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茹 陈 言
在社会科学产生与发展之初，经济学、社会学都关注制度，二者在制度研究上并没有明显差别，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诸多理论在经济学、社会学领域都有深远影响。20世纪中期，以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重新把制度纳入研究视野，经济学开始向社会学领域扩张，并在扩张中淡化了制度的“社会性”属性，即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呈现出强烈的“去社会性”特征(1)“去社会性”(de-social)一词中的“社会性”源自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关于社会性的阐述。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迈克尔·曼强调“人类是社会性的(social)，而不是社会的(societal)”，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不是可以按照某种方式界定的可还原的整体，而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复杂权力关系的综合。本文中的“去社会性”可以概括成以下两层含义：一是对个体社会属性和制度复杂性的过度还原，把个人从社会关系中抽离成单一的原子式存在，赋予统一的理性或非理性特征，把作为复杂社会事实的制度抽象还原成某种更基础的存在。二是淡化和忽视复杂权力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冲突，默认制度存在的功能主义意义。参见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2年，第18页。。新制度经济学以还原主义来拆解制度，以功能主义来诠释制度，淡化了制度的“结构性”“冲突性”特征，使新古典范式下的制度研究成为可能，但这种处理方式也导致其理论上始终存在方法论层面的内在紧张，削弱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特别是对结构性、冲突性变迁的解释力。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其制度变迁的经验事实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判断并不一致，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的制度研究需要立足中国现实发展、创新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球化实践服务。中国经济学者需要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来构建理论，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学。在此大背景下，从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层面来探讨经济学制度研究的“去社会性”问题，对于理论研究无疑是重要的。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不断加剧，结构性的劳资冲突、地区冲突、阶层冲突、文化冲突等使经济学制度研究“去社会性”的理论缺陷充分显示出来，具体表现为：一是个人主义下的持续还原所形成的研究工具、研究对象微化和宏观结构性冲突之间的不协调；
二是功能主义隐含的“市场经济制度会引导全球融合”的价值判断与全球冲突加剧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在本文中，我们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为线索，探讨经济学制度研究“去社会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可能的修正途径，同时我们也在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必须跳出还原主义和功能主义局限，基于中国真实的制度变迁经验来构建理论、诠释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使理论研究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而不仅仅是一种新古典理论桎梏下的自说自话。
新制度经济学结合了新古典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其“去社会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以来科学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深化的结果：社会科学以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将物理学的还原论和生物学的进化论结合在制度研究中，从一种“还原的”“进化的”视角来理解制度及其变迁，对还原主义形成严重依赖。
1.新古典运动后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制度研究上分道扬镳。19世纪后期，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对社会思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通过将社会类比成生物有机体，社会研究的自然科学框架得以建立起来。直到20世纪早期，经济学和社会学都在实证主义原则下研究制度和社会整体，二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很多社会学家都在美国知名大学里担任经济学教职，如威廉姆·萨姆纳(William G.Sumner)(耶鲁大学)、塔尔科特·帕森斯(Taicott Parsons)(阿尔默特大学、哈佛大学)等，而一些经济学家如卡尔·马克思(Karl H.Marx)、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也被认为是社会学家。但随着新古典运动的深入，制度研究逐渐从经济学中被隔离出去，二战时期，制度研究成为社会学的专属研究内容，“制度主义者在主流经济学话语内几乎成为一种污辱性称号”(2)马克·格兰诺维特、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第2版)，翟铁鹏、姜志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注重制度研究的马克思经济学派、老制度经济学派等的思想与理论更多地被社会学所吸收，成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运行机制的研究，促生了社会学的“社会冲突理论”，该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符号互动理论”一起，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很少出现在二战之后的主流经济学教材中。
