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凌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文化典籍作为文字载体书写的文化经典，在对外传播的整个事业链上，选材、翻译、出版、推广、市场化、典藏及使用等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影响到作品在目的语境中的接受效果，但对于传播的源头问题，即译介作品的品貌特征却常被忽视，包括其原始文本特征和译介之后的变相效果。实际情况是，经典作品的传播效果首先取决于其在译介环境中的再生形态，也就是能否实现 “内涵” 与 “卖相” 的优质融合。阅感亲切、文化易近、趣味引人、可读性强是经典大众化的前提条件，决定了译介作品的接纳效果。过去，我们难免存在 “以我为中心” 的主位推广模式，认为文化典籍必然具有普世价值，一味追求经典诠释的高雅性、殿堂化，力求维护经典的厚重感、典雅性和权威性，往往忽视了目标语境下的大众需求心理，非刻意却又实质地疏远了作品与读者间的距离，降低了现实语境下二度经典化的效果。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重视经典作品在异语环境下获得时代生机的通俗化意义。在保持作品文化价值得以传播的前提下，改造作品的呈现形式，超越对语言文字单一信息模态的依赖，丰富文本内外的语境信息，进行多模态的创造改写，是提高作品可接受度的有效方式。
文献典籍的译介本质上属于对外文化传播的范畴，因此具有很多传播学的属性，并因此形成一系列特殊的译介要求。
（一）典籍传播的主要挑战
由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往的需要，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我国开始主动且有计划地对外输出文化经典，译介了一批文学精品[1]。但是，无论从作品的知名度，还是影响力来看，我们主动力推的这些文化读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何如此？
以下问题值得我们关注：（1）受众面不够广泛。对外译介的文化经典多只在学术读者群中受到关注，不为广大普通读者所熟悉。（2）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认知程度有限。向外推介的经典作品虽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由于时代差异、文化差异和认知经验的限制，国外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存在较大的难度。（3）受欢迎程度不够。中华文化经典的传统文本模式与西方读者的文学经验、语言风格、叙述方式和文本阅读习惯有所不同，致使难以找到令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呈现方式。（4）影响力有限。理想状态下的经典外译应该作为中外文化接触的一种深度切口，发挥其核心文化符号的诠释作用，受到海外读者的重视，并产生认知的兴趣和热情，而事实是这样的读者受众并不多。（5）没有产生充分的文化效力和社会效益。典籍对外传播的作用面大部分仍停留在学术圈和小众群体，主要的存在意义是文献价值，没有在国外民众的日常生活里，尤其是在与中华文明相关的社会生活和意识接触中充分转化，成为容易被提取和使用的中华文化符号，产生积极的作用。如此， “传而不通” 、 “通而不受” 的现实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一个困境[2]。
（二）作品文本属性的突出意义
导致以上结果的原因很多，追根溯源，关乎作品与人两个方面。
1.作品因素。作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两组特殊关系。第一组是原作与译作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中国文化典籍的古雅性、叙事风格及其涉及的文化语境与隐喻性等固有特征，使得对译作意义元素的筛选、凝结及再现等活动构成了重要的抉择命题。二是经典对外传播的最高目标是译作能在目标语境中再次成为经典，而要实现这种 “二度经典化” 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保留、复制原作的经典初始态（classical initializers），坚守原有价值；
要么改造、重构能产生经典性的文化代码（reincarnation codes）。第二组是译作品质与读者适配度的关系，主要看作品能否同读者的接受习惯、认知需求、情感世界产生同频共振，引发互动和共鸣。作品适配度高，与读者的距离便越近，文本的可读性和接受性就越好。于是可知，典籍译介的一大挑战便在于是否需要和能否成功地 “改造” 自己，为经典 “换装” 。
2.人的因素。受众是人的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译介过程中，对于读者文化心理（形成背景与现实需求）是否有深刻把握，对读者群所形成的文化市场是否了解，作品内容与形式能否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准确吻合，最终决定了作品出口端的宽窄程度和后续发酵的持久效力。如果以人（读者）的需求及接纳特点作为传播方式的指向，则必须对译作质量及其表达形式提出特殊要求。失去读者的作品，必将失去目标语境下的生存家园。
