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军，唐皇凤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p14)这一论断深刻总结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战略意义，深化了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境界。自我革命作为党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证，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事业不断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并续写新篇章的不竭动力。从1921年到2023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片广袤大地上的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放眼世界，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人数最多且连续长期执政的政党，面对云谲波诡的世界格局与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历史态势，始终以自我革命砥砺初心使命。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充满旺盛生命力、牢固凝聚力和强大战斗力的独特精神品格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成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p1)新征程迈进，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断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使中国的新型大国强国形象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高度认可、充分尊重和由衷钦佩。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国际影响力相适应，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发了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的研究兴趣。时至今日，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研究已经进入中共党史党建研究和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新阶段，成为海外了解中国共产党百余年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窗口。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大战略课题。近年来，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重大命题的提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赵绪生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党自我警醒和自我超越的一种积极、主动的革命性行为，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必须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
其二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解决好自我革新问题[2](p81-88)。程学军和李宏芳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目标指向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方式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3](p82-89)。闫长丽和王冰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自我革命科学命题，是以发挥监督合力实现自我净化，以扬优势、补短板实现自我完善，以守正创新思维实现自我革新，以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实现自我提高[4](p75-84)。
二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品格的理论自觉使然。张俊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特质所决定的，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批判性[5](p18-26)。张继龙和汪淼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应时史观而形成的自省习惯、养成的知过能改的宝贵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培养和锻造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品格提供了珍贵的理论支撑[6](p10-16)。房广顺则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理论基石和文化底蕴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批判性品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我认知、奋发进取等思想，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文化底蕴[7](p24-31)。
三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发展历程。张雷认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淬炼出来的精神品格，历经以自我革命保障革命胜利、以自我革命巩固执政地位、以自我革命提升执政水平、以自我革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历史时期[8](p9-16)。雷青松考察和分析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自我革命的演进脉络，将其概括为以思想革命引领中国革命胜利的革命之维，以党内纠偏、整饬巩固新中国党的执政地位的执政之维，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改革之维，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治国理政现代化的治理之维四个维度[9](p4-11)。张润峰和梁宵则从长期执政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总能高度重视党的自我革命并将其置于关乎长期执政和政权兴衰成败的突出位置[10](p14-26)。
四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沈传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认为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需要坚持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相统一、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 “关键少数” 和 “绝大多数” 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等[11](p28-38)。唐皇凤和梁新芳提出，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高度重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以持镜自检态度强化党的自我监督，是新时代持续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路径[12](p16-26)。马晓星从主动规训权力、积极唤醒全党的责任意识、以政治建设为支点重构党的权威、追寻善治等角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理路[13](p38-45)。
诚如上述，学术界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化拓展。但研究成果多数聚焦于国内研究，对国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研究的关注和总结尚不充分。当前，系统梳理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研究进展，客观总结其研究成果并科学阐释和展现其研究的时代价值，对进一步拓宽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研究的学术视野、丰富相关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和生成都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也有其形成的依据和条件。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逻辑依据的认知主要聚焦于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两个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理论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实际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发展和理论阐释，凝聚构筑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建理论，如坚定理想信念、全面从严治党、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的监督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
“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14](p532)美国学者埃德加·斯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政治思想、政党建设理论等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 “中国共产党像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15](p387)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所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建理论。比如，在党的纪律建设方面， “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和组织都讲严格的纪律——这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纪律”[15](p302-306)。就毛泽东思想而言，其形成是理论与实践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其 “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6](p189)， “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政治学的主要影响是，它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动力的理论和一个职业的革命组织”[16](p191)，特别是在 “阶级斗争理论和政党的重要性”[16](p192)两个基本方面对毛泽东思想影响最深。美国学者本杰明·I.史华慈进一步认为，毛泽东思想仍然保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根据马列主义政党原则创立的学说，毛泽东的政党建设实践表明，他是在中国建设了一个遵循马列主义原理的政党，这个党是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信条充满真诚信仰的共产党”[17](p174)。与毛泽东思想相比，邓小平理论是 “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8](p22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其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和历史性成效，继承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得到海外学界的广泛赞誉[19]。
（二）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征程是党自我革命的实践逻辑
实践是理论之源，是思想的先驱。任何思想理论都要以客观现实为基本依据，并在实践基础上推进思想理论落地生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逻辑理路不仅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建理论之中，而且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现实需要，回应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和现实考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所指出的：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14](p67)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和政党建设， “是他（指毛泽东——笔者注）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他试图改善这种环境的努力之间不断互动的结果”[16](p189)。譬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之际，在面临外部环境挑战的同时，自身的建设也受到严峻考验。美国学者费正清就此指出：
