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元海
刘啟仁*
岳芳敏*
郭惠武*
胡新艳*
张沁岚*
编者按：为进一步推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南方经济》编辑部特邀请广东经济学界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与优秀中青年学者，围绕“二十大”报告中涉及经济建设的重要部署，以系列笔谈形式，开展研究阐释。本期为系列笔谈的第二期，邀请来自广州大学傅元海、刘啟仁，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岳芳敏、郭惠武，华南农业大学胡新艳、张沁岚共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绿色发展、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等主题，畅谈各自的观点与体会。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GVC）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是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有效平衡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已成为推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
一、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是推动绿色发展重要路径
绿色发展强调经济增长摆脱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依赖，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减少污染排放；
也强调创新绿色技术、发展绿色产品市场以及倡导绿色消费。高端嵌入GVC通过优化投入产出结构、打造技术创新高地、推进产业“两化”深度融合以及提高绿色治理水平等途径，推动绿色发展。
第一，高端嵌入GVC优化投入产出结构，推进节能减排。各国根据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GVC分工中地位差异造成了生态环境差异。GVC高端是技术、知识密集型的工序，而且资源消耗低、污染少，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
GVC低端则是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的工序，一般来说资源消耗高、污染较严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其布局在发展中国家。我国GVC分工地位由低端参与转向高端嵌入，占据GVC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优化投入产出结构，提高集约化发展水平，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排放，有效控制污染源头，促进绿色发展。
第二，高端嵌入GVC可以打造技术创新高地，形成绿色竞争优势。高端嵌入GVC意味着在世界市场同类产品或产业实现了技术并跑甚至领跑，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打造技术创新高地是实现高端嵌入GVC的必由之路，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绿色发展。因为制造业嵌入GVC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高端环节，不仅附加值高，投入产出率高，能源消耗降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经济增长则降低对资源禀赋的依赖；
而且提高绿色技术水平，产生减排效应，削弱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提升环境效率，形成绿色竞争优势，推动绿色发展。
第三，高端嵌入GVC推进制造业“两化”深度融合，培育绿色产业链。高端嵌入GVC意味着制造业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产业链向智能领域延伸，这是改造传统产业和催生新兴产业的必由之路。以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赋予传统产业智能元素，利用智能制造工艺和设备，加强产业生产过程管理，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低碳化转型；
同时培育智能机器人、新型传感器等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智能产业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资源消耗，形成低碳环保的产业结构，培育绿色产业链，推动绿色发展。
第四，高端嵌入GVC提高绿色治理水平，提升绿色竞争力。高端嵌入GVC还意味着绿色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接国际环境治理标准，必然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推动绿色发展。嵌入GVC高端必须接受高质量、绿色环保及安全的国际环境标准约束，以绿色治理的国际标准和绿色技术的国际规则强化环境规制，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
GVC高端在质量、安全和环保等方面的高标准要求促使企业或产业减少污染排放，加快绿色转型。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设置，促使我国产业嵌入GVC高端必然将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淘汰低效、高能耗生产方式，促使企业增加绿色创新技术投入，提升整体绿色竞争力，实现绿色发展。
二、加快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为此，我国在积极融入GVC分工体系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需要警惕GVC嵌入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风险。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GVC面临深刻调整，为加快高端嵌入GVC，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可以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端嵌入GVC，为绿色发展提供核心支撑。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因此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扩大高端嵌入GVC的节能减排效应。加强基础研究，完善基础研究顶层设计，以绿色发展为导向，鼓励减排技术和清洁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原始创新，在绿色技术领域实现“从0到1”的突破，占领国际市场制高点；
强化战略性科技力量牵引国家创新体系，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以市场需求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提高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效率，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合作，促进清洁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与应用，进而构建高效的绿色生产体系。
