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著颇多；
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学界亦有研究。①相关论文有：姜廷玉：《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载《军事历史》2015年第6期，第42—48页；
唐正芒、李国亮：《毛泽东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6期，第67—74页；
张冰、阎治才：《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世界阵线问题的认识》，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58—165页；
汪谦干：《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载《安徽史学》2021年第3期，第26—36页。当前，从宏观综述走向微观探讨、从概念表述走向每份宣言的研读已是学术研究的大势所趋。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也是同盟之间的世界战争，英、法、俄与德、奥匈等两个集团进行了长达4年的战争。即使英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要想战胜强大的对手，也需要结盟。选择军事盟友既是基于共同道义，也是出于共同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对世界各国的外交方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虽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北洋政府站在英、法、美一边对德宣战，最终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收回了部分利权。可见，选择强大的盟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是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战争。日、德、意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也是反法西斯国家逐渐联合抗争的过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在其正式形成之前，先后出现了东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欧洲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区域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出现了几年繁荣景气，但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世界重新陷入混乱之中。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美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它们试图挑战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走上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老路。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随后又挑起一·二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进逼华北，直接挑战《九国公约》。美国、英国不愿坐视日军南下，抢夺其在长城以南的经济利益，对日本的侵略有所戒备。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挑起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西方世界反战运动高涨，美国等国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德国法西斯于1933年上台后，积极备战，对苏联、法国构成严重威胁。为此，1935年5月2日，法国和苏联在巴黎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规定当法苏任何一方成为欧洲国家侵略对象时，两国保证进行相互支持和援助。该条约于1936年3月27日生效，为期5年。
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呼吁抵抗日本的侵略扩张。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工农大众与本国的统治者有不同的阶级利益诉求，这些国家的部分资产阶级对日本侵华亦不支持，甚至持反对态度，所以争取西方国家的人民同情或支持中国抗日就成为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战略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5年8月拟就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要组织“国防政府”“抗日救国”，[1](p523)建议“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p524)中国共产党主张联合日本、朝鲜、台湾等地的民众，率先提出建立东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红一方面军经过万里长征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并于1935年12月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与日本势不两立，因此“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1](p599)鉴于“目前的世界是处在大革命与大战争的前夜形势中，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危机，使得帝国主义除了战争找不出第二条挽救死亡的出路”，日本进攻中国与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无疑的存在着引导到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1](p602)
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太平洋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要求和平的太平洋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苏联虽已开始援助中国，但并不足以保证中国取得最终胜利。当时美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美国、英国等国的支持或同情，有利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但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也是太平洋地区的一件大事，组建太平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已是不容回避的问题。1936年7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长谈，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①指美、英、法、苏等国。”，[2](p390)“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2](p390-391)“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2](p391)
毛泽东关注《法苏互助条约》的签订。他分析，“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
[2](p391)同时，“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2](p391)毛泽东指出：“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2](p391)“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若与苏联缔结条约，那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国也是苏联的敌人。‘共同保卫和平’是现有法苏条约的根本基础。它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约的基础。”[2](p398)“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2](p398)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主张中国应与美国、英国等国签约，结成军事同盟。