（三）逆接受环境的双重压力
再从外部来看，作品能否走进新的时代语境、文化语境，需要有良好的外部接收条件。近几年，中国文化 “走出去” 在体量、结构和经济效益上成果显著。商务部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影响以前，2019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达到998.9亿美元，同比增长7.9%，贸易顺差达883.2亿美元，同期增长6.8%[3]。但是，经济效益不能完全反映社会效益。中国的文化形象和声音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放大的同时，海外逆接受（adverse acceptance）的阻力问题也日益突出起来。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的中外文化差异，其中很多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基本认识，对这一部分差异完全可以做出针对性预防并加以解决。另一方面来自复杂动荡的国际关系、政治环境，以及不可控的社会公共事件。前一种属于软性阻力，因其有认知经验为依据，可预见、可参考，发生得较为自然；
后一种则属于硬性阻力，不可控、影响大、突发性强，尤其是难以被我方所预判和掌控。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恐慌，形成 “新冷战” 思维，想尽办法为中国企业、事业性机构设置重重屏障，倾力阻挠、围追堵截。一些中国的媒体、文化教育机构遭受打压、敌视、制裁，更有人为熔断合作机制的深度破坏，导致部分国家、个人，乃至公众领袖和行业精英充当舆论舵手，对我国的海外文化活动不断抹黑、歪曲。有些政客甚至在政治角逐中，把中国议题当作筹码，公然煽动对抗。欧洲某国政要候选人就曾表示将关闭境内所有孔子学院，运用政治权力打压中国的海外语言教育机构[4]。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些年来， “针对我国媒体企业海外业务的限制行为标志着逆接受已经从浅层的舆论攻击上升到深层的行为对抗”[5]。
文化上形成的逆接受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熟悉的文化误读。在性质上，误读是认知层面的扭曲，逆接受更突出态度和行为层面的对抗。在结果上，文化误读可能造成文化价值出现增加、减少、异化或等值的结果，而逆接受则只会导致文化价值贬损和异化两种结果。在影响力上，误读是文化碰撞的自然结果，并非完全无益，偶尔可能在 “破” 与 “立” 中激发创造力，催生新型文化内涵，而逆接受则对传播效果产生直接的破坏力。在触发原因上，文化误读可能发自解读者的无意曲解，而逆接受多是刻意的抵制和扭曲，人为的主观因素很强。在应对效果上，文化误读可以通过沟通、交流得以解决，消除较快，而文化逆接受则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心理敌视、行为抵触、人为设障是最难以消除的阻力，只有实现民心相通、意识归流、文化兼容，提高公共性的价值认同，才能最终妥善解决。
在如此双重阻力之下，我们的文化经典对外传播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不管如何，一个基本事实是， “在国外，尤其在西方尚未形成像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对外来文化、文学有强烈需求的接受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培育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受众和接受环境的问题”[6]。然而，根据传播学的特点，改造外部环境来适应传播对象并非优选手段，这是因为外界不可控因素多，培育环境又有赖于长期投入，难以保障时效性，因此，尽量采取有效手段适应传播环境是首要的行为主张。只有对作品形式和传播手段进行积极调整，适应环境要求，才能真正实现 “译入” 和 “融通” 。结合典籍外译的实际情况，这样的形式调整涉及到作品的文本改造和信息手段的新型 “编码” 。
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带动整个典籍对外传播链的初始节点是作品，而作品能否 “脱胎换骨” 且 “精神犹在” ，直接决定了传播的效果。
“脱去” 旧貌以焕发新生是否有充分的理据，又该如何做到，这是我们需要首先认识的。
（一）摆脱唯 “译” 论的传播意识
有观点认为，翻译质量不过关是导致传播效果不佳的根源，而达到 “忠实原文” 、 “文顺意达” 的翻译标准并不困难，作品能否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还在于它与目标读者之间的距离，以及同传播语境的融合程度。正是注意到这一点，译介学才真正超越了固有的翻译认识，从传播学的高度认识翻译与传介的关系；
说到底，就是重视作品译入后的接纳效果，关注传统翻译观以外的文化诠释方式。译介学认为，译出行为的发起者和译者如果只考虑译得忠实、准确、流畅，而不考虑其他许多制约和影响翻译活动成败得失的因素，包括目的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以及译介者自己的译介方式、方法、策略等因素，那么，这样的译介行为能否取得预期的成功显然是值得怀疑的[7]。