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背离与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还原主义方法论的兴起有关。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演绎推理的传统相结合，使经济学偏好抽象还原并对逻辑形式的要求不断提高。经济学放弃了对“制度”这一不好抽象的社会事实的研究，而专注于在不涉及历史经验、价值判断和现实的条件下，对可抽象概念构建理论体系(3)“社会事实”概念，参见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页。：(1)凭借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即“自利主体下的竞争性市场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以及“当家庭和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几乎任何的帕累托最优配置都可以通过一套竞争性的市场价格以及某个恰当的一揽子税收/转移支付来实现”(第二福利经济学定理)(4)Feldman A.M.，“Welfare Economics”， in Steven N. D., Lawrence E. B.(ed.),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8， pp.3-6.，新古典经济学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基于“天赋人权”这一神学命题得出的“无形之手”建立起坚实的数理逻辑基础，使得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可以脱离历史经验和价值判断而存在；
(2)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的工具理性主义强调理论假设的现实无关性，认为理论工具的有效性不依赖基本假定的现实性，而取决于推导和预测的有效性；
(3)为了强化逻辑严谨性，数学语言在理论推演中被广泛应用，那些无法用数学表达的现实存在被排除在假定之外。在工具理性主义引导下，经济学理论得到快速发展。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财政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外部性理论等在一定程度上对过去制度研究中的“国家控制”“历史演进”“社会矛盾”等重要议题做出新的诠释。这种诠释带有明显的经济学标签，与社会学的非形式化表达已经截然不同。
2.社会学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受19世纪进化论和生物学发展的直接影响，这一理论把人类社会看成是跟生物系统一样的复杂系统(结构)，系统各部分协同运作以维持系统的稳定和运行(功能)。例如，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用一个准达尔文主义(Quasi-Darwinian)的框架来分析社会分工，他认为人类社会同生物有机体一样，同类之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相应的专门化，而专门化提高了共存机会，因此社会分工的首要功能是“社会整合”，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制度、文化与道德信仰，都服从于社会整合的目的，是不可还原的(5)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03页。。与涂尔干不同，斯宾塞是一个坚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就像人体器官一样，服务于人体机能的维持，并沿着单一的直线过程进化；
在自然法则下，最弱的个体和最没用的社会制度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能够存在下来的制度都对应了某种特定的社会功能，是有效的，所以国家不应该对社会进行过多干预和管制(6)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第5版)，王晓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页。。斯宾塞的自由放任和个人主义哲学被萨姆纳、帕森斯和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m)等美国社会学家所承继，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并凭借美国社会科学的强话语权地位而对全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美国社会学家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理论与涂尔干的理论有很大的差别，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社会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特征被淡化，功能性特征被夸大。
3.新制度经济学中新古典范式和功能主义理论的结合。从科斯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7)Coase R. H.，“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1937，4(16), pp.386-405.开始，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范式下研究组织和制度，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派。1970年代之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快速增长，并扩展到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等，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由新古典经济学“竞争与交换”的单一维度扩展到了竞争、统制(权力)与变迁三个维度。例如：科斯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与要素有关的契约方服从企业家的命令而不是市场安排，即引入了组织内的统制(权力)概念；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治理结构的研究；
诺思则直接以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为研究内容。由于组织和制度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新制度经济学的扩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会学研究风潮的影响。按照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风格“与1940—1960年代结构功能社会学的风格十分类似”，“这一学派所说的一般情节是，社会制度和安排以前被设想为法律、历史、社会或政治力量的偶然结果，现在最好是看作对某些经济难题的有效解决办法”(8)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载马克·格兰诺维特、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第2版)，第4页。。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所有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都服从于节约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基本社会功能需求。如：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使用市场的费用”，产权制度通过“外部性的内部化”来降低稀缺资源使用的谈判成本(9)Coase R. 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in Gopalakrishnan C. (ed.), Classic Papers in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60， pp.87-137.；
