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永
秦国“客籍”“主籍”百年争斗下的王权建设
熊永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战国以降，秦遭遇发展困局，寻求变制之计。借由秦孝公“尊官分土”的政治诚意，秦国顺利展开东方引智计划，援济国家建设。“客籍”与“主籍”两大势力集团推动秦国耕战事业不断取得进展，但秦国王权建设接连出现援济与掣制之轮转局面，秦国传统权力格局因之发生深刻变革。秦昭襄、庄襄两代秦王，属于“质子就国”，不得不依赖“客籍”势力巩固自身统治。“两籍”斗争由此加剧，遂引发秦国政坛盲目的排外风潮。秦王政即位后，采用“灭吕、抑王、扶蒙、联李”方针化解统治危机。其背后实则隐伏着王权建设意图摆脱“两籍”军政精英掣肘、走向集权这一深刻的历史线索。
尊官分土；
客籍；
主籍；
王权建设
战国以降的诸国王权专制化建设推动宗周体制步入新一轮巨变，是为不辩的事实。唯有旧的氏族贵族结构如何解体，新的集权体制何以成长，学者见识有别。概言之，既往研究的视角有两大差异：一是强调国家秩序结构吸纳、集聚社会人力的能力①。二是重视社会力量的结合及其在专制王权建设过程中的参与②。
事实上，合适的观测视角十分重要。视野放开来看，商鞅打开秦国国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大批东方士人源源不断入秦。人才引进虽大力促进秦国国家变革，但亦挤占嬴秦故有权力场域，“在改革中，围绕新与旧、传统与未来、开拓与因循、革新与守旧以及种种利害得失，引起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因素的反复较量，于是，形成了纵横交错、上下相杂的重重叠叠的矛盾。改革就在这万水千山式的矛盾网络中，逶迤而行”[1](193)。甚至一度引起秦国限制游士流动之举，“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
卒岁，责之”[2](129−130)。以此为线索，细察诸代秦君对“客籍”力量、秦本土贵族之应对措施，从中可见自秦孝公改革之后百余年的国家政权建设实态，揭橥秦国王权逐步兴壮的复杂历史进程，更能展现秦始皇调整军政格局之内因、进路。以往研究中未能揭示的秦国军功社会之复杂面相或由此而明晰。
在尤锐(Yuri Pines)看来，战国时代存在一个自由流动的“人才市场”。战国时代的士人与春秋贵族出仕一国的传统相比，具有另外一种优势，即前所未有的雇佣的灵活性[3](212)。彼时，霸政遗绪犹存，领土国家观念尚待塑成，国君同游士之间形成的实则是一种带有交易性质的契约关系。双方各有所出，皆有所“得”。吕不韦将质赵时期的秦庄襄王视为“奇货”，“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4](2506)。韩非子也说，“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 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5](352)。这类性质的经济施惠，脱离了“父子之亲”，而是“计数之所出”，是一种可以“市”的德，也就是公开交易。这种交易以分享耕战红利为质，上可晋开封君。
秦国是东方士人流入最重要的地域。《史记•秦本纪》说：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闲，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4](202)
秦孝公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打开国门，对能强秦者，允诺“尊官分土”，东方士人因此得以大量入秦。我们拟将这批由东方社会涌入秦地的他国人士定义为“客籍”，与作为秦国本土政治军事力量的“主籍”相对应③。但正如秦简中的“新地”“新黔首”等语词一般，经过秦的长期政治统合后，新民也会变成“故秦人”。因此，本文我们定义的“两籍”概念，使用的是传世文献中较为狭窄、静态的原籍身份，不因秦的统合而改变。如“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4](2323)。“蒙恬者，其先齐人也。”[4](2565)即便是秦相李斯，他对自己地域身份的认定，也值得留意：
且斯非秦之产也，去故下秦，右主左亲，非有强臣者也。……陛下幸以为粪土之臣，使教万民，臣窃幸甚。[6](190)
材料中，李斯作为秦王朝郡县制度改革、政治统合的设计者与推动者，入秦多年，然至秦始皇临终之际，他仍称自己是“非秦之产也”。由此可以管窥秦国“两籍”之分野。
在任用“客籍”人员方面，秦比山东诸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这样总结说：
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它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7](23)
材料中，洪迈注意到秦与东方六国“用相”的差异。从中可察，东方诸国虽然同样求贤若渴，但其对外籍游士的政权开放程度，与秦国相比，深浅分明。对此，钱穆先生坦言，“秦政府实一东西混合的政府”，“秦之富强，得东方游仕之力为多……彼辈皆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若使东方贵族机体不推翻……平民学者不出头，游仕不发迹，一般民众皆受狭义的贵族政体之支配，则秦人力量便不够并吞东方。”[8](120−121)
