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桂全 宋志勇 黄婕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持续增加,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伴随着投资过程所产生的技术转移效应更是直接带动了科技领域的快速进步，成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日本近年来对其海外产业链布局和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些新政的出台不仅将深刻地影响日资企业对华投资决策，同时还会对我国境内产业链体系造成一定的冲击。本文将深入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的新动向、驱动因素、影响因素，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日本对华投资从无到有，逐年增加，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日本对华投资在规模和增速上也在不断调整。
（一）日本对华投资发展进程
关于日本对华投资整体的情况，张季风（2022）根据其对华投资特点进行了四个时期的划分。然而,从日本对华投资的变化来看，其走势主要是呈现出三大波浪的周期趋势。同时，既有文献关于日本对华投资下降的原因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为此,基于既有文献的概括，同时结合每一个周期结束的特征，本文将日本对华投资的波动周期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
1.探索成长期（1979—2000年）
日本对华投资的第一阶段始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处于探索阶段，故日本对华投资力度不大。此外，这时中国对外资的态度仍相对谨慎，因此，整个20 世纪80 年代日本对华投资的规模相对较小。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日本对华投资逐年增加，规模有了较快发展。如图1 所示，投资规模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每年5 亿美元左右增加至90年代末每年约30 亿美元，1997年达到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投资浪潮的峰值，金额为43.3 亿美元。此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日本对华投资的规模有所放缓。但整体而言，日本对华投资增长很快。
2.持续增长期（2000—2007年）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日本小泉内阁采取“无圣域的结构改革”，日本进入战后最长景气期等积极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投资规模从2000年的29.2 亿美元逐步攀升至2005年的65.3 亿美元（见图1）,达到了第二阶段日本对华投资峰值。2006年随着小泉纯一郎卸任，日本对华投资的增速开始回落，虽然继任首相安倍晋三继续秉持了小泉纯一郎的结构性改革，但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对日本银行界的影响开始逐步扩大，日本对外投资进一步放缓。尽管如此，经过这个时期的发展，日本对华投资已经稳定在3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并成为日本对华投资的一种“常态”。
3.成长突破期（2008—2016年）
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及时采取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迅速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了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对比之下，先后遭遇金融危机和“3·11”大地震重创的日本更加重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并且在2012年迎来了日本对华投资的第三次峰值，达到73.5 亿美元（见图1）。但是，2012年日本“购岛”闹剧引起中国政府、民众强烈不满，日本对华投资再次放缓。
图1 1979-202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
4.低位波动期（2017年至今）
2018年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贸易战，在华日资企业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面临增加关税的压力，对日本企业来华投资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各国经济，导致各国不得不严格控制人员流动，跨境投资遭受严重的冲击。然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显示，中国仍是日本在亚洲地区最大的投资目的国。截至2021年，日本对华投资累计已经达到1467.77 亿美元，占日本在亚洲地区投资总额的26.09%,同时占日本全球投资资产的7.38%①日本贸易振典檄情.直接投[EB/OL].[2022-09-01].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html.,显示中国仍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场所之一。
（二）日本对华投资的国际比较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过去20 年，中国是日本对外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从国别看，日本对华投资规模远远大于对韩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投资，尽管与对美投资规模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对华投资增速远高于对美投资增速。如表1 所示，2001年至2021年间，日本对华投资存量从100.43 亿美元增长至1467.77 亿美元，年均增速为68.07%。相比之下，对美投资存量从1406.51亿美元增长至6612.33亿美元，年均增速为18.51%。从地区角度看，从20 世纪70 年代日本开始投资东南亚地区以来，截至2021年，其对东盟的投资存量已达到2826.42 亿美元，是中国的近两倍，反映出日本始终重视对东盟地区的投资。相比之下，日本对欧盟投资规模虽然和东盟相近，但从增速看，2001年至2021年日本对欧盟投资的年平均增速仅有15.76%，低于对东盟投资的增速，尤其是2011年以后，日本对东盟和欧盟两个地区的投资增速差距进一步扩大②同上。。
表1 2001-202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结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以及日本对外投资的整体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中国推进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健康发展是吸引日本对华投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其中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国策、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均是阶段性拉开新一轮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序幕的标志性事件，在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日本持续增加对华投资。二是中国政府有效应对国际风险的举措是日本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的基本保障。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还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国高效的应对均使日本在全球投资环境恶化之际保持了对华投资的热情。三是中国虽是日本数十年来最重要的投资国之一，但在中日关系新老问题交织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背景下，又遇到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常态”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日本开始加快了对东盟地区的投资。
