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岫 一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116081)
中国文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历史、文化语境的不断改变，影响着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文学形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思潮是中国当代文学从现实主义步入现代主义的标志。当我们回望80年代的先锋，其中的一部分作家已渐渐地淡出了我们的视野，而却有为数不多的“先锋”们能够坚持几十年持续而稳健的创作，并不断地产出有影响力和可能成为经典的作品。苏童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当多年后我们重新梳理苏童的一些经典文本，会在其中探寻到当时正值二三十岁的“先锋”如何以其独特的文学天赋和想象力为我们展开一幅“纸上的故乡”。我们又可以从这幅画卷中进一步考察他的叙事和文本美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所做出的贡献。
苏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1983年正式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和小说，1987年的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使他成为“先锋小说”作家的领军人物之一；
但是，仅仅间隔不到一年的时间，1988年发表的中篇《罂粟之家》和1989年发表的中篇《妻妾成群》，标志着苏童小说创作进一步走向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最终想要恪守的文学方向和艺术追求。苏童在《南方的堕落》中写道，“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1]83。在一定意义上，“南方”是苏童文学创作的全部。从他的文学版图来看，“南方”聚焦在“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这两个地标上，从这两点出发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美学意义的南方。同时，这两座地标在苏童的中篇小说中得到了最集中、最完美的呈现。一提到“香椿树街”，我们首先会想到《南方的堕落》《舒家兄弟》《三盏灯》；
而《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飞越我的枫杨树家乡》更是“枫杨树乡”系列中的经典。这些渗透着南方氤氲、阴森、颓败之气的城市和乡村，成为苏童审视人性的精神坐标。在这里，兄弟反目成仇、互相杀戮；
天灾人祸和死亡如幽灵般盘旋在一个又一个家族的上空；
性的糜烂发出罂粟般致命的诱惑……这块贫瘠却孕育着残酷、孤独、暴力的土地，承载着苏童对人性、历史和命运的思考。可以说，苏童的南方有着强烈的文化寓言性。
“香椿树街”系列是苏童小说的重要部分。这条作为苏童诸多小说叙事背景的小街，其原型是苏州城北的一条百年老街。苏童将他儿时生活的地点，那条街道，加以描绘，赋予姓名，将那时那刻生活的人记录在纸上[2]。香椿树街总是泛出江南梅雨季节那种湿漉漉的潮气，裹挟着丝丝糜烂、血腥的气息，昏暗而氤氲，令我们看不到一丝光明，暴力和仇恨似乎已经成为香椿树街上那些懵懂少年的成长仪式。“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3]，绘成香椿树街的全景式素描。