“客籍”集团的进场，冲击了秦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一方面，东方力量积极援济秦国王权的专制化建设。王夫之言“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9](954)。此后诸国相继改革，官僚集权体制得以建立。增渊龙夫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诸国君王为了加强和充实作为自己手足之用的官僚制，越来越多地招募有能力的士人作为自己的家臣”[10](187)，这些人构成了官僚制的人员基础。范文澜先生也认为战国时代的客卿制是秦汉时期官僚制度的源泉[11](144)。从这个视角来看，“在秦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客卿[12]，同秦国国君结成的实则是类似家臣性质的私属关系。他们辅助王权摆脱贵族制的束缚，向专制化转型。
另一方面，数代“客籍”力量援引商鞅确立的军功爵制，结构性变革“主籍”高层权力的传统来源。《史记•商君列传》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4](2230)据杨宽先生粗略统计，战国时期秦国封君已有二十余人[13](693−695)，且多是实封，如秦昭王令泾阳、华阳、高陵诸君出就封邑，再如秦王政令文信侯就国河南。
在这种局面下，“客籍”集团热衷于引导秦国展开东进事业。此举一来为秦国王权的专制化成长提供新的无干扰的广阔场域，即设置一批新型的县，“不再存在由国家权力对个体人民进行直接管辖时从中作梗的因素了”[14](527)。二来，他们亦可凭借军功，挤占秦国的权力场。其中，不乏进攻母国之举。如蔡泽评述商鞅：“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昂，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禽将破敌，攘地千里。”[4](2420)司马迁说魏籍秦相张仪是“倾危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4](2304)以至于李斯在反驳“逐客令”时说，秦之帝业，“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4](2542)
这其中有处细节值得注意，正是不抱有狭义国家观念的游士的不断涌入，导致各诸侯国内部斗争加剧，尤以秦国为甚。“我者”与“他者”的身份分际意识不断凸显，领土国家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快速发展，“客籍”以及“主籍”重组为战国秦地政治格局的重要两极。自此，春秋晚期以降秦国王权式微的窘状得以缓解，在“客籍”势力强势入场与“主籍”集团仓皇应对之间，王权寻机成长，但亦时陷困境，援济与博弈之轮转局面随之而来。
“两籍”冲突终不可避免，秦孝公死后，冲突旋即爆发。此前，秦国人赵良曾敏锐地察觉到“宾客”所代表的“客籍”人士并未深耕于秦国政军两界，“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 者”[4](2233)，而是仅凭国君一己之力强为之，“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4](2235)。因此，他力劝商鞅退出秦国的权力中心：
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4](2235)
材料中，赵良的建议实则分为两个部分。向秦“归十五都”，属于政治军事斗争的范畴，是宗室贵戚产生怨望的直接原因，根源在于商鞅破坏了秦国旧有的封建规则。而“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则隐有放弃以军功爵制改造秦国社会的深刻内涵⑤。
赵良的这个建议表面看似周全，其实不然。若要安抚“主籍”集团，弃用商鞅、废其封区即可。但若转折政策，受到打击的不光是“入秦”军事力量，更是叫停了秦国刚起步的耕战事业。秦惠文王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保留了商鞅的改革成果，“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5](398)，“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4](3313)，就是这层用意。而秦在此时除掉商鞅，并非仅仅是受到公子虔等“主籍”贵族的教唆。乃是国君着意解决因商 鞅入秦后的政局失衡问题，“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 也”[15](77)，“秦惠王诛杀商鞅，并非出于维护旧贵族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讲，秦惠王诛杀商鞅与他继承商鞅变法并不矛盾。”[16]
秦昭王时代，“两籍”冲突再次爆发，局势更显诡谲。秦昭王前期，主要是穰侯用事。但他与早期“客籍”集团相比，有几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注意：第一，穰侯的主要身份是外戚。其姊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他在拥立昭王之前，已经侍奉过两代秦王，在秦国政军两界站稳了脚跟。不然，他也没有能力扶立秦昭王，且对宗室反抗力量进行清洗，“武王卒，诸弟争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4](2323)。第二，他懂得与秦宗室分享权力。宣太后与秦国四贵共同执政的局面，便是外戚与宗室合作的结果。除此之外，他更兼顾到了“主籍”军事将领的利益，秦昭王“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4](2325)。
