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宜学
科学建构中华文化泛在传播共生机制
孙宜学
（同济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92）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主要国家越来越重视本国语言和文化的国际化推广，并视之为国家战略及国家、民族强盛的重要标志。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战略举措，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要求。中华文化国际化过程中，需要辩证分析国际文化生态结构，准确了解对象国的国情、舆情，科学判断中华文化的需求现状，合理投放中华文化资源，主动设计传播路径，在充分保证中华文化传播质量的前提下，有效、适当、适度借助各种力量，助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最终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日常生活中自然的存在，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理想途径，就是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实现泛在传播。
文化作为软实力，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在，而又不知不觉。[1]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交流的空间和路径都具有了无限性，但在多元文化相互交流、依存的大背景下文化依然有强弱之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入侵态势依然明显，有时还表现得非常激烈，甚至通过战争实现文化入侵。
文化传播必然涉及到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一种文化要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下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先在异域获得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依托于所在国本土的政治人文社会生活等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要确保文化传播的可控（传播者为了传播质量最优化，被传播者以确保自身的文化安全），传播者和传播对象都需要客观分析文化交流中的泛在共生现象，正视泛在共生状态下文化之间的优劣态势，分析不同文化实现和谐共生的可能性，并基于调研分析，设计具体实施路径，设定文化泛在共生的阶段性目标，分析其阶段性特征，并确定文化泛在共生的最佳阶段，设计文化泛在共生不同阶段的具体要求和实施步骤、方法和内容。
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目的是要实现文化之间的和谐共生。这就要求全世界不同国家坦诚合作、求同存异、共同可持续发展。为了保证这一共生生态的健康持续，就应建立以不同文化和谐共生为目标的文化交流保障体系。
（一）协商成立统一的文化国际传播协调管理结构
伴随着世界的一体化，文化差异越来越成为阻挡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政治冲突与军事冲突的诱因。目前，世界各国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各不相同，立法不健全，统一协调的难度很大。中国要敢于担当、也能够担当起主导之责，主导世界各国秉持文化平等原则，以各国已有文化国际传播机构为基础，通过平等协商，成立推动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平等交流的统一协调管理结构，为实现世界和平服务。这一机构可遵照自愿加入、权利平等、互惠互利原则，通过协调平衡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共同决定各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指导各国分别承担机构统一安排的文化传承与传播工作并行监督之责。
（二）协商共建完善文化传播风险评估体系
文化传播风险评估应是科学完善的体系，基于具体问题，基于文化差异，基于互惠互利原则，设计评估标准，得出科学结论，确定评估等级。
目前，世界各国对待外来文化一般采取防御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在本国的传播，一般会进行官方或民间的风险评估，以阻止外来文化的入侵，保证自身文化的安全，甚至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传播对象国文化的安全，但也会造成传播对象文化的“单亲繁殖”或“近亲繁殖”。长此以往，传播对象国文化缺乏外来文化的激发，就会产生文化惰性，生存能力下降，缺乏竞争力。因此，文化风险评估不应成为文化融合的障碍，而要经过评估后进行主动选择性引入，以保证使本国文化始终处于生存压力之下，从而保证生命的活力。而对传播者而言，经过风险评估后，本国的文化将会由所在国主动引入，并且得到所在国的充分尊重，传播质量也更易得到保证。
（三）科学设定“一带一路”文化共生评估指标
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弥漫性、综合性与混合性，评估文化传播的标准很难量化，也难以形成具有广泛认同性的统一评估标准。但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同时具有隐性和显性特征，基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显性特征，可以基本判断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广度和深度，判断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共生关系的融合度和分离度，并据以确定文化国际传播的角度和深度。这是文化共生效果评估标准或指标的现实基础。
（四）建立文化交流跟踪监测制度
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过程，总是时时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要保证传播的质量或控制传播者在适度的范围内，无论是传播者还是传播对象都需要建立动态的跟踪监测制度。可以基于世界各国的文化机构，建立各国拟输出或输入的文化物种分类档案库，若可能，还可建立不同国家档案库共享制度。而一旦实施文化输出，输出国和输入国都对该文化物种的登陆时间、地点、反应、变化都详细记录下来，并定期对其生长、繁殖情况进行监测，掌握其生存发展动态，跟踪监测，一旦发现问题，就单方或双方合作及时解决。只要建立了这样的跟踪监测制度，文化传播就会处于可控范围内，既不会对传播对象的文化生态安全造成威胁，也可节省资源。
（五）推动形成文化生态自主性更新和发展