面对日本与德国的逐渐接近，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首先提出五大同盟国的设想，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2](p487)他认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2](p487)当时，美国、英国、法国在中国有着庞大的经济利益，日军南下长城一线，企图独吞中国，对美国、英国、法国的在华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打破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均势，挑战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是英美等列强难以容忍的。同时，日本侵占东北地区，也严重威胁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日本的侵略，不但促使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渐趋团结，共同反抗日本的侵略扩张，而且也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刺激英美等国采取措施，扼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势头。毛泽东审时度势，迅速调整对西方列强的方略，不但呼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也考虑超越意识形态，实现东亚地区，乃至太平洋地区人民的大联合，建立太平洋反日本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他的设想中，这个统一战线的主体由中、苏、美、英、法五大同盟国构成，各大国签订和平条约，缔结军事同盟，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中国与苏联的军事同盟。同盟还包括泰国、荷据印度尼西亚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联合以及朝鲜、台湾、越南等殖民地人民的联合。这种想法有理有据，十分超前，具有建设性、针对性，走在了时代前列。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次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
面对日军的进攻，毛泽东公开呼吁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并主张首先与苏联结盟。7月23日，毛泽东著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公开建议“立即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并从之取得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援助。”[3](p8)8月15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明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4](p8)毛泽东公开提出抗日战争的战略目标，主张废除中国与日本的条约，不但要与苏联建立军事同盟，还要与反对日本侵略的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同盟。
当时，以社会制度为界，世界强国可分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对立严重，可能会爆发新的全面冲突。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全球多个局部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某种程度、某种范围内的难以调和，甚至不可调和，也会导致新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敏锐捕捉到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认为“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另一类则是民主国家，这两类国家的矛盾一天天尖锐化起来”。[5](p154)他指出：“现在已经开始了世界大战，过去的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西斯国家打弱国小国，将来会和大国打的，但是到底哪一天打，我们不得而知。”[5](p154)
面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英国、法国妥协退让，推行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引，坐收渔人之利。斯大林设法改善与德国的紧张关系。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毛泽东密切关注苏联政府的对德外交政策，并予以肯定。他在与《新华日报》驻延安记者的谈话中指出：“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共产党与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揭穿了这个反共集团关于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国际的欺骗，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加进步。”“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6](p1)并批驳了英法“不干涉”的立场，“纵容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边看。其目的在于使战争的双方都消耗起来，然后自己出台干涉。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这一次更想牺牲苏联”。[6](p1)
英、法对希特勒侵略扩张一再妥协纵容，养虎遗患，最终酿成大祸。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对波兰的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德国发动对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的侵略战争。苏联得以暂时避免与德国正面作战，争取了时间，保存了实力，有利于苏联自身，亦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
1940年夏，国际社会可分为三大阵营，一是德、日、意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二是英、法、美的帝国主义退让阵营，三是苏联的和平阵营。美国仍持孤立主义立场，暗中支持英国。苏联继续维护和平，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德国入侵。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持肯定态度。1940年7月7日，在全面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上，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判断“日本准备在太平洋参加德意战线，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没有完结”，[7](p417-418)而“超脱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苏联，则正在进一步解决其在波罗的海方面，在巴尔干方面，在近东方面的安全巩固问题，正在准备着最伟大的革命力量，为应付世界巨大事变与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斗争”。[7](p418)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在柏林签订了有效期10年的《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针对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同盟，反法西斯国家必须针锋相对，团结合作。但当时法国已被德国占领；
英国正在抗击德国的军事轰炸，无力反击；
苏联不宜过早与德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
美国则仍不愿公开反击德、日、意，企图坐山观虎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难以形成。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次日，毛泽东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是保卫一切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之国家与民族的”。“目前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国际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斗争。”[8](p3)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活动，必须坚决的反抗之。（三）在外交上与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士联合，反对共同的敌人。”[8](p3)
6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斗争》，指出：“我们需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坚持联合苏联及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国家和人民来战胜共同敌人，来驱逐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出中国去，亦即用此以援助苏联。”[9]