《南方的堕落》是“香椿树街”系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篇。文本开篇便在异常诡异的氛围中呈现了这条街上的地标性建筑——梅家茶馆。“茶馆的外形早已失去了昔日雍容华贵的风采，门窗上的朱漆剥落殆尽，廊檐上的龙头凤首也模糊不辨，三面落地门上的彩色玻璃已与劣质毛玻璃鱼目混珠。仰望楼上，那排锯齿形的楠木护壁呈现出肮脏晦涩的风格。”[1]84这样的建筑本身就容易让人联想到捉奸和谋杀之类的罪恶，而当老板金文恺用“一只干瘦的长满疤瘢，像石笋一样毫无血色的手指”推开窗户、“抠着窗框”，对“我”莫名其妙地喊出“小孩，快跑”[1]85的时候，便谶语般成为阴谋、暗算、罪恶的南方生活的象征。梅家茶馆的老板娘姚碧珍妖冶风骚，丈夫金文恺还在世时就与贩卖蔬菜的小贩李昌私通，金文恺是否死于二人的谋杀，不得而知。而乡下姑娘红菱的到来，让本已乌烟瘴气的梅家茶馆更加污浊不堪。红菱姑娘被父亲强暴而怀孕的隐私，一时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红菱更是自轻自贱，竟然无限怀念李昌喝醉酒“钻她被窝的那一夜风流”[1]109，以致最终落得个沉尸河底的悲惨结局。文本的最后，苏童故意以博尔赫斯常用的骗局创作法，编造了一部子虚乌有的“清朝年间地下刊出的《香街野史》”[1]111。这本野史里记载了梅氏家族的艳闻轶事，也记载了发生在梅家茶馆令人毛骨悚然的钉子杀人案。这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打通了梅家茶馆的过去与当下，梅家的历史仿佛是轮回般地再现了。杀戮、死亡、扭曲、放荡、堕落，还有阴谋和谎言，构成了梅家茶馆散发着邪恶与魅惑的黑暗色调。
与《南方的堕落》相比，《舒家兄弟》显得更加阴暗，更加令人窒息。毕竟，梅家茶馆中的杀戮和阴谋还没有发生在血缘亲情之间，而《舒家兄弟》讲述的则是兄弟、父子之间的戕害。14岁还尿床的弟弟舒农，备受父兄和同学的冷落和嘲笑，生活在压抑、歧视、冷漠的环境中，他唯一的自我排遣和发泄的方式就是窥探他人的隐私。他偷窥父亲与邻居丘玉美偷情，偷窥舒工与丘玉美的女儿涵丽偷情，他想象自己是一只猫，“一边偷窥一边学猫叫”[1]50。在此，苏童用“猫”和“偷窥”两个意象，表现出舒农青春期压抑到变态的性冲动。猫是发情期表现异常激烈的动物，它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叫春”，常被视为情欲的象征。舒农有着猫一般的情欲，却又无处宣泄，他只能把自己当作伏在屋顶的猫，在偷窥父亲的幽会中获得情欲的满足和自我身份的认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偷窥，一方面是个人性欲望的宣泄，偷窥者在窥探别人隐私时，会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欲望与仇恨投射到被窥者身上，尤其是性隐私被窥者。窥探者借助别人的身体，依靠自己的想象，在意念上发泄自己的攻击欲和性欲。另一方面，窥探者多为群体中的弱者，他通过窥探获得向人炫耀的资本，从而在获得心理满足的同时，获得他人的认可。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舒农的偷窥既是一种自我满足，又以此宣泄对父兄的仇恨。然而，这种宣泄并没有持续多久，为了阻止老舒的偷情，丘玉美的丈夫堵死了老舒通往丘玉美卧室的窗户。但无耻的老舒竟然将偷情的地点改在了舒农的卧室，他试图用一双崭新的白色回力鞋买通舒农，舒农被老舒用黑布蒙住眼睛，被绳子绑住手脚，被棉花团塞住耳朵，而老舒就与情妇在他的身边做爱。如此丧绝人寰的行为让舒农彻底疯狂了，最终他放火试图烧死他的父亲和哥哥，以绝望来抗争香椿树街的肮脏。
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无疑是肮脏糜烂的，充满了暴力、血腥和堕落。而这些所有的阴暗可以说都源自人性最原始的欲望的冲动，以及贪婪、嫉妒等恶的因素。男性总是暴力和欲望的化身，而女性更是在偷情、嫉妒中爆发着一场又一场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战争。在此，苏童似乎特别强调人类内心与生俱来的黑暗，如同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潜伏在冰山下面的那个“本我”，人类心理结构中出现最早、最原始的人格，是人类性冲动和欲望的储存库。香椿树街的饮食男女就是在“本我”的驱动下，放弃了理性和道德，展现了人性深处的一道道污秽的褶皱。当然，苏童并不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他没有将人性与社会绝缘。我们看到，“香椿树街”系列大多是以“文革”时代为背景，书写少年的成长。