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姝妮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沦陷时期北平文坛产生了大量的诗，但诗人创作的情感倾向却各有不同，既表达现实的苦闷，又抒怀时代的哀愁；
既有淡泊明志的追求，也有生活志趣的情致；
既惆怅于往事，也迷惘于前途……北平文坛的诗呈现出多元的情感表达，多趋于哀婉感伤之风，这既是诗人真实情感的抒怀，同时也是诗心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中国文艺》作为华北沦陷区最大的文学期刊，其刊载诗歌作品的数量较多，且集结着华北文坛重要的诗人群体，因此解读《中国文艺》诗歌的精神内涵对于探析北平诗人的价值立场和政治态度以及民族启蒙话语的建构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文艺》共载有282首诗，诗作以新诗为主，白话体入诗，继承了五四新诗的创作理路，注重诗歌表达的主观意蓄。一些活跃在北平文坛的诗人，如公孙女燕、吴兴华、南星、沈宝基、闻青等纷纷在《中国文艺》发表诗作，他们以孤独、失落、忧郁和怅惘诗情标记着时代的痛感。《中国文艺》诗人受英美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将情感作为表现现实、批判现实的核心，以情感观照现实、释怀自我。如果说英美浪漫主义诗人有意建构理想的幻境，表达个体意识和主观情感，那么《中国文艺》的诗人则以现实为基点，注重对客观现实的抒写，展写民族危亡之时的家国情怀。可见《中国文艺》诗歌不只是诗人忧郁情感的宣泄，还印刻着晦暗时代的精神烙印。
诗的“意象”打通了情感与现实的分界。在英美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的影响下，《中国文艺》诗人侧重以主观抒情的方式表达个人的家国情怀，以忧郁、愤懑、失落、孤独的情绪赋予意象以苦闷的象征意涵。
《中国文艺》诗人的末世情怀与凄然诗风是文艺诗歌的共通性，这些意象有流水、落花、秋叶、坟墓、海、夜、月、殒星、死亡、梦等，它们冷峻、忧惧和失落的情感意蕴渲染了诗歌的感伤意境，透露着现实的荒芜感。在这一点上，《中国文艺》诗人借鉴了艾略特诗歌意象中恐怖、神秘以及幽暗的元素。这些意象是艾略特诗歌中涌动的邪恶暗流，它们涂抹着现实灰暗的底色，使虚无、颓废、死亡充斥于诗性世界，同时诗性的世界也放大了现实的拙劣与人的在世焦虑。然而《中国文艺》诗人在创作理路上与艾略特有着极大的不同，尽管二者都是利用意象表现人在世的虚无与彷徨，但《中国文艺》的诗更关注乱世社会对人造成的精神创伤，诗人以忧郁的情感渲染诗境，在此诗人对死亡的关注深化了晦暗时代的精神特色。
“坟墓”是《中国文艺》新诗中常见的意象，死亡使“坟墓”在神秘幽暗之下表现得更为凄凉。蔓芸在《旅程》中这样写道：
不知走向何方？茫茫宇宙，渺渺荒凉，迢迢长途，何处是我的归乡啊？
苍天
啊！明白了!星星指给我旅途，月亮戴着我归宿！太阳送到我坟墓！[1]
“坟墓”是死亡的归宿，生逢绝路才使“坟墓”有了存在的意义，死或许成为超脱现实苦难的方式，“坟墓”是逃避苦难的归所。然而“坟墓”是封闭的、冰冷的、寂静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死亡也无法得到安息瞑目，因为孤独、寂寞、绝望非但没从死亡中消解，反而变成了永恒。正如紫漪在《孤独的心》中写道：
烦闷，孤寂，烦闷愁成了枕头，孤寂变成了吁叹。
我孤寂的——像亚当失掉了夏娃一样
又如原野里的孤坟，荒山。[2]69
