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婕 杨珊珊
(青岛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地区不平衡发展是当下经济发展面临的显著问题。由于经济政策、开发历史等方面的差异，生产要素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明显。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我国又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地区发展的政策，如中部崛起、“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很好地贯通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使三大地区经济差距呈现缩小趋势。
然而在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缩小的同时，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又面临新的问题。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GDP增速在南北方地区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南方地区的经济转型保持良好势头，人均GDP水平逐渐赶超北方地区。[1]近年来，南方地区的GDP占比逐渐增大，到2019年已高达64.5%，而北方地区的占比有所降低。“南北方地区经济问题”已经成为新的地区经济问题。那么，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是多少，各时间段不同影响因素对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强度如何，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尝试测度地区经济差距的大小，并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而为缩小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提出建议，也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参考。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近年来，我国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经济问题。基于此，部分学者对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测度的研究。为了衡量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的大小，动态地描述地区差距变动过程，部分文献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进行测度。[2]此外，部分学者使用统计指标进行测度，如经济指标、速度指标、相对指标等。[3][4][5]
第二，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演变的研究。学者们研究发现，近年来北方地区多个省份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南北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5]20世纪50至60年代，北方地区发展速度快于南方，并且这一速度差距缓慢扩大。改革开放后，南方地区发展速度逐渐赶超北方，经济差距缩小，1993—2013年，南北方地区间经济差距在极小范围内波动，2013年以后，南北方地区间经济差距逐渐扩大，但在这一过程中，南北方地区内差距一直是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2][6]
第三，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产生原因的研究。为了研究由于南北方地区经济增速差异造成的地区经济差距，部分学者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分析。一是从劳动力入手，认为北方地区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1]二是从资本层面展开研究，认为北方地区投资增长乏力会导致地区资本存量增长缓慢，进而造成地区经济差距扩大。[3]三是从科技创新的视角展开分析，认为地区创新能力的不均衡造成了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5]四是从产业方面考察经济差距问题，认为产业结构变迁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7]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北方地区发展滞后是导致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8]
已有研究对本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关于测度地区经济差距，大多数文献使用单一指标进行分析，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更多文献基于某一具体因素进行地区经济差距原因的研究，考察范围较窄；
第三，现有文献未能有效对比分析导致地区经济差距变动的原因。基于以上不足，本文尝试从下述方面进行改进：第一，通过Theil指数及分解方法，测度我国南北方地区的经济差距大小；
第二，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多视角探索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因素；
第三，从南北方地区的角度，实证对比分析不同考察年度期间地区经济差距变动的原因。
(一)经济差距测度及分解方法
Theil指数具有在子样本间分解的特性，并满足收入零均值、人口规模独立等性质。因此，本文运用Theil指数对我国南北方地区(1)本文根据秦岭—淮河分界线进行划分。其中，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份；
南方地区则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16个省份；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经济差距进行测度与分解。Theil指数定义如下：
(1)
其中，T表示Theil指数，数值越大，表示地区经济差距越大，反之则相反；
z表示研究地区的省份总数；
Mmn表示n地区m省份GDP，M表示测度地区的GDP总量；
Pmn表示n地区m省份常住人口数，P表示测度地区的常住人口总数。
Theil指数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组间差距(Tb)和组内差距(Tw)，即T=Tb+Tw。组间差距代表分解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组内差距代表分解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计算公式为：
(2)
(3)
其中，Mn代表n地区GDP总量；
Pn代表n地区常住人口总数。
(二)地区经济差距测度结果
本文选取1978—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及GDP数据，基于“南北方”视角测算地区经济差距，结果如图1所示。(2)限于篇幅，具体Theil指数结果未展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图1 南北方视角下总体经济差距及来源分解
1、我国总体地区经济差距
在考察期间，以1990年、2003年和2014年为拐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展现出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最后缓慢扩大的演进趋势。可以将考察期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在1978—1990年逐年缩小、在1991—2003年逐年扩大、在2004—2014年再次缓慢缩小，这三个阶段呈现出一种倒“N”型的变动趋势，该结论与朱承亮研究结果一致；
[9]在2015—2019年地区经济差距总体上呈现出缓慢扩大的趋势。具体来看：第一阶段，Theil指数在1990年降低至0.0853，平均每年下降4.87%；
第二阶段，Theil指数升高到2003年的0.1303，年均变动率为2.28%；
第三阶段，Theil指数在2014年降低至考察期间的最低点，平均每年下降6.18%，变动速度明显快于第一阶段，说明在这一阶段经济差距以更快的速度缩小；
第四阶段，Theil指数从2015年的0.0683升至2019年的0.1564，年均增长2.18%。
2、基于“南北方”视角下的经济差距
基于“南北方”视角，Theil指数可以分解为南北方地区间差距(Tb)和南北方地区内差距(Tw)两部分。在考察期间，南北方地区内Theil指数一直远大于南北方地区间Theil指数，这说明我国总体地区经济差距的南北方地区内差距远大于地区间差距，并且南北方地区内差距一直是我国总体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这一结论与董雪兵和池若楠研究结果一致。[2]具体来看：基于南北方地区间差距角度，地区间Theil指数以2014年为拐点，1978—2014年地区间Theil指数介于0—0.0035之间，在极小范围内波动，2015—2019年地区间Theil指数呈现出快速升高的变动趋势，从0.0002迅速升至0.008，年均增长率高达190.76%，表明南北方地区间经济差距在1978—2014年变化程度不明显，而在2015—2019年呈现迅速扩大的态势。在贡献度上，南北方地区间Theil指数对总体Theil指数的贡献度从未超过15%，其平均贡献率仅为1.02%。基于南北方地区内差距角度，地区内Theil指数以1990年、2003年为拐点，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的倒“N”型变动趋势，表明南北方地区内差距在1978—1990年逐渐缩小，在1991—2003年逐渐扩大，而在2004—2019年再次缩小，并且从2014年开始，地区内差距的缩小速度有所减缓。在贡献度上，南北方地区内Theil指数对总体Theil指数的贡献度一直保持在89%以上，其平均贡献度高达98.97%。
