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豪
1)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北京，100081；
2)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美国伯克利，94720-2550
内容提要: 依据文本对勘的方法，从图片和文字两个方面对《北京西山地质志》中、英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图片方面，英文本作了大量的增补和解说，内容更为详实准确。文字方面，中、英文本目录存在明显差异。英文本序言和注释有其独到的价值和意义。中文本正文的细节增补，应是吸收了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中、英文本比较研究为认识《北京西山地质志》的价值与地位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学术依据。
《北京西山地质志》(简称《地质志》)是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地质学家为主力撰写的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地质志》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表，由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1920年刊行，后由实业总署于1940年重印(叶良辅等，1940；
L F Yih et al., 1940)。两种刊本印数稀少，导致该书原版流传不广，长期以来人们常利用中文本复印件或影印件从事研究，对英文本详察较少，对中、英文本的具体差别注意不足。2016年，《地质志》中、英文本影印出版(叶良辅等，2016)，以1940年实业总署重印本为底本，原样影印原书封面、正文、插图等信息。该书的出版为中、英文本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笔者以《地质志》2016年影印本为核心，利用文本对勘的手段，对该书中、英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图片和文字的具体差异，从而为理解《地质志》在中国地质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提供更为准确和可靠的学术依据。
北京西山属太行山支阜，是中国最早展开地质调查之处。最早调查工作由外国人进行。1863年，美国学者庞培莱( Raphael PUMPELLY, 1866)在此调查地质情况，提出震旦上升系(Sinian System of Elevation)概念。1869、1871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82)两次前往调查，提出震旦系(Sinian System)概念。此后不断有外国学者进入中国进行地质考察(吴凤鸣，2009)。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在实业部设立地质科，章鸿钊、丁文江先后任科长。1922年初成立中国地质学会。1913年初，丁文江接任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科长，提议开办地质研究所培养地质人才，以改变中国地质调查研究为外国人垄断的局面(李学通，2006)。
1913年6月，民国政府改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又设立地质研究所，丁文江出任两所所长，开启了地质科学研究本土化的历程。地质研究所于当年10月开学，最初招收学生30名。因各种原因陆续有学生退学。从第二学年起至1916年毕业，共有22名学生在所学习。1913～1916年，教师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及外籍教师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瑞典)、索尔格(F. SOLGER，德国)等组织率领学生叶良辅等人在西山进行地质调查与实习(表1)，并进行1∶5万地形地质图测绘(李学通，2006)。
表1 1913～1916年地质研究所师生在京调查实习简表
在大量地质和测绘的实习基础上，1918年冬起，由英文水平较高的叶良辅执笔，完成了英文本《地质志》(第二章由翁文灏撰写)。又将英文本译为中文，请章鸿钊撰写序言(简称章序)。中、英文本同时在1920年作为地质研究所甲种专刊第一号出版。中文本序言、引言均未说明译者，至今亦未见档案披露。
以上简要回顾《地质志》编辑出版过程。此书先有英文本再有中文本，且中文本使用较为浅近的文言，用语较为简洁典雅，若干地质学名词的译名也成为中国地质研究的通行译法。但该书英文本正文124页(含引言，不含单独插图)，中文本正文只有92页(含引言，无插图)。即使考虑到中、英文两种文字字数表达的差别，也需进一步思考：中、英文本的内容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中、英文本最大差异在于：中文本无图片，英文本包含所有图版(Plates)和插图(Figures)。前者即撰写者拍摄照片，以英文Plate加罗马数字排序；