“坟墓”埋葬着孤独的灵魂，逝者在孤独中消亡，而生者则在墓碑前承受着孤独的煎熬，“墓铭”诠释了生者无以自持的失落与寂寞。查显琳在《今春的墓铭》中这样写道：
你却暗示岁月呵，寂寞得可怜
我再也无心去谛听你那无声的泪了
因为我眼前
有个比秋天还难受的春天[3]68
这里“墓铭”不只是对逝者的祭奠，也是为在乱世间苟活的生者而祭奠，死亡埋葬了人的灵魂，将沉重的肉身留在了苦难、寂寞、失落的现实。“秋天”裹挟着生命枯槁的“死亡”忧伤，然而原本召唤生命复苏的“春天”却现出“生”的没落，诗人将生与死的思索放置在“春”与“秋”自然节律的反差中，暗示了幽暗社会中生者至深至痛的忧伤和孤独，因而诗人感慨，“春天”比“秋天还难受”。
死亡暗示了人在世的绝望，“坟墓”是死亡的归宿。“坟墓”这一封闭的空间对于现实的苦难者来说也是一个逃离现实的“避风港”，由此显现出人的生存焦虑即为无从改变环境更无以面对现实，于是只能选择逃避。“死亡”是逃避，“梦境”也是逃避。与死亡不同的是，“梦境”的虚幻麻痹着精神的创痛。梦境越美好，现实就越虚无，当“梦境”破碎时，人间的苦难就被幻灭覆上了尘埃。于是，蒹莪在《爱美之梦》中写道，“我离开苦恼人环，来到约到幽境；
可是着约到幽境，只有我孤独一人”[4]48；
倩霞的《残梦》认为，“梦”是“易逝的美景，瞬间的风情，然而梦碎时，你还要赞美那些远去的日子，说它是神仙生活吗？”[5]73“梦”的残酷恰恰在于它建构出虚幻的美好的残酷恰恰在于它建构出虚幻的美好，当“梦”破碎的刹那也泯没了人对美好的幻想，这一幻化的现实反衬出人的虚无、幻灭和彷徨。诗人在现实与梦境的反差中增强诗歌的叙述张力，呈现出人“失望—希望—绝望”的情绪变化。无论是“梦境”还是“坟墓”都无法实现精神的超脱，逃避只会让现实变得更为残酷，于是当寂寞、空虚、幻灭的情绪涌来时，人便被拖入了绝望深处。“坟墓”“梦境”“死亡”等意象具有神秘、幽暗的特质，渲染了诗歌忧郁的意境，而生逢乱世的诗人将时代的苦闷也投射到自然物象中，使代表“爱”与“美”的自然意象现出淡淡的凄凉与绝望。花在《XX的》中写道，“蟋蟀在墙角婉转的悲吟，震动了我的愁心：万籁是无声，寂静，月色像一片明镜，照不见我的幽情”[6]48。“蟋蟀”以动衬静，在“月色”的映照下“蟋蟀”的叫声现出几分凄冷，反衬“我”的孤独与惆怅。甚至诗人在自然意趣中也附以淡淡的哀愁，既融情于景“春天的微风，吹动了我的愁肠”[7]49，也向夜空发问“波峰上复着碎的金片，是昨夜陨落的星颗”[8]50，面对河间溪流又慨叹“涸了的河你家在何处，你哭断了瘦削的心肠”[9]58。“春风”“大海”“殒星”“河”这些自然意象都表现了作者孤独、寂寞、失落和忧伤的情绪，它们褪去了自然的本色被诗人覆上了一层幽暗的精神底色。
自然意象的生长与消亡体现了生命与环境的相生相克，如同人与社会难以调和的矛盾关系，由此触动了诗人对现实的感怀。逆境中的生存与死亡是诗人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选择，“亡”即为民族尊严的碾压，“生”即为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对于求生不得的沦陷区诗人来说，他们只能压抑在生死的夹缝间以“死”者的假寐做“生”者的斗争，分裂的状态使他们陷入个人的伤感中。于是，诗变成了诗人哀婉的吟唱，而自然意象点染着诗人无尽的愁怨。
“蟋蟀的悲鸣”“蝉声的凄凉”“春风的惆怅”“聒噪的鸦群”“残冬的寒风”“坠落的殒星”“汹涌的海浪”这些自然意象无不明证着诗人寥落的心境，国难家愁剥离着沦陷区诗人的归属感，“归乡”是“离乡”游子最真切的向往。“家乡”是生养游子的土地，同时也是被日本侵占的祖国，因而游子的“归乡”不仅是精神寻根的渴望，还暗示着家国认同下民族独立的祈愿。由此，《中国文艺》发表了大量的乡愁诗和羁旅诗。超明在《旅歌》中写道：