从这里看来，与以往“客籍”精英不同，穰侯成功深耕于秦国政军两界。他在有限范围内清洗敌对势力，随后又及时地照顾到了“主籍”将领的权益。这一时期，以穰侯、白起为首的“两籍”军功集团对内紧密合作，对外全力东进，以开拓东方来缓解内部矛盾。宏观上看，秦国大规模地剪灭关东有生力量就发生在这个时段。据《秦本纪》与《六国年表》略见的秦军斩首记录，在由秦孝公至秦武王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秦军斩获关东黔首近四十万。但在秦昭王柄政的五十余年中，秦军斩首数成倍陡增，计有一百一十余万。这个数字达到秦王政之前秦人斩首数的七成多。
但问题是，穰侯维系的这种局面干扰了秦国王权的兴壮。自秦孝公开始，“客籍”力量本是王权集权化建设的重要援助。但在秦昭王时代，“客籍”集团与“主籍”宗室、将领以合作的方式，共同质变为分享秦国权益的重要两极，极大地阻碍了王权专制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秦国出现了强大的贵族化返潮现象，秦廷大肆封君授土，王权式微。而起用新入秦的范雎，隐伏着秦昭王建构专制王权的深刻意图。范雎与商鞅一样，由魏籍而入秦，个人权势系于国君一人之手。他没有宗戚身份，不易在秦国政军两界扎根。范雎精准地察觉到了秦国王权之窘状，他对秦昭王说：“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4](2411)昭王闻之大惧，“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秦王乃拜范雎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 陶”[4](2412)。
范雎既已取代穰侯，当务之急是迅速组建新的“客籍”团体，为秦昭王另谋军功，进而获得平衡各方势力的政治资本。郑安平便是其中的人物之一。郑安平与范雎都是魏人，他曾帮助范雎逃亡。但郑安平不堪重任，为赵所围，以兵二万人降赵。按照秦法，举荐不善者，也要获罪。应侯范雎罪当收三族。但秦昭王深知因穰侯出走而带来的政治困局仍在，不能在此时弃用范雎。于是，他一反常态，下令国中曰：“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除此之外，“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4](2417)。
紧要的是，秦昭王在处理白起的事情上，分寸拿捏得十分不到位。白起为穰侯举荐，是与其合作的“主籍”高级将领。白起曾嘲笑秦昭王不懂军事，“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4](2337)。虽然如此，昭王本也打算让白起如穰侯那样，安 稳着陆了事。但范雎因与武安君白起有矛盾，他便在白起归乡的路上再加构陷，“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4](2337)。以至于昭王临时改变主意，使使者赐之剑，令白起自裁。
至此，穰侯维系的“两籍”军功集团近半个世纪合作的局面宣告结束。秦国的斗争态势由对外紧急转向本土，耕战事业中道急停。在此之前，秦军强势东进，战果丰富，甚至取得了长平斩首四十万的辉煌战绩。但白起死后，引起秦国耕战社会的震动，“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4](2337)。
耕战事业的放缓，让秦昭王意识到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否则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白起死后两年，昭王萌生了弃用应侯的想法。是年，应侯举荐的河东郡守王稽，被发现外通诸侯。秦昭王这次果断斩杀王氏，不再顾及范雎的颜面[4](2417)。之后，他更说出了这样一番别具深意的话：
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4](2417−2418)
秦昭王这段话的内涵十分丰富。他表面上说的是楚国对秦造成了军事压力。但楚国能因“铁剑利而倡优拙”威胁秦国，必然是秦国现在的局面是铁剑不利、倡优不拙。昭王是借此点出秦国的耕战事业出现了危机。但他将造成这种危局的原因总结成两个：一是因武安君之死，造成了“主籍”军事集团的离心。二是郑安平等“客籍”将领没有能力接手东进事业。而这两件事，恰恰是应侯入秦以来的行事重心。
秦昭王的态度既已转变，范雎深知此刻再不离场，必落得如商鞅般的结果。但他在走之前，举荐了燕籍蔡泽为相。对此，昭王表面允之，但“蔡泽相秦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4](2425)。“客籍”两相相继告归的曲妙，源于秦昭王安抚“主籍”高层的政治需要。他处理这件事的分寸，自始至终就不在于是否清算范雎集团，因为否定范雎过往的事业，就等于否定秦昭王自己。
可以说，秦昭王在局势还没有完全失控的时候，及时叫停了由他支持的、范雎执行的国内权力结构的整合行动，并将国家事业方向重新拉回到东方战场。这种认识，符合秦国的耕战体制，也进入了历史的深度。但秦昭王对自己这些年做的事情有所醒悟时，已到了他执政的最后时段。他料到后代秦王如不能以之为鉴、吸取教训，不能妥善处理宗亲、功臣问题的话，秦国的耕战事业会再次停滞，危局会再次来临。
秦昭王需要继承人认识到这一点。无独有偶，在《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中，我们发现了一处细节，即昭王之后的孝文、庄襄两代秦王的施政方针出现了惊人的相似：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4](219)
