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虹
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基于区域发展的理论议题与行动路向——习近平主浙时期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论述初探
刘剑虹
（湖州师范学院 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浙江 湖州 313000）
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是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论述是其高等教育论述体系的重要构成和最初形态。习近平精准地把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宏观背景，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切入，揭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两个基本关系”，进而创造性提出文化基因、创新活力、高教品牌等“三大关键要素”，同时明晰了从内源式到跨越式发展、从高教体制改革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浙江特点到中国特色的三个行动路向，凸显了区域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主线和脉博。研究习近平在浙江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论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
高等教育论述；
市场经济；
区域发展；
浙江
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是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系统、最具体系性和理论光芒的部分。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体系，发端于福建工作时期，开启理论化、体系化之门的是主政浙江时期，而集大成乃至体系形成则是习近平当选党中央总书记之后，以其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大会上的两个重要讲话为标志。
2002-2007年，习近平主浙五年，正是我国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全国上下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教育现代化也因此而加速。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下，习近平“放眼大局谋一域”，立足浙江，放眼全国和全球，提出“八八战略”，掀开了推进省域治理和区域现代化的宏大理论议题和宏伟实践之幕，其中关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论述是其精彩篇章。习近平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紧密结合浙江省情，深刻而又步步接续地观察、思考和阐发新时期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和关键性的理论议题和实践问题。他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作为切入点，明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等“两个基本关系”，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基因、创新活力、高教品牌这三大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资源禀赋和关键要素，最终形成市场经济背景下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为其高等教育论述体系形成与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和先期探索。因此，梳理、总结和提炼习近平主浙时期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议题和行动路向，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2002年10月，习近平从福建北上浙江任职，次月任浙江省委书记。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观察到浙江作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市场先行地区和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在全国率先进入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新发展的阶段，发展上会先行遭到新的挑战，先行遇见新的问题，但这些“新情况中有许多是揭示未来发展方向的积极因素”。[1]28他认为，“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尚未完全把握”。[2]因而，浙江应该担起先行先试的责任，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深化体制改革的经验。2003年5月，习近平在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主张“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基础上，改革从经济领域向科教文卫等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联动推进”。他还特别强调“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增强教育发展活力”。[3]1-18可以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论述的第一理论议题。
习近平在福州市工作期间兼任闽江职业大学校长。1996年4月，他与闽江职业大学师生座谈时提出要大胆引入市场机制，积极创新办学体制，探索出一条符合教育发展规律、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鲜明特色的办学新路子，还特别强调“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不断强化学校内部管理，重在建章立制，贵在疏导落实”。[4]习近平到浙江工作不久，就到省教育厅和浙江大学进行调研。他一到浙大，就讲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因而要“坚持和深化体制改革”，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5]1-112003年9月，习近平再次到教育系统考察调研。他指出：“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创新的关键，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要扫除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和模式，增强学校依法自主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能力”。[6]1-12在这里，习近平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置于政府、市场、学校三者关系之中。换言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要处理和协调好政府与学校、市场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并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思想，消解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存在着的体制固化，活力不足，自我发展能力弱等突出问题。
从国际高等教育经验看，“现代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关系模式，集中地表现在高等教育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上。而各国高等教育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是各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教育领域的反映”。[7]诚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性经济。这种竞争机制突出反映在各高校对办学资源和生源、教师、声誉地位的争夺上。作为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看到这一点，认识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首先要改革高等教育体制，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而打开竞争的通道，以增强高等教育的活力和区域竞争力。2003年5月，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会上论述省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主体内容和基本任务。