斯大林于7月3日发表广播演说，表示苏联的卫国战争不仅是为了保卫苏联，而且是为了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苏联抵抗德国的侵略，不仅关系苏联的生死存亡，也影响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当时法国已经亡国，五大同盟国实际上少了一国。为此，毛泽东又有了中、英、美、苏四大同盟国的想法。中共中央于7月7日发表宣言，指出“苏联的成败，即是中国的成败，即是一切民族之民主与自由、独立与解放、公理与正义、科学与光明的成败”。[10](p1)强调“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正在全世界树立起来。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10](p1)中国的抗日战争，“不独为了挽救自己祖国的危亡，亦且有助于国际反抗侵略的奋斗”。[10](p2)建议“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10](p2)
英国、美国支持苏联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斗争。7月12日，苏联和英国在莫斯科签订对德战争联合行动协定，英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共中央对此予以肯定。延安《解放日报》于7月17日发表社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协定》，指出“世界上两个强大的国家在共同对德战争中联合起来了，两国政府宣称：在共同对德战争中相互给予各种援助与支持，并且双方保证：在对德战争中两国不经相互同意，不得缔结停战或和平协定”。苏英协定“是反对希特勒斗争底转捩点”，“为苏英两国人民所欢迎”，“为一切被奴役的民族所欢迎”，“亦为业已进行四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我国人民所欢迎”。[11]
为了抗击德国法西斯，8月，罗斯福、丘吉尔乘军舰至纽芬兰的阿金夏港，举行会谈，于8月13日草拟了联合声明，14日正式公布，史称《大西洋宪章》，主要内容是：“两国不寻求领土和其他方面的扩张”；
“两国反对不符合有关民族自由表达愿望的领土变更”；
“两国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自愿生活其中的政府形式的权利”；
“两国主张凡是被强制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这些权利”。[12](p393-394)这标志着美英同盟的公开形成。
对此，8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罗邱宣言及其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表示了英美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决心，这种决心是完全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的”。总之，全中国人民“都欢迎英美宣言，欢迎行将在莫斯科召集的英美苏三国会议”。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13]
9月24日，在伦敦举行的同盟国会议上，苏联、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波兰、荷兰、挪威、南斯拉夫、卢森堡和自由法国的代表，同意并加入《大西洋宪章》，欧洲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完全形成。
毛泽东最早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欧洲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却率先建立，这是因为德国四处扩张，英、法、苏等国有共同的敌人，需要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消灭德国法西斯。
从法西斯国家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到德国进攻法国、英国，再到进攻苏联，战争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经历多年艰苦抗战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有利于己的国际局势。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将中国抗战的胜利寄托于美日战争上，但一直关注日本政局及日美谈判。在南进政策的驱动下，日本与美国的矛盾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日本很有可能侵占东南亚，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1941年9月22、2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3版连载傅弭的文章《太平洋上的困兽——日本》，内容分“日寇南进的犹疑和太平洋上的对日包围阵”“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猛烈地斗争着”[14]“卷土重来的日美谈判”“战争的可能性”[15]四部分。作者分析，“日本不宜将战争拖延过久。事实上，日本虽一方面和美国谈判，一方面却准备对美战争。自英美封存日本资金之后，日本就加紧建立所谓‘临战体制’。”[15]
11月20、21、22日，延安《解放日报》第2版连载夏衡撰《日本米荒及其救济政策的剖视》，分析了日本的米荒，兼及朝鲜、台湾的粮食生产及粮食短缺问题，指出“如果日本能够独占安南、泰国、缅甸三国的米谷，那它国内的米荒，可以说完全得到了解决”，故“米谷的问题亦构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急于南进的原因之一”。[16]
1941年12月8日（美国当地时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军夏威夷珍珠港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为遍及全球的战争。全世界彻底形成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当时，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苏联是第三大工业强国，英国是第四大工业强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战争潜能、人心向背等因素综合考虑，法西斯国家虽可逞凶于一时，最终免不了灭亡的命运。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团结一致，必能战胜凶恶残暴的敌人。
中共中央认为，建立太平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机已经成熟。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预测“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主张“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
“全国军队积极打击敌人，并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
“加强南洋及各地华侨同胞的内部团结，反对一部分人的挑拨离间行为”。[17]
同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18]
同日，延安《解放日报》大幅报道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发表社论《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大战及其将来》，指出“整个世界明显地被划分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个对立的阵营”，由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强大实力，“谈到此次大战的结局，我们可以确信日本必败”。呼吁“团结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将这个困兽和欧洲的法西斯一起消灭，而且一定能消灭。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正义的反法西斯方面的！”[19]
12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12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太平洋战争与我国的任务》，指出：“国民政府宣布对日德意宣战，是正确的，是我们热烈拥护的。太平洋沿岸一切国家对日宣战和断绝邦交的行动，我们都是同情的，拥护的。”分析我国抗战的国际国内形势都有了新的变化，“我们应有新的改革，新的努力，配合友邦，打击日寇。使我国的抗战，开辟一个崭新的局面”，而“我国对日德意宣战，只是这种新的努力的第一步”，故“我们应当适应新的形势，实行新的改革，完成新的任务，协助友邦，加速日寇的崩溃”。[20]
12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世界政治的新转变》，指出“世界各国各民族划分为法西斯的侵略阵线与反法西斯的反侵略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苏德战争之转为对苏有利和对德不利”，并分析了“我国国际地位之最后明白确定及其对我国内政之影响”。[21]
面对共同的敌人，反法西斯国家结成军事同盟。1942年1月1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英国的4个自治领、英属印度，以及其他17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表示赞成《大西洋宪章》，各国政府保证使用全部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反对同它们处于战争状态的德、日、意三国及其仆从国，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互相合作，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22](p25-26)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完全形成。