唐代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便十分有见地：
“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8]。
“译即易” 说明翻译的本质是文本的改写。
“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指明翻译的目的是使交际双方相互理解，有效交流。从这个意义出发，思想传通不到位，难以与读者交流的译介活动是不达标的。
（二）固有文本模式复制的局限
在上述认识的前提下，需要重点考虑的就是对文本如何进行加工的问题。首先，传统中国文学文化经典的文风古朴、语言典雅，与西方追求时尚和现代感的文化主流差别很大。其次，不少堪称中华思想文化精髓的文论典籍、思想著作多为杂说散体，不讲究理论的体系化架构，如《论语》《道德经》《增广贤文》《沧浪诗话》等大量经典基本都采用 “片断合集” 的形式，三言两语，意在言外。这对于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的中国读者来说，文脉自然，心领神会，但对于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的西方读者来讲，缺乏必要的形式逻辑，思维跳跃，不成 “章法” 。再次，有相当数量的经籍都是以说教、警言的方式呈现，运用权威话语作观点阐发，这让喜好辩论、倡导思想个性、不轻易服从权威的西方读者常感别扭，难以受用。在这样的文本样式前提下，就算翻译再忠实和准确，读者的认同感依然不高。因此，典籍的译介需要采取 “以原作为本” 又要 “超越原有文本” 的措施。
（三）新修辞受众观的启示
当代修辞学理论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它强调以受众为中心，重视话语的象征力量，关注如何有效运用语言象征资源影响受众[9]。典籍译介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修辞话语行为，它表现为动态的、语境重构的文本创作过程。译介者需要把握原作的修辞动机，克服受众的理解局限，在译语语境中对原作的内容和信息载体进行 “再表述” ，让原语文本能够在译语语境中有效影响受众，诱导其产生预期的认识、判断和行为[10]。这种以受众为服务对象、注重接受效果的新型修辞观要求译介活动超越原始文本的表层结构，倡导运用多模态的阐释手段，开放性地重构话语方式，丰富传播作品内涵的传递层次和连续性，最终提高作品对受众的说服力。在充分了解受众社会环境、语言习惯与心理需求的基础上，重新建构让译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话语方式[11]，并在不牺牲内容完整性的前提下，允许借助丰富的符号媒介对同一内容进行多维阐释。实现这一点可以通过多模态的感官刺激，激发读者的情感反应和认知主动性，如混合使用文字（及其变异形态）、声音、图像、结构、色彩、空间布局及其叠加等，使受众强化对特定概念的认识和领受。理解这一点，作品的视觉文本转化意义便愈加凸显起来。
（四） “悦读” 时代下的图像叙事
我们身处信息膨胀的时代，对信息的接收与消化方式与以往大有不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碎片化阅读盛行，这种阅读方式与视觉符号密不可分。社会学者丹尼尔·贝尔称，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2]。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德格尔曾有断言：
“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根本上世界变成了图像，这样一回事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3]。这种依赖于视觉感知的认知方式把意义表象化，形成更直接的感官刺激，从而更容易塑造符号印象，便于在大众中流传。经受批判和解构——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典型标志之一。人们追求个性的娱乐，要求信息具有即时性，以保证自己处于时尚的最前端，同时又渴望参与文化消费，与产品互动，以获取自己对文化的掌控权，不愿意简单盲从于权威和生硬僵化的文化递送。毫无意外地， “文学迅速地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化的亮丽辉光所普照”[14]。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文化经典不得不经受图像化的重构，用图像叙事的方式，对经典内容进行编辑或 “改写” ，以适应读者的阅读风格和心理需求。图像叙事不是简单地在经典作品中提供插图，而是加大视觉符号的使用频率，甚至成为意义传递的主要手段，增大作品在有限阅读空间内的信息，整合文字、图像、结构、布局、色彩、符号等元素，运用视觉层次、矛盾元素、画面比例、内容互动、感知距离等象征方式，更为直观且开放地讲述原有内容。
（五）视觉语法的意义编辑