诺思也把国家看作是“提供产权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组织”(10)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33页。；
威廉姆森认为企业内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安排是为了降低企业内的协调成本(11)Williamson O.，“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in Robert Gibbons，John Roberts (ed.)， Th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Chapter 3, pp.41-65.。自此以后，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有很大调整和发展，由完备契约理论到有限理性和不完备契约理论，由静态选择理论到动态演化理论，理论的功能主义特征明显。
新制度经济学个人主义、功能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导致制度的整体性、结构性、冲突性特征被淡化，故其在解释21世纪日益加剧的全球冲突上乏力。具体来讲，“个人主义”和“功能主义”困境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新制度经济将个人主义方法论应用于制度这种复杂社会事实的研究，反映了新古典框架下还原主义的继续推进。19世纪生物细胞学的发展使得人们相信所有的有机体都可以还原到细胞。这种还原主义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纲领并主导着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研究。仿照自然科学把高级生命体(有机体)还原成细胞的做法，经济学尝试将与复杂社会系统对应的社会群体还原成原子式个人。个人的“社会性”被抽离，变成了不受社会关系约束的同质个体。新古典经济学曾一度放弃研究制度——这种无法抽象还原的研究对象，但新制度经济学家则独辟蹊径，采用了一种制度还原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制度、组织的生成与演化都归结到原子式经济人的互动上，并通过把企业、组织还原成“契约”这一更小概念，打开了企业的“黑匣子”，特定技术条件下交易费用、契约安排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构成了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威廉姆森对企业组织形式的研究以及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对企业内产权安排的研究都建立在科斯的还原之上，公共选择理论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契约还原论在政治市场的应用，诺思的经济史理论则是一个契约的动态优化模型。阿曼·阿尔钦(Armen Alchian)(12)Alchian A.，Demsetz H.，“The Property Right Paradigm”，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73，33(1)， pp.16-27.、约拉姆·巴泽尔(Yoram Barzel)(13)约拉姆·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等则在科斯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还原，把产权分解成产权束，通过产权束的分布、调整来界定产权关系及其变迁。这种向下还原使得经济学对企业(微观层面)以及企业构成的产业(中观层面)有了更丰富细致的理解，推动了学科知识的增进，但对于宏观层面的组织、制度及复杂权力结构的解释仍显示出工具劣势。诺思通过把国家这种宏观层面的组织类比成一个具有暴力特征的微观企业来克服研究工具的劣势，但发现个体行动和整体性制度结果之间的连接是困难的，需要引入“意识形态”这一集体认知概念来过渡。对个人主义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的冲突，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echard Dawkins)曾有一个比喻：“在通常情况下，用汽油机而不是夸克来解释汽车更为讲得通。”(14)Dawkins R.，The Selfish Gene(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转引自Samuel Bowles, Microeconomics Behavior, 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81.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人主义来拆解制度，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1)美国的个人主义哲学。美国是移民社会，缺乏历史和传统。20世纪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个人凭着进取精神获得成功”的“美国精神”成为重要的社会信仰。斯宾塞、萨姆那等个人主义哲学引入美国之后，同美国的本土信仰相结合，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思想，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发生了个人主义华丽登场、集体主义黯然退下的改变。在社会学中，帕森斯等代表的个人主义、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成为主流，在经济学中，新制度经济学推动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2)美国个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20世纪初，在个人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学中脱离出来成为心理学的内容。以弗劳德·亨利·奥尔波特(Floyd Henry Allport)为代表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结合了个人主义、实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成功地将社会心理学由社会科学变成了行为科学，并指出“没有一种群体心理学在本质上和整体意义上不是个体心理学”(15)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实验社会心理学把社会还原成个人，把社会心理还原成个体心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还原提供了心理和行为基础。由于实验社会心理学否认了“整体性社会心理”的存在及社会整体对个体心理的塑造功能，仅把社会当成个体心理活动的场景，它无法为宏观制度变迁提供社会心理机制。针对这一不足，诺思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引入了“意识形态”这一整体性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予以修正。