中共中央对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报以高度期待。1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于第1版转引“路透社华盛顿三日电”，刊出宣言全文，指出“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大团结”，“共同使用军事经济资源反抗侵略，保证不与敌人单独缔结停战协定”。[23]1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同盟》，指出“今年元旦在华盛顿所签订的廿六国联合宣言，乃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献。英、美、苏、华、荷等廿六国，在为反对德意日国际强盗集团的共同奋斗中，在为达到完全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国，并获得签字各国之适当生活与独立自主之伟大目的，而结成了一个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同盟”，“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之最后完全形成”。并预测，“日本强盗在太平洋上对英美作战中，虽在目前占一时的优势”，但“反侵略各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完全形成条件之下，在各战场之分工合作具体确定条件之下，在反侵略各国最多的人力、最雄厚的生产力和最丰富的资源被动员条件之下，将逐渐给侵略者以更大的打击，而获得最后的胜利”。[24]
如何加强各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如何配合盟军作战？中共中央认为还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力量与现实。1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协助同盟国的主要方策》，认为“我军入缅，是正确的，应当拥护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我军出国远征，是协助同盟国的主要方策。应当说，这种主要的方策，还是坚持中国战场上的战斗”。在中国战场上，“打击敌人，消耗敌人，以至驱逐敌人，配合友军在太平洋其他区域的战斗”。当全国对于西南太平洋战局表示热度关切之时，建议“中国协助同盟国的主要方策，是在中国战场上坚持战斗，首先是保卫长沙，打退日寇新的进攻，并在数千里漫长的战线准备全面的反攻”。[25]
中国共产党积极呼应世界反法西斯同盟。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面抗战五周年发表宣言，指出：“去年八月‘大西洋宪章’的宣布，今年一月二十六国的宣言，最近苏英同盟条约及苏美协定的签订，都规定战后的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人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让法西斯侵略主义再有抬头的可能。”[26](p409)强调“我们愿意本着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26](p409)
中国与美国、英国结成军事同盟，为废除与美国、英国间的不平等条约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支持，美、英两国决定即时放弃近代以来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1942年底，中国与英、美两国完成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的修订。1943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和英国、美国分别在中国重庆、美国华盛顿签订了取消英、美两国在华治外法权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与换文；
同时取消《辛丑条约》，终止条约及其附件给予英、美两国的一切权利；
并决定将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与管理权交与中国政府。[27](p690)两项条约的签订表明中国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为庆祝中国收回利权，1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美中英新约》，指出：“这不仅是关系我国的一件大事，而且表现盟国间更进一步的真诚合作，为将来的世界永久和平奠定一块基石。在此新约缔订之际，我们谨略述数语，以表庆贺之忱。”强调“天助自助”，“今日的收获就是我中华民族历年来奋斗的成果，尤其是抗战六年来牺牲奋斗的成果。现在，我们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驱逐出境。这次我国与美英所订的新约中之许多项目（收回沪津广厦之租界等等）尚不能够立即实现。要使其实现，必须首先消灭深入我国境的日寇。”[28]中共中央也指出：“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要变成与世界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与平等关系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之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仅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共产党不仅是为抗战胜利而坚决斗争，并且还要在战后独立、自由、民主、与国际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同样也站在最前线”。[29]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核心是美国、苏联、英国、中国。为取得最终胜利，盟国需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在东南亚制定新的作战计划，为此，四大国召开几次国际峰会，研议作战计划，发表多份联合宣言，宣示战胜敌人的决心，规划战后国际和平。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主要任务之一是讨论和签署由美国提出并已得到英国赞同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草案。10月3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赫尔、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迈出了筹建未来国际组织的关键性一步。因苏联仍与日本保持外交关系，不宜公开明言，故在这份宣言的开头，四国表示，将继续战斗，“直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基础上放下武器”。[30](p820-821)这表明，盟国的对日军事战略目标就是相当程度上要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领导人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12月1日，《开罗宣言》发表，宣示盟国将战至日本无条件投降。[31](p448-449)开罗会议后，罗斯福、丘吉尔赴德黑兰，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举行会谈，就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交换意见，斯大林认可了《开罗宣言》。[32](p616)
无条件投降指战败国向战胜国不附带保留条件的投降。它意味着战胜国主要受舆论与文明的约束，战败国则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即一切都应遵从战胜国的指示和命令。无条件投降的主要特征一是不谈判，战胜国只向战败国传达单边的迫降要求和投降的具体事宜，如时间、地点等；
二是不承认，战胜国不承认战败国原政府、原政治团体、原领导人有任何政治权力，从战败国投降签字到与战胜国建立正常关系之前，战败国政府的职能由战胜国驻军首脑机构行使。
毛泽东在《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谈及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论持久战》则专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战略问题，坚持“直至打到鸭绿江边”。[33](p466)而根据《开罗宣言》，同盟国明确对日军事战略目标，将战至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对日本的清算已不仅限于1931年，而是追溯到1894年前，要剥夺日本侵占的一切土地。