尽管苏童对“文革”的精神场域并没有正面逼视，但他在时代与个人的关系处理上呈现了互文的关系，表现出角色的成长与历史的发展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巴赫金所说，人的成长并不单单是个体的成长，还伴随着历史的成长，可以说人是与世界一同发展、成长的。人不是处于时代内部，而是处在时代与时代的转折处，这个转折迫使他成为新型的人[4]。从这个意义上看，充满暴力和扭曲的香椿树街正是一个时代的浓缩和印证。苏童在谈到他初始创作时，曾说：“放学后开始写诗，吟诵我的家后窗外那条黑不溜秋的河”[5]，或许，那条“黑不溜秋的河”正是苏童后来创作“香椿树街”系列作品的灵感之源和叙述的渊薮，面对一条浑浊、肮脏而神秘的河流的猜想，既是苏童个人的童年记忆，也是贯通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苏童文学地理的另一个显著坐标是“枫杨树乡”。可以说，苏童的创作起步于“香椿树街”，却是以“枫杨树乡”闻名文坛。《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既是苏童“枫杨树乡”系列的开端，也是他首部中篇小说。正是因为这部中篇，开启了苏童的先锋实验路径，“和洪峰、格非等一起，成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6]。苏童自己也曾表示，在这部作品创作之初，他其实并没有具体的创作大纲，而是在纸上绘制了一幅人物关系图，从这个层面上看，这部小说的“发生”本身就具有实验的意味[7]。这部创作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正值“寻根”文学思潮比较热闹的时期，所以，这部中篇小说也是苏童尝试以“先锋”实验的写作路径对“自己的精神之根的探索”[6]，正如张清华指出的，“从韩少功、贾平凹、李杭育们的‘湘西’‘商州’‘葛川江’，到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确切的地理概念变成了比较虚拟的地理概念。……苏童的‘枫杨树故乡’，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已完全被虚拟的空间概念代替了。‘枫杨树故乡’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关于遥远乡村及其历史空间的代码……苏童并非生长于乡村，所以他所写的乡村生活，实际上是根据他对历史的某种认识虚构出来的，是他自己所说的‘精神的还乡’，是用他自己的方法拾起的‘已成碎片的历史’。”[8]
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为《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做脚注，那应该是苦难、逃亡和还乡。枫杨树家乡无疑是苦难的“发源地”，尤其是一九三四年的枫杨树乡，完全被灾难和死亡所笼罩。“枫杨树周围方圆七百里的乡村霍乱流行，乡景黯淡”“暴死的幽灵潜入枫杨树的土地深处呦呦狂鸣。天地间阴惨惨黑沉沉，生灵鬼魅浑然一体，仿佛巨大的浮萍群在死水里挣扎漂流，随风而去。祖母蒋氏的五个小儿女，在三天时间里，加入了亡灵的队伍。那是我祖上亲人的第一批死亡。”[9]32-33面对自然的灾难，愚昧的枫杨树乡人毫不犹豫地将灾难的根源归结到人祸上。于是，被视为灾星的祖母蒋氏，被祖父陈宝年抛弃，沦为一台在贫困中挣扎的“生育机器”。而住在黑砖楼上的地主陈文治经巫师的“指认”，成了一九三四年枫杨树乡瘟疫的元凶。愤怒的枫杨树乡村民放火烧毁了陈文治的谷场，砸碎了藏有瘟疫病菌的白玉瓷罐，借自然的名义展开了阶级斗争。正如文本中所写，“我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枫杨树乡亲火烧陈家谷场联系起来了。我遥望一九三四年化为火神的祖母蒋氏，我认为祖母蒋氏革了财东陈文治的命，以后将成为我家历史上的光辉一页”[9]37。正是在这样带着强烈反讽口吻的讲述中，苏童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愚昧、贫困、灾难和荒诞的枫杨树家乡。
