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奇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提出：“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
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1]（p383）在这诸多领域中，涵容着一定的美育识见。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我们很难寻见对美育的直观阐释，不过仍然可以从包括但不限于审美与艺术的经典论述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整体面貌。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美育的核心论述，特别是全景考察美育的逻辑始项——前提依据、逻辑中项——功能效用和逻辑终项——现实使命，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本源意义。
美育以感性教育之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的欧陆，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始将由感觉、感官（Sinn）为器质构成的感性（Sinnlichkeit）确认为美育的对象，以改造人性为旨归的感性教育渐趋成为美育的现代性命题。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包括席勒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美学观点”令人无法欣赏的原因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p133）马克思重新定义理解感性的范式，感性的活动不是感性的直观或理念的抽象，而是现实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感性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人的实践活动，而非“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习气”。[3]（p285）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布鲁诺的批判：“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2]（p158-159）美育所指涉的感性活动不应是席勒式道德完善的抽象中介，或是黑格尔宣称的“理念的感性显现”，[4]（p142）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入口。
（一）劳动生产了美
对于美源自何处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与以往唯心主义美育观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来考察劳动与美的关系问题，认为美并不是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其源于创造着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劳动实践。在具体的、历史的劳动实践中，人类建构、形塑着自身的本质，即包含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审美关系中，美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事实意义上的自然属性，更是个体对客观对象所产生的肯定性的实践关系。换言之，美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劳动生产美”这一过程机制的论证，也恰恰说明了美的双重属性。“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1]（p990）可见，美的源起、美感的形成甚至美的事物的塑造并不仅仅依托客体的实存或主观的想象，更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美、美感并非纯粹主观维度的某种自觉，人们追求美的动力、把握美的方式与创造美的能力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变革和生产实践中展开，并贯穿于人的日常生活和整体存在之中。
劳动生产并创造着美，这种美的形态在包括自然关系、生产关系、道德关系等多维向度在内的社会关系中得以确立并展现。人的社会关系的多元性及关系之间的驳杂性，内在规定着美育内容与形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自然存在物的一切山川景物可作为美育的对象，音乐、绘画、雕塑、文学等文艺形式可作为美育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变革与时代变革中，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首创精神以及在劳动创造中渐成的物质变迁与文化层垒，这些活泼生动的社会存在物作为审美对象能够生发出更为丰厚的美感滋养。因此，在一定社会中对个体美感的陶养与审美能力的涵育，不能够局限于艺术赏味或文化品鉴等艺术教育的层面，而应当有意识地放置于既定社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广泛场域中。正是由于“劳动产生了美”，规定了美育并非抽象孤立的理论学说，而是适应一定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需求的育人实践。由此，以特定社会生产中的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为对象的审美教育，是培养能够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2]（p669）创造新的历史的人的必然路径。
（二）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反映了“感性”在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中的起点价值，并在一般意义上回应了作为感性教育的美育的必要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科学地注解了“全部感觉”，“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5]（p191）人的“全部感觉”并非以往唯心主义美育观视域下的浪漫感性，而是耸立于“不同的财产形式”与“社会生存条件”之上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2]（p695）对于构成上层建筑的感性教育总要依照于人的特定社会存在来塑造承受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而非观念意义上的人性改造。这些“个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受动的存在物，总是强烈追求着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如“激情、热情”等精神感觉与“意志、爱”等实践感觉，并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确证并肯认自身。
但是，如何将寓于社会实践中的“全部感觉”转化为人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而非片面的享受与狭隘的占有，马克思通过对“占有”的相关论述给出了答案，并同时阐明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何以必要。一则，占有的方式。“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p189）这种“全面”表现在人的需要的全面与所赋能力的全面，“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眼睛成为人的眼睛”，[5]（p190）“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5]（p189）通过他与对象的关系而全面占有对象；
二则，占有的蕴含。对对象的全面占有，意味着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这种现实性表现为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5]（p191）正是在已经产生的社会中，通过“人化自然”的方式“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5]（p192）三则，占有的意义。在不断运动的恒久的现实之中，“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5]（p192）因此，“全部感觉”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感觉，首先需要在已经产生的特定社会之中陶育出能够占有丰富感觉的人。
