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男 魏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建设问题。2021年11 月，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深化贸易畅通，扩大同周边国家贸易规模，鼓励进口更多优质商品，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促进贸易均衡共赢发展。可见，积极扩大进口，扎实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积极扩大进口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作用，其次分析了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的发展现状，再次分析了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扩大进口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积极扩大进口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中国市场的重要渠道
中国拥有潜力无限的市场体量和十分旺盛的需求规模。结合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的人口规模巨大,目前大约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8.6%；
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年来均在60%左右，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毋庸置疑,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将是全世界最具潜力的市场。中国自身的大市场优势是积极扩大进口的基础，积极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中国市场的重要渠道，为沿线国家共享“中国市场”提供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中国积极扩大进口为沿线国家出口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提供了潜力巨大的新出口市场，东南亚的蔬菜水果、中亚的棉纺织产品、独联体国家的能源矿产、中东欧的机械制造等都有了广阔的销售市场，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
（二）积极扩大进口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五通”的重要枢纽
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五通”的重要枢纽。第一，积极扩大进口是中国主动开放国内市场的具体实践，部分商品进口关税大幅下调，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不断减小，这些举措能够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畅通；
第二，服务于积极扩大进口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能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接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有利于深化政治互信、密切沟通交流，进而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
第三，中国通过大量进口沿线国家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会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缓解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问题，有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设施联通；
第四，中国积极扩大进口增进了国内企业对沿线国家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国内企业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此同时，也会促进沿线国家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资金融通；
第五，积极扩大进口不仅能够促使国内企业和个人主动了解学习沿线国家的文化习俗和语言，而且能够加强我国对沿线国家国际商务人才的培养，吸引沿线国家的优秀人才来华留学,不断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推动民心相通。
（三）积极扩大进口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机遇
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机遇。为了积极扩大进口，中国政府创办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积极扩大进口的主要平台之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为沿线国家企业与中国企业提供了面对面接触和洽谈的机会，而且有利于提高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产品的匹配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能够让沿线国家的企业真实感受到中国市场的活力以及中国对进口的强劲需求，让沿线国家的企业更有信心去雇佣更多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其对中国的出口，这样可以帮助沿线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沿线国家的贫困化程度，从而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四）积极扩大进口对疫情时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支撑作用凸显
中国积极扩大进口，不仅有利于稳定我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也是沿线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比例较低，人员之间互相传染的可能性较大，人员和货物的跨境流动受到一定的限制，疫情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出口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冲击。因此，沿线国家更加需要寻求新的出口目的地，尤其要大力开拓新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能够为沿线国家企业的存活和发展提供机遇，为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发展打下基础。这对于任何一个沿线国家的企业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沿线国家企业积极扩大对中国出口比任何时候都具有战略意义。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能够及时为复工复产的沿线国家企业提供订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性进口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降低了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的大幅波动，有利于稳定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魏浩,2020）。
（一）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情况
如表1 所示，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从64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规模总体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2013年，中国自沿线国家的进口规模是4714.29 亿美元；