事实上，无论是秦孝文王的“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还是庄襄王的“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它们都是基于秦昭王晚年秦廷政争的深刻背景，意在秉承昭王政策调适的遗绪。
第三次“主籍”与“客籍”危机发生在秦王政时期。秦王政元年(前246年)，秦国发生了郑国间秦事件。《史记•李斯列传》曰：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4](2541)
郑国是韩人，入秦修渠。彼时，诸侯国之间相互派员离间，是“合纵连横”的产物之一，也是战国时代普遍的政治状态。但独有郑国事件在秦国政坛引起了轩然大波。
如果细细考察郑国渠事件发生的时机，有几个现象值得深思：第一，请求秦王政“逐客”的是秦宗室大臣。第二，从宗室大臣“大抵”“一切”的说辞来看，这种态度近乎“盲目”。或者说，他们蓄意扩大范围，有一举清洗秦国政坛的意思。由此来看，这件事仍未脱离“两籍”势力集团相互倾轧的范畴。对此，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敏锐察觉到“秦国宫廷内的‘排外’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出于对某些自外国来的秦的‘客卿’的一种反应，因为这些客卿排挤朝廷其它宗派，而地位日益重要”[17](46)。
如此，秦昭王死后方才五年，“两籍”斗争又见高潮。其速度之快，实际上与秦庄襄王死后的人事安排紧密相关。秦孝文、庄襄两代秦王虽然秉承昭王遗训，力求安抚宗室大臣，但两王享国较短，孝文王即位当年旋即崩逝，庄襄王执政也只有三年而已。
安抚的局面尚未稳定，波澜又复起于庄襄王。史载庄襄王“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4](2506)。吕不韦认为他奇货可居，遂全力扶立。当时的子楚曾对吕氏这样说过：“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4](2506)实际上，无论出于情感，还是从现实考虑，子楚的这番话都非空言。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久居异国、身为“诸庶孽孙”的子楚若不倚靠吕氏背后的“客籍”力量，何以能够顺利接手秦国的事业？
从这里看，秦庄襄王的境遇再现了当年秦昭王即位的一幕。秦武王死时，秦昭王尚质身于燕国，是他“客籍”的舅父穰侯果断清洗部分秦国宗室大臣后，他才得以入秦为王，“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4](209)。所以，庄襄王治秦的三年，是延续孝文政策，绥靖“主籍”宗室大臣的三年，也是吕氏等“客籍”力量迅速兴壮，抢占秦国权力场的三年，三年之后，秦王政即位，“委国事大臣”的政治局面再次出现：
这是一个值得留意的动向。吕不韦与穰侯不同，他想彻底撇开“主籍”力量，大规模引入“宾客游士”来完成秦“并天下”的事业。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秦国军政权力的传统分配原则，更不符合自秦昭王晚期以来“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的既定政策。“主籍”集团由此对新“客籍”力量严重不满，他们试图借此良机，一并清洗掉后者。对此，李斯挑头反击，前面提到，李斯细数了自秦穆公至秦昭王以来，“客籍”精英的历史功绩。他甚至将百余年来“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的事业成功，悉数归于“客籍”集团[4](2542)，借此针锋相对地提出，秦国不但不应该逐客，还应该开放国门，加大招徕客卿的力度。李斯这般不惧宗室大臣，恰恰因为他自己正是吕氏“客籍”集团中的一员，“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
不韦贤之，任以为郎”[4](2540)。之后，秦王政趁势废除了逐客令。“客籍”大臣不降反升，“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4](2546)。秦国三驾马车的传统政治结构再次面临着失衡的危险。
秦昭王以及秦王政时代，适逢秦国事业大发展的历史时机。昭王时，“两籍”军功集团反噬王权建设的迹象已经明显。秦昭王弃用穰侯、宗室甚至冤死白起，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昭王援引新的东方力量来建设王权的计划落空后，他又不得不回到原先看似平衡但王权时陷困厄局面的权力格局中，承认“两籍”对王权成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促成了孝文、庄襄两朝“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的政治局面。
秦王政再次面临相同的问题。他在即位之初，便经历了“两籍”集团以“间秦逐客”名义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此后十年，吕氏等“客籍”力量步步壮大，王权式微，出现了“委国事大臣”情况。在局面渐趋失控之际，已经成长起来的秦王政果断清理吕氏集团。《史记•秦始皇本纪》曰：
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
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
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4](227−231)