（三）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马克思在释读人的本质力量时，曾例证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5]（p192）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对象化以异化的形式显露于世。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个体无意识地按照他本身所处的关系和尺度来裁量他人，这种人与人相异化的尺度，可能是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亲情的异化，可能是米勒笔下的小推销员“威利”奋斗的异化，可能是海勒笔下的看不见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制度的异化，还可能是贝克特笔下“等待的流浪汉们”希望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将这个尺度以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就是货币。货币这一尺度造成了似是而非的怪诞：“如果我没有供旅行用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旅行的需要”。[5]（p246）显然，货币将人的个性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但是，既然人要从感性世界中汲取一切知识，那么在现实世界中生存的人应当是非货币化的人，即能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的人。[5]（p163）也就是说，人是应当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人。
合乎“美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真正的生产”或者说自由自觉活动的实现，但“美的规律”绝不仅仅指涉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人通过人的感性实践把人的“内在尺度”与“内在需要”自由自觉地运用到对象上去，生成“更有音乐感的耳朵”“更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真正实现生产的主体尺度与对象的客体尺度的“美”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由于从人的主体尺度上来看，对象的意义总是以人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而“美的规律”恰恰是拓展人的感性需要的核心原则。因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5]（p191）另一方面，从对象的客体角度来看，探索物或者说对象的有用属性时，也要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在谈及自然科学的发展问题时，提出同时“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6]（p392）在发现、创造和满足新需要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意味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将人“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6]（p392）比如，“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5]（p247）因此，在按照“美的规律构造”人的广泛需要的过程中，通过恩格斯所关切的“美学方面的教育”[1]（p708）培养出具有一定感性品质、审美需要与享受能力的人是必然的伴影。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美育的依据相对隐晦地放入了“异化的积极扬弃”的广阔背景中，但正是由于对“异化”的科学批判过程，“人也要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才成为通过感性占有人全面的本质的重要命题被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叙事中，作为感性教育的美育正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现实的人的路径一种，其观照于满足人的美感需求、提升人的审美能力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
（一）教益功能即无产阶级的思想启迪作用
美育的教益功能是狭义意义上的社会功能，旨在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艺术的方式，达成对无产阶级的思想启迪作用，从而转变为革命的物质力量。恩格斯在早期文本中描述了工人阶级对美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知识与艺术的渴求，“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划时代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2]（p131）这些工人虽然往往身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但他们恰恰是针砭现实社会、预言美好未来的雪莱与拜伦的忠实读者。此后，他还在《伦敦来信》中阐述了音乐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如仿效教会集会的形式，合唱队在乐队伴奏下高唱共产主义的社会颂等。特别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这一文本中，恩格斯鲜明地标示了文艺作品在向工人阶级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时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它画的是一群向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7]（p589-590）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阐明英法两国下层人民通过自己的散文与诗作把自己发展到更高的思想层次，探讨了来自并反映无产阶级生活的文艺作品对提升无产者觉悟水平的要义。此外，马克思还讨论过各种艺术形式的宣传效果，指出德国写实画家哈森克莱维尔描写的工人请愿活动，比起“作家只能加以剖析的东西”，杰出的艺术家以更加“丰富的戏剧性和生命力再现出来了”。[8]（p263）
如果说诸上论述标明了文艺作品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宣传作用，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于1859年分别写给拉萨尔的两封信，则从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视角提出文艺创作的“莎士比亚化”原则：“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9]（p176）“莎士比亚化”即“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一道路应当能够“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都显出自己的优越性”。[9]（p177-178）也就是说，文艺作品应当兼顾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与艺术再现，为无产阶级提供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物史观。在恩格斯晚年与作家玛格丽特的通信中，再一次肯认了文艺创作所应坚持的现实主义真实性，并称赞玛格丽特具有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因为她的小说中令许多反动的体面人物“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产生这样大的影响”。[9]（p569）恩格斯还对现实主义做了进一步的解读：“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0]（p41）以自然、生动的艺术形式传达作品的思想倾向。这实质上为社会主义文艺提出了具体的创作要求，即要反映社会类型、民族特色、文化传统以及时代精神，根据实际社会生活创造典型人物，引导无产阶级更好地洞察大势、明辨时代与改造社会。列宁发展了这些观点，并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中给出了美育教益功能的要义所系：“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方面或者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一斗争是为了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11]（p298-299）
（二）净化功能即对人民大众的精神陶育作用
净化功能是对审美功用相对简易的理解，一般涵容着情感的激发、精神的砥砺与信念的陶铸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注意美育对大众的精神陶育作用，列宁在1914年4月的一篇《书评》中直陈情感的基础性作用：“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思想史就是思想的更替史，因此，也就是思想的斗争史。”[12]（p117）人们对于真善的强烈追求与持守，对信仰、信念的秉承与恪守，往往是由于情感的驱动、调适与激发。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中从情感慰藉与道德净化等方面，论及了故事书对于德国农民的精神陶育作用。民间故事书能够使一个农民在艰苦的日间劳动后，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将劳累的田地变成精神上“芳香馥郁的花园”，[13]（p14）同时还能够蓄养人的道德信念，“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13]（p14）另外，恩格斯在早期散文《风景》中特别强调了自然中所展现的壮美与秀美，往往能够使人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超越日常审美经验，诗意地激发理解自身的深刻感、摆脱庸常的和畅感、家国情怀的崇高感与求新未来的使命感等。当凝视映在河川里的蓝天时，恩格斯辑录了霎时复杂的审美体验，即精神上所获得的畅快与净化：“海水的碧绿同天空明镜般的蔚蓝以及阳光的金黄色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13]（p96）人们正是在类似的审美静观之中，获得直面现实的情感鼓舞，“一切无谓的烦恼、对俗世的敌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切回忆都会消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13]（p96）可见，美育的净化功能兼具心灵的慰藉、精神的激励与信念的陶养等多重作用。