这漫长的旅程啊！
细碎的屡音永伴着孤寞的心。
在一段艰辛的日子里，
跋涉了若干田畴，麦垅？
走过了多少清晨，黄昏？[10]47
“归乡”路漫漫，寂寞的心在“艰辛的日子里”饱受煎熬，人们在“归乡”渺远的希望中前行。蔓芸叹道：“不知走向何方？茫茫宇宙，渺渺荒凉，迢迢长途，何处是我的归乡啊？苍天啊！”[1]51诗人心中的故乡如今已被日本人的铁蹄践踏，故乡变成了异乡，人们由原乡人变成了异乡者。乡愁熔铸着异乡者的集体伤痛，人们急迫却又迷茫，不知“何处是归乡”，也不知“何时何日我才能回到可爱的家乡”[11]51，只能“在龌龊的尘世上随波荡漾。悟到了人间的苦甜；
嗜到了人生的辛酸”[1]51，那份乡愁只能在潜藏心底久久不能释怀。日本人的欺凌之辱、战争的罹难之苦、生存的无着之难虽然使“归乡梦”变得缥缈和迷茫，但仍然无法动摇游子的归心，因为“这里终不是自己的家乡”[12]50，这里是“没有光明没有温暖的天涯”[12]50。于是，刘郎写下了《乡愁》：
我想回去啊！
虽然自己的家里，满涂抹着灰尘和蛛网；
更发着阴湿的恶臭。
……
回去是聪明的啊！
任风雨的吹打，我愿把未尽的温情呈现于
爱我的人前。[12]50
诗人一方面有着坚定的“归乡”意志，另一方面又期盼故乡的“归来”。徐亮在《望君归》中写道：
恐惧寂静困绕
塞闷我的气息
呆望你还不归来[13]18
这虽然是一首思妇诗，描写女子盼望丈夫的归来，唯有丈夫虚无缥缈的归期才能缓解其寂寞而压抑的生活，那是她唯一的指望，为此陷入无尽的等待中。诗人在这里将回归故乡的期盼借以思君抒怀，“君”指涉的既是故乡，也是被日本侵略的祖国。而国难当头，家园何在。“望君归”表达了诗人对民族统一、抗日胜利的热切期望，即便“归期”未定，但希望不曾破灭。这希望是民族自强的希望，同时也是打败日本的希望。诗人强调“希望”，意在唤起更多民众的勇气与信心。从《中国文艺》的乡愁诗中可以见出异乡游子“遗自异乡为异客，湖海风尘长漂泊”[14]51，他们“在异乡忍受着揶揄和难堪的凄凉”[15]56，失落与孤独萦绕于心，即便时光易逝，却黯淡不了那份乡愁，于是“愁对花开与花落，苦恨华年逝悠悠”[15]56，诗人深陷个人的苦闷中压抑自我、怀疑自我。正如闻青在《青夜吟》中写道：
我想我自己
我怨恨自己
我不满自己
我更不明白我自己
我想说说不出来的话
我总想不能想的事情[16]15
诗人难以排解的忧郁只能从诗的创作中得以释怀，他们既感怀世事、忧国忧民，也慨叹命运、体味人间辛酸。
《中国文艺》的新诗展现的并不是诗人“爱”与“美”的理想，而是丑恶现实对人性的压抑造成的人的孤独、彷徨、绝望和失落。诗人的情感表达源于现实的体认，家国罹难让漂泊的游子满怀乡愁，“归乡”是孤独的异乡者魂牵梦萦的牵挂。
社会的剥削压迫让黎民百姓生存维艰，“求生”使他们同命运进行着最艰难的挣扎与抗争，于是诗人将创作视野投向了底层民众的生活遭际，书写他们的现实困境与精神苦难，由此《中国文艺》的诗歌呈现出平民化的创作倾向。《中国文艺》的平民化新诗着眼于底层的社会劳动者，他们是凿石者、农民、挖煤工、更夫、木匠、丐妇，①出自诗歌《凿石者》（苏辉）、《粗碗》（乐翁）、《挖煤工》（杜庸）、《更夫》（刘夕草）、《木匠的权威》（秦鑑）、《丐妇》（白琳）、《孀妇》（囚莺）。诗人通过描写他们辛劳的工作与生活的窘迫，反映了黑暗社会对底层劳动者的无情剥削与压迫，表达了诗人对残酷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同时对底层民众给予极大的同情与怜悯。
底层劳动者在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消磨着生活的希望，沉重的劳动负荷压抑得他们无法喘息。为了创造光明，他们变成了黑暗的行者，是在“远景落雾中”“上弦月下”夜行的更夫，是囚困在矿井中的挖煤工，等等。正如杜庸的《挖煤工》写道：