与语言系统的功能性和社会性相类似，经过特定规则的系统编辑，视觉符号也可以通过图像形态、色彩效果、版面设计、线条组织、结构关系等模态设计来构成视觉陈述，从而传达意义，这便是视觉语法的概念范畴。克瑞斯和勒文（1996）将视觉图像编辑所产生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与韩礼德提出的三大语言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相对应[15]。这说明语言表达的意义可以通过视觉语法的手段进行编辑、传达。不仅如此，视觉符号所提供的感知信息有时比文字信息更加丰富、更易觉察、直达性更好，可以丰富读者（尤其是普通读者）的整体思维、引导细节关注，从而使建构起来的概念印象更加便利和有效。这就为解构中国传统典籍中抽象的概念、含蓄的春秋笔法、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把握文意精髓提供了可靠的信息窗口。因此，在典籍传播中，运用图像化编译的方式对原作内容及文化意义进行超文本改写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
语言操纵学派的代表安德烈·勒菲弗尔把翻译、编辑、文字编纂、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等，一律称为 “改写” （Rewriting），认为它是改编因时代或地理隔阂而导致的异化文学及其他作品，使文化得以规范的重要手段，这个手段对于推动文学系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16]。结合视觉化多模态编辑的思路，经典作品的超文本改写就应该朝着语言和图像相结合的路径努力，寻求读者能够接受的大众化演绎形式。在这一点上，一批有识之士对中国国学经典所作的漫画译介成为了成功的典范，其中代表有蔡志忠编绘的 “中国古典系列插图丛书” （1994，2018）、萧成材（Jeffery Seow）的《论语全集》（2000）、周春才编绘的《漫画论语图典》（2008）、赵昱编辑的《漫画<论语>全译本》（2011）以及新加坡的《论语》漫画英语全译本等。
以 “中国思想典籍漫画系列” 为例，作品成功运用了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的三种模式（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17]。首先，作者通过文字改写和图像编辑，对中华传统国学经典著作进行复式翻译，即将古文经典的文字表述提炼、改编、转译为现代白话文（关键词或语句仍保留古式表达），做出语内翻译；
第二步，运用绘画方式进行视觉符号的转化，将经典内容及文化内涵做符际翻译，将改编的文本意义进行图像化叙事处理，通过人物形象、场景、对白、旁白、空间结构，甚至无厘头、丢 “包袱” 的超文本 “闯入” 手法，将完整的故事和特定主题呈现在书面的漫画宫格内。最后一步执行语际翻译，请外语专家结合改写文本和图画形象，准确翻译出各个片段的文字信息；
同时，在此阶段完成系统化多模态意义建构，使典籍作品实现在目的语境中的本地化，通过这样的漫画加工和文化市场的传播，达成二度经典化的目的。
图1 国学经典对外译介的两种模式
“中国思想典籍漫画系列” （含汉语版、中外双语版和纯外语版）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畅销东南亚和欧美四十余个国家，被翻译为20多种文字的双语版本， “吸引了不同年龄和行业的诸多读者”[18]。作为该漫画系列特邀译者之一的美国学者布莱恩·布雅（Brian Bruya）高度评价了这套经典作品：
“尽管这套中国典籍漫画英译本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这样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但它的读者不限于专业读者，也还有普通读者，或者说，它适合任何类型的读者。这些读者可能是一名选修中国哲学课程的大学生，也可能是一名仅仅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人、工人或高中生”[19]。
漫画本来就在西方流行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20]，它不仅仅是一种休闲阅读的娱乐方式，还被广泛应用在教育、商业、文化产业中，成为一种重要的知识教育与文化传播手段。由于其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高度的识读趣味性，成为青少年个人成长中重要的娱乐方式和文化学习方式。此外，漫画中的人物、故事、语言、形象、信息片段，甚至其叙事方式和概念印象，往往会在读者记忆中持续发酵，对其个人品味及价值观的养成会产生深远的影响[21]。在西方社会，漫画并不是一种低幼读物或浅读物，它们同样活跃在成年人的世界。在新闻、报刊、学校、商场、影视、科技等行业，甚至在军事斗争和政治宣传中，漫画也会被大量运用。有时，一副漫画所引发的社会效能和文化影响能够远超千金的投资和万言的宣教。漫画影响一代又一代西方人的文化接收方式，形成了以年轻受众为主、辐射不同层次受众的稳固读者群。
这些以漫画为媒介的国学经典作品运用了 “视觉性改写” （visual adaptation）的编译手段，通过图片（picture）、着色（painting）、布局（layout）、分页（pagination）、排版（typesetting）、复制（duplication）、视觉操控（visual manipulation）等方式成功改编了经典，使旧貌换新颜，契合了西方民众的漫画阅读习惯，吸引了大批读者。其成功之处在于：放低了东方古籍中原本高高在上、古色古香的经典格调，走下知性讲坛，焕发出时代的生机，高度贴近或隐喻了现代人的生活，将高雅内容巧妙融于通俗形式，图文并茂，信息模态丰富，增添了阅读趣味，在具备鲜明的文化识别特征的同时，也提高了文学、文化的易读性，最终大大提升了作品的传介幅度和深度。