但是，审美的精神净化作用不能自行产生，须经由美育过程来唤醒与激发人的审美需要。马克思以音乐为例，指出：“钢琴演奏者刺激生产；
部分地是由于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6]（p264）由于在通常的意义上，钢琴演奏者所生产的音乐净化功能的实现，往往需要美育的普及以唤起人的新的需要，从而实现“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6]（p264）的审美作用。列宁在同蔡特金的谈话中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并首次提出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并需要结合“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14]（p435）以提高他们。但是，为了使群众能够了解并且爱好艺术，“为了使艺术可以接近人民，人民可以接近艺术，我们就必须首先提高教育和文化的一般水平。……我们面临着工人和农民对于教育和文化的庞大需要，由我们唤起和激起的需要。”[14]（p435）因此，要满足工人农民的深层审美需要，先要提高人民接近艺术最基本与最初步的文化知识，即通过美育的方式普及进而提高人民大众的审美水平，更好实现美育在事实上对人的精神陶育作用。
（三）休闲功能即对工人农民的审美涵泳作用
美育的休闲功能是美育的独有功能，涵括创造与享用等基本面向。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对休闲有过直观着墨，但是在对“自由王国”的理想构建中，特别是对与异化劳动相对的“自由时间”的论述过程中，蕴含着较具前瞻性的相关论见。休闲功能的第一个现实表现是人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创造能力的培养是美育的特别要旨，而这一能力的养成恰恰根植于审美过程中，展现为依托想象、直觉等既有感觉材料和过往情感经验的整合融通，创造出新的审美意象。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间接论及这一问题，他肯定了蕴含于文艺作品之中的“想象”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这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的强大的刺激力。”[15]（p384）列宁也曾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中专门提出“想象”是每一个有才干者可贵的审美品格。“以为只有诗人才需要想象……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需要想象，甚至微积分的发现没有想象也是不可能的。想象是极其可贵的素质……”。[16]（p122）这里的“想象”并非随意的臆想与空洞的幻想，而是对推动工作有益的想象，即一种不脱离生活并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想象，这实际上是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提出的“合理的幻想——换句话说，就是综合”[17]（p346）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的创新发展。
此外，我们还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读到关于审美享用的言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及古希腊艺术和史诗时，针对艺术的享用功能提出了著名的疑问：“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并提供给我们高不可及的范本。随后，他用三个设问作答：“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18]（p711-712）从这些问答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可以给人们带来孩童般天真快乐、祛除功利意味的审美享受的重视，以及对审美创造所内含着的人类天然精神的一种肯认。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也曾涉及“审美享受”问题，“百科全书派”重要人物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倍受他们的喜爱，恩格斯认为这是一部“辩证法的杰作”，马克思最初将此书寄送给恩格斯时也给出了这样的荐词：“这本无与伦比的作品必将给你以新的享受。”[19]（p283）列宁继承并发展了美育的“享用”功能的观点，他提出无产阶级应当享受好的艺术。“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14]（p438）并指出“享用”实现的前提是包括美育在内的教育的广泛普及。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域下，美育的功能涵容着教益、净化、休闲等不同方面，凭借这些功用所要达成的使命愿景，是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不同于以往美育思想的主要标志。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出场，一个最为显著的背景是“异化劳动”，如何对国民经济学家们的陈腐学说进行祛魅，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自由个性”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美育使命的价值底色，即在个人得以获得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促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422）但是，我们在实践意味上对美育最高愿景的眺望，也不能够忽视美育本身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应然的现实使命。因此，对美育愿景使命的考察，也应当跳出一般意义上对“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自由个性”的单一遥望，首先回到所处的具体现实，关切美育直接的可见价值。
（一）现实层面的能动价值
现实层面的能动价值，主要旨向美育对社会物质生产的能动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个人的全面发展”首先不是一个抽象的思维运动，它必然建立于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基础上。正是在生产力历时发展的现实之中，“个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以扬弃的方式不断摆脱束缚、争取自由解放进而真正走向“人的全面发展”，为个人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的“普遍异化”之中的个人的局部、片面的发展也隶属于这个过程。因此，关切美育之于“个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问题时，应当以实践的视角先来关注美育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对社会物质生产的一般能动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对此多有论及，并提出了个人充分发展是最大生产力的经典论断。“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20]（p225）对直接劳动时间的节约事实上是对自由时间的增加，即对人的充分发展的时间增加，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充分发展的人本身，又能够能动地增益劳动生产力。换言之，对“劳动时间”不同程度的节约，是在不同层次上提升劳动生产力的可能前提。如果要合理地说明美育对现实物质生产的反作用，理解“自由时间”的意旨是一把密钥。