从表面上看，这次清洗行动涉及面很广，除了吕不韦及其舍人宾客，秦国官僚阶层也有涉及。但实则不然，秦王政在这次事件中，分寸拿捏得十分妥当，未再牵连其他“客籍”的高级 将领。
政治变革之后，秦王政着手调整秦国军事格局。秦并六国，王翦家族战功最卓，“王翦为秦将，夷六国”[4](2342)。统一战争时期，王翦携六十万秦卒灭楚时，已经隐晦地说出了对有功将领不得裂土的不满。当时始皇以“大笑”避而不谈此事：
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4](2340)
材料中，王翦为了消除秦王政对他带兵远征的顾虑，就以索要田宅厚禄为掩盖。但他也提到“有功终不得封侯”的实况。这里的“封”字，实为“裂土”，因为它与王翦所求的田宅厚禄显然不是同一性质。始皇虽笑，但却着手化解掉高级军功集团对皇权的威胁，为体制转轨营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剪灭吕、嫪等人是先声。掣制“两籍”军事将领，从中加以多方易制是续章。
相反，王翦性格阴柔狠辣。王氏父子善观察各国政局、喜用离间计，能准确察觉到对外战争的利害所在。王翦攻赵时，“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4](2451)。王贲师承其父，他攻伐齐国时，“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4](1902−1903)。“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4](234)
更重要的是，王翦能洞悉时局之变，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与白起两辞昭王之请相似，王翦也两次向始皇帝谢病老归。第一次是王氏父子成功克燕后，其上书请归：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而使王翦、辛胜攻燕。……二十一年，王贲攻(蓟)〔荆〕。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王翦谢病老归。[4](233)
秦攻燕之时，统一战争已经进行近半。王氏父子掌军已有数年，又共伐燕地。值得注意的是，燕、齐与楚等地不同于中原腹地，其地甚远。若借此据地称王，始皇帝也无可奈何。所以，王翦在灭燕之后、攻齐楚之前，果断谢病请归。如此为之，实为安始皇之心。王翦第二次谢病老归是在伐楚之前：
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4](2339)
材料中，李信自信能以二十万秦卒平定荆楚，但王翦却说非六十万人不可为之。表面上看，李信之“勇”压过了王翦之“怯”，始皇由是“用信弃翦”。实则不尽然，这里有两层深意：
其一，与王氏父子深耕秦军多年不同，李信是新一代少壮派的代表人物，“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4](2339)。其能力、谋略以及威望皆不如王氏父子，这一点从其攻楚速败可知。始皇取用李信伐楚的背后，隐伏着始皇启用少壮派分割王氏军权的深层意图。
其二，荆楚是六国之中最难伐者。楚国东西地形复杂，战线很容易被拉长。民众好战，抗 秦意愿强烈，楚有谶语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4](300)与不战自降的齐、韩或国势孱弱的燕、卫、两周均不同，楚地豪族最众，抵抗最烈，“我倚名族，亡秦必矣”[4](298)。秦破长平，就已经消耗掉国内半数甲卒。然而始皇帝之所以相信李信能以二十万伐楚，不光因为当时秦军兵威正盛。更重要的是，王翦若带走六十万秦卒，等于带走了秦国的全部军事力量，这比其远在燕地更可怕。王翦心里很清楚秦王的这种顾虑，他说：“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4](2340)
如此，王翦两次谢病，实则是洞悉始皇忧虑后的明智之举。而始皇帝意欲以李信为首的少壮派替用旧有高级将领的尝试，也宣告失败：
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 乎！”[4](2339−2340)
始皇当初允准王翦告归的初衷，是想在他伐赵、燕之后，毋再添盖主之功。但上引材料中，李信等少壮派未能成功灭楚，王翦反而以退为进，迫使秦王政放低政治姿态，“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如此一来，燕、齐、荆等偏远大国，皆是在王氏父子的直接指挥下剪灭的，“主籍”军政势力进一步壮大。
统一战争中，始皇欲以“主籍”少壮派李信取代军事寡头王翦，尽量制约王氏父子的军功规模。这个计划的失败，让始皇清理吕氏之后保持的“两籍”平衡局面再次失去重心。而在战后，能够挽回这种局面的只有蒙氏家族了。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 世。”[4](2341)但实则不然，王、蒙两氏的军功还是有些差距的。蒙恬参与过多次对外战争，他取得的最大成绩是“攻齐，大破之”。但指挥灭齐之战的是王贲，“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4](235)。在此之前，蒙恬也参与过攻楚战争，其长官正是李信。而蒙恬与李信一样，都是始皇制约王氏军功规模的潜在力量。蒙恬虽然没有像李信那样，被楚军大败，但在王翦临楚收拾局面之前，他攻楚的进展并不大。
蒙恬既居李信之下，军功又显然不及王氏，始皇帝为何会以他为突破口着手调整军事格局呢？这其中自然有李信伐楚失败的缘故，但归根结底来说，李信是“主籍”集团中的一员。这是他与蒙恬的第一个差别。除此之外，还应看到蒙恬家族背后隐伏的强大政治、军事背景，他的祖父蒙骜正是秦王政即位初期“委国事大臣”中的一员。