12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的简况，[34]介绍了《开罗宣言》的主要内容：“此次宣言中，表示三国对日本所窃有之每一事物，均有自由处置之权，且其中除将归还中国自一八九五年所失去之领土，允许朝鲜独立外，复剥夺日本在中太平洋之委任统治岛屿。”[35]12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大篇幅报道了德黑兰会议的相关情况，[36]并对《开罗宣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指出：“此次罗、邱、蒋于开罗会议所作的保证，将迫令日本之领土回复至一八八四年前的状态，即仅限日本本部范围之三十八万四千平方公里。并将剥夺其制造战争之基本要素——战略基地及武器原料之来源。开罗会议之决定，将同时剥夺日寇借战争以建立其帝国之八百万平方公里以上之土地（合八百万平方公里），解放其四万万人民（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强）。被剥夺之日本领土，面积较美国大陆为广。”根据“开罗会议所作之保证，日本应被剥夺之领土”包括“日本自中国劫去之土地”，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除此以外，日本于一九三二年进攻淞沪以来，占领中国三分之一以上之领土”以及“日本借暴力及贪婪以占有之其他土地”。[37]根据《开罗宣言》，收复台湾等失地的问题，已经明确化。
同时，毛泽东亦在思考彻底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12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第1版刊出时评《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指出：“根据开罗会议的公报，可以看见，这次会议历时五日，一共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军事问题，二是战争目的问题，三是剥夺日本殖民地问题。”“关于剥夺日寇全部殖民地的决定，开罗会议也是正确的。依照这一决定，日寇被剥夺的殖民地将达八百万方公里，由此可以解放四万万人民。对于从日寇羁轭下解放出来的殖民地的处理，开罗会议决定：（一）东北四省、台湾与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二）‘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对于其他许多地区，还未作出具体决定。”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在将来解决东方各民族的问题时，莫斯科三国会议所用于欧洲的原则，也能用到东方来，使东方各民族的人民大众都获得完全的民主自由，并在国际范围内享有民族的完全平等，而对于任何法西斯匪徒，则务使其绝迹于光天化日之下”。[38]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苏联红军亦挥师西进。德国法西斯灭亡为期不远。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指出：“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39](p170)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为了减少美军对日作战的伤亡人数，罗斯福敦促斯大林尽早对日宣战。[40](p984)中国共产党一直密切关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峰会及宣言，顺势而为，适时调整军事战略目标，对抗战到底作出新的解释。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开罗会议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41](p1065)“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41](p1066)“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41](p1084)“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41](p1084-1085)“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41](p1085)“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41](p1086)“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41](p1086)毛泽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考虑通过和平会议等方式，解决战争后续问题，改造日本社会，彻底铲除滋生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美国、中国、英国于7月26日发表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即《波茨坦公告》（又称《波茨坦宣言》），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42](p1475)“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以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42](p1476)
7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第1版刊出《波茨坦公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我们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43]8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第1版刊出波茨坦会议公报全文。
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波茨坦公告》。毛泽东于8月9日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41](p1119)
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顿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44]
8月13日，毛泽东草拟了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指出：“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顿宣言条款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包括“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及其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顿宣言条约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率的军队，配合英国、美国、苏联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45]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命令所有日本军队放下武器，执行投降命令。同日，朱德总司令发表致英、美、苏三国说帖，争取同盟国支持，陈述“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顿宣言条款宣布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六千万人民，谨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联合王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送出下列的说帖”。“现敌国投降瞬将签字，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向贵国政府及贵国人民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包括“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顿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46]
根据《波茨坦公告》，收复中国被日寇侵占的所有国土，并清算日本侵占的其他土地已经进入实际执行阶段。8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第4版刊出《日寇领土侵略简述》一文，介绍了近代以来日本侵占的土地。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第一个侵略的锋芒指向千岛群岛”，“于一八七五年订立条约，将千岛群岛归日本管辖”。“日本领土的第二次扩张，为小笠原群岛”，“一八七八年，日本便正式把它占有”。“在这同一时期中，日本又灭亡了琉球。……一八七二年，日明治天皇强令琉球为其藩属。次年，借口琉球渔民为台湾藩人所杀，出兵侵扰台湾，中国腐败的满清政府处置失当，琉球乃事实上脱离中国的统治。二年后，敌即命琉球改奉明治年号。一八七九年废藩置县，北部奄美群岛直隶鹿儿岛县、南部大琉球群岛等则设冲绳县治，琉球王国至此完全沦亡。”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占领了台湾、澎湖。通过日俄战争，占领了库页岛南部和辽东半岛。1910年，吞并了朝鲜。通过《巴黎和约》，获得了德国在中太平洋的殖民地，以委任统治管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通过太平洋战争，占领了太平洋的广大区域。作者最后指出：“现在，日寇投降了，根据波茨顿公告，日本除于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及同盟国指定的附近一些小岛外，明治维新以后侵占的土地必须全部被剥夺。日寇七十年来的侵略罪行，现在已到清算的时候了。”[47]收复中国近代以来被日本侵占的土地，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