后者即撰写者绘制的图，以英文Fig.加阿拉伯数字排序。中文本分别称为单张印版和书内插图，具体编号仍使用英文Plate、Fig.，次序与英文本一致。中文本目录对图片有所标记，正文则无交待。
中文本没有图片造成长期以来使用中文本的研究者很少对它们进行讨论分析。国连杰(2014)盛赞报告所附《北京西山地质图》(Plate ⅩⅢ，实测1∶5万，缩绘1∶10万)是“中国首张野外实测的中比例尺地图”，但未提及同样由实测所得《西山地文简图》(Plate VⅡ，1∶25万)、《北京西山地质剖面图》(Plate ⅩⅣ，1∶10万)、《北京附近地质图》(Plate ⅩⅤ，1∶100万)3幅重要的地质图。吕金波(2020)曾利用英文本，讨论《北京西山地质图》(Plate ⅩⅢ)及英文本第2页图一(Fig. 1)。他指出英文本第2页图一中的“5个不整合”对中国构造运动的命名和划分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对译法和命名进行讨论。遗憾的是，他的分析止步于此，未能就中、英文本图片的大量差异再作进一步讨论。经过文本对勘，笔者将中、英文本图片的差异细分为两种情形。
2.1 图版(Plate)增补
图版(照片)增补主要表现在中、英文内容基本对应，但后者更为丰富详细。中文本只有简要名称，英文本则对图版内容进行具体说明(表2)。
表2 中、英文本图版(照片)差异对照
以Plate Ⅰ为例。中文本标记为“芹峪口寒武纪地层 牛心它奥陶纪石炭纪二叠三叠纪地层”，英文本将Plate Ⅰ细分为两图。A图在芹峪口外，标注“东北向五里，显示下震旦系(寒武系)红软砂岩之间的中灰岩”，B图在牛心它外，标注“向北望视图，从底部到顶部为上震旦统石灰岩(奥陶纪)、石炭纪煤系和二叠—三叠纪蛇纹岩”。不仅补充照片拍摄的地理位置，还说明了地层的不同岩石构成及地层堆叠关系。其他增补内容也大体如此。可见英文本内容信息更为准确、详细。
Explanation of Plate(即图版说明)最为明显的差异体现在Plate Ⅴ、Ⅵ。中、英文目录内容基本对应，但英文本在正文还列出Explanation of Plate，补充说明标本结构、属性及采集地点等信息(表3)。限于当时技术条件，偏光角度下拍摄的矿石照片印刷并不十分清晰，因而说明文字的价值显得愈发重要。
表3 《北京西山地质志》(英文版)图版Ⅴ、Ⅵ所附说明
Plate Ⅶ、ⅩⅢ、ⅩⅣ、ⅩⅤ均为比例尺(缩尺)彩色印刷地图，Plate ⅩⅣ在中、英文目录中均未标注比例尺(缩尺)，原图显示比例尺(缩尺)为1∶75000。对一部地质学著作来说，清晰的彩色图版往往比黑白图版更有价值。严格按照比例尺缩编的地图，它的意义和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英文本照片下方的文字，有的标注了拍摄者姓名。Plate Ⅳ、Ⅹ-B、Ⅺ-A、Ⅺ-B均为安特生拍摄。
中、英文本图版信息对勘显示，英文本图版信息比中文本更为丰富。具体表现在：① 英文本标注地理位置信息，对地质考察研究非常重要；
② 英文本补充说明不同地质年代地层中具体的岩层信息，不同程度体现在Plate Ⅱ、Ⅲ、Ⅳ、Ⅷ、Ⅸ中；
③ 部分照片标注拍摄者为安特生。
2.2 插图(Fig.)解说
英文本对插图解说更为细致，中文本完全阙如。其中Fig. 1已有吕金波(2020)作出分析讨论。剩余15幅插图，除Fig. 15为“门头沟矿井分布图”(英文本标注比例尺1∶4万)，其余插图均为山体地质剖面图。
中、英文本插图目录基本对应，但英文本插图又说明地质年代、岩石构造，有的较英文本目录更为详细。以Fig. 7为例。Fig. 7中文本为“言李沟之剖面图”，英文本目录与之对应为“Section of Yen-Li-Kou”，插图又增加“SW of Wang-Ping-K’ou”(王平口西南)，说明剖面图采集地点。其下文字又显示，这一剖面依地质年代可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属奥陶纪(Ordovician)，1表示暗青色石灰石(dark blue limestone)，2表示淡黄色白云石灰岩(yellowish dolomitic limestone)；
第二部分为含碳煤系(Carbo iferous coal series)，3、7表示黑砂质板岩(black sandy slate)，4表示无烟煤煤层(anthracite seam)，5表示黑色页岩(black shale)，6表示聚碳酸酯(cong omerate)；
第三部分为侏罗纪(Jurassic)，8表示辉绿岩(diabase)。其他地质剖面图内容大体与之相似。
有些插图也标注绘制者姓名。Fig. 6标注为V. K. Ting(丁文江)，Fig. 8标注为H. C. Tan(谭锡畴)，Fig. 13标注为T. I. Loo(卢祖荫)，Fig. 14标注为the China American Trading Co. (美国茂生洋行)，Fig. 16标注为V. K. Ting & H. C. Tan(丁文江和谭锡畴)。这些标注看似微不足道，但显示出《地质志》其实是师生集体合作的产物。笔者研究进一步表明，虽然英文本封面署名L. F. Yih(叶良辅)，但由标注清楚地知道，《地质志》不仅是地质研究所师生通力协作的产物，还是中、外学者共同合作的成果。
相较于图片，二者在文字方面的差异较小，但并非可以忽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人们首先关注著作的文字内容——尽管在地质学著作中，图片的功能往往是文字无法替代的。
3.1 目录