蒙骜自齐国入秦侍奉秦昭王。他当时虽然位列上卿，但囿于昭王晚期安抚宗室大臣的政治形势，他并未获有大的军功。秦庄襄王以后，以吕氏为首的“客籍”集团迅速兴壮，蒙氏一族的军功事业也自此展开。蒙骜先后为秦伐韩、赵以及魏等三晋之地，有拓两郡之功[4](2565)。前面提到，秦始皇在清理吕氏集团的时候，对“客籍”军事力量保持了相当程度上的克制，这直接促成了蒙氏家族政治军事影响力的存续。《史记•蒙恬列传》说蒙恬是“因家世得为秦将”，就是这层 意思。
蒙氏已经具有与王氏相当的家族政治背景，但若无可媲美王氏的盛大军功，也无法成为帝国军事格局中的重要一极。蒙恬在灭齐伐楚中的战绩，显然不够。
秦人再开战局，便是对外族用兵，其中对匈奴的战争最为重要。秦统一之前，北方边境是“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4](2886)，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秦人抗胡的压力。统一战争结束后，原先属于燕赵抗胡前线的诸郡一并落入秦舆，北边抗胡形势愈发紧张起来。
流行的观点是将秦帝国的这次军事行动解释为“保护农业区域”的需要[20](6)。近人也有一些新的见解。鹤间和幸认为，“这不失为一次将六国残余势力的视线引向外族的机会”[21](83)。所有这些，都有一定的史料依据，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的思考。但是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此次用兵，秦始皇有意撇开统一战争时期军功居首的王氏家族，而取用了蒙恬。这实际上与他在灭楚时取用李信的深刻动机是一脉相通的，都是其调整军事格局的政策表现。
因此在战后，始皇帝明面上满足了王氏封侯的愿望。王翦侯号“武成”，王贲则曰“通武”。在琅琊石刻中，“武成”“通武”的侯号冠于诸将，更居于以丞相为首的一班行政官员之上[4](246)。表面上王氏似乎尊宠不衰，但实际上，这种封侯并非裂土，而是李斯所说的“以公赋税重赏赐 之”[4](239)。这与王翦当初所求，有性质上的不同。更为紧要的是，王氏家族的军事权柄渐渐过渡给了蒙氏家族。《史记•蒙恬列传》说：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 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 焉。[4](2565−2566)
这则材料隐含的信息十分丰富。第一，蒙恬虽有灭齐伐楚之功，但并未见有封侯信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与李信一样，属于秦国军事集团中的少壮派，资历尚浅。他虽有灭齐之功，但少壮派伐楚不力，最后还是由“主籍”军事集团的老人出来挽回局面。第二，蒙恬虽未封侯，却担任了“内史”这一重要职位。关于秦“内史”，学界素有争议。本文在此不做枝节上的蔓延，只需知道，这个职位在战国时代有管控全国经济的权力。及汉代，则赓演为掌握京畿重地的郡地长官④。第三，灭齐攻楚是蒙恬事业的起步阶段，始皇拜蒙恬为内史是成长阶段，及至他“威振匈奴”，事业迎来了辉煌时期。蒙氏一族被尊宠似乎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材料中的“是时”一词，点破了其中曲妙。
可以看出，始皇以蒙氏构筑的“外事”“内谋”格局是成功的，“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便是始皇压制“主籍”王氏家族的直接成果。试想，蒙恬祖父蒙骜功劳虽大，不过是攻略郡地，蒙恬也是配合王氏父子，打些局部运动战争。而王氏父子掌管全局，乃是灭国之劳。蒙氏得到今日的地位，若无始皇帝在背后支持，断不至此。
与调整军事格局一并进行的是秦始皇在政治领域的布局，即擢用李斯为相，兴壮郡县势力。李斯在两次封建郡县之争中，站到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一边。在始皇帝的眼里，李、蒙两家是“客籍”军政集团的代表，也是他重建中枢权力结构的中坚力量。始皇与李斯结成郡县集团，在制度变革层面有着相同的主张与政治立场。而蒙恬历经对外战争的历练与始皇帝的有意栽培，已经具备足够的军事能力及军功规模与“主籍”高级军功集团相抗衡。
综此，“灭吕、抑王、扶蒙”与我们熟知的“联李”(取用李斯)共同构成了始皇帝统一前后调整中枢权力格局的方针。大体的步骤是，秦王政先是借助吕氏“客籍”力量，援助王权，平衡秦昭王晚期优抚“主籍”的政治遗局(“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随后，果断剪灭业已兴壮且已反噬王权专制化建设的“客籍”吕、嫪集团，取用李斯，借此剪灭军功封君，全面调整秦国权力结构(“委国事大臣”)，由国君来接管东进事业。随后，在秦国东进的过程中，王翦等高级将领与始皇帝都意识到，彼此在封建与郡县层面存有严重的分歧。始皇帝进而有意调适“主籍”军事格局，即取用少壮派的李信抑制王氏父子。此举失败后，始皇帝决定援用“客籍”的蒙氏家族来抗 衡“主籍”的王家，进而分化秦国高级军功集团。有了这个基础，皇帝与丞相组成的郡县力量，才能强力压制朝中高级政治军事精英的封建主张，为郡县制的展开提供一个暂时安稳的政治环境⑥。
深入检视秦国改革后的百年政局，可以发现“两籍”问题是探讨秦国王权成长、耕战事业进退以及军政格局变革的重要线索。事实上，精英引进与专制王权建设既统一又对立。所谓统一，是指东方“客籍”人士为挤进秦国故有权力场，不得不依附国君，托君权兴壮之庇，谋求自身事业发展。王权亦需要“客籍”力量援助，抗衡“主籍”传统宗法贵族势力。所言对立，是因为秦孝公确立了“分土”的政治原则，封建军功由是成为秦国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两籍”势力在斗争之外，也因此产生了合作的基础，最终掉过头来，反噬王权的专制化建设。