打造数字技术先发优势促进高端嵌入GVC，推动绿色发展。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本身具有清洁、高效等独特优势的生产要素，既是驱动高端嵌入GVC的主要抓手，也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力。聚焦基础研究促进数字技术自立自强，夯实数字赋能绿色发展底层框架；
扩大数字技术应用优势，依托数字技术优化绿色资源配置和生产工艺流程、提升生产设备运行效率，实现节能减排；
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水平领先，构筑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驱动高端嵌入GVC。此外，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建立数据要素市场标准规范，推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加强共享经济规范管理，依法加强互联网平台经济监管，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规范有序的政策环境。
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接国际绿色治理标准，为全球生态治理凝聚强大合力。一方面，基于“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组织，构建绿色发展合作平台，与沿线国家共享绿色创新资源和技术，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能力与地位。另一方面，促进国际联合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加快绿色资源全球流动与绿色技术国际交流，以国际技术规则和标准引领原创性技术攻关，并向世界分享绿色发展的先进经验；
培育绿色生态品牌，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争取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此外，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加强与国际标准组织合作，推动建立绿色发展标准体系；
积极对接国际环境治理标准，力争实现“双碳”目标；
推动国际社会全面有效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协议，为全球绿色转型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刘啟仁*
*刘啟仁，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现代制造业体系实现自主可控的机制、路径与对策研究”（22AJY023）。
随着我国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绿色成为生态现代化发展的鲜明底色，绿色发展成为解决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等问题的必然选择。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生态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绿色现代化。站在新一轮信息技术与产业革命大调整、大变革的历史交汇点上，数字化转型引发从生产要素到生产关系的全面革新，为实现中国式绿色发展提供了新途径。
一、数字化转型是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实质上反映了绿色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色发展的题中之意，把握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是绿色发展的关键所在，协调、效率、节能、减污、降碳、扩绿、可持续是绿色发展的主要目标。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汇集技术要素和数据要素的数字化不仅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更渗透到产业变革和调整的方方面面，催生出许多新业态、新模式，为我国打造国际领先优势带来机遇，也为绿色发展赋能。
第一，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替代和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倒逼其向高端化、智能化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国内附加值率，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促进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促进其向绿色化转型升级。如数字化与农业有机衔接，催生出“数字农业园”，借助数字技术和设备，实时监测温度、湿度、土壤、光照、农作物生长情况等信息，科学计算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最优条件，精准调控水资源、农药、肥料等的使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作物的生长潜力，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损耗和化学污染。数字化与工业深度融合产生了“数字化制造”，借助虚拟空间和数字技术，企业能够通过软件模拟将虚拟与现实生产相结合，进行低成本创新和快速研发，改变了将产品生产出来才能评价其性能的传统生产模式，很大程度上降低真实试错过程中造成的研发成本，显著提升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促进绿色发展。
第二，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数字化转型与原材料、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融合，促进绿色发展。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充分挖掘生产要素所蕴含的信息，确定生产要素投入的最优组合比例，从而大幅提升传统要素的利用效率，节约要素资源。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技术的特殊形式，其本身具有内生性，可通过物理实体内嵌于传统要素，显著提升传统要素的投入产出率，且由于数字技术具有易复制、易传播等特性，这种效应常常具有倍增性，最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第三，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创新和协同创新。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提高绿色创新效率。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行业的边界逐渐模糊，跨行业技术融合催生出一系列新模式，如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以及诸多新业态，如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使得企业的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垂直型转化为扁平型，这种“线上模式”不仅可以创新企业的经营方式，缓解对固定办公场所的依赖，减少相关资源、能源的消耗，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同时，减少了人们非必要出行，为节能减排和控制污染做出重要贡献，从而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实现协同创新，提高绿色创新效率。数字化转型借助数字技术突破时空限制，以数字化平台为纽带，打造“云端产业链”，使得企业的创新模式由原来的封闭式转向开放式，有利于产业链上各主体共享创新技术和经验，最大程度发挥各环节的群体智慧进行高效协同创新，精简冗余环节，从而显著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二、数字化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气候合作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数字化转型作为重要引擎，在实现“双碳”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过减少非必要的活动，减少碳排放。以互联网为媒介，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分享经济，如滴滴出行和货车帮等新型服务模式，通过分析供需双方的海量数据，提供精准匹配，让碎片化的车主和货主快速对接，降低车辆的空驶率；