正因为如此，逃亡便成了一种必然。在浓缩了历史进程的1934年，先后有一百三十九个新老竹匠逃离了他们的枫杨树家乡，挑着行李从黄泥大道上经过，点燃了竹器业的火捻子，在南方的城市里开辟了崭新的手工业。其中，陈宝年是最先的逃亡者，他仓皇地逃离“灾星”蒋氏，他创立的“陈记竹器店在城里蜚声一时”“陈记竹器店荟萃了三教九流地痞流氓无赖中的佼佼者，具有同任何天灾人祸抗争的实力。”[9]24从表面上看，陈宝年似乎占领了城市的制高点。然而，陈记竹器店在它草创之始，便成为黑暗、阴谋、乱伦、淫欲、谋杀等罪恶的集散地。大儿子狗崽在充满阴谋的性的诱惑中撒手人寰，陈宝年也死于他最信任的徒弟小瞎子的暗算。可以说，逃亡者从乡村逃离到城市依然无法逃离悲剧的命运。而更为可悲的是，其实，这些逃亡者从根本上从未割断家乡血脉之根。所以，当环子怀孕后，陈宝年逼着她到枫杨树乡去生产，似乎只有在家乡才能诞生真正的陈家后裔。然而，吊诡的是，枫杨树家乡本身就是瘟疫遍地的荒野，充满了即使革命也无法驱散的死亡气息。于是，绝望中的环子终于偷走了“我”的父亲，开始了再一轮的逃离。无根与寻根在荒诞中轮回，而且还将无穷尽地轮回下去。
如果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是苏童在寻根文学背景之下完成的一次关于人与自然、人与历史、城市与乡村、留守与逃亡、命运与欲望、寻根与无根的思考，在二元对立的张力拉动中，去试图破解人在历史生活中的存在困扰，那么，《罂粟之家》则以一个家族的命运变迁，去挖掘枫杨树乡土地上滋长出的罪恶与痼疾，由此揭示生命之所以无根的缘由。没落地主刘老侠一家的衰败，就如遍地盛开的罂粟花，无法逃离糜烂、迷乱、死亡的命运。在这样一个“罂粟之家”，充满了乱伦、抢劫、杀伐等暴力和阴谋。刘家的大少爷演义生下来就是白痴，为了延续刘家的血脉，刘老侠“借种生子”，利用长工陈茂和妻子翠花花生了二少爷沉草。演义整天在饥饿感的煎熬下，寻找白馍吃。因为误将沉草的网球当作白馍，抢夺未果，反被沉草杀死。尽管演义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沉草只不过是长工陈茂的儿子，但为了延续家族大业，刘老侠可以根本无视演义的生死，所谓的亲情不过是出于某种目的的利益关系。同样，对于自己的亲弟弟刘老信，刘老侠也秉承着一种买卖关系。到城里染上脏病的刘老信，奄奄一息之际，为了让刘老侠带他回乡，他以自己的坟地作为交换。亲情完全被物化了，血缘被资产所取代。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千百年来的农业文明行将没落，与之相伴的，当然是地主阶级的没落，这是一个无法逃离的乡土的宿命，是充满着诱惑而又腐朽糜烂的罂粟花的宿命。那枫杨树乡村盛开的罂粟花，目睹了这片土地的繁荣和消亡。苏童正是将传统文化抽象于一个家族衰败的过程，由此，家族则成为反思传统文化的开端。那个沉醉在罂粟花气息的枫杨树乡，无疑是一个历史线性时间之外的古老的乡土中国。这样的乡土中国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承担人们精神还乡的重任，所谓的逃亡和寻根只不过是一次次荒诞而无意义的轮回与循环。从这个层面上看，苏童枫杨树乡的家族叙事和历史书写完成了他个人的精神还乡。
就苏童的中篇小说而言，除了暴力、苦难、阴谋、逃亡之外，性无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南方的堕落》《舒家兄弟》《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等作品中，性都是叙事的重要元素。《妻妾成群》所选择的题材本身就是一夫多妻制的传统大家庭内部的妻妾之争，性自然必不可少。颂莲的得宠与失宠皆关乎性，而梅珊的死亦因性而起。《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所有悲剧都源自性。在《舒家兄弟》和《南方的堕落》中，性已然成为叙述的“原动力”。而《罂粟之家》和《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则言说着枫杨树家乡腐朽和苦难背后性的隐秘。可以说，性几乎覆盖了苏童所有的中篇文本。但是，苏童笔下的性绝非搭建言情小说的基石，也不是吸引读者眼球的佐料，性以超验的形态成为跨历史、跨意识形态的叙事潜能。
我们看到，苏童笔下的性毫无美感，如同《另一种妇女生活》中那座腐朽的简家酱园，在梅雨季节滋生着细菌，臭咸鱼的气味吸引着垃圾堆中苍蝇的嗡嗡乱飞，仿佛总是罪恶的渊薮。徘徊在香椿树街上那些无所事事的少年，他们成长的必修课便是对性的窥探和尝试，而这种窥探与尝试常常伴随着乱伦、罪恶和死亡。舒农将性作为对父兄仇恨的宣泄；