中文本目录较为简单; 而英文本目录不仅复杂，且层次更清晰，科学性更强。以第一章为例。中文本目录第一章抄录如下(省略页码)：
第一章 地层系统
新元古界 砂质灰岩 下马岭层 时代及比较
寒武纪 下震旦系
奥陶纪 上震旦系 时代
石炭纪 杨家屯煤系 时代及比较
二叠三叠纪 红庙岭砂岩层 时代及比较
下侏罗纪 门头沟煤系 不整合 九龙山系 时代及比较
上侏罗纪 髫髻山层 不整合 时代及比较
新生界
英文本目录逻辑框架更为合理(附译文)：
Chapter 1 Stratigraphy(第一章 地层情况)
Neo-proterozoic(新元古界)
Siliceous limestone(硅质石灰岩)
Hsia-Ma-Ling formation(下马岭层)
Palaeozoic(古生界)
Cambrian—Lower Sinian(寒武系—下震旦统)
Ordovicien—Upper Sinian(奥陶系—上震旦统)
Carboniferons—Yang-Chia-T’un coal series(石炭系—杨家屯煤系)
Transition from Palaeozoic to Mesozoic(古生界向新生界的过渡)
Permo—Triassic—Hung-Miao-Ling sandstone(二叠—三叠纪—红庙岭砂岩层)
Mesozoic(中生界)
Lower Jurassic—Men-Tou-Kou coal series(下侏罗纪—门头沟煤系)
—Kiu-Lung-Shan series(九龙山系)
Upper Jurassic—Tiao-Chi-Shan formation(上侏罗纪—髫髻山层)
Cenozoic(新生界)
英文本目录排列方式遵守“章—节—小节”的写作规范，且章节排列顺序与年代地层单位的大小顺序(界—系—统)完全一致。第一章为地层情况，下分5节：新元古界、古生界、古生界向新生界的过渡、中生界、新生界。每一节下面又分若干小节，如第2节分3个小节，依次是寒武系—下震旦统、奥陶系—上震旦统、石炭系—杨家屯煤系。英文本正文叙述也按此种逻辑架构展开。表明《地质志》虽由第一批中国地质学者撰写，但已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英文本吸收了西方章节体著作的特点，按时间顺序分门别类，层次清晰，逻辑分明。
中文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层次不够清晰，不熟悉地质年代的读者无法透彻了解各地质年代的逻辑关系。中文本将地质年代单位和年代地层单位混用。地质年代单位从大到小依次是宙(eon)、代(era)、纪(period)、世(epoch)，年代地质单位从大到小依次是宇(eonothem)、界(erathem)、系(system)、统(series)。前者是时代的单位，后者是地层的单位。中文本第一章初始和最后使用“新元古界”“新生界”(年代地质单位)，中间都用诸如“寒武纪”这样的地质年代单位。这种情况应当有两方面的原因。①当时野外考察资料不足，造成认识偏差。②中文本经丁文江修订补充(详见“3.2.3勘误表和其他”)，参考的李希霍芬《中国》等著作内容较为粗糙，在地层划分方面承袭李氏之误(黄汲清，1993)。
(2)目录突出英文本缺少的“不整合”和“时代及比较”2项内容。当时在野外勘测中发现，门头沟河滩北山在下侏罗纪时代发育出九龙山系，门头沟髫髻山在上侏罗纪时代发育出髫髻山系。说明当时地壳受到强有力的挤压而隆起形成褶皱。强烈的地壳运动造成两套地层之间的地层接触关系出现不协调，称之为“不整合”。翁文灏(Wong Wenhao, 1927)把二叠—三叠系与下侏罗系之间的不整合命名为“印支运动”，把下侏罗系与上侏罗系之间的不整合命名为“燕山运动A幕”，二者均属总的“燕山运动”。吕金波(2020)指出这对中国构造运动的命名和划分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中国地质学者经过实地勘察和测量后提出的现象以及地质构造运动概念，也是对地质学的一大贡献。中文本特意在目录中强调“不整合”，意在突出这一现象对中国地质研究的价值。增添“时代及比较”的内容，便于中外学者更好地进行地质对比，从而促进国际对话与交流。
3.2 正文
中、英文本正文基本对应，但有3点明显差异。
3.2.1序言
英文本序言由丁文江撰写(简称丁序)。中文本序言没有直译丁序，另请章鸿钊撰写新序。章序虽提到当时开展工作的情况，但主要对诸位师生加以勉励，实质内容不多。中、英文本引言均由叶良辅撰写(简称叶引)，主要介绍地质工作缘起、内容及对前人观点的修正。丁序虽然不长，却补充了章序、叶引未曾提及的内容。
丁序首先指出：“这些零碎的材料如果放到一起观察，那么在细节和准确性上都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它是由一群毕业的学生独立完成的。”之所以决定出版该书，是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修改的机会似乎十分渺茫，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忙于准备计划的1∶100万地图和矿产资源调查的巨大任务。”接着又指出第五章内容多有重复，且在他的建议下撰写。“当时关于地层学的部分已经出版了。因此，某些重叠难以避免。”这段话涉及3个问题。