他说：“近几年我省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很快，我们要继续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形成以政府为主、公办与民办相结合的办学格局。要继续推进高校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后勤服务社会化和教育教学改革。同时，我们更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深化教育内部改革，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3]1-18根据上述论述，首先是改革办学体制。习近平认为，浙江省体制机制优势的突出表现，一是民营先发，二是市场先发。“正因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形成了我省的体制机制优势。[1]79-80这种体制机制优势投射到高等教育领域，就集中反映在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与扶持上。2004年10月，他专程到第一所民办高校——浙江树人学院看望教职工，称赞该校是“新体制”，并明确提出“办教育不仅要政府投入，还需要多元化、多渠道、全社会整合力量优势，树人学院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8]民办高等教育在中国重生，无疑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既有助于缓解高等教育供求矛盾，又能为高等教育区域竞争搭建平台。其二是管理体制改革。习近平多次在会上谈及中央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对浙江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他肯定和支持四校合并组建的新浙江大学的发展以及中国美术学院等7所高校实行“部省共建、以省为主”管理体制。至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习近平重点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推进高校管理体制创新，形成“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格局”，因而他特别关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2003年8月，他在《之江新语》中写道“最近北京大学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教授实行聘任制，在校学生一般不留校”，其用意是“防止‘近亲繁殖’，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9]其三是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习近平认为，在高教办学资源比较短缺的情况下，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目的是“实行社会广泛参与，企业化经营、市场化动作”“逐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教发展规律相适应的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10]12-16同时，他还指出，“努力探索投融资体制市场化改革，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领域”。[3]1-18其四是教育教学体制改革。他十分赞同专科和本科、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相互衔接与沟通的人才培养“立交桥”模式，强调“高等教育要打破不同教育机构和学科、专业之间的壁垒，促进高校合作办学、教师互聘、学分互认、科研协作和信息共享，特别高教园区更要实现园区资源共享”。[6]1-12
从地方从政开始起，习近平就特别关注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他提出了著名的“新教育观”，明示要“把教育问题同经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地方教育应适应并且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11]1989年2月，他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大关系》一文中深刻指出“科技教育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我们不能等经济发展了再来办教育”。[12]到浙江工作之后，他一如既往地强调高等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支持高校大胆探索适应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之新路。2002年12月，习近平首次赴浙大调研就明确要“努力推进浙大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互促共进”，首先浙大等高校要“坚持不懈地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从而“赢得地方政府、企业及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创造自身发展的新契机，实现学校发展和地方建设的‘双赢’”。[5]1-11“双赢”与“互促共进”含义一致，从中说明该论是基于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性质这一特性的。此后，习近平继续对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做出极有见地的阐述。
（一）“经济兴，教育兴”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在全国都不处于先进行列。随着改革开放波涛汹涌，浙江人的商业禀赋和市场嗅觉一下子得到了解放，“经济中心论”在浙江人头脑里迅速扎根，开始演绎了搏击市场大潮的人间活剧。习近平看到浙江具有“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区域经济带动文化教育的作用十分明显。
2003年1月，在杭州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介绍浙江教育发展情况，总结一条浙江经验即“经济兴，教育兴”。[10]12-16他认为，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任何社会发展的物质依托都是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凭借先发性的市场机制优势，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我省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的地位”。[13]20世纪90年代以后，浙江随着经济迅速发展，逐步确定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切实加大发展高等教育的力度，突破了“瓶颈”制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到200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在全国省区率先迈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门槛。从浙江发展实际看，经济因素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因素，在经济不发达时先抓经济，一旦经济发展有起色，就迅速反哺教育，置教育发展之优先地位，这即符合浙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二）“教育的发达就是地方经济社会的发达”
习近平一贯秉持经济与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法”。2006年2月，习近平到湖州师范学院视察并发表了即兴讲话。他非常动情地说：“一个地方的发展确实要教育先行，教育的发达就是地方经济社会的发达”。[14]1-4此时的浙江，已是经济发达省和市场大省，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同时又面临经济发展全面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依靠科技和人力资源发展经济是必由之路。因而，习近平对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有了阶段性变化，特别强调教育优先发展和教育与经济社会同频同振，互促共进。
（三）“一个中心城市需要有相应水平的高等教育来支撑”
