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为什么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助推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文试图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建设与发展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如何总结和归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持续健康发展。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打破计划经济的体制，建立新体制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探索。1991年10—12月，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11次专家座谈会，酝酿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2]。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前进步伐大幅加快。这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了国内外近百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后，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对人类践行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1)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共同富裕。
(2)与党的领导结合：党领导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领航定向。
(3)与人民民主专政结合：政治上受人民政权领导，经济上受人民政府宏观调控。
(4)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强调物质丰富与精神文明并重。
(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
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外形势错综复杂，但国内社会大局稳定，经济发展正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总体而言，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新时代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部署。
(1)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正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2)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力前行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成功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随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3)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稳定可靠的国内市场基本盘，让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起到主导作用，吸引全球要素资源投入，再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形成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4]。
(4)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推动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着眼解决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目标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中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中国特色市场体系建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1.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遵循新发展理念，着眼于既定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妥善化解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和棘手问题，让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红利。二是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全面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改革，以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最终实现经济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全面依法治国，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用法治来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保驾护航。四是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党建工作机制，改进党员激励机制，用党的先进思想武装头脑，补足精神之钙，用党的先进理论指导工作，有力保证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推进。
(2)抓好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形成市场经济政策合力。在绘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蓝图时，要认真分析各项制度措施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定的制度、发布的政策措施互不冲突、相互补充，能够协调一致形成合力。一是突出目标集成，抓住重点领域，抓住突出问题，有机整合制订的各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锚定既定目标，分步骤、抓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二是联动相关政策，各部门不搞单打独斗，而是多个部门联动，整合各自资源，通过系统集成各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形成一揽子政策措施，打出一套有力有效的组合拳，破除体制性障碍，进一步释放市场创新潜力。三是达到效果叠加，在目标集成和政策联动的基础上，锚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让各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相互促进、相互融合，迸发积极的化学反应，由各项政策效果相加变为各项政策效果叠加，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3)充分发挥资本积极作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收缩。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有着重要作用，要正确认识资本这一概念。资本是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5]。不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依提出的生产要素三元论，还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生产要素四元论，资本都是其中重要的生产要素。一方面，资本有着积极的正面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6]。当前，中国存在多种形态的资本，包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等，这些资本在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如果放任资本发展，不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此，要亮起资本的“红绿灯”，区分不同形态的资本，给予相应的引导和规范，严格资本市场准入，健全相关法律制度，规范资本行为，加强有效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或无序收缩，促进各类资本健康发展。
2.构建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加强法治化、制度化建设。法治化制度化建设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市场机制健全有效、微观主体充满活力、宏观调控把握有度，都需要从制度上加以保障。一是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建设。法治是以法律进行治理，市场经济各项制度政策能否见到实效，法治是根本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走法治化道路，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优势，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二是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化建设。制度是管理有效性的保障，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深入推进，高效完善的制度是内在保障。加强制度创新，制定与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完善利益平衡分配，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强化产权有效激励，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2)建立有效市场，打造有为政府。市场和政府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就要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发挥中国优势。一是市场优势，建立有效市场。尊重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等客观规律，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市场经济协调运行。二是政府优势，打造有为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方式，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主动处理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配合、相互推动，有效市场要求政府更加有为，有为政府引导市场更加有效。
(3)加快制度型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上涌，俄乌冲突引发地缘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面对危机，中国的破局之举是，一方面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本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为世界各国提供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新发展阶段，推动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就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实现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是要闭门造车，而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概括地讲，中华传统文化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