2.功能主义预设的局限。功能主义预设对制度研究的影响主要包括功能主义逻辑优先以及制度有效论与意识形态立场预设的影响。(1)功能主义逻辑优先预设。在此预设下，社会事实的重要性被削弱，成为验证理论和逻辑的案例材料，服从于既定的理论构建和逻辑表达，而不符合理论、逻辑预设的社会事实会被有意或无意忽略掉。例如，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股份制公司的兴起归因于技术上的需要，而威廉·罗伊(William Roy)批判了这种把结果当作原因的功能主义解释，他认为股份制公司的产生是美国特定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各种因素耦合碰撞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美国当时的公共财政短缺、南北战争、运河及铁路的修建等(16)威廉·罗伊：《解释美国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兴起的功能逻辑和历史逻辑》，载马克·格兰诺维特、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第331—353页。。另外一个例子是Riordan和Williamson关于纵向一体化组织成因的解释(17)Riordan M. H.，Williamson O.，“Asset Specificity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85，3(4)， pp.365-378.，他们把机会主义和资产专有性带来的缔约后风险视为纵向一体化组织产生的原因。格兰诺维特指出，日本汽车产业同样存在资产专有性和缔约后风险，但其纵向一体化程度却远远低于美国(18)马克·格兰诺维特：《重新思考科斯：现代经济中的企业集团》，载马克·格兰诺维特、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第354—386页。。新制度经济学在功能主义逻辑下研究制度，把组织和制度的生成与演变都归因于“节约交易费用”这一事先不能预期的结果上，而把相关的历史条件抽离，从而导致一种错觉，即在一切的历史条件下，为响应经济系统的某种需求，具有(潜)功能的组织制度就会产生出来，在既定的群体偏好下，同样的技术禀赋和制度起点会推导出相同的经济结果和制度现实，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耦合因素导致的冲突和变迁则被忽略掉。例如，诺思和托马斯认为欧洲农奴制的解体是为了适应黑死病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和要素禀赋的改变(19)North D.，Thomas 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orial System：A Theoretical Model”，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71，31(4)， pp.777-803.，这一功能主义论断忽视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在欧洲占领区推行废除农奴制这一激进制度变革的影响(20)Acemoglu D.，et al， “The Consequences of Radical Reform：The French Revolu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101(7)， pp.3286-3307.。(2)制度有效论与意识形态立场预设。新古典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都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把制度当成自然选择的有效结果。例如，利润最大化假定就是一种进化论语境下的表达：尽管利润最大化假定不符合单个企业家，但在市场选择机制下最后只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能够存活下来。科斯等早期新制度经济学家默认存在着一个制度市场，经过理性经济人之间的谈判，有效率的制度代替了没有效率的制度，如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做了修正，引入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但这种心理学上的“修正主义”并没有带来太大改变：不管是否具有完全理性，在自然选择机制下，有效率的企业和组织形式总能被挑选出来。制度有效论假定社会群体的基本价值观和目标是一致的，各群体会在自由市场和某些价值原则的引导下，朝着最优制度(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等)演化，从而出现各民族、各地区单独历史的终结(21)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页。。这种乐观预期与二战以来全球化发展及世界性经济增长有关。进入21世纪以后，日益严重的逆全球化趋势及不断加剧的地区、阶级、文化间的结构性冲突，使得制度的功能主义预设备受质疑。
制度研究的社会性传统即在制度研究中坚持了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在方法论上超越还原主义，坚持制度作为整体社会事实的非同质与不可还原性、个人的非原子性及个人与社会网络不可分割的属性；
二是在价值观上超越功能主义，默认社会冲突的事实。与经济学制度研究的“去社会性”不同，社会学不同分支和学派，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诠释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和维持了制度研究的社会性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的经济学制度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学习、借鉴了这些传统。例如，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关于政治权力与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显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22)Acemoglu D.，Johnson S.，Robinson J.，“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2005， Edition 1，Volume 1，Chapter 6， pp.385-472.；