秦昭襄、庄襄两代秦王因是“质子就国”，“客籍”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导致“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与“委国事大臣”之局面轮转。军功封区在秦国昭襄、庄襄两王时期多有设置，“两籍”对王权建设的反噬效应已经显现。如何压制、化解“两籍”高级军功将领的封建主张，实则是秦国王权专制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战后，“两籍”斗争与封建郡县之争相互缠绕，形势尤为复杂。李斯坦言其“非秦之产也”，始皇帝也一再担忧“其后不胜大臣之分(纷)争，争侵主”[6](190)。因此他在统一前后，取用“灭吕、抑王、扶蒙、联李”方针调整中枢权力格局，意图冲破“两籍”结构裹挟王权建设的困厄局面，化解统治危机，为郡县制的展开求得一个暂时安稳的政治环境。
① “西嶋新说”认为，秦汉帝国的基本结构是皇帝凭借二十等爵制对全体编户民进行“个别人身支配”的体制。概言之，所有编户民无差别地从皇帝那里获得带有恩赏性质的爵位，这样经年累积之后，民间社会普遍享有爵位。且爵位序列实际上与庶民长幼成正比，即年齿(乡里秩序)与爵位(国家秩序)顺利接轨，相向而行，合二为一。基层社会的秩序由此被国家政权成功渗透、统合。(参见[日]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我国台湾学者则从另一侧面强调秦汉国家编制社会人力的能力。(见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② 在增渊龙夫看来，是家父长(国君)通过私属、家臣展开官僚制建设。历经秦末短暂的社会失序后，也是由家父长制下因“任侠”习俗而结合的军功集团建立了汉帝国。(参考[日]增渊龙夫著，吕静译：《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3−204页。)守屋美都雄则强调，汉代国家基层治理仍然依靠乡里父老来展开。(参考[日]守屋美都雄著，钱杭、杨晓芬译：《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42−159页。)李开元提出“军功受益层概念”，解释秦汉军功国家的历史特质，“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建立过程，就是秦之军功受益基层之建立过程的一个缩影，汉初之社会，同商鞅变法以来的秦之社会是同一性质的，皆是军功社会。”(参考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42−244页。)
③ “主籍”指代秦国本土成长起来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其相对应的是“本秦”概念。“本秦”语义使用广泛，可用于区划、建筑、货币、职官等诸多概念，如“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39页)。如“阿城，本秦阿房宫也，以其墙壁崇广，故俗呼为阿城”。(《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第2428页)。如“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书》卷三《高后纪》，第97页)。如“典属国，本秦官，汉因之，掌归义蛮夷，属官有九译令”。(《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4页)。亦可作为辨别秦国身份的标识，“家本秦也，能为秦声”。(《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2896页。)
④ 在秦国二十等爵制下，黔首是以军功获得爵位、排定政治身份位次的，也依靠爵位享尊荣，即《史记》所言“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但赵良建议秦国“敬父兄”“尊有德”，其实是一种恢复民间乡党尊德序长传统的建议，此举显然与商鞅改革的精神相悖。
⑤ 学界有“内史非郡”“内史为郡”以及“内史变迁、改组”等三种说法，依次参考张金光：《秦简牍所见内史非郡辨》，《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
杨振红：《从秦“邦”、“内史”的演变看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发展》，《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日]工藤元男著，徐世虹译：《秦内史》，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6−320页。本文取用工藤元男的看法，他认为改组行动发生在战国末年。改组中的内史之职掌被一分为二，“职掌京师”的内史以及主管财经的治粟内史，太仓和大内为其属官。
⑥ 事实上，封建郡县之争是始皇朝廷政局演变的关键线索。在统一之前，王翦即与秦始皇在战后国家建设路线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始皇在亲政之初，意欲废除军功封建制度，推动封区的郡县化。但王翦却对此持有异议，他在带兵征伐楚国之际，曾向始皇抱怨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当时始皇有意回避，以“大笑”方式避而不谈封建话题。及至始皇二十六年，高级军功集团再次借“请立诸子”之名表露了自己的心迹。始皇虽顺水推舟，假李斯之口回绝了众臣所请，以“公赋税”易“裂土封建”，但这并非是万全之策。军功重臣对朝廷的威胁不会因此被消弭。朝局波诡云谲，始皇帝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参考熊永：《封建郡县之争与秦始皇嗣君选择》，《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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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royal power under the century-fight context of "the host origin" and "the guest origin" in the State of Qin