2021年，中国自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规模是7733.25 亿美元，大约比2013年增加了 3018.96 美元。从沿线国家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比重的视角来看，在2013—2017年期间，该比重在23%～ 25%之间变化，在2018—2021年期间该比重从26.38%上升至28.81%，总体表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的情况
中国已逐渐成为沿线国家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如表1 所示，在2013—2021年期间，虽然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规模先下降后上升，但是对中国出口占沿线国家总出口的比例却迅速上升，从2013年的5.88%上升到2021年的8.85%,增加了 2.97 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在沿线国家出口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2019—2021年期间，对中国出口占沿线国家出口总额的比例从7.94%增至8.8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新冠疫情期间，沿线国家在出口贸易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性增强。
（三）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地区进口的情况
中国从沿线国家的进口高度集中在十大进口来源地，分别是越南、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菲律宾和伊拉克。中国从沿线重点国家进口占中国总进口规模的比例稳步提升。2013年，中国从这10个国家的进口额之和占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总额的比例高达68.58%；
2021年，中国从这10个国家的进口额之和在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74.51%（见表1）。另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点进口地区重叠度较高。2021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前十大进口来源地，有7 个是2013年的前十大进口来源地，有7 个是2017年的前十大进口来源地。
表1 2013-2021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及其对中国出口的情况
（四）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的情况
在2013—2021年期间，矿物燃料及润滑油、机械运输设备一直是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最多的两类产品，其中矿物燃料及润滑油所占进口份额整体表现为下降的趋势，从2013年的43.39%下降到2021年的34.96%,机械运输设备所占进口份额整体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从2013年的21.38%上升到2021年的26.61%,2020年机械运输设备超过矿物燃料及润滑油成为第一大进口产品。另外，非食用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也是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两类主要产品，每类产品所占的进口份额一直都在10%上下波动。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食物及活动物占进口总额的比例在2%～ 5%之间波动；
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占进口总额的比例在6%～ 10%之间波动；
动、植物油脂及蜡、饮料及烟类是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较少的两大类产品，其进口份额近年来分别稳定在1.5%和0.08%左右。
综上所述，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整体保持正向增长，发展长期向好：中国不断扩大从沿线国家的进口规模，沿线国家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
同时，中国也逐渐成为沿线国家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在沿线国家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攀升。此外，中国不断扩大沿线重点区域和重点产品的进口，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重点区域主要集中在越南、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菲律宾和伊拉克等十个国家;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重点产品为矿物燃料及润滑油、机械运输设备、非食用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等。
（一）进口来源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在海港、航空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建设和后期维护阶段，沿线国家亟需巨大的资金支持，但是沿线国家缺乏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旺盛的基建需求与建设资金不足矛盾日益凸显。
从内部投资来看，部分沿线国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严重不足。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其贫困人口大约占全球贫困人口的1/2,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支付能力较弱，融资方式的广度和深度也十分有限。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沿线国家的基建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每年需要投资8000亿美元，大约占其GDP的6%,但是目前大多数国家仅能将3%的GDP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胡必亮，2018）。由此可见，仅凭进口来源国的国家开支无法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
从外部投资来看，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外来资金支持。一方面，只有多边型开发银行以及援助资金愿意按照略高于市场基准利率的回报率提供资金，但是这些机构的贷款门槛和信用要求通常较高，偏向大型项目且投资总额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属于公共产品，投资期限长且收益回报率低，部分沿线国家的支付能力较弱，项目难以还本付息，私营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沿线国家平均每人每年需支付222美元才能偿还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年投入资金（沈梦溪，2016）,特别是在缅甸、老挝等国家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左右的情形下，项目的投资风险增加，更难实现还本付息。
总的来看，现阶段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约束问题日益凸显，建设资本不足可能会导致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缓慢以及停滞，不利于运输能力、运输效率的提高，直接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市场的对接，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进口贸易也会受到限制。
（二）进口来源国的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较高
部分沿线国家政治环境动荡不安，存在较高的政治风险（魏浩和巫俊，2017）。第一，武装冲突时常发生。在2000—2019年期间，全世界共发生了67 次武装冲突，有25 次发生在沿线国家（Marshall,2020）。第二，政局频繁发生变化。新政府上台和领导人更迭都会诱发政局动荡不安，给“一带一路”建设造成阻碍，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进口贸易。例如，2015年1 月，在希腊新政府上台的当天，中国中远集团的比雷埃夫斯基港口项目就被宣布暂停（陈继勇和李知睿，2018）；