近代大学萌芽于商业发达的城市。从诞生之日起，大学就与城市相互依存，荣辱与共。2002年12月，习近平到金华考察调研城市发展。他重点指出，在城市发展中“要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一个中心城市需要有相应水平的高等教育来支撑”。[15]2004年2月，习近平在省委常委会上谈及城市化问题时说：“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两个轮子”“一个城市，如果经济发展快，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那必定是一个缺乏竞争力和发展后劲的城市”，进而指出“在推进城市化中，要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要“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他要求杭州市“不断加强与浙江大学等名校的合作，继续抓好高教园区建设”。[16]在习近平的眼中，城市与大学是命运共同体，城市为大学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大学为城市发展做好服务，用人才和科技支撑城市的发展。实际上，它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地方化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到浙江工作，正是浙江高等教育大众化蓬勃发展时期。2004年，高教毛入学率已30%，浙江教育界乃至政界、社会各界都在思考、议论下一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是数量优先还是质量至上。2003年1月，习近平在“人才强省”与博士后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广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科技创新和人才争夺为核心的竞争将更加激烈”，[17]这为解答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关系提供了宏观背景和现实依据。2004年7月，习近平在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教育强省战略”“继续发展高等教育”。[18]同年7月29日，习近平更明确地提出：“浙江作为沿海发达省份，有责任、有条件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要实现的发展，不但要在速度上快于全国，而且要在质量上和水平上高于全国，在统筹协调上领先于全国”。[19]2005年4月，习近平作为地方领导代表参加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议起草组，在讨论时就高等教育发展的质与量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无论从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看，还是从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看，我国的高等教育还需要一个大的发展，而且今后的教育是终身教育，需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来满足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需求”。由此，他认为“继续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于是建议“在高等教育问题上，还是要坚持量质并重，促进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展”。[20]118-122之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个会议上阐述“量质并重”的高教质量观。
（一）“提高质量与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并不矛盾”
2005年6月，习近平再次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议起草组讨论会发言说：“从国际竞争的基本态势看，国与国间的竞争最终还是人才的竞争，基础是教育；
从欧美及日韩的经验看，这些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主要还是凭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水平逐步积累起来的”。接着，他指出“高等教育还是要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在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的同时，继续大力支持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高等教育，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要求，提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水平”。因此，他特别强调“发展高等教育，提高质量与提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水平并不矛盾”。[20]118-122这种质与量的统一性观点，正是反映习近平对现代化建设与高等教育发展密切关系的深刻把握，也真切地体现其在推进区域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中统筹兼顾、因时制宜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二）“提高质量既是核心问题，也是当务之急”
从国际经验可鉴，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与市场调节程度大小有着密切关联。换言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质与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侧重。习近平深谙此道，他面对浙江在经过六年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现实，在坚持“量质并重”原则基础上，比较多地侧重于强调提高高等教育质量。2005年9月，他在省委常委会听取浙大工作汇报时指出：“一流大学的标准主要不在于大学的规模，而在于大学的质量”。他认为，教育部提出要将高校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这是完全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接着，他针对浙江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实际情况指出：“提高质量既是核心问题，也是当务之急。高校建设要从前几年主要注重规模扩大、外延扩张、设施建设等，逐步向注重质量、注重内涵、注重结构优化等转变”。[1]340在这段讲话中，昭示了高等教育质量与跨越式发展模式的高度契合性，也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转型中质量问题会成为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特色的教育来配合特色经济”
2004年4月，习近平到中国计量学院看望慰问教职员工时称赞该校很有特色，并由此引发对高等教育特色与质量的关联性讨论。他说，“我们也正需要有多种特色，浙江发展到今天，需要有特色的教育来配合我省的特色经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21]浙江经济一大特色是块状经济即特色经济。2006年2月，习近平到高校调研时就提出了“因地制宜、体现特色、服务地方”的办学方针，还重点强调高校“要办出特色，要符合需要”，并要求高校聚焦解决“师资水平的问题，科系设置的合理性问题、社会需要的问题”。[14]1-4同年6月，他谈及中国美术学院学科及规模的问题时提出“规模服从于质量，服务于办学特色方向”，还颇有感情地说：“中国美院在浙江，过去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她有特色，今后的特色方向，还是从具有浙江精神的中国美院的艺术产品、教育成果体现出来”。[22]100-104在习近平的思想中，特色是质量的核心和竞争力，高校以特色教育来服务区域特色经济是使命所在。
至此，从习近平“切入点”到“两大基本关系”的阐述中，可以看到其中所跳动的利用政府、市场、高校三大力量共同激发高等教育发展的活力、竞争力和服务贡献力，以此来实现区域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这一思想主线。接下来，他将更加具体而又深入地探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要素。
习近平到浙江任职后，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浙江的省情、区域特征和文化传统有了深刻而又独到的认识，从找寻浙江发展快的原因到发现工作上的短板与提升空间，他都细细观察，深入思考，得出结论。他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概念，由“文化基因”引伸出浙江精神，并得出浙江精神是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密码。2003年7月，他在文化体制改革座谈会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好最快的省份之一”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力量，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于浙江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在于浙江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1]294他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中将“浙江精神”视作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源远流长的浙江精神，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23]3-5习近平总结“浙江精神”，其目的在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此来“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更重要的是以浙江精神来教育和培养能担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重任的“新时代的浙江人”。