2018年美国对华实施贸易战以后，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及特点，这些新动向和特点对我们认识和准确把握日本对华投资的未来发展方向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一）疫情促使日企撤资规模扩大，导致对华净投资减少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日本对华投资的宏观环境出现较大的变化。虽然中日两国仍积极推进包括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合作，促进世贸组织改革以及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构建中日创新与知识产权新对话、深化金融合作等，但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原本笼罩在中美贸易摩擦阴霾下的“逆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升级，严重冲击了国际经贸秩序，受此影响，日本对华投资也开始变化。如图2 所示，近年日本对华的实际投资金额总体依旧保持上升态势，从2019年的16433亿日元小幅增加至2021年的16912亿日元。然而，受疫情蔓延、经济环境不确定性骤增以及国际形势不断发生新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2020年以来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金额波动较大。疫情暴发后，日本在华投资撤回从2019年的3326亿日元增加至2021年的5873亿日元，2020年8 月和10 月撤资规模曾达到实际投资金额的五成以上①日本豺務省.对外·对内直接投资[EB/OL].[2022-09-02].https://www.mof.go.jp/policy/intemational_policy/reference/balance_of_payments/bpfidi.htm.。
图2 2019-2022年日本对华投资流量趋势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曾一度被外界认为会与美国同步对华“脱钩”、加速“去中国化”、减少对华投资或鼓励在华日企转移至第三国。然而，从上述分析来看，很难将日本对华投资个别月份的撤资与美国因素和“去中国化”的意向结合起来。应该看到，虽然中国较早地控制了疫情的扩散，但由于部分传统行业的持续不景气以及疫情下新兴行业对劳动力的进一步吸收，在华日资企业面临较大困难，甚至不得不选择撤资。基于这些原因，日本对华的净投资规模最终也从2019年的13107亿日元下降至2021年的11036亿日元（见图2）。
（二）美国因素促使日本在华制造业投资出现负增长
从日本在华投资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零售批发业和金融保险业三个领域，占日本在华投资存量的九成以上。其中，制造业投资存量最大，占总存量的64.04%；
其次是零售批发业，占比18.87%；
金融保险业占比为11.32%（见图3）②同上。。
图3 202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日本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零售批发业和金融保险业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制造业投资规模从2020年的7933亿日元减少至2021年的6372亿日元，下降了19.68%。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如欧姆龙、理光、旭化成等一批大型制造业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车载零部件、健康相关的对美出口产品都被列入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这些企业不得不将设置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转移回本国或第三国。相对于制造业投资的下滑，在中国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继续放宽服务市场准入条件的利好因素驱动下，零售批发业和金融保险业投资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对华投资金额分别从2019年的1663亿日元和1481亿日元增加至2021年的2278亿日元和1519亿日元（见表2）,反映出日本企业对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充满信心，从而继续扩大对中国服务行业的投资布局①日本Md溪省.对外·对内直接投资[EB/OL].[2022-09-02].https：”www.mof.go.jp/policy/intematioiial_policy/refereiice/balance_of_payments/bpfidi.htm.。
表2 2019—2022年日本对华投资领域的变化 单位：亿日元,%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不动产投资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下降。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中国坚持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经济刺激工具，并不断强化对房地产贷款的限制，行业内的资金链比较紧张；
二是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下降的预期持续走强，使不动产市场加速降温。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日资企业对中国不动产行业撤资较多。
目前看，由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等原因导致部分在华日资制造业企业调整投资布局的情况还将持续，但随着新一轮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完成，制造业领域投资规模下降有望企稳。与此同时，中国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并积极采取对策促进经济恢复，消费需求也将逐步恢复，这会进一步提振日本对华投资的信心。预计零售批发业和金融保险业市场将会继续成为日本企业投资关注的重点领域。
日本对华投资持续多年并成为我国实际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国之一。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日本仍持续稳定保持对华投资既是市场经济的逻辑驱动，也有中国坚定地实施扩大对外开放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过去40 余年，中国把握住了高速增长的发展机遇，成为当下牵引世界经济前进的火车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经济增长方式从速度优先转向质量优先,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模式正在加速退出中国经济的发展舞台，以吸收廉价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制造业不能满足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已逐步演变成“边际产业”。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日资在华企业必须重新寻找匹配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新均衡点0虽受疫情拖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2022年度仍实现了 3.0%的增长速度，GDP突破120万亿元大关①赵同录.经济发展提量增质整体运行韧性彰显[EB/OL].(2023-01-18) [2023-01-20].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301/18/t20230118_38353319.shtml.。据多个研究机构和学者测算，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依旧可以保持在5.5%至6.5%之间②庞无忌.国家统计局：现阶段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大约在5.5%至6.5%[EB/OL].(2022-07-15) [2022-09-20].http：//www.chinanews.com.cn/cj/2022/07-15/9804301.shtml.，经济潜力足、活力强的整体发展趋势并未发生改变。因此，稳定对华直接投资仍将是日本的重要选择，它不仅可以继续给两国带来互利共赢的效果，也将促进日本企业进一步优化海外生产网络。虽然国际形势较为严峻，特别是美国对华打压政策仍在持续，对日本对华投资产生一定影响,但在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日本对华投资仍将会保持一定规模。