3、南方和北方内部地区经济差距
本文对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进行测度，结果如图2所示。在考察期间，南方地区的Theil指数一直高于北方地区，说明南方地区的经济差距始终大于北方地区。在变动趋势上，北方地区Theil指数年均下降0.98%，小于南方地区的2.29%，说明南方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速度较快。可能原因有：我国以核心城市为主导的城市群正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增长极。南方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北方能与之媲美的只有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群的规模会影响地区经济差距。另外，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陷入经济增长乏力、整体经济活跃度不高的困境。一方面，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繁荣发展，使东北地区的区位比较优势逐渐衰减。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国有企业较为集中，对工业的依赖程度较大，国有企业调整改革的难度较大。上述情况可能造成北方地区经济差距扩大。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南方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政策基础。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南方地区拥有相对多样的经济主体，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整体实力。此外，上海、重庆等城市的繁荣发展会带动其他城市发展。受益于这些变化，南方地区经济差距逐渐减小。
图2 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
南北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导致南北方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动，而不同影响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是不相同的。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研究各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程度。
(一)理论模型构建
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受技术进步、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三种要素的共同影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初期是凭借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实现的，但我国已迎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需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10]根据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可知，增大现代产业的吸引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曾将我国城镇化归为21世纪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再次强调了城镇化的重要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调整国有经济的配置角色，放开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20世纪30年代，柯布等人利用数学函数对投入与产出关系进行描述，得到C—D生产函数:Y=AKgLf。其中，Y、A、K、L代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本投入量、劳动力投入量，g、f表示资本、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且g>0、f>0。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构建包括城镇化水平、所有制结构等因素的生产函数。计算过程如下：
(4)
将公式(4)两边同时除以L，得到下式：
(5)
令y=Y/L、k=K/L、h=H/L，则有：
(6)
对公式(6)两边取自然对数，并加入随机干扰项。依据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循环累积效应，[11]在解释变量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b表示时间依赖程度，得到如下结果：
ln{yσt}=a+bln{yσ(t-1)}+cln{Aσt}+dln{kσt}+eln{hσt}+uln{Sσt}+vln{Cσt}+wln{Rσt}+ε
(7)
其中，σ=S、N、Z，表示南方、北方、总体地区；
t表示时间；
yσt、yσ(t-1)表示第t年σ地区、第(t-1)年σ地区的经济增长；
Aσt、kσt、hσt、Sσt、Cσt、Rσt表示第t年σ地区的技术水平、资本投入量、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所有制结构；
ε为随机干扰项；
b—w代表各类因素在t年对σ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
(二)影响因素变量解释及数据说明
1、变量解释和说明
(1)经济增长(y)。本文使用人均GDP代表经济增长。
(2)技术水平(A)。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制约经济增长，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本文借鉴余泳泽的做法，[12]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水平。
(3)资本投入量(k)。资金更多地流入生产、消费和流通等经济环节，既有利于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又有利于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推动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人均资本形成总额表示资本投入量。
(4)人力资本(h)。“干中学”积累的人力资本是开启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本文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
(5)产业结构(S)。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变为中高速增长，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使生产要素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本文使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比表示产业结构。
(6)城镇化水平(C)。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服务业发展、扩大人民需求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13]本文采用城镇化率代表城镇化水平。
(7)所有制结构(R)。我国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定位和产业分工均不相同，合理分工后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市场信息和资源。[14]本文使用国有企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表示所有制结构。
2、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利用1978—2019年我国南北方地区各省份相关数据，对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成因进行实证检验。相关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缺失数据采用增补法进行补充。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分析