习近平认为，文化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而“文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294-296在浙江工作期间中，他反复强调贯彻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相结合，要创造性开展工作。这样，就从浙江精神引出一个重要的话题，即利用地方文化和教育资源，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与弘扬浙江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使育人工作具有丰富的资源和源泉。
2003年9月，习近平为在杭高校师生做形势报告，首次提出用民族精神、传统美德和浙江精神来培养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思想品德。2005年8月，他又在全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阐明“要以爱国主义为重点，深入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大学生中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浙江精神”，并提出了加强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四点举措。[24]
（一）进一步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机制
他指出，进一步健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机制，就是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育人融入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贯彻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他强调，通过课堂教学、区域性社会实践来实现教育引导作用。在他的倡导与要求下，从2005年起浙江省本科院校全面实施大学生导师制和师德师风教育制度。
（二）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建设
他认为，学校的党团组织和学生组织体系完整、覆盖面广，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同时，他又指出“学生公寓和网络等是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要建设好学生公寓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把公寓建设成为融思想教育、行为指导、生活服务、文化熏陶为一体的‘第二课堂’。要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使校园网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新渠道，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新载体，全面服务大学生的新平台”。
（三）进一步完善大学生教育、管理、服务体系
他主张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把教育学生和服务学生结合起来，既要教育人引导人，又要关心人帮助人，体察大学生的冷暖疾苦，倾听大学生的利益诉求，帮助大学生处理好成长过程中学习成才、择业交友、健康生活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他特别关注就业服务指导、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以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四）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
他从浙江精神主题切入，坚定地支持和促进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他认为，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和稳定功能。他主张将“红色记忆”、革命文化、历史文化、大学传统等渗入校园文化，成为校园文化的精神内核和灵魂。同时，他针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指出“要创新道德建设内容，积极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25]为此应拓展校园文化的内涵、途径和手段。由此，浙江省成立了高教园区管理委员会，加强高校特别高教园区周边地区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市场管理。
习近平立足于推进区域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紧紧抓住市场经济这一大背景和高教体制改革这一关键，形塑与激活高等教育发展的生命活力——创新及其机制。
他从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区域现代化出发，基于“改革开放创新是浙江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源”之立论，对高等教育创新做了精到的阐述及长远的谋划。2002年12月，他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就深刻地指出：“人们试图解读浙江，实际上本质只有一个，就是浙江省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26]继后，他再次提出“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在推进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27]2002年12月，习近平第一次到浙大，首先肯定浙大要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型、综合型、创新型的一流大学，成为国家级知识创新基地的奋斗目标，并要求坚持不懈地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创新。2003年9月，他以教育创新为主题到教育系统调研，提出区域教育创新的“六大原则”，要求全省教育系统尤其是高校“努力推进教育观念的创新、体制的创新、管理的创新、结构的创新、方式的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加快我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实现教育强省的战略目标”。[6]1-122007年1月，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最后一次到浙大调研，他结合浙江和浙大的实际，发表了高等教育创新由创新文化、创新能力、创新成果、创新型人才四要素构成的鲜明观点，[28]成为其关于高等教育论述的重要理论议题。
（一）弘扬创新文化
习近平从浙大的“求是创新”校训精神谈起，认为大学是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场所，也是培养创新文化的摇篮。大学创新文化首先要在校园文化中培育，努力营造一种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允许错误、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务实求真、民主和谐的学术环境。次之，要创新管理制度，倡导潜心研究，严谨治学，探索完善学术自律和学术监督相结合、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相结合的有效机制。2006年2月，他到湖州调研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时强调“要大力弘扬和发展创新文化。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浙江人不乏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意识和品格，这也是浙江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29]因而高校要成为创新文化研究和传播的基地。
（二）提升整体创新能力
他在浙大指出：“当今世界，科学与技术以及各学科之间融合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开发之间的联系更趋紧密，一切新知识、新技术、新学科的创造性活动，都与知识的汇集和交叉融合，带动学术资源的综合集成和优化配置，大幅度提高整体创新能力”。进而他提出创新科研管理体系，坚持以创新研究带动教育教学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等提升整体创新能力的多项举措。他早在2005年就特别强调“要以改革的思路和方法，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创新体制和机制”，在构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提升创新能力。[30]
（三）转化创新成果