同时，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定位功能，平台可以根据以往的数据和经验为车辆推荐最优行驶线路，有效避免出行车辆拥堵、走弯路现象，从而减少燃油消耗和碳排放，促进绿色发展。另一方面，地球生态系统是不可分割的巨型系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数字地球以地球空间信息为基础，集成互联网、GPS定位、勘测等技术对大气、陆地、海洋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测，通过云服务和地球大数据平台进行共享，并利用数字技术模拟各参数的时空分布动态，能够有效预防极端事件和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从而为全球合作实现“碳中和”目标，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新途径。
三、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发展
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数字化转型作为囊括诸多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的新范式，其禀赋中镌刻着强大的绿色基因，不仅可以通过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减少资源消耗和碳排放；
也能通过实时监管，实现精准治污。为此，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展的赋能作用：
突破数字技术原始创新，塑造绿色发展新优势。针对绿色发展中面临的技术约束问题，要加强数字技术原始创新，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塑造绿色发展新优势。通过扩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基础研究人才引进和培育、建立健全基础研究体制机制，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为突破口，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原始创新体系，打造国际领先优势。
建设环境监管体系，发挥数字化治理在绿色发展中的保障作用。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建立健全智能化数字监管体系，全面实行排污的实时监测，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另一方面，中国式绿色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依托数字平台和媒介宣传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公众保护环境的意识；
通过官方网站发布环境质量等相关信息，并设立专门的投诉监督渠道，保障公众参与绿色发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完善新型基础设施，扩大数字技术在绿色发展中的应用场景。一方面，完善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代表的数字制造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体系基础设施等，依托数字技术和区块链等高端技术，进一步释放数字化的绿色效应。另一方面，秉承“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和公众参与”的理念，加强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更加高效、安全、智能、绿色的服务模式。
岳芳敏*
*岳芳敏，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构建城乡融合的新型城乡关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城市育于乡村到城乡分离（城市发展、乡村衰退），再到城乡融合（城乡共同繁荣）的辩证演化阶段。城乡关系，本质上反映了一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调节决定的资源要素等生产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配置和布局，与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相适应。马克思认为，城乡融合，消除阶级差别和城乡不均衡现象，使城乡成为更高级的社会综合体，是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经济学界认为，城乡融合是顺应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经济交流与协作，使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我国城乡关系也顺应这一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探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下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到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再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乃至2035年期间，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这些理念和战略部署突出了乡村发展的中心地位和优先地位，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共生互补、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必然要求构建新型的城乡高质量融合关系。
二、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首先，城乡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最艰巨最繁重任务仍然在农村。城市、乡村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载体，城乡是否能够协调、协同、高质量融合发展，决定着一国现代化成败。为补短板而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为此，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其次，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一大特色也是其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式的均贫富，而是通过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使农村农民富起来，从而做大、做好国民经济这个“蛋糕”，再分好蛋糕，实现城乡居民共建共赢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在准确完整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下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旨在构建共生、协同、绿色、开放、共赢、共富的城乡社会综合体。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加快资源要素在城乡间畅通流动，特别是畅通资金、劳动力、人才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实现城乡空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质增效，从而带来城乡发展新空间、新活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充分体现。