（二）中国不断强化和优化对外开放政策
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目前已与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9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覆盖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与自贸伙伴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35%左右，进出口总额合计10.8 万亿元③赵竹青.商务部：我国已与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 个自贸协定贸易额占比35%左右[EB/OL].(2022-02-17) [2022-09-14].https ：//m.gmw.cn/2022-02/17/content_1302809105.htm.。特别是近年以来，中国进一步强化对外开放力度，提高对外开放质量。首先，通过设立上海、广东、天津以及海南等21个高水平制度型自贸试验区或自贸港，不断开创国际合作发展，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其次,通过发起和推动贯穿欧亚大陆“一带一路”的建设,促进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融合，致力于打造一个更高包容性、更高质量和拥有更大前景的合作平台。再次，中国一方面在各地海关推动智能化通关等措施，提高货物贸易进出口效率；
另一方面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规，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通过全面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制度等举措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通过多项举措并用，不断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魅力。
（三）中日仍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中国处于中下游，两国的产业互补性很强。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市场潜力和廉价劳动力等因素驱动下，日本逐步将一些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日本部分传统制造业在华投资面临着调整。但与此同时，中国在新能源汽车、5G、光伏储能等新兴业态实现高速发展，对碳化硅、氮化钱等为代表的化合物半导体的需求十分强劲。在这一重要领域，专利数量排名世界前10位的企业中就有7 家日资企业。从专利视角看，日本也是芯片制造技术综合竞争实力最强的国家，在清洗、掺杂以及光刻工艺方面的技术领先。此外，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对日本进一步开放了服务业领域，并拟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康养、实体零售等服务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日本企业可以扩大在华服务业领域投资。RCEP 2022年1月生效后，按照减税安排，日本已经降低了工业产品中的化工产品、纺织品、皮革制品和有色金属的关税，以及农林牧渔产品中的冷冻蔬菜和制剂的关税。尤其是化学工业产品、纺织品和纺织产品、鞋帽等，这些产品在中国对日本出口中一直占有很高的份额，关税的降低对进一步促进中国对日出口效果将逐步显现。
（四）中国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日本对华投资以制造业为主，因此十分看重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情况。虽然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但整体薪资水平与日本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中日两国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年收入为20.5 万元人民币左右①日本厚生劳倒I省.令和3年赁金横造基本统计调查结果CO概况[EB/OL].[2022-07-26].https：”www.mhlw.go.jp/toukei/itiraii/roudou/chingin/kouzou/z2021/index.html.此处年收入以月平均收入乘以12 个月算出，参照2021年年末汇率换算。,而同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年均工资收入分别为10.7 万元和6.3 万元。同时，日本国内劳工短缺状况持续存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有可能长期维持。另外，与东南亚等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相比，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但由于多年来培养了大量具备较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劳动效率和人才素质方面仍具有比较优势。在基础设施方面，目前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经突破4 万公里，铁路运营总里程突破15 万公里，分别稳居世界第一和第二。②智研咨询.2021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及高铁设备市场规模分析[EB/OL].(2022-07-16) [2022-07-26],https：//www.chyxx.com/industry/1117343.html.此外，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港口发展研究所发布的《2021年全球港口发展报告》显示，全球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有7 个，其中，上海港位居第一，宁波舟山、深圳、广州、青岛、天津、香港则分别列第三、四、五、六、八、九位。③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2021年全球前20 大货物吞吐量港口排名[EB/OL].(2022-04-15) [2022-07-27].http：//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4-15/doc-imcwiwstl882461.shtml.中国还具备稳定且高效的电力供应网络，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发电装机容量3.8 亿千瓦，发电量8.5 万亿千瓦时，电力价格供给平稳，与其他国家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形成鲜明对比。④国家统计局.能源转型持续推进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EB/OL].(2022-10-08)[2022-10-28].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210/t20221008_l888951.html.