他认为，科技创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大学必须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服务于国家科技战略，服务于区域创新体系，服务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他要求浙大乃至全省高校：一要围绕先进制造业基地、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展开创新研究与开发，力求实效；
二要加强与各地政府的互动合作，探索完善政产学研合作新机制；
三要加快培育和发展中介科技服务机构，促进企业与高校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
（四）培育创新型人才
习近平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省份，关键在人才。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也是高校在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他要求浙大和全省高校一要继续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坚持引进和培养并重，使之成为创新人才汇聚之地和培养之重要基地；
二是积极探索有利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型教育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动力，促使“会读书的人”成为“会创造的人”，不断向社会输送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
三要创新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建立健全鼓励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才评价制度、职称评审制度、岗位聘任制度和内部分配制度，破除科学研究中的论资排辈和急功近利现象，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创造一个人才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的新局面。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大梦，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的标志性目标之一。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十分关心浙大的发展，先后18次到浙大考察调研，以浙大为典型提出了系统化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思想、思路和措施。
2002年12月17日，习近平首次到浙大考察调研。他首先亮明支持浙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态度，并赞成按世界先进水平来定具体目标。2005年9月，他在省委常委会听取了浙大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概念，随后又提出“打造高等教育品牌”这一具有市场意蕴的发展目标，形成世界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大学梯度建设的新格局，并强调这种建设应建立在适应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具有有序竞争、适度市场、开放合作等特征。具体地说，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一流大学的“四个标准”
习近平以一流大学的“四个特征”回答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具体标准。2007年1月，他在浙大调研时提出了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应按照“立足浙江、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要求，“加快建设一流的学科、创造一流的成果、实现一流的效益、造就一流的人才，在科学发展和科技创新中发挥骨干作用，努力实现向创新型和研究型大学的新跨越”。无疑，习近平谈的这四个“一流”，就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四个标准”。这里的“一流的效益”主要指办学资源的使用与开拓，包括创新知识生产与转化。而“一流的人才”既指一流的人才培养，又指一流的教师队伍尤其一流的大师。2006年6月，他在省委常委会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工作时指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谈何容易。那得够一定条件的，建设一流大学也是等身打造的、量体裁衣的。他强调要按一流标准来建设。[22]100-104
（二）一流大学建设的“四条经验”
2005年9月，习近平围绕浙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题讲了四句话，实际上是总结浙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四条经验”。[1]339-342概括地说就是：
一是育人为本，质量立校。习近平认为，育人是大学的首要任务，要使培养的人“合格”“可靠”，总的标准是“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培养出来的人才也要更优。
二是师资为基，人才强校。他指出，教师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一流大学的校园，不在于一流的大楼，而在于一流的大师。要坚持引进和培养两手抓，用超常规的办法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大师和重点学科性带头人，造就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建设一批特别能战斗的创新团队和优秀群体，特别是要加大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同时，他强调一流的师资要靠一流的领导班子来保证。
三是发挥优势，特色兴校。他说，即使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可能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一流，关键在于发挥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树立自己的品牌。他强调两点：第一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浙江特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义要用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来衡量，要与国际接轨，同时也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办学目标，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他还特别指出浙大生于浙江、长于浙江，“这也是浙江大学的一大优势所在”。这无疑是他“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思想的源头。第二，要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学科优势。他认为，学科优势就是达到国内顶尖，甚至世界一流，用开放式办学和开放式科研，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优势互补，从而发挥综合优势、整体优势。
四是服务社会，合作办学。他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为地方服务是完全统一的。只有更好地立足地方，才能更好地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像浙大这样的一流大学，一方面要积极服务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地方的力量合作办学。
（三）走国际化之路
顾名思义，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理应具有鲜明的国际化特征，这也是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2003年7月，习近平在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坦诚地说：我们“也要看到，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今天，浙江必须尽快改变改革领先、开放滞后的非均衡格局，改革要继续领先，开放要后来后上，以开放促改革，使改革开放成为推进浙江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31]用这个思想观照高等教育，他非常支持高等教育走国际化之路，而且特别重视“在地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的大胆尝试。2006年2月，他出席宁波诺丁汉大学校园落成典礼并讲话。他说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家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她的创建和成立，“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他提出，发展高等教育要提倡开放办学，实现文化交流的国际、国内的合作。同年六月，他又说，“今后我们的引进人才、师资队伍建设在现有基础上还是要进一步扩大兼容，与国际和国内的全方位的交流、吸纳。要成其大，要集大成。某种意义上是发挥杂交优势”。[22]100-104