(1)从传统文化类型的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特定的民族性。一是“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中华农耕型文化是以汉族为基础，集儒教文化和宗教文化为一体的多民族文化，与欧洲游牧文化有很大差别。几千年来，炎黄子孙生长栖息于黄土地上，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形成了自给自足的文化传统。二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礼仪型文化。“礼仪”包括礼节、礼貌、仪表、仪式等，要求在社交活动中，文明得体，整个过程和谐美好。中国自古以来被誉为“礼仪之邦”，大到国家领导人的见面会谈，小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点滴，处处都能展现个人风度和魅力。三是五天伦(天、地、君、亲、师)和五人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忠孝型文化。忠就是要心无二心、意无二意。孝就是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四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群体型文化。中华民族的群体性意识很浓，小农生产所追求的平均和满足，使人们逐渐形成靠天吃饭就必须服从群体、服从国家、服从社会的意识。在群体内部有共同意识，群体中的成员都对群体负责。五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实用型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学说中，强调以现实社会为研究对象，把所学运用于社会实践，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实践来探索安邦定国之道，实现自己的理想。
(2)从传统文化结构的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性。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构以伦理型为主。中国古代，个人通过婚姻组成家庭，多个家庭形成家族，再由家族进一步构成宗族，最终发展成为国家和社会。中国古代社会其实是宗法社会，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占主导地位。“六亲九族”的人伦关系以及“三纲五常”的忠孝思想在中国古代根深蒂固。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舜帝因“仁”流传千古，关羽因“义”被尊为武圣，孔子因“礼”被尊为孔圣，诸葛亮因“智”名垂青史，季布因“信”流芳百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3)从传统文化信仰的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多元性。道教、儒教、佛教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老子，代表性著作为《道德经》，道家崇尚道法自然，道教思想尤其是在中国哲学、文学、美学、医学等方面有着深远影响；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受业于老子，代表作为“六经”，其核心思想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儒家思想尤其是在中国政治、伦理、家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佛教宣扬“善恶”“因果”“和谐”“包容”等思想，佛教思想尤其是对稳定民生、巩固社会秩序影响重大。因此，社会上普遍流传着“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济世为佛”的说法。
(4)从传统文化诞生与发展的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曾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留下辉煌的历史。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最早的奴隶制国家，有着无数神话传说，但后来被亚述吞并，现在只剩废墟，连其楔形文字也已失传。古埃及被波斯灭国，文化也基本失传。古印度由于雅利安人的入侵，原居民沦为奴隶，时至今日，原居民仍生活在种姓制度里。中国在历史上也遭受了多次严重的外族入侵，如五胡乱华、蒙元灭宋、满清灭明等，但后来，这些外来者反被中华文化同化。决定古老文化传承的主要因素有两点。一是这些古老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强不强。人类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文化也必须与时俱进、自我更新，否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二是这些古老文化对异质文化入侵的抵御能力强不强。在面临异质文化入侵时，作为本土文化自身有多强的抵御能力，决定了其能否继续传承发扬下去。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几千年代代相传，就是因为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抵御能力。
(二)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西学东渐”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两次大变革，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逐渐减少，出现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逐渐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层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对国家整体规划进行宏观安排，引导人们向设定的路径和预期的发展方向共同前进，达成个人与国家行为的一致，从而保证国家平稳发展，并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的帮助，形成良好的主流意识形态，齐心合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二是体现在社会运转的层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礼教思想能够对社会整体秩序进行引导，融洽邻里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助力社会和谐发展。三是体现在为人处世的层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行为准则以及道德标准能够指引人们向善向真。习近平总书记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内涵和底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凝聚为18个字：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1)讲仁爱。仁爱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儒家讲“仁爱”讲得很平实，认为“仁”是以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从每个人对亲人的情感开始，孝敬父母、尊重兄长。正是由于爱父母、爱兄弟是每个人最基础性的情感，是爱的开端，儒家特别注重“孝悌”的仁爱思想。蔡元培先生认为，人之全德为仁，仁之基本为爱。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包含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情感，可视为一种普遍的同情心、爱心与正义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爱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强烈的道德约束和高度的责任感，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核心，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其他文化思想相互影响。
(2)重民本。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民本思想突出人民在国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约束执政者的权力，维护国家稳定，包含三层重要观点。一是“立君为民”。民本思想的倡导者认为“民贵君轻”，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人民，人民比君主更重要。二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即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定。三是“爱民养民”。主张执政者的执政目标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进入新时代，民本思想依然处在重要地位，民主作为基本内容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本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强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3)守诚信。诚信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中国历史文献中很早就出现诚信思想。诚信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诚是真实可靠，毫不荒谬，信是守信，不欺骗。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从道德伦理方面对诚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大力褒扬诚信思想。孔子的《论语》中，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德目之一。孔子认为，诚信是为人处事的根本，人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并提出诚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治理国家需要的条件中“信”是最重要的，“民无信不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认同诚信的重要作用，提出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
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
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7]。
(4)崇正义。正义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中华民族自古推崇道义，道义是道德和正义的简称。中华传统文化中正义观的核心是“义”。孔子曾提出，君子义以为上。《三国演义》中，关羽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被世人视作道义的化身。中华传统文化中正义观的核心是“义利之辩”。孔子重义，曾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韩非重利，曾提出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墨子主张义利统一，曾提出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大学》中的一句话“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意思是治理国家不应该以利益为根本利益，而是应该以正义为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还主张在国际合作中，政治上秉持正义，经济上互利共赢。