三、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发展，但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要求还相距甚远，发展最不平衡的仍是城乡、最不充分的仍是乡村。在2021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首先，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当前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大堵点和痛点就是，城乡土地市场不统一，农村建设用地不能直接入市，宅基地不能上市交易，农民不能享有资产收益。农村小、散的耕地、建设性用地在一刀切的管理体制下，难以实现集中连片、规模化经营，制约了产业化投资；
基本农田上不能进行必需的产业化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农旅产业设施，制约了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对此，可借鉴佛山南海区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探索经验。比如，创新使用“地券、房券、绿券”，保障了村集体、村民、工商资本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土地要素流动。丹灶镇因此落实了土地连片征收、统租、改造、腾退、建设、招商举措，聚焦打造“万亩工业、万亩农业、万亩生态”，实现了土地资源高效配置再利用，促进了传统工业、农业转型升级，形成了氢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以“三生融合”塑造了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新形态。
其次，深化户籍制度、医疗养老社保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当前三四线城市、小城镇入户基本放开管制，很多地方采用“居住证”。因此，需要深化大中城市户籍制度、医疗社保制度改革创新，扩大医保异地结算范围，以居住证制度取代户籍制，实施租购同权的住房制度、子女入学制度，将滞销、停供的商品房改造为保障房经适房，加大供给力度，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第三，进一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均等化，鼓励城乡专业人才双向流动。当前，乡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具备，解决了“有没有”问题，但亟需提质增效，解决“好不好”问题。比如，应加快县域、镇、村垃圾分类管理，采用小型垃圾焚烧设备解决垃圾填埋侵占土地资源、导致土壤污染问题；
加快提高农村污水处理率等；
借鉴区域间对口帮扶、领导干部挂职锻炼经验，建立城乡专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加强鼓励引导，做实农业农村人才优先政策。
第四，加大对县域乡村政策扶持力度。针对不同区位的乡村，实施差异化城乡融合策略。但都需要加快做实资金投入政策。加大对农业农村财政政策投入；
提高土地出让金提留比例，发行城乡融合发展专项债，投入农业农村公共事业、公益项目；
加大省级财政对县域经济、乡村振兴扶持力度；
加大对县乡镇村基层领导干部培训力度，助其更新观念，提高能力，改善优化县域、乡镇营商环境，吸引并保护社会资金、工商资本。
郭惠武*
*郭惠武，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经过5年多的扎实推进，成效明显，城乡融合的总体性制度框架逐步搭建起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也由2017年的2.71降至2021年的2.5。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城乡差距偏大的局面仍未有根本改观，任务依然艰巨。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因此未来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使得城乡居民具有基本相当的就业和收入提升机会。其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尽力消除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壁垒，为资源要素向农村顺畅流动创造基本条件，二是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培厚农村的发展基础，增强农村对要素的吸引力。在流向农村的要素中关键的先导性力量就是资本，我们希望资本在流入农业领域的同时还能较多地投资于与农村发展相适应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环节，即实现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提升农村产业附加值，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兴旺。而目前，农村要想发展第二、三产业，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农村的产业链支撑水平较低。由于城乡之间的分工与分化，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更倾向于聚集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再加上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不高，结果是农村缺乏农业之外的产业环节布局，产业链很不完善，这进一步导致农村的产业发展成本较高，对投资的吸引力较低。因此，为促进资本向农村流动并在农村适度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除了需要消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之外，还有必要推进农村产业链的建设，主要应注意以下三点。
一、优化农村产业链空间布局
产业链各环节在农村的合理分布对产业环节之间的有效联系及产业链功能的发挥有着重要影响。农村相关产业链不可能在空间上全面铺开，农村面积广大、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如果“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则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效率极低。此外，受到耕地保护制度下的土地用途管制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也不可能在农村随意分散布局。因此，在小城镇范围内形成产业链的集聚区，对周边农村形成辐射带动，是一个可行的路径。目前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是在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园区，现在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级的多层次现代农业产业园体系。现代农业产业园一般覆盖生产特色农产品的若干相互靠近的乡镇，根据各乡镇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布局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物流、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研发等产业链环节，这些第二、三产业的环节围绕当地特色农产品展开，并与农户形成产业链上的合作。因此。现代农业产业园既起到了完善相关产业链的作用，带动了农民致富，又实现了土地的集约利用。下一步，在规划产业链空间布局时还需要注意跨地区和跨集群的产业链分布，一方面农村的某种特色农产品一般是基于地理条件和种养殖习惯形成跨县区的产业蔓延带，这样，局限在一个县区的产业链布局对县区外的产业辐射作用就比较有限，所以应做好同一行业领域的跨县区产业链规划，统筹布局。目前，广东省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所推进，在2021年以后就开始建设跨县集群的农业产业园，如湛江的菠萝和梅州的柚子跨县集群产业园等。另一方面，不同县区的不同农产品也可能共享相同的产业环节，如物流、检验检测、电子商务、金融、创业孵化等，在规划布局时也应考虑跨县区产业环节的共享问题，对于辐射半径较大、通用性较强的产业环节，不必分散建设，而是集中于某一地区，以实现规模经济。