(1)丁序所说“巨大任务”指的是什么？丁序未交代，应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地质调查测绘事业有关。地质研究所成立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即按照国际规定的通行标准和规范，规划和编制1∶100万的中国地质全图及相关地质报告。当时北京的图幅已经完成，但还有更为广大地区的地质全图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全体人员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经过多年实地测绘和室内编制，1924年谭锡畴主编《中国地质图说明书(北京—济南幅)》、1926年王竹泉主编《中国地质图说明书(太原—榆林幅)》、1928年李捷主编《中国地质图说明书(南京—开封幅)》先后出版(国连杰，2014)。以上三书均附有1∶100万地质图以及各类地质图件。这应是丁序所说“忙于准备计划的巨大任务”的具体所指。
(2)第五章内容多有重复，主要因为它大量参考安特生的著作和报告。英文本88页引用Tien-Pao-Shancoalmine(《天宝山煤矿》，1914)，94页、107页、109页、110页引用Chai-Tangcoalbasin(《斋堂煤田》，1917)，均为安特生著作。
(3)“当时关于地层学的部分已经出版了”，“地层学的部分”应指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以下简称《修业记》)。《修业记》是章鸿钊、翁文灏将师生历年所作69份地质调查报告的集结汇编。它们不仅包括北京附近的地质情况，还包括山西、安徽、绥远等地的地质情形(吴凤鸣，2008)。全书共分6章。从目录前后继承关系来看(表4)，《修业记》显然是《地质志》的前身和蓝本。特别是《修业记》在地质年代单位中文译名的确定方面有开创之功。《修业记》、《地质志》的目录安排方式，又为后来各类地质志继承。丁序说这些零碎的材料由一群毕业的学生独立完成。初读此处甚感困惑，因为丁氏的英文表述是graduating students。这群学生早在1916年7月14日已毕业(李学通，2006)，又据叶引，《地质志》基本内容在1919年夏天(英文本署六月，中文本署七月)完成。丁序署日期为1920年9月，是年1月执笔人叶良辅已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进修(浦庆余，2012)。1920年9月距学生毕业已4年之久，何以丁序还使用graduating students？原因恐怕在于这些“零碎的材料”原本取材自《修业记》，而《修业记》出版之时正值学生毕业。
表4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与《北京西山地质志》目录对比
比较《修业记》、《地质志》目录，前者第五章为“矿产”，主要涉及煤田和铁矿，而后者第五章为“经济地质”，包括煤田、金属矿质、非金属矿质及石坑3类。后者多出来的内容来源是什么？中、英文本正文都交代，第五章内容多摘译自安特生《斋堂煤田》。《斋堂煤田》出版于1917年，1916年完成的《修业记》也就无法吸收铁矿以外的金属矿质、非金属矿质及石坑的内容。
丁序还对索尔格的贡献表示由衷感谢。索氏于1910～1912年绘制1∶20万北京西山地质图，在测绘方面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他的帮助应该在于地质测绘方面(吴凤鸣，2008)。由此不难看出外籍教师安特生等人对《地质志》的编写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胡适，1998)。外国学者的研究，因地缘之故，较为粗糙。《地质志》虽引用西方学者观点，但并非简单转述，而是在批判中继承，具体分析时还修正了西方学者的一些错误观点。
3.2.2注释
中文本少有注释，而英文本注释详尽(表5)。《地质志》主要引用文献有G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Mongolia and Japan(有时简写为Researches in China等形式)、China以及Chai-Tang coal basin。《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著者庞培莱，《中国》著者李希霍芬，《斋堂煤田》著者安特生。庞培莱是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西方地质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当时国际学术界的空白，具有拓荒性质(杨静一，1996; 孙承晟， 2021)。李希霍芬的成就更为广泛，在地层学、地质学、 构造地质学、煤田地质学等多个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王根元, Cert Michel，1990; 孙承晟， 2021)。《地质志》第四章、第五章大量素材取自安特生的著作和报告，一些照片也由安特生拍摄。三位学者都是名噪一时的地质学家。他们的著作既是《地质志》商榷讨论的对象，也是《地质志》得以编撰的前提和基石。这些注释不仅显示出英文本在学术规范方面更为严谨可靠，且表明《地质志》的编写实质上大量参考了庞培莱、李希霍芬、安特生等人的前期调查研究成果。英文本的注释表明中国地质学者在学科建立伊始就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与国际学术同行对话交流，在积极探索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忘追求国际化的愿景(欧阳哲生，2008)。这是《地质志》能够在当时引起国际同行重视的原因之一。