因此，无论是经济发展规模和对外开放水平,还是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都为日本对华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条件，双方较强的产业互补性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对华投资，这也是日本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疫情以来，国际环境、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以及国内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加剧了日本对华投资的不确定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日本的供应链改革计划和《经济安保法》。
（一）供应链改革计划
2020年年初，因新冠疫情导致由中国供应的商品无法按时交货，日本市场相关商品出现短缺。为此，日本政府颁布调整供应链的具体对策，即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实施“供应链改革计划”。其内容如下：一是鼓励本国制造业企业回归本土，减少对特定国家产品的依赖程度，政府将负担部分搬迁费用;二是以生产设备为对象，将海外生产据点分散至东南亚等地。该计划虽然并未指名针对中国，但实施对象包括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具体政策实施以后，从每年度日本政府补贴企业的名单来看，第一批补贴的企业名单中有57 家医疗物资生产企业从中国迁回日本，另外有30 家在华日资企业迁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刘瑞等，2020）。从日资企业的海外投资计划看，相对于2020年，在华日资企业有40.9%希望继续扩大在华业务。相比之下，在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中，印度（70.1%）、越南（55.3%）和柬埔寨（48.9%）、印度尼西亚（45.3%）、马来西亚（43.2%）、新加坡（41.3%）的日资企业有意扩大业务。由此看来，继续扩大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已经少于在东南亚、南亚国家计划扩大投资的日资企业。①日本贸易振典檄情.2021年度海外暹出日系企业実態棠灾调查(编)[EB/OL].(2022-01-25)[2022-07-12].https://www.jetro.go.jp/world/reports/2021/01/6e5157e362606548.html.从实际效果看，由于日本政府补贴力度比较有限，虽然使原计划从中国市场撤资的部分企业加快速度，但尚难以撼动日企在华投资的整体部署。
（二）《经济安保法》
2022年5 月11 日，由岸田新内阁提出的《关于通过综合经济措施促进安全保障的法案》（简称《经济安保法》）顺利在国会通过。该法案是日本第一个关于经济安全保障的系统性法案，主要由四个方面内容构成：一是强化日本国内供应链构筑，保证重要领域物资供给；
二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安全；
三是加强官方对尖端技术研发的支持与监管；
四是采用特定专利的非公开制度。虽然《经济安保法》并未专指特定国家，但其内容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仍将产生影响：一是在进一步细化“供应链改革计划”，特别是在半导体、医药用品、稀土和镇等重要矿物等重点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逐步形成以日本盟友为主的供给体系；
二是进一步限制中资企业对日本的电气、石油、铁路、航空、邮政、电信、金融等14个领域的投资；
三是日本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强化日本尖端技术领域的研发和应用，进而提高日资企业对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四是日本政府会对专利所有者因专利不公开而蒙受的损失进行补偿。
该法案的确增加了日企对华投资的风险成本。事实上，在美国拜登政府2022年10 月引入管制措施，提高面向中国开发和出口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AI）用半导体尖端技术和制造装备的条件后，日本政府在美国施压之下，也正在考虑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就引入尖端半导体协调对华出口管制措施。换言之，日本有可能以后会逐渐引入美国政府的对华出口管制措施。
（三）日本经济不振及日元贬值的影响不容忽视
受疫情冲击，日本经济出现了衰退迹象，在全球经济复苏依旧不明朗的形势下，投资者对消费者的消费预期转弱，因此，恐怕难以激发投资者新一轮的投资热情，甚至可能减少或停止投资活动，并以降低库存、裁员等措施来应对经济不振。不仅如此，由于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与粮食价格迅速上涨，美国为摆脱国内通胀多次提高利率，而日本仍在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美日迥异的金融政策令货币市场中的日美利差不断扩大,2022年上半年，日元对美元下跌超过25%。在日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投资面临两难选择:用美元货币投资海外项目，购汇成本加大对本国不利；
用本国货币投资海外项目，日元债务成本加大对外方不利。由此看来，日本对外投资的步伐可能会有所放缓。
此外，美国对华实施“断链脱钩”政策的同时,不断向日本施压。对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可能在高端产业方面限制对华投资，另一方面，虽然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和在中国建立的供应链产业体系，但也可能鼓励日本企业采取“产业链备份”的方式应对美国的压力，未来日企对华投资走向需要予以关注。
日本对华投资在中国吸引外资中占有重要地位，疫情的暴发与持续蔓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以及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化等均对日本对华投资产生了影响。可以说，日本对华投资正处于“危”“机”并存的时期。为此，应积极采取有效对策，不断发挥自身优势，为促进日本企业继续稳定投资中国创造条件。