煤坑的井口中的铁罐，又上下移动了。
它现在已不似刚才，反象征了魔鬼，
从黑暗的人间坠到了黑暗的地狱，
将他们整个的送到灭亡的路上。
背上负着大斧，铁罐
手中提了安全灯——黯淡的灯光闪烁，闪烁，
他们已在阴暗狭窄的地道里走着，
他们的劳动，卖命，完全为着大众。[17]35
黯淡的灯光投射在挖煤工灰暗的生命中，释放着熹微的亮光，活着便是他们生存的全部意义。乐翁的叙事诗《粗碗》描写了“张宝嫂”的求生经历，反映出饥饿放大了人性的私欲。为了充饥，“张宝嫂”用孩子换取粮食。围在粥厂的饥民蜂拥争粥，“一个粥厂把门的大汉，扬起藤杆，向饥饿得维持不了秩序的人们头上狂抽”[18]70。人性的道德危机随着生存危机而爆发，在此诗人发出了感叹：“天啊！这是什么年月！”[18]70底层民众面临的生存危机不仅是饥饿之苦，还关联着人与人之间欲望的厮杀。无情的社会扼杀了无辜的灵魂，诗人从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反思人的精神危机，表现了诗人的悲悯情怀。
《中国文艺》诗人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呈现出平民化的创作倾向，通过对底层民众的生活构写，揭露黑暗社会对底层民众的盘剥和压榨，间接表达了诗人对日伪政权的不满和愤懑。《中国文艺》诗人以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展写了日伪时空下底层民众的生活苦难，在民族情感的维度上与民众建立精神的共鸣，抒怀不满、绝望、愤怒和悲悯的复杂情绪，从而在民族的视域下建构文学启蒙的平民化、大众化导向。
《中国文艺》的诗与散文在作家主观创作情绪的影响下打破了彼此的边界，诗与散文的相互融合使散文以诗性的语言、诗化的意境以及象征的意象呈现出诗化散文的特色，由此拓展了散文的表意空间；
而诗也吸收了散文的形式，以自由的诗体和象征意蕴表达了诗人的情感律动和现世思考。诗与散文的交融使作家的主观情感得到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一方面，特殊的文化语境缩减着文学启蒙的边界，作家不得不从文体形式的探索中建构文学启蒙话语，个人对现实的反思赋予主观表达的情感动因，故而促进了散文诗的发展；
另一方面，散文诗的意境表现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其朦胧性和多义性丰富了文学意蕴的表达层次，继而呈现出文学启蒙话语“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隐言特性。
散文诗是用散文的话语形式创作的“诗”，尽管它冲破了诗歌格律的束缚，但其形式、意境、象征和情感都体现出诗的本质。在诗与散文的边界处，散文诗是凝结着两种文体特征而形成的一种诗体。《中国文艺》的散文诗既慨叹灰暗无望的人生，也感怀稍纵即逝的华年；
既惆怅于爱情的创伤，也偶感于世事的苍凉。诗人忧郁、苦闷、孤独的情绪映衬着时代的幽暗和凄怆，诗性的思维与想象使现实在诗境中得到了象征意味的阐释。露莎的《烛》以烛的燃烧过程为线索探讨生命起落，最初的生命是“燃着那根白色的线心，发出灿烂的光辉，在杏红的火焰里跃动着一片天真的，希望的欢笑”，然而在“长日的寂寞，火舌上吐不出心情的郁结”，“烛”只能“忍耐了焚心的痛楚，默默的淌着泪，闪动着光焰里，再也笑不出了”，于是“烛”在经历“生活的重载，风雨的摧残”后沉默地啜泣，生活的煎熬让“烧得焦黑的烛心”耐着疲倦与孤独，最终生命的烛火“渐暗，渐黑，吁出了青烟”，将最后的哀吟消损在“烛心”的残泪中，死亡的黑暗吞噬了生命微渺的烛光。