马克思在其后的论述中对此给出了具体的解答，他从直接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并非抽象对立的角度出发，认为“自由时间”实际上包括一般认识上的闲暇时间与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20]（p225-226）按照经典原本的寓意，作为“自由时间”实在表现的“直接生产过程”可以是知识、德行与审美的教育过程，可以是科学、艺术等诸多知识的审美享用过程，也可以是绘画、文学、音乐、雕塑等审美创造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进行探讨时，对“自由时间”着以更加细致的阐述：“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21]（p294）等等。当然，这里的“自由时间”所指与以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合理化了的由于雇佣工人的奴隶劳动而存在的“其他人的自由时间”是大相径庭的，其具体所指是“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22]（p281）从而为个人的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的时间。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为“广阔天地”赋予了具体的意义。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篇经典文献中，不仅指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即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的一部分，而且阐明了作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一部分的写作与出版并不否定个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14]（p68）同时“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4]（p68-69）也就是说，“广阔天地”是社会价值的实现与个体创造的自由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正是这样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广阔天地”，才能为“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提供“生气勃勃的精神”，[14]（p69）并且转化到一切社会主义生产工作中去。另外，列宁还在同蔡特金谈话中提出，要发挥“广阔天地”对物质现实的能动作用，首先就要实施包括美育在内的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民众训练的工作，因为广泛的民众是孕育与促成社会主义文化的土壤。列宁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特别指出在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确保一般物质保障的同时，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应当“成长起一种按照内容而规定其形式的、真正新兴的、伟大的艺术，一种共产主义的艺术。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里面临着巨大的和最有价值的任务”。[14]（p438）在列宁看来，“知识分子”怎样完整准确地理解“共产主义艺术”的应然使命，并通过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与实践方式完成这些任务，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促使无产阶级革命向民众“敞开通向自由的大门”进而“摆脱旧日生活条件的悲惨处境”的精神力量，更是实现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历史使命的重要依凭。
（二）理想层面的终极价值
美育在理想层面的终极价值，朝向于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由此可能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如果说在现实条件下探讨美育的使命是对过程性的一种关切，那么这种基于实事求是之上的过程必然朝向一种理想的愿景。当然，这一愿景蕴藏于共产主义社会一般形式的阐释之中，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422）个人的全面发展恰恰是美育在理想层面的终极价值，同时美育也蕴含于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逻辑规定之中。回到经典文本，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个共识，即马克思所强调的发展不是泛泛而言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个人的全面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并非单个人意义上的全面发展，而是建立在“每个人”继而“一切人”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厘清了这个出发点，我们再来探究美育的终极使命，就能够避免抽象的概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对“个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确切提出正是在这个框架内诞生的。马克思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总体论述了从最初社会形态小范围内孤立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再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有着多方面需求的人的独立性形态，及至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6]（p104）“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循序阐明了“人的依赖关系”即前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物的依赖性”即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以及“个人全面发展”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显然，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下，由于资本逻辑对财富的贪婪攫取，迫使劳动远远超过人的自然需要即生存资料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超出人的自然需要的“历史形成的需要”，为丰富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要素，造成了个性在“生产上和消费上”[6]（p287）可能的全面，也正是普遍社会物质变换意义上的生产与消费要求又促进着个人关系、需求以及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随后解释道：“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20]（p36）因此，个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表现为“原始的丰富”“完全空虚”[6]（p109）与资本的尺度，这些狭隘的社会关系束缚并造成了人的片面的发展，个体感性占有对象的需要与能力被搁置，个人的美好期待与愿景被抛掷。如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通过适切的方式培育优良的感性品质，不断满足与激发个人的潜在审美需要，多方面地塑造个人认识、创造与享受这一“需要”所需具备的各种能力，能动改善一定社会阶段个体社会关系的全面性，是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需要关切的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并非终点，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之上的“自由个性”的最终旨向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自由的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以全面发展为特征的自由个性的审美范式，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当社会能够调节整个生产活动，一切人都不再受到特定活动范围的规制，人们可以自由自觉地生活，比如“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p165）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美育的核心论断，廓清了马克思主义美育观关于美育依据、功用与使命等基本问题，标示了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底色，为新时代美育实践准备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理论依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把美育与人的全面发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联系在一起。其中，在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的回信中，特别指明新时代做好美育工作的方向：“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23]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指导下，结合新时代具体实际，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在学校美育立德树人的“深入”与大众美育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广出”上下功夫，是新时代美育实践需要深耕的现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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