社会经济学把同群影响(peer effects)加入到个人效应函数中，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韦伯传统的呼应(23)Calvó-Armengol A.， Patacchini E.，Zenou Y.，“Peer Effect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Education”，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9，76(4)， pp.1239-1267.。
1.关于制度的不可还原性与制度研究中的人格假定。社会科学家普遍遵循制度研究的整体论或群体论，反对制度的过度还原。涂尔干对孔德的唯科学主义主张进行了扬弃，一方面接受通过对社会事实的抽象来发现、解释社会整体的支配力量和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主张降低对社会事实的抽象程度，以更为经验化和更可操作的方式来理解社会事实，如社会的结构功能、劳动分工以及作为社会象征符号的语言、宗教等，这些社会事实不能还原为不可感知的抽象观念，只能通过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来解释(24)郭台辉：《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德国历史学派以及受其影响的老制度经济学派(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都强调制度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制度等同于生产关系，是以社会生产为核心的所有社会关系的动态总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对立构成了人类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这种系统性的力量同样具有不可还原性。意识形态反映的是整体性社会心理状态，是特定时期社会观念被经济权力重新整合塑造的结果，不能还原到个体或群体观念。如果个体或群体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它在传播上就会受限，不会成为主导性观念(25)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第53—59页。。韦伯则把社会看作是个体活动的场景，个体参与社会活动时不可避免地要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景和社会网络中，历史、文化、社会网络构成了制度，制度具有弱社会结构特征且无法还原到个人(26)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第186—193页。。具体而言，韦伯把人设定为处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的“群”，每个人具有自己的行动目的和动机，但又受由他人构成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每个人之于他人而言，都是社会网络的组成部分，制度变迁是由群体所处的宗教、文化、历史等因素共同决定的。这种人格设定既承认个人的自主性，又强调了历史情景对个人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冲突，成为融合二者的媒介。迈克尔·曼结合了马克思与韦伯的传统，对功能主义的还原论进行了批判，认为社会不是一个边界清晰、能自我维持的系统，不能够还原到特定的结构、组织，社会是一个多重权力重叠交叉的复杂权力网络，包括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军事在内的权力来源为社会提供了组织和制度手段(27)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第19页。。
2.关于功能主义预设。(1)逻辑优先预设。韦伯传统不支持这种预设，强调历史制度变迁，特别是纯粹的政治过程，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共同决定的，很难抽象出单一的经济规律，社会科学是用来诠释、理解历史的工具，历史研究不是寻找客观规律，而是理解与阐释历史现象的个体性、独特性、非重复性以及历史个体的行动规则。(2)制度的功能与“失范”。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功能主义视角下，制度和规则是已经实现的社会系统功能，制度的稳定和均衡是社会系统的常态，变迁只是均衡间的连接过程，即使是坏制度也对应了特定的社会功能，如张五常教授就认为中国古代女性的缠足制度具有防止女性出逃以保障男性婚姻内产权(女性作为资产而存在)的功能(28)Cheung S.，“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n Children, and the Marriage Contract”，Economic Journal，1972，82(326)， pp.641-657.。这种功能主义表述并不被其他社会科学传统所接受，例如，涂尔干认为“失范”而不是功能才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强调社会事实不能根据个人动机来解释，他认为对事物的需求并不能导致事物的存在，也不能赋予其特殊的本质，而是要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失范”现象(29)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第116—122页。。例如，针对上文提到的缠足议题，社会失范论会专注于什么原因导致了缠足这种摧残女性的坏制度产生，以及特定社会为什么会以这种形式对女性施暴，而不是去探讨这种坏制度具有什么社会功能。韦伯则强调历史情境的非连续性，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诠释这种非连续性，而不是赋予其功能主义的注解(30)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第186—193页。。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也把“冲突”而非功能设为社会系统的基本状态(31)史蒂文·瓦格：
《社会变迁》，王晓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48页。：资本主义生产系统是一个包含了权力关系和等级控制的系统，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二者间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在社会学中有持续的影响，后来的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社会冲突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如迈克尔·曼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权力网络，权力结构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制度变迁的动力。拉尔夫·达伦科夫(Ralf Dahrendorf)则专注于冲突背后的权力结构，把社会冲突的根源归结到权力分配的结构性不平等：拥有权力的集团会努力保持现有的制度，而处于从属地位的集团则有动力寻求变迁，变迁的能力取决于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与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32)Dahrendorf R.，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p.176.。这种思想在奥尔森的经济学理论中得以体现(33)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页。。