2002-2007年，习近平作为主政浙江一方的地方领导人，对民生之首的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关注、思考和推进，大凡经过调查研究，形成工作思路，提升理论阐释力，进而明确行动路向等几个阶段。可以说，这也是习近平主浙时期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论述形成的逻辑理路。独具特色的是习近平不囿于一般的工作谋划与指导，而是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和新问题提炼为理论议题，将认识升华并使之理论化、体系化，进而明确将理论思考付之于实践的行动路向，终至为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夯实了实践基础、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更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发展道路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区域性实践和一部大学创新发展思想史。
（一）从内源式发展到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发展是“凭借民间力量的推动，激发和依赖企业的自生能力，由此创造了灵活有效的经济体制、适应企业发展的机制和制度”，从而推动了区域经济大发展。习近平将之称为“内源式发展”。[1]82这种发展模式是以本土经济为主的发展路子，在改革开放之初显示巨大的生命力，但进入市场经济完善阶段就出现活力不足的新问题。于是，习近平指出要走跨越式发展之路。在高等教育领域，从内源式向跨越式发展转型，核心的问题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契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坚持开放办学和国际化方向，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步伐，创造浙江高等教育的品牌，在短时间内形成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气势和格局，实现高等教育跨阶段性的发展和突破。因此，习近平从高教体制改革切入，提出了互促共进、量质并重、一流大学建设等开放性的理论议题，为高等教育跨越式发提供了动力和路标。
（二）从高教体制改革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对由组织及其制度形成的体制进行适应性改革是发展的首要议题和“八八战略”的开篇。习近平认为，浙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共通性和依存性，因而承认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性质，由此改革高等教育体制，赋予高等教育适度的竞争性，既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议题，又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来的新要求、新期望、新方向。当高教体制改革进入深化阶段时，习近平认识到体制改革深化伴随而来是制度的成熟和现代性的彰显，因而改革的重点要转向现代大学制度建设。2007年1月，习近平在浙大调研时提出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要创新管理制度的问题，主张探索学术自律与学术监督、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相结合的有效机制。而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涵和原则范畴，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本质所在。
（三）从浙江特点到中国特色
习近平对浙江现象、浙江经验和浙江精神的总结与认识均显卓越。他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中透彻解析了浙江的文化基因即“浙江精神”，并认为这是高等教育培养能担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重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源泉，且特别指出浙江精神“陶冶了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优秀品行”。[23]3-5这些品行，正是新时代浙江高等教育发展的禀赋、教育资源和创造源。因此，习近平把文化基因、创新活力和高教品牌等浙江元素融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议题群组，并视之为“中国特色”的温润土壤和组成单元。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只有民族的、中国的才是国际的”，将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习近平主政浙江这五年，是“浙江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32]这个评价，也同样包括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从新世纪开启到2007年，浙江的高等教育走过“活如钱塘江”的波澜壮阔的发展之路，从大众化初级形态迈向高级形态且快速走向普及化，形成了以浙大为代表的“一超多强”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进入了全国高等教育先进省的行列。毋庸置疑，习近平在浙工作时期提出与阐述的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议题与行动路向，是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论述体系的重要源头和区域实践，既可视之为理论形成的重要阶段，又能作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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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ssues and Action Directions on Xi Jinping’s Discourse in Zhejiang
LIU Jian-hong
( Zhejiang Rur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
Xi Jinping’s discourse on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his leadership in Zhejiang,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rks as a vital component and an initial discourse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Xi revealed the “two bas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herein creatively proposing such “three key elements” as cultural genes, innovative vital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brand. Meanwhile, he clarified the three action directions: from endogenous to frog-leap development, from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to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from Zhejiang characteristics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ighlights the main line and pulse of 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explored Xi’s discours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Zhejiang to display its far-reaching histor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Xi Jinping; higher education discourse; market economy; regional development; Zhejiang
G645
A
1008-0627（2023）01-0031-11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重点项目“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教育思想研究”（2018GH044）
刘剑虹（1959-），男，浙江杭州人，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教育史，教师教育。E-mail：01688@zjhu.edu.cn
（责任编辑 周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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