二、优化农村产业链组织方式
产业链的组织方式会影响到全产业链的生产效率以及产业链各环节的收益分配。所谓产业链组织方式就是产业链采取一体化、市场分工还是网络化组织结构的问题。一般来说，企业会根据市场交易成本、产业主体的能力等因素来选择合适的组织方式。而从产业的发展上来看，市场分工和网络化结构相对来说是更有效率的组织方式。在农村，一体化的方式主要是由大型企业在租用农村土地后，自己从事育种、饲料生产、种植养殖、加工制造、销售等大部分产业链环节的经营模式。一体化的方式下，周边农民以工人的身份进入到企业工作。一体化的方式对于企业的要求很高，一方面要具备多方面的生产经营能力，另一方面要付出较大的协调管理成本。但在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且剧烈、生产中的病虫害等自然风险较大、农户市场契约意识也不够强的情况下，企业也会更多地采取一体化经营模式来控制风险并节约交易成本。而对于农村产业发展来说，一体化的方式会形成农村与大企业关系的锁定，从而导致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所掌握的农村资源来盈利，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周边农户收入增长的空间也有限。因此，为形成竞争性更强、效率更高、农民收益更高、更灵活的市场分工交易或以中长期契约为联结的网络化组织方式，一方面应通过提供价格波动预警、促进产销对接（如广东省近年来推进的农产品“12221”市场体系建设）、推行农业保险等方式降低产业的各类风险，另一方面应强化农户契约意识的形成，并保证契约的有效执行，降低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
三、促进农村产业链协同创新
农村产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就需要不断推进创新，产业链上协同创新的能力和活力对于农村产业形成持久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产业链各环节在小城镇集聚之后的频繁互动为农村产业创新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新的产业环节进入农村后，其带来的新技术可能会解决其他产业环节的老问题。如清远市清新区是桂花鱼的一个优势产区，有30多年的养殖历史，养殖户经验丰富也从中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但由于桂花鱼养殖一直采用活饵料饲养技术，存在成本高、占地面积大、水污染严重等问题，制约了当地该产业的发展。2019年，作为国内大型饲料企业的海大集团牵头8个主体在清新区建立桂花鱼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该园区内已形成了包括种苗、饲料生产、加工、仓储、冷链物流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同时，海大集团凭借其在水产饲料技术上的优势研发了桂花鱼饲料驯化技术，通过在清新区的反复试验和推广，该技术得到不断完善和成熟。饲料驯化技术的成功应用有助于降低养殖成本、节约用地并减少污染，从而为当地桂花鱼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个案例就说明了在政府的牵线推动下，水产养殖上下游环节碰撞有利于产业创新。为促进农村产业链上的协同创新，政府部门有必要梳理产业中存在的各类问题，集合企业、科研院所、农户等开展集中研发攻关并给予一定的补贴，同时在一些大型产业集聚区专门建立针对该行业的研发平台，以攻克行业内的通用性技术，另外，也可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促进上下游各环节的产业交流，形成开放互动和崇尚创新的产业文化。
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4.7%，农村还有近5亿的常住人口，即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80%，仍会有至少2.5亿人居住在农村，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农业可以吸纳的劳动力大幅度减少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向农村集聚来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而要在农村保持一定规模的第二、三产业，就必须由政府出面推动形成农村相关产业链的基本框架，并优化农村产业链的空间布局和组织方式，促进链条上的协同创新，提高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
胡新艳*
*胡新艳，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支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难点。小农户是中国农业经营主体，也是传承农耕文化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小农户众多且长期存在是中国的基本农情。因此，如何促使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已有主流主张是鼓励农地流转集中，推进农地规模经营。但自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鼓励农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以来，我国土地分散化的经营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观。从未来发展看，中国既不可能走美国大规模农场经营及其自购农机服务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可能走日本小规模农户经营及其投资内卷化的道路。对于“大国小农”的中国来说，关键在于：建立支持小农生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社会化服务将小农经营卷入分工经济，将良种、农机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导入小农户，实现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换言之，以“为小农户服务”为基本导向，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的“第三条道路”。未来的重点任务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聚合服务需求，拓展服务市场