2015年3 月，在印度总统上台不久，中国企业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也被决定暂停（唐鹏琪，2015）。第三，“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在沿线国家蔓延也会提高政治风险。较高的政治风险会影响沿线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影响产品生产、物流运输等环节，影响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项目，不利于进一步扩大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进口贸易。
部分进口来源国的金融市场不太稳定，存在较高的金融风险。从外部因素来看，部分沿线国家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捷克等中东欧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150%（胡必亮和潘庆中，2017）,再加上沿线国家对国际能源市场存在很强的依赖性，国际市场波动很可能导致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不稳定。从内部因素来看，沿线国家经济结构单一，通货膨胀严重，金融体系不完善，存在较高的金融风险。例如，外汇储备较为薄弱的蒙古和马来西亚潜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刘艳和黄翔，2015）。较高的金融风险会增加中国与这些国家经贸合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进而不利于中国扩大从沿线国家的进口。
（三）中国从事“一带一路”业务的国际商务人才缺乏
在中国扩大从沿线国家进口的过程中，国际商务人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首要资源与核心要素。中国的国际商务人才培养仍然无法满足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市场的需求，不利于扩大中国从沿线国家的进口，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非通用语言国际商务人才严重缺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约涉及40 种以上的官方语言，但是中国关于国际商务人才的培养方案仅开设20 类左右的语种，孟加拉语、希腊语等开设的语种课程也存在招收人数不足的问题（刘金兰等，2016）。二是急需大量跨境电子商务人才。中国已经和多个沿线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在“丝路电商”成为中国从沿线国家扩大进口新渠道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急需大量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并掌握跨境电商技能的新型国际商务人才,但这类人才缺口较大。三是应用型国际商务人才短缺会加大双边进口贸易的不确定性。由于沿线国家拥有不同的国情，不同国家的政策、规则和文化习俗等也往往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异，因此在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开展进口贸易的过程中，有些国际商务人员往往会因为不熟悉当地的语言习惯或者文化习俗等造成工作失误，甚至可能会让企业失去很好的合作伙伴。这些都是应用型国际商务人才短缺给双边贸易带来的不确定性。
（四）新冠疫情冲击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
新冠疫情限制了沿线国家的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供给，直接影响了中国从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从生产要素供给来看，当前疫情肆虐全球，部分沿线国家被迫暂时关闭国门，人员、物资和设备的跨境流动受到限制，不能及时抵达目的地，容易造成沿线国家企业生产出现大幅波动甚至停工的现象,供应链存在断裂风险，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也会受到影响。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随着疫情在全球开始流行，全球经济开始出现萎缩，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遭受打击。2022年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战争拖累全球复苏》分别下调了部分沿线国家的GDP增长预期。例如，印度2021年的GDP增长预期为&9%,2022年为8.2%,2023年为6.9%；
俄罗斯2021年的GDP增长预期为4.7%,2022年为-8.5%,2023年为-2.3%；
中东和中亚国家2021年的GDP增长预期为5.7%,2022 年为 4.6%,2023 年为 3.7%。在这种情形下，国民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支持资金很难落实到位，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将会滞后，不利于中国进一步从沿线国家扩大进口。另外，新冠疫情的反复冲击使得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舆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质疑大大增加，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
（一）中国要构建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支持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解决沿线国家的基建需求与建设资金不足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可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融资体系，拓展融资渠道，帮助有需要的沿线国家。具体来看：第一，统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渠道。在发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作用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要充分调动国内各省资本的积极性，主动开拓地方版丝路基金、商业银行、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国内融资渠道,通过多种融资方式直接或间接支持重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完善私人资本保障和退出机制。中国政府要支持私人资本以“公私合营”（PPP）方式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并借鉴发达国家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依靠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保险机构尽可能降低因投资失败而造成的损失，保障私人资本的投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要鼓励国内保险企业与沿线国家保险企业之间增加联系的频率，通过良性交流的方式为私人资本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中国要提升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形成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沿线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都需要重视这两种风险，提升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形成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具体如下：第一，中国政府应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在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层面，中国政府不仅要加大对专门研究“一带一路”风险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财政支持力度，更要加强对各类智库和咨询公司的政策扶持力度和引导，以提升研究人员的信息实时动态收集能力，保证其能够对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进行系统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评估；