舒工对性的眷恋裹挟着暴力，他把鸡血放在楼梯上吓林家姐妹，涵丽的恐惧激起他残暴的想象；
他把沾染精液的内裤塞进涵丽的脸盆，看着“粉红色的血正从女孩的身体深处浮涌到她的皮肤下面，他总是看见涵丽粉红色的血”[1]48，这是一个初恋男孩儿的性冲动，带有原始的嗜血本能，完全被道德和理性所放逐，死亡是这些变态恋情难逃的归宿。可以说，堕落南方生活中的性就如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人性之恶建构起审丑的美学风格。性与情脱节为永不交汇的两条平行轨道，而女性又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欲望和魅惑。《南方的堕落》中的姚碧珍以骚情和放肆闻名于香椿树街。她就如同茶馆窗外的和尚桥，已是一处可供观赏的特定风景[10]。《妇女生活》中的娴一辈子情人不断，到了老年还“打扮得妖里妖气”。这种魅惑充满了邪恶的力量，《罂粟之家》中的翠花花被描写为“像白蛇一样盘曲着吐出淡红的蛇舌”，既危险又充满诱惑；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城里的小女人环子会咯咯笑着，抖动湿漉漉的蓝旗袍，把雨滴风骚甩给男人们。面对这些女人，男性的致命弱点就是无法逃避这种魅惑。于是，“他(狗崽)过早地悬在‘女人’这个轨迹点上腾空了。传说狗崽就是这样得了伤寒”[9]46。而陈佐千更是被掏空了身子，在恐惧和迷乱中，让颂莲感觉到他身上发生了某种悲剧。在此，苏童将红颜祸水的古老观念戏剧性地悬置到欲望与历史的交叉舞台上，在反讽中，将这一古老命题纳入其“先锋”叙事的整体结构中。一方面，祸水红颜引发出被无数历史经验验证过的悲剧；
另一方面，“只有那些自身能与女人保持距离，同时却能充分利用她们并抵挡其危险的男人，才能成为有子孙的男人，上升到大写的父亲或大写的祖父的位置，并因此成为叙事中的祖先”[11]。由此确立男性的权威和父系家族的合法性，与此对应的，则是女性身体的抽象意义——生殖。女性形象被概括和化约成她的生殖能力。我们看到，《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被祖父陈宝年视为“灾星”的祖母蒋氏，生育了八个孩子，为陈宝年养育这些孩子成为她人生的唯一使命。文本中多次出现蒋氏分娩细节的描写，这些分娩场景被晕染上金黄的亮色，散发着阳光和火焰的温度，带着悲壮的诗意言说生命的神圣。然而，这样的神圣又被肆意解构了。陈文治在偷窥到蒋氏生育的瞬间，“瘫软在楼顶，他的神情衰弱而绝望，下人赶来扶拥他时，发现那白锦缎裤子亮晶晶地湿了一片”[9]16。欲望、性、生育怪诞地融合在一起，性不再仅仅是生理欲望的表征，还转化为延续家族命脉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真正看懂为什么陈佐千因性无能而流露出深深的恐惧和迷乱；
看懂飞浦因惧怕女人而产生的绝望；
因为性的无能和紊乱所导致的是家族命运无可逃遁的破败。
其实，不仅仅是家族，性同样是历史发展的根源和动力。性欲化的历史成为欲望的表现形式，历史演进中的阶级压迫与反抗，被带有讽刺意味的性压迫和反抗而取代。《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那场枫杨树乡亲焚烧陈家谷场的大火，是枫杨树乡亲借助天灾自发对地主陈文治的阶级斗争，蒋氏参加放火的革命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她对陈文治性压迫的报复和反抗。而文本中非常突兀地将这场大火与毛泽东经典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联系起来，便是以一种反讽与荒诞的笔法，巧妙地将革命与性“绑架”到一起。这一点，在《罂粟之家》中有着更加明确和集中的体现，阶级压迫转化成了性压迫，阶级斗争转化成了性斗争。陈茂作为地主刘老侠的雇工，无疑是被剥削阶级。这种被压抑的阶级身份，导致他在与地主婆翠花花的性关系中，同样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被翠花花压在身下，被唾骂为“大公狗”，他之所以能够与翠花花保持这种半公开的隐秘关系，是因为他发挥了为刘老侠传宗接代的工具性作用。当枫杨树乡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陈茂以特有的性反抗完成了阶级斗争的话语言说。陈茂选择了刘老侠的女儿刘素子作为报复对象。尽管刘素子被土匪强暴过，但她常着一袭白衣，面色苍白如纸，身体瘦削，长着一张冰清玉洁的脸，所有这些都赋予刘素子贞洁处女的气质；