9月2日上午9时许，在东京湾密苏里舰上，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在降书上签字，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在降书上签字。麦克阿瑟上将代表盟军、尼米兹上将代表美国政府、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政府，在降书上签字。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的代表也在降书上签字。9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1版刊出《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的通讯，并附《日本降书》。[48]美国政府草拟的《日本降书》的条款有：“我们谨奉日皇、日本政府与其帝国大本营的命令，并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与帝国大本营，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元首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的，及以后由苏联附署的宣言各条款。以下称四大强国为同盟国。……我们兹担承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忠实实行波茨坦宣言的各项条文，并颁布盟国最高统帅所需要的任何命令及采取盟国最高统帅所需要的任何行动，或者实施盟国代表为实行波茨坦宣言的任何其他指令。”[49](p649-650)
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欢欣鼓舞。9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指出：“九月二日，在美英中苏等胜利的同盟国家代表面前，日寇政府代表正式签署了解除武装、履行波茨顿宣言的投降文件。目前全世界各国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庆祝对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迎接和平建设时期的到临。我们中国人民，半世纪以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凌欺压。一八九四年甲午之役，日寇利用满清政府的昏庸腐朽，突然发动战争，击破了中国的海陆军，逼迫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下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百兆两，日寇并于是时占领了朝鲜。”“现在这个万恶的敌人，已被中苏美英的联合力量所打倒了。中华民族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严重威胁已被消除。半世纪来，我中国民族所受到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雪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来未有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的热烈庆祝。”[5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收复台湾进入实施阶段。10月25日，国民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台湾光复，成为中国的一省。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近代中国取得的第一次彻底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中国由衰败到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废除了同日本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复台湾、东北等失地。此外，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中国与西方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成就主要依靠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得益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爱好和平的人民最终能够战胜强大的法西斯国家，归功于建立了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的主体是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等国家，这条战线的最高领导人是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蒋介石等。
研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必须正视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引领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具有坚定的意志、超前的意识、无畏的气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研判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终有一战。九一八事变后，他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最早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倡议废除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最早坚持打持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前沿，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牺牲，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日、德、意法西斯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与时俱进，调整战略方针，致力于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通过与英美记者、国际友人的谈话，最早提出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最早设想美、英、苏、中、法五大国结成军事同盟。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声明等方式，支持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立足中国的国情与实际，阐明自己的立场，宣示应采取的行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评论、通讯等，传播《联合国家宣言》等国际文件的内容，向全体党员强调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性，向社会普及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知识，向民众介绍中国应恢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执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的相关内容，奋力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努力为国际友人所认可，一些西方媒体也进行了报道。
中国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关系有发展脉络可循，有文字史料可据，有抗日活动可探，有国际法理可依。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拥护支持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日本法西斯，收复中国所有失地，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世人皆知，史不绝书。因中国共产党当时不是代表全中国的执政党，毛泽东没有参加国际领导人峰会，没有参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等国际文件的草拟，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关系，因诸多复杂因素，若干年后却被人为淡化，甚至被忽略。国民党政权依恃其执政党地位，不断宣传蒋介石参加开罗峰会，参与起草《开罗宣言》等国际文件，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功劳据为己有。退居台湾地区后，国民党政权继续突出蒋介石的贡献，却避谈中国共产党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已逾77年，海峡两岸学术界对抗日战争研究不断走向深化与细化，中国大陆学术界肯定国民党政权、国民党军队、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同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披露，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努力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史为鉴，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之际，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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