顺应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变革和农业生产转型发展的需求，优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组织带动分散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利益机制，支持“经营主体+基地+农户”模式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使众多小农户服务需求聚合为社会化需求，形成匹配于专业化服务组织的交易规模需求。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和托管员在农地经营权流转、服务资源对接、收益分配等方面的组织协调作用，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联动，各地因地制宜地培育“农户+村集体+服务组织”“农户+合作社+服务组织”“农户+托管员+服务组织”“农户+龙头企业+服务组织”等组织模式，实现生产主体、服务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设备共享、互利共赢”。积极申报建设“一村一品”示范村和专业合作社示范点项目，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高效配置，实现专业化连片集中种植，培育跨区农业产业集群，实现基地化、规模化和网络化的集群式发展，为农业跨区服务外包拓展市场空间。
二、培强服务组织，提供全程服务
依循“主体多元、形式多样、服务专业、竞争充分”的原则，加快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经营型服务组织的培育，鼓励供销、邮政、农垦等公益性服务主体通过公益助农方式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服务主体的优势和功能。以对接市场优质农产品需求为导向，聚焦短板弱项，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按需补齐土地整治、品种改良、农机作业、植保营养、烘干仓储、市场销售、金融保险等关键薄弱环节，打通堵点，连接断点，构建起与农业产中生产操作流程相匹配的生产服务体系，与农业产业链拓展相匹配的产后加工物流运销信息服务体系和金融保险服务体系。推进服务范围的“三维拓展”，由大宗农作物拓展至经济作物、由种植业拓展至养殖业、由产中环节拓展至全链条，建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生产经营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单环节、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满足多样化服务需求。围绕“扩规模、提质量、强实力”的工作思路，支持有条件的服务企业通过股份、租赁、兼并等方式组建农业企业集团，培育壮大若干控制力和根植性强的农业“链主”型企业。引导各类农业服务组织向园区集聚，支持有条件、有基础、有积极性的地方组织申报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园，成为各地农村社会化服务综合总部，通过“园区聚规模，规模促链接”，推进服务的园区化、链条化、集群化，形成支持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链主群”与“服务集群”。
三、打造服务平台，实现供求对接
培育联通互动、线上线下的交易平台和开放创新的行业平台，强化包容共享、合作共赢的发展意识，增强对行业资源、优质服务、细分市场的整合集成能力。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发展，梯次联动”的原则，以做活县级服务运营中心、做实镇级生产服务中心、做专村级协办员为重点，拓展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方式。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线上农业托管服务交易平台，全面宣传推广托管服务，整合服务资源和供求信息，改善服务价格的生成效率，统一调度服务资源，提供更方便、更精准的外包服务。在数字平台实现生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采购下单、合同签订、作业记录、服务验收、费用支付等环节的基础上，导入仓储、保鲜、金融、保险、订单农业、农产品加工等服务，打造管理、服务、财务、咨询、教育、电子商务、金融保险一体化的数字化平台。
组建服务联盟，以服务联盟引领行业发展，发挥其联系政府、服务会员、整合资源、自律规范的功能，促进农业服务链和涉农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建设服务组织信息数据库，下设各镇、村服务组织信息数据端口，实现服务组织发展信息共享。制定标准格式的合同条款，加强合同签订指导与管理，加强服务价格监管，强化行业管理，对弄虚作假套取资金、服务质量不达标、农民投诉多的服务主体，实行一票否决制。与此同时，对服务主体的信用记录实施透明化管理，建立服务主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链接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四、深化分工合作，推进共建共营
推进新型经营主体与服务主体融合发展和混合经营，构建“开放—多元—共营”的多元主体分工协作机制，共同打造农产品品牌、农资品牌、服务品牌、电商服务品牌等，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构建“社农”、“社企”、“企农”合作机制，在大力推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产品高端化的同时，赋予农耕文明的现代魅力，将文化品位植入农业的灵魂，全面立体开发农业景观资源，将资本、技术、管理方式、现代经营组织模式引入农业，依托乡村机耕道，打造串联农业景观、特色村落和生态景观；
通过业态提升、场景营造，高品质打造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引领的村庄综合体，形成产业链条完善、一二三产业共生发展的新格局，实现农业生产、绿色消费、生态游乐、休闲观光的统一。坚持经营收益多方共享、分配方式灵活多样的原则，充分兼顾服务主体（职业经理人、科技研发机构、农业企业主、金融投资主体等）、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各方利益，通过利益关联主体的充分谈判和有效协商，采用订单、保底收购、收益分成、生产托管服务等方式构建基于产业链的利益分享机制，鼓励合作主体之间采用“交叉入股”“先租后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方式，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共建共营共享”，为长期分工深化提供利益激励的内生动力。
张沁岚*
*张沁岚，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继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再次将“乡村振兴”写进党的报告。从十六大报告到二十大报告，“三农”工作的核心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体现了党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也为下一个五年全面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过去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镇化率从51.3%快速提升至64.7%，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及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农业供给侧改革取得显著进展，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正如二十大报告提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大量农民生活在农村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因此，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仍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征程中的重要任务。此次提出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与2018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的五个振兴一脉相承，深刻理解五个振兴的内涵，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乡村产业振兴是前提。从全球城市化规律来看，当一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0%后，城镇化速度将明显放缓，以中国人口计算，达到70%水平后仍有超过4亿人生活在农村。要让农村地域承载数亿人口的就业，必须在促进农业内涵式发展上下功夫，不断拓宽乡村产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包括顺应高品质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上升的趋势，推动优质农产品的种植与加工，提升农产品经济价值；