国学经典的漫画改编并非是对典籍作品的浅加工，优秀的改编作品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模态的系统化译释。
（一）国学经典漫画化的基本原则
原则一：变形不变质。国学漫画运用图文并举的方式对原作经典进行改编，完成符际翻译的过程中，从文字模态转变为其他诸多视觉模态，必然产生表达形态上的变化，但是，这种改变主要发生在意义表达的方式上，对于表达的实质内容不该有损害和歪曲，更不能由善变恶、优质劣化，对传播的意义造成实质的挫伤。
原则二：通俗不媚俗。漫画形式的演绎目的之一就是使文本内容通俗化、大众化，降低读者理解的难度，增添阅读的趣味，这是走近读者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如此编译不等于戏说，并不是为了一味迎合读者趣味，让作品内容肤浅化、粗俗化、纯娱乐化。经典作品的传播意义之一，就是为读者提供一种高级智慧和艺术享受，因此，单图简化、粗暴牺牲掉原作中优质且异化的 “陌生” 元素，删减原作中的形式美感及意义内涵，是一种顾此失彼、简单媚俗的做法。
原则三：达旨胜达趣。由于功能性的原因，编辑漫画的宗旨之一是营造通俗、幽默、简单易懂的阅读氛围，好的漫画作品总是趣感十足。但是，达趣并不是漫画国学经典的唯一目的，更不能为了 “打趣” 而胡编乱造。经典原作毕竟是中华文化集大成者，除了知识的权威性，还有很多庄重严肃的观念、历史、传统、事件、人物、典范等构成了文化传播的对象与内容，是传播作品的精神世界，也是文化交流的核心意义所在，触及并反映其真实远胜过旨趣上的单一满足。
原则四：固本而入境。将原本属于书面文本经典的作品漫画化，大部分是为了融入目标语境，满足读者审美趣味的一种调整措施，并非是这些作品实现 “二度经典化” 的必要手段，因而作品入境与文化传播虽是我们努力的一种理想效果，但与此同时，必须坚持源语文化的本真面目。漫画以典籍中的思想文化内容为信息源，反映的是典籍中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适性，这个根本必须在译介作品的超文本编译中得以突出彰显。
（二）国学经典漫画的传播策略
在执行以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国学经典的漫画式传播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操作策略。
1.概念明晰策略。与西方主流文化中注重逻辑分析、思维理性、概念精确的特征有所不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及语言风格上有重整体轻分析、重意向轻对象、重直觉轻逻辑、重意象轻实证、重归纳轻演绎等突出特征，这些都与模糊性思维密不可分。各种形式的中华文化中都反映出这个特点，在文学、文化典籍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很多 “概念和范畴缺乏周密的界定，几乎都是多相的，即一个概念由多个判断来规定”[22]，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疏于分析实证；
语篇逻辑上往往不求精确、清晰，模糊、粗略、跳跃感强，尚一语道断式的判断和主张。仅一个常用的 “易” 字就至少可判为三义—— “易简” “变易” “不易” （《周易·正义》）。对于这样的特点，需要凸显文化个性时可予保留，而对一般性论述的译释须作明晰化调整，确保表意准确、概念清晰，避免过度含蓄、模棱两可，这也是提高读者作品认知度的必要手法。
2.情感诉诸策略。关注受众的情感心理需求，将作品的阐释手段诉诸于对读者喜好、欲望、习惯、信念、预期等主观接收方式的贴近，兼顾其价值观与评判标准，是一种有益的编译策略。受众的情感反应、好恶方式、兴趣取向以及各种心理诉求，在我们对话语的评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3]。尽可能在情感亲近层面上对受众有所侧重，对于提高作品的认同感，激发作品译介后的持久关注和传播潜力有重要意义和实质作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有很多哲思警语，意蕴含蓄且比较抽象，易引发歧义，西方读者对此很难理解并引起情感共鸣。这时，通过漫画的形象化处理，比如将事理具象化为具体事件，设置人物对话框（balloon）增加情感交流，生动刻画人物神情和文化环境，这将给读者提供更加真切的情感体验，增强代入感。
3.话语顺应策略。由于中西方诗学观的不同，思维及话语方式也有着很多分歧。尽管典籍译介的目的之一是用经典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打开一扇认知的窗口，使国外读者能够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成就、精神世界和思想动力来源，但交流过程中最为困难的环节不在于他们对异化事物的认识与接受，而在于表现、传达、解释这些事物的方式。作为中间媒介环节的叙事风格和话语运用最容易造成交际障碍。经典通俗化演绎的过程中，建议采用顺应受众话语习惯的方式。蔡志忠编绘的《庄子说》就十分注意叙述话语的识解效果。