在研究工具层面，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引入情报收集与评估分析的专业化工具—风险冲突影响评估机制（CIA）,并将其应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建立专业的风险预警机制；
在研究平台层面，中国政府需要建立对政治和经济金融风险的全天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提供预警和评估服务。第二，中国政府应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政府之间的政策沟通是降低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对贸易不利影响的重要路径，中国可以主动与沿线国家之间加强经济外交，增进战略互信，共同协商经贸往来过程中遇到的制度壁垒和体制障碍等问题，争取签署高标准自由贸易协议，从而缓解沿线国家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对中国进口的不利影响。第三，中国企业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在开展经贸合作之前,我国进口企业应密切关注沿线进口来源国最新的政治动态和金融动态，形成一份符合国际通行法律规则和国际市场准则的风险预案，选择合适的结算工具，投保相应的保险。
（三）中国要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商务人才的培养，吸引沿线国家的优秀人才来华留学
国际化、专业化、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商务人才是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口贸易发展的人才基础。面对国际商务人才供需不匹配的情况，中国政府、高校和企业应从以下两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健全“一带一路”国际商务人才的培养。针对非通用语言国际商务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各大高校要结合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种类，增加非通用语言的培养，开设新的专业，并在招生宣讲中重点推出这类专业，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考虑到当前国际商务人才学科背景单一的现实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应提供充足的财政资金，鼓励各大高校进行改革，不仅要支持更多高校设立国际商务专业，增加国际商务专业的招生数量，而且要不断丰富该专业的培养模式，大力推广“小语种+专业”的培养模式，培养社会急需的复合型国际商务人才。另外，高校还应该开设一些涉及东道国政策、规则和文化习俗等相关的课程，帮助国际商务人才熟悉沿线国家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习俗等，以避免工作中的失误。第二，吸引沿线国家的优秀人才来华工作和留学。从长远来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国际商务人才面临的挑战，我国政府也要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吸引沿线国家的优秀人才来华工作和留学，这有利于扩大中国从沿线国家的进口（魏浩和袁然，2017）。为了进一步扩大沿线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中国政府要增加国际宣传，让更多的沿线国家了解中国。与此同时，要增加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构建针对“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的课程体系。
（四）中国要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确保从沿线国家的进口稳定
首先，中国应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国际舆论压力。一方面，中国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主动加强与沿线国家高层之间的对话,及时了解舆论乱象背后的真相，纠正沿线国家的曲解和偏见；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要积极发挥媒体和学者的作用，搭建国际宣传渠道，培育和支持一批研究机构，面对中国威胁论、债务风险论、经济依赖论等带有明显曲解和偏见的认知，积极回应，在沿线国家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引导国际舆论。学者们应持续关注并跟进新冠疫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动态，在质疑变大、舆论发酵、面临新舆论时，能够有理有据地及时驳斥和应对。
其次，中国企业应抓住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商机，不仅要拓展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产品种类，重点进口一些国内需求旺盛的产品，更要积极扩大从部分重点国家的进口，通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口规避新冠肺炎的负面冲击，稳定并扩大从沿线国家的进口规模。未来一段时间内，疫情对沿线国家的负向冲击可能会升级为债务风险、投资风险和政治风险等多种风险叠加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为了防止从沿线国家的进口中断，中国进口企业要增强风险意识，适当调整开展进口贸易的方式方法，从“扩规模”转变为“抓重点”，在新冠疫情期间应集中有限资源稳定并扩大重点区域和重点产品的进口。
(五)中国要动态调整从沿线国家的进口关税，挖掘中国企业进口贸易的新增长点
关税作为影响双边贸易往来的重要政策工具,对加强双边经贸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可以通过调整进口关税政策来促进贸易畅通，进而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了更好地发挥进口关税政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服务作用，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关于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关税政策调整的思路是：第一，针对沿线国家是中国进口产品主要进口来源地的产品，即中国进口产品全部来自或者绝大部分来自沿线国家的产品，中国政府可以考虑重点降低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我国降低这类产品进口关税的主要受益地区是沿线国家。第二，中国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不仅要看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主要产品，还要考虑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增加沿线国家主要出口产品的进口，也是有效的策略。基于此,针对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我国政府可以考虑重点降低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从而促进我国增加从沿线国家进口这些产品。第三，我国可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可以考虑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进一步降低双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关税水平，以此扩大我国自沿线国家的进口规模。第四，沿线国家是大宗商品的重要产地之一，大宗商品是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携手合作的一个重要抓手，因此，我国要重点关注从沿线国家积极扩大大宗商品的进口，降低大宗商品的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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