(5)尚和合。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融合、联合、合作。“和合”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国语·郑语》中提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即商契能够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伦常道德，使百姓能够安身立命。和合思想强调和谐、和平、联合、合作，但不否认事物内部存在的固有矛盾。《论语》中提到，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主张正确面对事物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化解矛盾、克服分歧，在更高层次达到和谐。习近平总书记对和合思想进一步阐发，提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希望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6)求大同。大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提出的理想社会，求大同是中华民族向往理想社会的追求。儒家十三经之一《礼记正义》中就描述了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是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权力公有、财物公有，人人都能受到社会的关爱，安居乐业，货尽其用，人尽其力。孙中山先生将大同观念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联系，并将大同和来自西方的人权、民主等一起作为其三民主义的基石，提出“民有、民治、民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并开创性地提出“中国梦”。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方面也体现了求大同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留下的最璀璨的精华。其作用于当下，助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对新时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的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四个全面”布局，开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造有为政府
“讲仁爱、重民本”就是要关爱人民，以人民为重。中国共产党尊重群众、关心群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在小康社会中，切实享受到高水平、高质量的生活，得到真真切切的获得感。全面深化改革是进深水区、啃硬骨头，重点在开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让全体人民得享改革的红利。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全面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维系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让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打造有为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宏观经济的治理能力，用优秀的成绩兑现政府对人民的承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守诚信、崇正义”的思想有助于建立有效市场，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
“守诚信、崇正义”就是要开展诚信合作，弘扬公平正义。诚信是达成契约最基本的条件，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守诚信有助于建立有效市场。市场主体在市场中诚信交往，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提高，交易成本减少，市场效率提高。崇正义有助于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弘扬公平正义，从法律上、制度上打造公平正义的营商环境，在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和市场运行机制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让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保护其合法权益。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型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
“尚和合、求大同”就是寻求合作，追求大同理想。习近平总书记认同和合思想，强调“和而不同”“以和为贵”，承认国与国之间存在矛盾，会有冲突，但又认为彼此是命运共同体，应该加强合作交流，求同存异。“尚和合”提倡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有助于我国加大力度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大同思想进行创新性发展，提出“中国梦”愿景，强调“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梦与梦相通，需要国内国际开放，有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大力弘扬与传承，还要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助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助推过程中，要做到一个“紧密结合”，统筹处理“两个关系”，抓好三个“重点群体”。
(一)做到一个“紧密结合”
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悠久的中华历史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两个结合”和“六个必须坚持”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我们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过程，就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
(二)统筹处理“两个关系”
(1)“守”与“变”的关系。“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新时代依然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的幸福感，也能够助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文化发展促经济发展。我们应当继承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有些传统文化曾经优秀，比如“平均思想”“人治思想”等，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注重的“竞争思想”“法治思想”等会产生一定冲突。因此需要对这些传统文化进行改变，进行创造性转化或创新性发展。
(2)“中”与“外”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影响着东亚、东南亚等地区，但同时也受到佛教东传、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加快制度型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弘扬，而不能孤芳自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助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指自身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起到助力作用，也意味着在对外开放中，在文明与文明的碰撞中，能够有意识地借鉴其他文明，实现自身的发展，更好地助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三)抓好三个“重点群体”
一是中小企业人员。中小企业是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涉及人员数量庞大，人数占城镇就业人口近八成。中小企业人员既是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也是承接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力军。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相关理论不甚了解，也无法辨析国内外思想文化中哪些是精华、是正能量，哪些是糟粕、是负能量，容易被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中的负影响、副作用所诱惑。抓住这一重点人群，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激励中小企业人员干事创业，勇于创新，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赢得优势的关键。
二是基层官员。基层官员在国家政府中身在一线，对人民群众有模范带头作用。他们的言行举止与民众、民生、民心都连在一起。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他们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此，基层官员做正价值、正能量的表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做政府管理的前沿哨、桥头堡，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能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添砖加瓦。让基层官员练就一身过硬本领，敢于担当，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赢得主动的关键。
三是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不仅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学生有着蓬勃正气和昂扬锐气，承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的重担，是未来劳动者的主力军，是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力量。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关注青年愿望、帮助青年发展、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8]。激励青年学生自强不息，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赢得未来的关键。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在治国理政、社会运转、为人处世各方面都有重要指导意义，能够助力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力实现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我们要紧密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好“守”与“变”以及“中”与“外”的关系，抓住中小企业人员、基层官员、青年学生三个重要群体，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感谢商务部杨霖霖调研员为撰写本论文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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