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提供有效支持，降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同时注重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积极推进智能机器人、工业互联网、传感终端等为代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字化在生产、运营、管理、物流、营销等环节应用；
二是适度超前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完善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针对粮食供应链新应用特点不断开拓出数字技术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加速推进各类型数字技术在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应用。
(三)深化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推动数字技术与粮食供应链深度融合
数字化技术及思维与现代粮食供应链的深层融合是数字经济时代粮食供应链创新的主要路径。一是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粮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加快粮食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依靠数据新要素打通供应链上要素流动堵点、连接断点。不断提升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田间管理、农机协作、粮食销售、粮食储存、粮食物流等方面的利用，推进“以技术为核心，数字化农业、流通业基建—数字化基建融合—数字化农业供给—数字化运营管理”的全产业链数字化运营，构建向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化系统转型的粮食供应链。二是积极推进链核企业的全链路业务与运营的数字化转型。努力打造自主创新、资源整合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级水平的领军型粮食企业，同时鼓励粮食供应链上具有领导力的大型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横向、纵向合并等方式做大做强企业，积极发挥供应链上的主导作用，带动供应链上其他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
(四)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加深与全球粮食供应链良性互动
国际信息的获取以及研判能力对粮食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要加深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良性互动，努力创造更加稳定的国际粮食市场与贸易环境。一是主动寻求粮食供应链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通过数字技术合作，短期内将原有依赖手动操作的系统转型为数字化运营，长期内将数字技术整合到供应链的不同层面，包括运输、存储和客户体验，助力粮食供应链向数字化模式变革，实现国际粮食贸易数字化，提升粮食供应链效率。二是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持续推进加入CPTPP和DEPA，打破国际贸易规则壁垒，弱化粮食供应链国际风险，加深与全球粮食供应链良性互动，实现粮食供应链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提升我国粮食供应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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