[19]30“烛”的燃烧不仅象征生命的轨迹，它还象征诗人心中朦胧、渺远又脆弱的希望，充满激情与朝气的生活理想被黑暗的现实摧残，白色的“烛心”被现实灼烧成焦黑，即便挣扎无力，也要释放短暂的光亮。而烛光的熄灭不仅带来了理想的幻灭，还让诗人陷入了无尽的哀思与绝望，生命殒灭的余烬化为诗人心中难以愈合的创伤。现实的虚无与理想的幻灭郁结着感伤情绪，使得诗人敏感于生活细微变化给予生命的启示。《榴》中珍珠般饱满、晶莹的石榴子转而变成了“瘦消苍白的骨骸，伴着几点未干的血泪”[20]31，瞬息之间丰盈的“生”变为枯槁的“死”，由此触动了诗人敏感的心弦追问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生’是可留恋的么？”既然生无可恋，死自然是生的归宿，与生的短瞬相比，死亡成为永恒的命题，死亡与虚无附着于诗人在世的焦虑。然而现实的生存困境又迫使诗人反思生之所向，这既是对生命价值的拷问，也是对死亡归所的怅惘，现世的绝望与个体价值的失落使诗人的悲观情绪在生与死的对话间隐隐现出。烛光与石榴象征着生命短瞬、艰难的历程，诗人点滴的生命哲思亦在心灵的书写中呈现。梅君的《星语录》在诗境与现实的对比中表现了诗人在世的虚无与彷徨：
荒芜的园里只有那棵长生的圣诞老树仍旧翠绿，
多少死亡与绝望，正在引诱这棵孤独冷静的心呢？[21]52
“荒芜的园”与“长生的老树”形成了生命逆向的对比，废墟中的生命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死亡与绝望”在不断地威逼这棵孤独的树，“垂死的绝望，正向铁链咬着我们囚徒的瘦腿一样”[21]52。但甜蜜的爱情却给予绝望的灵魂以希望与宁静，于是诗人描绘了一幅充满爱意的景致：
小鸟在宇宙的中心唱着歌，星儿站在高处舞踏着，月亮姗姗的躲过大厅，在树间，河边，绿影交织的里面散步，多少花儿正在搔首，忸怩[21]52
诗人的宗教情怀以“爱”与“美”的礼赞拯救着人的在世之苦，绝望孤独的灵魂在自然诗意的美好中洗涤。诗人欲以宗教超脱现实的苦难，个体精神的超越释放着自我救赎的光亮。诗人的宗教情结对现实苦难的排解恰恰显现出民众无以复加的现实之痛。宗教既是一种消解忧郁苦闷的方式，同时也是一次个体精神的自省。然而，宗教启蒙话语与民族启蒙话语却显现出迥异的精神路向，一个是在教义中寻求精神的超越，另一个则是在民族意识下施行民族自救。宗教对个体精神的修为在民族的视域下难免显得气力不足。正如植荒在《文章憎命达》中所言，作家“一双耳朵，专要从这时代的哭笑谈嚣，一条精神的舌头，专要叹人间的苦辣酸甘，这样就可以获得宝贵的文学情绪”[22]18。可见，如此晦暗的时代需要作家以家国情怀着眼于社会现实，展写沦陷区民众的生活苦难，创作具有社会批判性的“时代的文学”以重振国民精神，这体现了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有识文人的创作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文学创作的启蒙作用。
爱情诀别诗《寄给她》是一位男性写给女友的分手诗，他不愿阻碍她的前程，她内心的污秽玷污着爱情的纯洁，为此男人收起青春的莽撞和情愫决定离开，于是他说道：“在最高超幽越的灵魂里我们断绝了藕断丝连的关系吧？！再见吧？！姑娘！沙扬娜拉……”[23]29因姑娘内心污秽的欲望玷污了“我”对爱情纯洁的向往，所以“我”的离开不仅表达了对“她”轻浮淫荡的不满和愤怒，也表现出对个人道德立场的维护和坚守。由此观之，“姑娘”还潜隐着另一重象征义即为卑污不堪的社会。诗人以“我”对美好爱情的期待暗示对正义道德观的价值取向，从“灵魂”里“断绝藕断丝连”表现出诗人对卑污社会的反叛和疏离，也描绘出一个富有青春怀想的青年对社会的污浊和伪善充满了鄙夷，于是追问：