顺应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趋势，增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强化农民与产业链的利益联结；
顺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及消费多样化的趋势，促进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乡村教育、健康养老、农村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加强农村资源整合；
顺应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的趋势，大力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能力。实现产业振兴，乡村振兴才有支撑有保障。
第二，乡村人才振兴是关键。中国农业增长已经进入到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要动力的新时期，其中，依附于劳动力身上的嵌入式技术进步，是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农村人才匮乏，空心化现象严重，以留守老人和妇女为主体的生产经营群体，无法较好地匹配现代农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推进农民职业化，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构建一支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职业农民队伍，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人才包括农业科研人才、农技推广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农业生产型人才、农村经营型人才以及农业技能服务型人才等六类，全面服务于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要突破农村人才的瓶颈，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自上而下推动各类农业人才向乡村聚集；
二是加强农民培训，通过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人才振兴，乡村振兴才有活力有潜力。
第三，乡村文化振兴是核心。乡村文化是乡村世代相传下来的“惯例”，代表了农民的价值观和信仰，许多学术研究都证实了文化与经济共生共演的事实。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形成了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之风，同时也存在人情攀比、高价彩礼、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整体上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通过弘扬和培育文明的家风乡风民风，将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注入农村，为乡村树立社会新风；
通过挖掘乡村特有的历史元素和文化禀赋，培育一大批乡土文化能人，为村民留下乡愁；
通过加强农民文化教育，帮助农民拓宽眼界，提升审美，树立发展信心；
通过整合乡村文化资源，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化产业，为乡村振兴增添文化消费新动能。实现文化振兴，乡村才有根脉有灵魂。
第四，乡村生态振兴是支撑。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乡村生态振兴追求的良好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是保障中国14亿人口吃饭安全，数亿农民生活健康的基础。生态环境问题的累积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生态振兴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农业生产方面，要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推动农业绿色发展，集中治理化肥、农药、土壤、水、大气污染；
在农民生活方面，要加强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等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在农村资源环境方面，要加强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资源、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修复，增强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生态环境的改善，可大大提升农村地区的人口承载力和经济活动承载力，不仅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之美，更为乡村振兴拓展出更广阔的腹地和更充足的时间。实现生态振兴，乡村才宜居宜人。
第五，乡村组织振兴是根基。乡村治理事关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和农村社会稳定安宁，二十大报告中，原有的“治理有效”目标被“组织振兴”目标取代，这一转变意味着在探索乡村治理有效模式的道路上，党建引领被提上了新的高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党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此外，组织振兴还包含了产业组织创新和群团组织创新的内容，前者指通过组织制度改革与创新，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企业组织等多种产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振兴，为乡村振兴培育更多生力军；
后者则指通过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等各类群团组织依法依规实施和参与乡村振兴，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乡村振兴的参与机制。实现组织振兴，乡村才和谐安宁。
五大振兴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五方面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出了正确路径，以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实现产业之旺，以文化振兴实现人文之美，以生态振兴实现自然之美，以组织振兴实现社会之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描绘了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宏伟蓝图，必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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