考虑到动态面板模型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Arellano和Bover构建通用GMM估计模型，[15]Blundell和Bond为提高估计精确度，提出两步法系统GMM估计。[16]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同时报告了静态面板模型和差分GMM估计的结果。
1、我国总体地区经济增长成因分析
我国总体地区的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通过Hausman检验采用面板模型随机效应回归，通过Wald检验、Arellano—Bond扰动项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检验、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可知，动态面板模型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具体来看：
第一，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循环累积效应。在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中，经济增长的滞后一期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且估计系数均大于1，表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前期依赖”。
表2 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结果(1978—2019年)
第二，在随机效应回归和差分GMM估计结果中，技术水平和资本投入量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且系数均为正，与系统GMM估计结果一致，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技术水平和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影响。系统GMM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差分GMM估计导致的弱工具变量问题，改善了所有制结构因素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2、南北方地区经济增长成因比较分析
为了分析南北方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本文构建南方、北方地区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基于系统GMM估计的优越性，本文具体分析系统GMM回归结果，结果如表3、表4所示。其中，通过Hausman检验采用面板模型随机效应回归，通过Wald检验、Arellano—Bond扰动项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检验、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可知，模型估计结果是有效的。分析如下：
第一，经济增长的滞后一期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大于0.5，说明南北方地区经济增长均存在循环累积效应。
第二，技术水平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并且在北方地区的拉动作用更强。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我国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科学技术及其创新水平上相对落后，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外部引进。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生产技术水平迅速发展，引进型技术的比重缓慢下降，技术进步方式逐渐转向自主创新的方式，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而北方地区工业的繁荣发展景象，在外部引进技术时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3、分时段南北方地区经济增长成因比较分析
为了比较不同时段南北方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本文将1978—2019年地区数据划分为四个时间段，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及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5、表6所示。(3)限于篇幅，四个时段的静态面板模型及差分GMM结果未在正文列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通过Arellano—Bond扰动项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检验、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可知，模型估计结果是无偏的且是有效的。
第一，在研究的四个时段内，经济增长的滞后一期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且估计系数均为正值，印证了循环累积效应在南北方地区经济增长中均显著存在，并且其在南方地区扩散效应逐渐显现出来。南方地区城市的规模逐渐扩大，经济发展形势向好，对资本的吸引力不断提升。同时，南方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发展，自主研发实力不断增强。受益于这些变化，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由上海向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分流。而北方地区则与之相反，北京和天津的经济发展仍处于中心地位。
表3 北方经济增长的实证结果(1978—2019年)
表4 南方经济增长的实证结果(1978—2019年)
第二，在1978—1990年时间段内，技术水平、资本投入量和所有制结构因素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各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强度不同。技术水平对南北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强度几乎相同，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技术引进，技术水平发挥了对经济的强劲带动作用。相较于北方地区，资本投入量的推动作用在南方地区更强，这是由于改革开放政策首先从南方开始推行，使其具有一定政策优势。随后，南方良好的经济形势又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带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所有制结构因素估计系数为负值，表明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比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地方分权政策，使一些国有企业被部分或完全民营化，国有企业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减弱。关于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因素，北方地区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这一时间段内，北方地区工业发展有较大优势，使城市的就业前景更好，为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而人力资本在此阶段未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
表5 北方分时段系统GMM结果
表6 南方分时段系统GMM结果
第三，在1991—2000年时间段内，技术水平、资本投入量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具体来看，技术水平对南北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几乎相同，但作用强度比1978—1990年时间段弱，这一结论与方福前和马学俊研究结果一致。[17]这一阶段，我国在技术方面逐渐向“以市场换技术”形式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技术水平的经济推动作用。此外，资本投入量的推动作用在北方地区相对更强，并比1978—1990年时间段带动作用大，而产业结构因素仅在北方地区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这一考察时间内，第二产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率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第三产业除了运输业、商业等传统产业外，其他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准入难度高。在我国，重工业城市多集中于东北、华北等北方地区，丰裕的资源、众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良好的发展前景也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入，从而推动了北方地区经济的增长。