XIONG Yong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Sinc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State of Qin had encountered a trapped situation in development, hence seeking opportunities for change. In the name of Qin Xiaogong’s political sincerity of "respecting the officials and distributing the land", the State of Qin smoothly carried out the plan of attracting talents from the East to assist the nation-building of the State of Qin. Thus, the two groups of forces of the local "host origin" and the foreign "guest origin" made continuous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the cause of farming and war in the State of Qin. But there appeared a trend for the two forces to take turns of aiding and constrain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narchy of the State of Qin, and profound changes took place in its traditional power pattern. Its kings of two generations, King Zhaoxiang and King Zhuangxiang, both returned to Qin from other states to inherit the throne, so they had to rely on the power of "the guest origin" to consolidate their rule. As a result, the fight between the two power groups intensified, which triggered a blind anti-foreign trend in the political arena of the State of Qin. After Qin emperor, Qin Shihuang, came to power, he adopted the policy of "eliminating Lv Buwei, suppressing Wang Jian, supporting Meng Tian and uniting Li Si" to resolve the ruling crisis. This actually implied the historical thread that the State of Qin, in constructing its royal power, intended to get rid of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wo major power groups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elites, and finally moved towards despotism.
respecting the officials and distributing the land; "the host origin"; "the guest origin"; construction of the royal power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3.01.018
K233
A
1672-3104(2023)01−0198−11
2022−05−19；
2022−11−1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简牍所见新秦地郡县化与新黔首统合研究”(21CZS011)
熊永，男，安徽颍上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国家转型，联系邮箱：xy198995@126.com
[编辑: 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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