表5 《北京西山地质志》英文本引用文献一览
3.2.3勘误表和其他
中、英文本的第三个差异，表现在英文本还附有一张勘误表(errata)。这是实业总署在重印时，发现初版一些文字误植，又不便于重排，故增加一张勘误表以正其讹。勘误表主要纠正英文拼写错误，对中文本的理解并无实质影响。
中、英文本正文虽大体可以对应，但第三章有一处文字顺序略有差别。英文本第三章54～60页，先叙述“西山与其附近区域地质构造之关系”(The structural relations of Hsi-Shan and its neibouring mountains)，接着叙述“地质运动之时代及其影响”(Date and effect of movements)。同样的内容在中文本第45～49页，次序却是对调的。
细节方面，中、英文本也存在一定差别。英文本第一章第23页表格，表头列有“locality”(地点)、“Moisture”(水分)、“Volatile M.”(挥发分)、“Fixed C”(尽灰)、“Remarks”(焦性)、“Ash”(灰分)、“Sulp.”(硫分)、“Calorific power”(热力)8项内容，并说明摘自安特生《天宝山煤矿》。中文本第20页表格略有不同。① 中文本另列“煤之种类”一项，五处地点(牛占附近之窑神窪、王成峪吉顺窑、双石头、达摩岭、马兰村)煤的种类依次为烟煤、烟煤、无烟煤、无烟煤、无烟煤。
② 英文本达摩岭、马兰村“焦性”一栏空缺，中文本作“不可炼焦”。③ 中文本“灰分”一栏补充颜色，依次为赭色、红赭色、赭色、赭色、红赭色，马兰村采集标本，英文本标注为20.35，中文本标注为“二〇、五五”，不知是否为排版之误。④ 英文本达摩岭、马兰村“热力”一栏，数字后附加问号(？)，表不确定，中文本无问号。除第 ② 项可能存在文字误植外，其余均是中文本新增内容。
中文本内容增补或修订的依据是什么？1919年3月19日，北洋政府批准成立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the Lung-Yen Co.)，举行首次股东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丁文江为官董事。同年该公司在石景山东麓征购了1107亩土地作为石景山炼厂的厂区(郑连明，1986)。丁氏对该公司所需铁矿和昌平锰矿的研究贡献甚多，同时也与该公司不少人士结下了深厚友谊。丁序指出，叶氏前往美国后，“许多矿业朋友，特别是龙烟公司助理工程师陈国新(K. S. Chen，音译)先生，向我提供了更多新近的信息，他应我的要求专门前往磨石口和杨家屯，并进行了细致的修改”。陈氏作为矿业公司的工程师，完全有可能对标本属性、颜色进行再次鉴定和试验。故中文本修订应与陈氏等人的帮助有关。当时执笔英文本的叶氏已赴美留学，丁氏所说“细致的修改”虽出自英文本，但类似的增补或修订，应主要针对中文本展开。这也再一次说明《地质志》在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的修订和增补。
笔者依据文本对勘的方法，从图片和文字两个方面对《北京西山地质志》中、英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图片方面，无论插图还是图版，英文本都作了大量增补和解说，内容更为详实准确。它们不仅为了解中国早期地质事业提供若干生动的细节，也丰富了对当时地质研究工作的认知。文字方面，中、英文本目录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英文本的序言和注释有其独到的价值和意义。中文本正文的一些细节增补，应吸收了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地质志》中文本在地质术语的创建方面贡献颇大，并对外国学者的错误进行了更正和修订，而英文本补充了中文本缺失的一些内容。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考虑到长期以来未能充分利用英文本，因此有必要呼吁学界重视对英文本的阅读和利用。
《北京西山地质志》中、英文本的对勘与互校，清晰地展现出在中国地质学创建之初，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等人按照现代科学的理念，把国际通行的理论、思想、方法贯彻到实际的教学和研究之中。同时《地质志》也是中外学者相互切磋、质疑辨难、共同进步的结晶和典范。中、英文本《地质志》的印行，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积极探索地质学本土化的发展，在标准与规范方面既讲究与国际接轨，又保留若干中国特色。中、英文本《地质志》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认识《地质志》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为更合理地评价《地质志》在中国地质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可靠的学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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