“毛认为革命同时受到了顶层和基层政治组织的反对力量的威胁” ，决定 “用整风运动来克服这两个问题”[20](p366)。这场整风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性执政奠定了坚实组织基础，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不仅是要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更是要重建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21](p258-264)。党的十九大以来，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党的自我革命给予了越来越多的肯定评价。乌克兰中国商会执行主席、经济发展部国际经贸合作司前司长鲁斯兰·奥西边科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是未来10 年、20 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为实现这些重要的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22]。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黄载皓说道：
“中国改革如今迎来攻坚阶段，过去5年已经取得诸多成果，即便如此，在全面从严治党上，中国仍表现出决不放松的坚韧和执着，这是确保长期执政的根本要求。”[19]此外，印度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曼吉卡尔、哈萨克斯坦—德国大学国际问题专家伊戈里·伊万诺夫等也具有类似的认识，他们认为，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面临很多执政考验，如何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视野和情怀的政党，也是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要求”[22]。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
建党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23](p7)，历经艰难曲折和千锤百炼，从苦难到辉煌，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历史飞跃。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历程的认知主要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展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开创性探索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经验时说，我们党有许多宝贵的革命经验，其中最集中表现为她是 “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24](p1480)。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矢志不渝地加强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与各种错误倾向斗争，纠正和清除党内 “左” 、右倾错误思想，整顿党的作风，坚持 “两个务必” 等，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使党内达到高度团结统一，推进中国革命顺利向前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问题，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政党思想是海外学界的研究焦点。日本学者田中仁认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的确立，使得毛泽东的军事指导思想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被充分肯定和认可[25](p261-270)。关于抗战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深入晋察冀敌后， “肃清与改造土匪，统一抗日武装，严明纪律”[26](p124)， “并坚决而严厉地惩治贪污行为” ， “改变与纠正过去多头领导之弊和政府工作人员的雇佣思想”[26](p125)，对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动员华北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瑞典学者达格芬·嘉图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注意对军队中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从而使革命队伍保持严密的组织和纪律，保持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27](p126)。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最具有特色的成就在于动员人民群众为党的目标和需求服务，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我革命、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就是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加强自我革命的实践中，群众利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占据相当的比重，显示出鲜明的群众性特征”[28](p26)。综上所述，海外学界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实践出发，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是如何加强自我革命的，进而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曲折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伟大的变革，它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崭新一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和发展趋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高扬自我革命大旗，通过开展 “三反” “五反” 运动纠正贪污腐化，在全党全军开展大规模整风运动，对 “大跃进” 运动进行反思，纠正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等措施努力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复杂严峻的政治环境和压力下实现了从革命党到全国性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并始终保持着其特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海外学界一般认为，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巩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美国毛泽东研究学者理查德·费理察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极力避免出现官僚阶层，毛泽东试图 “领导一场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29](p106)，即 “开始变革生产关系的政治革命”[29](p107)，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具有重要政治作用。费正清进一步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安定社会秩序，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自我革命、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20](p369)。日本学者近藤邦康也认为，为造就 “集中又民主，纪律又自由” 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注重整顿共产党人的思想与作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30](p247)。反腐败是海外学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另一个视角。美国学者魏德安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党员干部利用血亲、姻亲、校友、同事等社会关系开展腐败活动[31](p12-14)，清除了腐败分子对党的肌体和党员思想的腐蚀，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不断发展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举措，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有力向世界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无限创造力和强大生命力，为其他国家进行现代化探索与建设提供了具有可借鉴意义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使得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世界，中外沟通、交流和合作的加强为海外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常态化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反腐败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措施，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取得新成效，使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为海外学界进一步认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新视域。美国学者汤森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尽各种努力减少了个别党员干部的专横干涉， “坚持干部也必须遵守法治主义、纪律和效率的新标准”[32](p130)， “规范党内程序”[32](p134)，完善了党内民主集中制，促进了改革事业顺利进行。美国学者沈大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违反党纪和腐败行为是对执政党的重大威胁，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言，维护党的纪律至关重要。因此，维护党纪和反腐败斗争以加强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要务[33](p192)。德国学者哈蒂格认为， “三个代表” 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敢于通过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以实现自我革新的坚定决心和优良品质。因为 “三个代表” 思想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责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长远目标[34](p97-114)。综上，海外学界从政党建设的理论产生、改革举措和经验教训等不同视角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认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全面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自身力量的时代。新时代产生新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牢牢把握新时代的新起点、新担当、新使命和新征程，以坚定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全方位、深层次展开，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全面深化党的自我改革、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构筑党自我革命内外动力良性互动等方面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鉴于此，海外学界高度关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新决策和新举措。他们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是重视自我革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他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反腐败斗争、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重要举措。英国学者凯瑞·布朗指出，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共产主义原则，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35](p1-10)。美国学者克礼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坚决抵制腐败现象和行为，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清正廉洁，深入学习党章，加强党性修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 “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位在反腐败斗争中将道德因素放在首位的领导人”[36](p5-1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以坚定决心推进自我革命，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科学制定、落实各种自我革命的措施，从而实现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保持了纯洁性[19]。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不断朝着制度化反腐和善治迈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