（一）重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的“国际形象”
疫情期间，日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部分日本政客借此机会鼓动日资企业加快脱离中国市场。日本政府的“供应链改革计划”和《经济安保法》，均旨在降低过度集中的在华产业布局，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上海“封城”期间，进驻上海的约一万家日企遭受巨大冲击：优衣库、罗森等零售企业多数处于停业状态；
索尼、三菱电机、夏普等制造业工厂不仅当地业务受到影响，而且还造成企业供应链混乱，进而影响到日本国内经济活动。这些经历使日本对中国是否能够长期提供稳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了质疑，部分日本企业家的信心也受到相当程度的打击。当下，疫情已经步入防控新阶段，中国可以借此机会总结和汲取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经验，尽早出台关于优化在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相关政策，降低供应链因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停摆的风险，弥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脆弱性，重新塑造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可靠的“国际形象”。这对于恢复日本企业家信心、推动日本对华投资具有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
（二）主动适应日本对华投资的转型升级
日本在2012年便提出了“中国+1”的投资战略,希望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于中国。当前，中国科技水平以及居民的消费能力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日本跨国企业通过在华设立子公司或与当地企业实现技术融合（邓美薇和张季风，2022）,对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可能会推动日本对华投资加快向高科技领域和服务业转变。这一趋势已经在近年来日本不断扩大在华零售批发业以及金融保险业的投资数据变化中得到印证。还应该看到，虽然日本出台了对外供应链新政并产生一定影响，但有限的财政补贴以及模棱两可的规制内容难以改变日本对华投资的总体趋势。因此，中国应该化“被动”为“主动”，提前做好适应包括日本在内的外资对华投资转型和升级的对策研究，通过不断优化国内营商环境、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产生磁石效应，以吸引日本企业主动寻求投资合作。为此，中国应主动推进相关谈判，努力为有意来华投资的日资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
（三）灵活运用区域合作强化新兴投资领域
美国利用所谓的西方民主共同价值不断拉拢日本加入遏制中国发展的小团体，不断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印太经济框架”“四方芯片联盟”等构想并没有系统性的规则支撑，既没有RCEP的规则及制度的创新，也没有CPTPP高水平自贸规则的突破。
相比之下，RCEP作为中日两国第一个自贸关系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今后，充分利用RCEP在电信、金融服务、现代服务和物流等部门进一步自由化以及关于更便捷的劳动力流动和电子商务及数字贸易的规定，是进一步促进区域内中日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融合发展的良好契机（宋志勇和蔡桂全，2021；
袁波等，2022）。随着RCEP的正式生效实施，企业在区域内部开展生产、采购和销售活动将更为便利，区域中间品贸易也将进一步扩大。灵活运用区域合作框架实现中日双边投资扩大与深化,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东亚及亚太地区发展的现实需求（徐梅，2022）。
与此同时，RCEP框架下亚洲地区重组供应链的行动可能会受到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影响。岸田政府《日本安保法》的支柱之一就是审查供应链系统，使其减少对外国，特别是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但是全面恢复日本国内生产可能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迫使日本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格，引起民众的不满。对此，中国应该坚持进一步扩大开放，不断推进和推广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打造“RCEP2.0”，进一步降低在华投资成本，吸引日本企业家来华投资。
总之，新冠疫情暴发后，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战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而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美国对华持续高压政策、日本不断调整对外经济政策，这些都对日企对华投资构成了挑战。尽管如此,从实际统计数据看，日本仍将中国视为未来的重要投资地和潜在大市场，主动对华投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未来，需要中国主动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更加良好的适应国际规则的营商环境，推动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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