文化传播基于文化差异性，不同文化之间虽有差异，但并不存在着不可或不能逾越的“国境线”，文化无界。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不同文化只是这一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对立或统一的一面。文化生态系统是一种自足的生态系统，本身在不断变化，不同物种之间始终处于相互接触、冲突和融合、蜕变的过程之中，其中的生生灭灭，都是这一系统生存发展所必须的牺牲或新生，是常态。我们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思考当前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才能更好地消除文化偏见，更积极地推动世界文化的融合和自足发展。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中华文化与其他各国文化和谐相处，成为滋养他国日常生活与情感的人文养料，实际上就是实现中华文化在他国文化环境里的泛在化。但与西方文化国际传播的泛在化目的不同，中华文化不以侵害他国文化作为自身传播的前提，更不会消除他国文化获得生存空间，而是要积极推动其他国家实现民族文化的独立和自觉。因此，泛在共生，将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基本目的和形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要保证中国真正掌握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主动权。为此，我们必须具体设计中华文化与他国文化实现和谐共生的可能路径，实现科学发展。
（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科学路径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而且惠及亚洲、欧洲、非洲乃至世界，对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繁荣与和平进步都具有深远意义。[2]实现这一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宏伟蓝图，需要世界各国基于互利共生的原则，互信合作、共享和平、共同发展。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可以为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营造出必要的和平环境。
在世界文化大框架内看，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仍处于弱势地位。借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推动中华文化泛在传播，可打破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壁垒，使世界直面中华文化，从而获得客观真实的中国印象，有利于中国发展获得世界认同。
（二）要客观识别并实现与其他外来文化之间的和谐共生
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必定会与所在国文化以及其中各种外来文化构成内竞争关系，打破所在国文化生态体系的平衡，引发新的多元冲突。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必须能够识别出传播对象国其他外来文化的存在形态以及它们与所在国文化构成的生存关系，推动不同文化之间形成新的平衡，最终实现以所在国文化为主体、中华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之间和谐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统。
（三）应助力其他文化实现自主性更新和发展，实现民族文化的自觉和独立
目前，在世界上占据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对整个世界仍保持全面影响态势，且与很多国家的文化已经实现深度融合，在政治、经济、技术、语言和文化结构方面，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深厚，这对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也影响到很多国家文化的自觉性和独立性。中国应充分运用中国智慧，以最优秀的中华文化元素改变世界文化的生态结构，同时帮助一些国家消除西方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明确本国文化的内涵，以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独立和自觉，最终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3]
（四）确立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泛在传播机制
实现泛在化是所有文化国际传播的目标。为了实现中华文化真正全世界的泛在化，我们必须在系统梳理世界文化强国及中华文化国际化历史的基础上，广泛调研中华文化在世界传播的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分析中华文化泛在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汲取文化强国的国际化经验，结合生物学、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世界文化泛在传播的基本规律，建构中华文化世界范围内的泛在传播机制，提炼相关理论，确定文化泛在传播的实施方法与步骤，最终推动形成世界文化“互利共生”模式，加深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融互通与共同发展。
［1］ 谢清果, 孙于晴. 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同向同行的华夏传播研究教育传媒研究[J]. 教育传媒研究, 2022(3): 36-40.
［2］ 李政，李思雨. 来华留学生教育如何实现内涵式发展——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2(1): 29-37.
［3］ 孙宜学.“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 166.
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一带一路’土木、交通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创新模式构建”（2021100032）
孙宜学（1968-），男，河南商丘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E-mail：98078@tongj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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