何苦？打着正义的旗帜，掩饰着正义的怅暮接近了我这独孤的真理信徒。[23]29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欲望泛滥的社会冲击着人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现实的虚无感使个人陷入价值失落的道德困境。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和无力。于是，坚守正义的道德理想既确证了个人对自我的认同，又表现个人对社会的抵抗与疏离，彰显着诗人的道德良知与人文关怀，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散文诗的“非格律”性使诗的表达更为自由，散文的体式与诗意的语言更深切地抒怀了诗人们的情感意绪，他们的忧郁、惶惑、犹疑显现出现实的卑污虚无与个体价值的失落。人与社会的矛盾不仅是道德观念的冲突，还关联着民族危机之时国民的政治焦虑。由此，诗人复杂的情感丰富了散文诗的情感意蕴，使散文诗的内容趋于多元，既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并且它从诗人的情感立场与道德观表现民族、社会、民众的主体困境，以主观的情感体悟激发集体的现实认同，从而拓展了散文诗的文学启蒙空间。
《中国文艺》的散文诗强调文学的审美理想和诗人的个体意识，意象与意境贯通于两种文体创作中，深化了诗人主观情绪的表达。诗人们抒怀末世的忧伤情绪与现实的焦虑，既有家国情怀的感伤，也有生存危机的窘迫；
既有个体价值失落的哀愁，也有战争罹难的落寞，他们的情感掌控着诗与散文的叙述节奏，丰富了散文诗与诗化散文的情感内蕴。散文诗摆脱了格律的束缚，为诗歌的创作开掘了启蒙话语的表达空间，其诗性的审美追求也影响着诗化散文的创作理路。尽管诗性的审美理想建构着作家“美”的情思和想象，但有识诗人的审美态度却无法回避现实的灰暗与精神的创伤，因此诗性美的创作追求在作家忧患意识的作用下呈现出现实苦难的诗意表达，继而构成了文学启蒙话语的叙事张力。散文诗的文体形式深入到诗人的情感内部，不仅揭示出作家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还显现着他们的人格理想对苦难现实的超越，即从诗的意境升华为人格的境界。
《中国文艺》的诗通过诗人抒怀现实焦虑与末世情绪表现苦闷的时代，忧郁、彷徨和感伤的复杂情感既是时代留给诗人的精神烙印，同时也是诗人为时代吟唱的哀歌。作为这个时代孤独的“异乡者”，《中国文艺》诗人为精神的还乡而苦苦求索，现实的苦难与理想的幻灭使他们的诗显现出无力与绝望。散文诗打通了诗与散文的分界，诗人的审美理想与忧郁的情感使得两种文体呈现出忧伤哀婉的创作风格，文学的审美理想观照着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的悲悯情怀，由此拓展了文学的启蒙空间。以文学的“人学”观建构文学启蒙话语，由国民的情感认同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中国文艺》诗人的民族立场和家国情怀。这不仅是文学困境中《中国文艺》诗人坚守的文学理想，同时也是特殊语境下《中国文艺》诗人作出的道德选择，他们的启蒙之言在历史的尘埃中日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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