1.对还原主义的反思。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沿着还原主义路径发展起来的。还原主义构建知识体系的基本路径是通过分析、抽象等方法将研究对象拆分成更为基础的部分，以获知其结构和属性，然后再对基础部分的知识进行综合推演，最终获得关于认识对象的整体知识。在知识论外推的世界图景中，社会知识比自然知识更具有整体性，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常规还原路径是社会科学(对应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向自然科学(对应于物质世界)还原，最终还原为数学形式的抽象规律，数学化的永恒兼具认识论和实在论的双重内涵(34)段伟文：《科学方法的整体论嬗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还原主义对应的是表征主义的认识论和理论优先的科学观，即人类通过还原主义方法构建理论，获得关于世界的表征，但世界独立于表征之外，为判断作为表征的理论知识是否精确反映了被表征事物，需要用可观察的经验事实对表征理论进行检验，也就是说作为经验事实的实践活动，只有在理论图景中才是有意义的，实践本身不重要。
在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中，经济学对还原主义的依赖无疑是最强的。由于个体认知的目的是表征客观世界，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将个体特征抽象、淡化成原子式的存在，理性经济人成为基本的个人假定。新制度经济学及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把还原主义继续推进到制度领域，具体表现为：一是对研究对象的还原，用契约、交易、产权束等更微观的概念来定义组织、制度、产权等概念；
二是对原子式人格继续还原，把理性原子型人格向非理性人格还原，并为“有限理性”建立认知科学基础，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发展都可以归入这一进程。在学科关系上这种还原表现为复杂学科向基础学科的还原：通过把经济学还原成生物学，生物学还原成心理学和脑科学，经济学努力建立起关于制度研究的科学基础，并通过数理模型的建立来推进形式的完善。
尽管总体上没有脱离还原主义的路径，但新制度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对还原主义进行了反思和超越：(1)关于理论优位(theory priority)的反思。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重新纳入经济学研究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古典运动以来经济学理论优位的反思。他们批评经济学专注于构建理论而不关注现实，使得经济学沦为黑板上的学问，呼吁探索“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等关于产权、管制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推动20世纪后半段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改革，包括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2)关于数学形式化的反思。科斯通过可证伪的小案例、小事件来阐述产权理论，诺思用叙述性故事框架来构建制度变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作出挑战，推动经济学的制度研究触及那些不能数学模型化的领域。(3)关于表征主义二分法的反思。自从将意识形态引入制度变迁模型开始，诺思打破了还原主义将客观世界和人类认知割裂的表征主义二分法：认知和意识不只具有表征作用，同时也是社会的有效组成部分，是人类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
对经济学还原主义批判最为有力的当属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孔德认为社会事实可以作为整体被观察和表征，主张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研究以推动后者变革，哈耶克则认为这种变革是理性的滥用(35)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8—16页。。首先，哈耶克认为社会事实的复杂性远远超于自然现象，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等概念包含了复杂社会关系，这些概念只能对社会事实进行模糊描述，不能像自然科学的概念一样具有内涵同质性。其次，哈耶克反对表征主义下客观世界和人类认知之间的对立，认为传统、信念等认知内容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构成，它们既是认识论层面又是实在论层面的存在。从这一点讲，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既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整体主义的，而是包含了认识论的个人主义，这是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重要特征。在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同时，格雷夫等演化经济学家以文化、信念为核心来解释制度的演化与变迁，认为演化既是人类制度、文化变迁的动力又是变迁的内容(36)Greif A.，“Reputation and Coalitions in Medieval Trade: Evidence on the Maghribi Trader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89，49(4)， pp.857-882.。诺思晚年对早期的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反思，构建了一个包含信念的复杂制度变迁模型。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框架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政治结构(界定了人们的政治选择方式)，二是产权结构(界定了正式的经济激励)，三是社会结构(包含行为规范和习俗，确定了经济中的非正式激励)。信念和制度框架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行为结构，信念是行为结构的内在表现，制度框架是行为结构的外在显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核心构件的交易费用理论，只适合解释产权结构或者通过把政治组织类比成经济组织来解释政治结构，不能解释信念与整体制度的结构及其变迁，这一复杂的理论体系构建无法按照还原主义原则完成(37)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8年，第46页。。