第四，在2001—2010年时间段内，技术水平、资本投入量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技术水平的拉动作用与前两个考察期相比更强，而资本投入量在南方地区拉动作用相对较强。在此阶段，技术进步方式逐渐向自主创新方式转变，发展潜力较大、创新积极性较强，自主创新具有强劲活力。2001年入世的成功增强了外国对我国的投资信心，促进了物质资本的积累。南方地区充分利用对外开放机会，推动服务行业的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外资。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在北方地区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在北方地区的作用更显著。北方地区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仍是最大的，工业的繁荣发展为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水平，从而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此外，所有制结构因素在南方地区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这一时间段，国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南方地区经济主体更加灵活，显现出更加强劲的竞争力，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
第五，在2011—2019年时间段内，技术水平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与之前三个时间段相比较低，并在北方地区的作用更强。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被迫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减缓了技术水平的推动力度。近年来，我国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南方地区在环境保护方面拥有较强的能动性，可能导致技术水平方面的边际效应递减。资本投入量、所有制结构因素在南方地区的作用更显著，产业结构因素在北方地区的作用更显著。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工业主导型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在北方，特别是东北、华北地区，集中了大量重化工行业，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慢，产业结构转换难度较大，第二产业仍是推动经济的主力。而南方地区重化工业等传统行业比重较低，新兴技术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对资本的吸引力更强。本文仅使用各地区6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来代表人力资本因素，可能由于忽略了人力资本的结构性等原因，[18]导致该时间段内人力资本因素未发挥作用。城镇化水平在此阶段的作用不明显。
4、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尽可能地对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探索，但是可能存在测量误差等问题，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从以下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剔除极端值。为减少极端数据值对测算结果的影响，对连续性变量按1%和99%分位数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第二，采用不同模型。本文进行静态面板模型回归之后，再使用差分GMM和系统GMM进行回归，本身就是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南北方”视角出发，利用Theil指数及分解法测度地区经济差距的大小，并实证对比分析南北方地区经济增长的成因。研究结果如下：第一，我国总体地区经济差距在整体上有所缩小，但近年来南北方地区间经济差距迅速扩大。第二，从我国总体地区看，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循环累积效应。从南北方地区看，经济增长均存在循环累积效应，并且技术水平在北方地区的推动作用更强。第三，从四个时间段看，经济增长的循环累积效应均显著存在，但各影响因素在南北方地区的作用强度不同。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各地区要提高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各地区要积极运用过去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加快技术转型步伐，同时北方地区要注重绿色低碳发展。政府层面要出台激励创新的一系列政策，鼓励社会各阶层进行技术创新，激发社会更广范围的创新潜力，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要完善技术成果转化、技术人员利益分配、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机制，保障人才的合法权益，进而激励更多人才集思广益，壮大科研技术人才队伍。
第二，北方地区要改善市场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均衡交通网络布局，有效降低物流成本，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消除省份间的制度壁垒，废除阻碍企业公平竞争的规定，使得各种生产资源能通过自由竞争与交换实现合理有效的配置，要积极利用国际和国内两大市场，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增加对外资和民间资金的吸引力。
第三，利用教育开启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各地区均需加大投入力度。一方面，要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在如今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紧跟时代发展，加强教育的现代信息化建设，打造教育网络服务平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力度，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与修养，从而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另一方面，为解决高素质人力资本流出问题，要合理提高人才的雇佣报酬，并改善企业员工的工作环境，从而增加本地区就业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使高端人才倾向于参与本地区经济生产活动。
第四，北方地区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推经济可持续发展。北方地区，特别是华北平原等核心区域，在结构转型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工业的雄厚基础优势，响应国家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高污染企业、衰退企业转型升级，积极利用南方地区的先进技术、经验，培育一批使用新型清洁能源为主的高端制造业，稳步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第五，北方地区要积极、审慎地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步伐，发挥城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北方地区产业逐步向高精尖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科技行业转变，使流入城镇的劳动力资源匹配到适当的市场空缺职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此外，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问题，要合理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完善地区的相关政策，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
第六，各地区需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又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增加各经济主体活力。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内部进行改革，优化产权制度，调整组织结构，改善发展形式与经营环境，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大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在某些行业打破国有企业的长期垄断地位，鼓励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民营企业，废除对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歧视性制度，营造有利于各类经济主体公平发展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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