“想不到你的技术已达到了这样的化境” 被英译为 “Wow,I never imagined that a butcher could attain such a high level of skill”[24]。
英译本中将 “化境” 这个具有汉语哲学意味的术语变译为具有英语隐喻风格的描述方式，把抽象概念具象化，对话语本意进行了引申表述，逻辑合理，话语自然，大大提高了可读性。
4.美学适用策略。作为一种直观的艺术形式，国学漫画的视觉美感要求特殊，既要有令读者赏心悦目、轻松易懂的图文含义，还要充分表现原作经典的文学特色和文化价值，所采用的图文手段必须对美学修辞有极高的讲究。除运用常规的文学修辞手法对文案内部认知信息作优化加工外，漫画中还可通过视觉隐喻对读者产生感性的冲击和引导。例如，在人物形象和语境刻画上，漫画就比纯粹的文字具有更丰富、更生动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一些受欢迎的漫画改编作品中，如 “中国古典系列插图丛书” ，主要人物和场景的绘制十分注意贴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印象特征。例如，将孔子的肖像身材刻画得格外高大，与身边弟子形成鲜明差别，突出其沉稳智慧的人物个性（Salience）。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老夫子的权威语旨[25]。对老子的形象刻画上，注意体现道家朴素自然的特点，保持简约的笔调线条去描绘老子的衣着装扮和神态，其符号化的形象总是低垂着头，似乎对事物一贯淡漠黯然、不予关心，与道家精神中尚静、尚简、无为、自然、超脱的学派气质相吻合。
5.要义萃取策略。要义萃取并非一味地删繁就简，而是在对源语信息进行详略分类处理后，提取关键内容和意义成分进行精致阐释。所以，具体做法是 “择其要予传介，核心处可详解，略其次而约取” 。如对关键人物和专有名词的处理上，就有必要多提供一些介绍信息，便于读者加深印象，建立认知对象。
“庄子名周……” 一语的英文译介者就注意到关键信息释义的必要性，原文虽简短（这是漫画空间美学的要求），但译者却不愿简略处之，增译道：
“The name of our hero is Zhuang Zhou,and like all Chinese names,the surname comes first,followed by the given name.To show respect for his vast wisdom,we add the word zi to his surname,just like Kongzi(Confucius),Mengzi(Mencius)and Laozi...”[24]。
此外，撷取要义加以表达也是漫画特有的简约宫格表现形式所要求的，虽然会使语篇叙事呈现片段化效果，但这也与中国经典惯用的叙事风格相一致，因为 “中国古代的典籍从来就是被碎片化阅读的”[28]。运用好要义萃取策略，就是在碎片化的图文交织语篇中提高叙事效率，从而缩短作品与读者间的信息通道。
6.借船出海策略。作品要有好的推手和平台才能更好地得到传播，深入读者群体。图书出版社、发行机构和作品推介人都是重要的传播媒介。但现实经验表明，对外传播工作中，任务最艰巨的一环往往出现在推广发行的出口末端。国内出版社、发行人和赞助商在海外的影响力不足，对海外读者市场的了解有限，无法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和读者心理。因此，应尽可能与国外业内人士和相关机构合作，利用其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打开海外作品的发行市场，同时，也可借此与受众密切互动，掌握更多更深入的读者反馈意见，以便不断调整作品选择、编辑、制作和传播的具体事务。
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受众的接纳和欢迎，并在目的语境中实现经典作品的二次重生。这不仅需要优秀的传播内容和有效的传播方式作为保障，还要有高质量的作品形式得到读者认同，这样才能用贴近受众的交流话语，走进新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以往只顾追求译作在语言文本上 “忠实” 原文经典、 “以译为本” 的做法，由于其过高的文化格调定位、难以弥合的时代话语差异以及单一依靠文字模态书写的叙事风格，已难以取得大众化传播的理想效果。而以超文本方式编译的国学经典漫画受到了国外读者的亲睐，其中缘由就是作品形态与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阅读习惯和认知方式深度融合，丰富了古雅典籍文化内蕴的现代化阐释模式，增加了悦读接纳的趣味性与可能性。以多模态方式对传统典籍进行语内、符际和语际的复合型编译，能够在确保原有文化精神不变质的前提下，生动地塑造作品的文化形象，形成文化印象，广泛而深入地靠近当代国外读者，消除认知屏障，引起读者对异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开放包容态度，从而增进彼此了解，提升跨文化交流效果，真正有利且有力地实现民心相通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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