2.关于功能主义预设的反思。(1)关于逻辑优先的反思。还原主义通过部分来理解整体，通过抽象把研究对象拆解成更基础的部分，然后再综合推演出总体认识。但是不管是向下拆解还是向上综合，都依赖于认知中的逻辑预设。社会科学中的概念无法像自然科学中的概念一样对应同质性客体，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的逻辑预设来理解、挑选其中有用部分来构建理论图景，而选择性地舍弃逻辑路线之外的部分。基于功能主义预设拼装起来的理论图景，可能只是一种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的幻想，很难涵盖逻辑主线以外的历史事实、偶然性事件，以及其中包含的结构性矛盾、冲突等内容。科斯晚年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明显的功能主义预设进行了批判，主张用历史事实来打破理论幻想。他通过对汽车行业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发现，本杰明·克莱因(Benjamin Klein)等对纵向一体化组织产生的功能主义解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38)Coase R.，“The Conduct of Economics: The Example of Fisher Body and General Motors”，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2006，15(2)， pp.255-278.。苏雷什·奈杜(Suresh Naidu)、丹尼·罗迪克(Dani Rodrick)、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在2020年的一篇文献里也对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进行了多视角批判，认为在市场有效的预设下，经济学家依靠各种假定和逻辑推导以及对社会事实的选择性使用或忽视，总能得出与预设一致的结论(39)Naidu S.，Rodrik D.，Zucman G.，“Economics after Neoliberalism: Introducing the EfIP Project”，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2020，110， pp.366-371.。例如，在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和经济增长奇迹时，市场有效的预设会把这种成功完全归因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然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向市场化、全球化推进的同时，还保留了原计划经济体制的很多内容，如国有企业、政府宏观调控、五年规划等，即这一理论忽略了来自于传统体制部分的支撑。而如果改革失败，传统体制保留下来的部分肯定会成为解释失败的最直接原因。不管现实结果如何，理论总是自洽的，这种自洽意味着新古典理论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与现实无关、与“社会性”无涉的理论闭环。
(2)关于制度有效论的反思。功能主义是社会学、经济学被还原到生物学并借助于生物学中的进化机制来解释社会系统的产物。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三位一体的预设隐含着一种强烈的功能主义暗示，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性。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运动更是将这一暗示性原则和价值判断推延至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苏雷什·奈杜、丹尼·罗迪克等认为在市场有效论的功能主义预设下，新古典主义的政策框架在社会实践中是失败的，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分裂和不平等(40)Naidu S.，Rodrik D.，Zucman G.，“Economics after Neoliberalism: Introducing the EfIP Project”，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20，110， pp.366-371.。对这种功能主义暗示的反对，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以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鲍尔斯从契约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根源。新制度经济学把组织、制度还原成契约、交易，并默认契约双方是平等的、可谈判的，但鲍尔斯则关注资本主义契约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认为契约双方会存在权力的短边(优势方)和长边(劣势方)——企业是相关权力行使的场所而不是出处，企业内权力的源头是资本主义经济与财富结构：金融资本家向企业资本家提供贷款，企业资本家雇佣经理人，经理人管理工人，每一个契约方的长边都是下级契约方的短边。这一理论为不完备契约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被鲍尔斯称为“马克思—科斯—西蒙理论”(41)Bowles S.，Microeconomics Behavior, 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pp.357-360.。
主流经济学在制度研究上存在一种矛盾：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促使经济学家去研究制度问题，以摆脱新古典“黑板上的经济学”印象；
但对还原主义、功能主义强烈的路径依赖，又使其制度研究具有明显的“去社会性”特征。经济学制度研究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科学性的加强，另一面是社会性的减弱。19世纪中期之后，受孔德逻辑实证主义影响，主流经济学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关于社会，特别是经济活动领域的认知。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财政、金融的理论发展为制度主义关注的众多问题提供了更深入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为组织、制度，特别是经济组织和产权制度的产生、演化提供了更为严谨的理论框架和微观逻辑机制。为解释有限理性而发展起来的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为制度与文化、习俗等非正式社会规范建立起微观行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的界限，成为经济学科学化进程的重要标识。同时，对有限理性的探讨，也从另一角度体现出经济学制度研究的再“社会性”努力：如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所言，理性的边界不是“非理性”而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性”(42)赫伯特·金迪斯：《理性的边界——博弈论与各门行为科学的统一》，转引自董志强、张永璟：《禀赋效应与自发社会秩序：一个行为经济理论》，《世界经济》2016年第10期。。个体的非理性选择通常体现的不仅是个体的“有限理性”，更是特定社会约束下的“无从选择”，从认知科学角度来继续深究“有限理性”，可以理解成经济学以“去社会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关注社会性问题。