而她如同猫一样慵懒的姿态更是显示了传统女性在男女之间的被动性。由此，陈茂对刘素子的强暴，使得他真正体会到男性的支配地位，获得了他在翠花花那里所得不到的男性气概。随后在强暴的场景中，陈茂被描述为“坐在她雪白的肚子上”，这显然与陈茂与翠花花的性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茂推开女人雪白的肚皮，他站起来，他觉得自己快要吐了。他往地上一口口吐着唾沫，腹中空空什么也吐不出来。翠花花突然咯咯笑起来，翠花花抬脚一下子把他踹下了踏板。她说，‘滚吧，大公狗。’”[12]可见，陈茂正是在性的“翻身”下，真正实现了阶级的翻身。
美国作家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提到，早期的美国南方曾爆发过族群间激烈的厮杀和争斗，其中强奸敌对族群的妇女成为一种争斗和复仇的手段。在传统美国南方的观念中，强奸并不是对妇女本身的侵犯，而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侵犯[13]。也就是说，强奸“他”的女人，最终目的是对他财产、利益和荣誉的败坏。从这个意义上看，苏童小说中的“性”书写，便含有了典型的历史和政治意味。性作为苏童小说叙事的母题之一，成为其表达策略和解构历史与生命的平台或想象视角，同时，也构成展示人与历史的荒诞以及生存真相的结构性元素。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假设，苏童与“香椿树街”最初的缘分只是“偶然”，让故事反复地发生在这条古老的街道上，不过是他的文学炒作，“历史”“童年”“成长”“先锋”，搭上任何一波潮流都可以让热度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任谁可以有这样的耐力一炒就是三十年？仅凭这股耐力，不论多么糟糕的起点也都会有成功的一天。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与炒作恰恰相反的是，苏童比任何人都更淡泊宁静，从容沉稳。当然这个必须要经过了这样三十多年的创作，才能显露出来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语境里，我们用“潮流”“思潮”框定他的创作，也许并不十分“委屈”。但是，再过了二十年之后，从整体上重新审视他的创作，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他与这个时代、与文学史其实是“脱节”的、“游离”的。他不愿意主动追赶任何潮流，而放纵自己沉溺在老街上、故乡里，他有自己的列车在专属的轨道上行进。与其说他在追赶“话语权”，不如说是“话语权”在追着他。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他从不愿意被别人所左右，而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在诗意的空间里以最舒适的状态呈现。
猜你喜欢枫杨香椿树苏童芜湖地区枫杨造林关键技术现代农业科技(2022年10期)2022-12-17浅谈苏童小说《刺青时代》中的创伤书写青年文学家(2022年9期)2022-04-23主持人：吴义勤 陈培浩四川文学(2021年8期)2021-11-11会开花结果的香椿树课外生活（小学1-3年级）(2021年5期)2021-06-18结果的树长不高发明与创新·中学生(2019年7期)2019-07-21结果的树长不高发明与创新(2019年26期)2019-06-13香椿树上长鸡蛋啦作文评点报·小学三、四年级(2019年5期)2019-03-05枫杨树扬子江(2018年1期)2018-01-26被冤枉读者(2016年11期)2016-05-11从《碧奴》看苏童的骚性小说月刊(2015年1期)2015-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