总体而言，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逻辑理论和实践历程的研究和认知较为准确。但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一些学者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研究存在某些误区，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保持应有的警惕并予以辩驳。
（一）海外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肯定之处
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积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取得了显著成效，确保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由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和砥砺奋进取得了伟大成就，并对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海外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肯定性认识和评价越来越多且占据主流地位。譬如，美国学者内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是中国的体制并不虚弱，也不缺少政策选择，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通过不断加强党的自我革命，有能力、有信心应对不确定性的困难和挑战[37](p6-17)。美国学者沈大伟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 “收缩与调适” 的双重过程之中，具有强大的自我反省与学习能力。中国共产党虽然面临着急剧现代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但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处于一个 “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 的循环之中。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一个强大而又有弹性的坚固党组织，而且中国共产党的调整和改革是相当有效的，从而巩固了党的长期执政地位[33](p243-245)。正如美国学者熊玠所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自我革命，使得 “中国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度也越来越高”[38](p14)。打铁必须自身硬，这里的 “硬” 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很强的领导力，能够及时有效回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现实问题，肩负起担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的责任。海外学界普遍肯定，能够促使中国共产党自身硬起来的手段，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决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二）海外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认知的不客观之处
虽然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认知和评价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海外学界深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加之研究资料不足，导致其某些研究结论过于片面，带有主观性色彩和情感。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 “和平演变” 攻势，海外学者或多或少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研究难免存在某种偏见甚至谬误之处。一些学者严重歪曲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如有学者错误认为， “在毛与马克思的联系中，还剩下什么了呢？” “显然，剩下了许多名词。”[39](p284)美国学者裴敏欣质疑，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虽然在吸纳社会精英入党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他们对党的忠诚度可能值得怀疑，一旦中国共产党满足他们物质利益的能力下降，他们对党的支持度可能将随之下降[40](p27-41)。实践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反腐斗争，成功击破了全盘西化者散播的 “反腐党亡，不反腐国亡” 的谬论[41](p23-29)。因此，对于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误判、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认识存在的偏差甚至是谬误，我们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如何消除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偏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应对的现实问题。
（三）海外相关认知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处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历史交汇点，要清醒看到并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异常复杂，我们党所肩负的责任依然重大，必须毫不动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有足够底气和勇气经受各种风险考验和挑战的坚固组织。
一是要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和雄厚底气。回溯百余年辉煌历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和雄厚底气的历史。正是在这种精神品格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凝聚伟大组织力量并创造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赋予中国共产党崭新的自我革命使命和责任担当，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探索新的自我革命方式，通过不断筑牢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开展党内学习教育等方式持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自我修复和自我革新能力。
二是要大力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p18)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使命，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基本遵循和动力源泉[42](p102-11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需要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等领域构建一个系统完备的管党治党新体系和新布局，而且要以务实高效的实践方式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加快形成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等。
三是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和实践载体。新时代党的建设是历久弥新的伟大工程，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一以贯之，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以科学的理论引领全党的理想信念、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四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国际形象作为国家的价值观念、经济实力、文明程度等在国际社会上的综合展示，体现了党在国际舞台上的精神风貌，是党执政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勇于自我革命、敢于担当作为等形象品格的新型政党，塑造了良好国际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支持，但同时也受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诸多质疑。新时代，需要 “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43]，具体而言，需要牢固树立传播国际形象的战略思维，构建国际形象传播话语体系，强化国际形象舆论引领力，讲好党的历史故事等，从而帮助中国共产党更好站在世界舞台中央、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23](p19)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领导中国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谋复兴的光辉历程中，始终把党的自我革命作为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最终成为实现从新中国成立的站起来、改革开放的富起来到新时代的强起来的坚强组织保证和政治基础。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始终坚持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显著成就，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善于驾驭各种复杂局面、能够应对任何风险考验的新型执政党，这激起了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研究兴趣。综观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认知，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历程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主题、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于我国学术界丰富和拓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另一方面，由于海外学界不能完全从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用所谓 “理想化” 的国家发展模式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揣测和误判；
部分学者由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主观情感等偏见，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客观评价和全面分析，造成了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片面性理解和主观性评价。这些在不同意识形态对抗中所产生的片面理解乃至错误认知，需要我们积极加以辩驳。当然，我们也要积极借鉴吸收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历程和经验的科学研究及合理建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鲜活实践[44](p16-24)，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和雄厚底气，大力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唯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始终走在时代最前列，始终担当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14](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