但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过度依赖强化了经济学制度研究的“去社会性”特征。中国在1980年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由此开启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期间新制度经济学被引入中国，该理论与中国制度变迁实践相结合，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学最活跃的学科。很多学者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诠释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并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但同时也使得中国转型期的制度诠释不可避免地染上还原主义、功能主义色彩。例如，在关于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诠释中，经济分权理论和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可能是主流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两个。这两个理论都采用了与诺思类似的国家—企业类比，把中央、地方类比成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经济分权理论着眼于经济自主权对于地方(分公司)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而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则强调了晋升提拔对地方官员(分公司负责人)个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最近20年里又派生出大量实证文献研究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籍贯甚至生理特征等)对于地区制度选择和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把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的转型发展落实到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激励上，体现了新古典体系的个人主义假定下的过度还原和简化。这种简化可能会导致一些更根本的结构性因素被忽视，例如，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格局变化，文化信念和家族主义传统对工人下岗等社会风险的缓冲功能，等等。过滤掉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的改革和增长可能会被演绎成一个单薄的新古典增长故事，一个西方国家典型增长故事的翻版或补充。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和增长故事是独特的，需要嵌入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中，并结合当代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力关系来理解。中国经济学者应该基于中国制度变迁事实来选择、应用、创新理论而不是基于功能主义预设先入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经济学通过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解释和指导，改革开放之后，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加入进来。基于真实的改革经验，中国经济学家发展、创新了很多制度相关的理论，例如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可以并存理论、以政府力量推动市场化改革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创新对于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们与功能主义预设下的理论推演有本质区别，相比于后者，它们具有更强的社会性(43)在一篇评论中，戴尼·罗迪克对基于个人主义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提出了批判，指出“那些对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信念狂热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并没有忠于自己的学科”，他还指出“中国非凡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打破(新自由主义)传统的制度框架约束。中国转向了市场，但在产权方面没有照搬西方的做法。中国的改革通过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更适合当地情况的制度安排，产生了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激励措施”。参见Rodrik D.，“Rescuing Economics from Neoliberalism”，https://bostonreview.net/class-inequality/dani-rodrik-rescuing-economics-neoliberalism，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1日。。在新世纪全球冲突背景下，中国经济学仍然需要根植于中国现实，并结合新的国内、国际形势来构建理论，发展中国特色制度经济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全球化实践服务。同时，研究还应该克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明晰学科的边界与不足，借鉴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这些学科提供的历史事实、田野调查、社会事件等有助于经济学家打破那些脱离事实的功能主义理论幻想。最近几年，罗迪克等有影响力的经济家也一直在呼吁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联合来打破新古典桎梏，探索包容性经济学理论，这可能是未来制度经济学拓宽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的重要渠道(44)Rodrik D. Economics Rule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Dismal Science，New York：W.W. Norton，2015， p.61.，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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