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
自1984年中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概论出版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数量突飞猛进，不断有新著产生，为建构比较文学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暴露出发展与探索的艰难和曲折。厘清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的成就与不足，扬长与修短并举，反思与革新同步，方能使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创立自己的学科理论话语，自立于国际比较文学创新发展之前沿。
回顾中国比较文学教材的建设，大致经历了开创期(1984-1987)、发展期(1988-1998)和繁荣期(1999至今)。从新观点的提出，新方法的探索，再到新理论体系的建构，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的中国特色理论话语日趋成熟。本文收集并整理了已公开出版的105部中国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并选择部分代表性教材进行分析阐释。
(一)开创期：中国比较文学概论教材的诞生
1984年，中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概论教材——卢康华和孙景尧编著的《比较文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具有奠基和里程碑意义。全书以“绪论”“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比较文学简史”为纲，提纲挈领，行文流畅，极为全面、细致地勾勒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此外，作者积极吸收了法国、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进行“比较文学的定义”的探讨时，首先声明“下定义的困难”，然后弥纶群言，重点梳理了法国、美国、苏联学派以及港台、大陆学者的观点，最后审慎地提出新见，即“比较文学是超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是研究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彼此影响和相互关系的一门文艺学学科”(卢康华、孙景尧，1984：76)。另外，针对“可比性”问题的论述也富有新意。本书提出除“同类”比较外，还可以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内”，即“提出一个特定的标准”以此建立不同现象之间的可比性。尽管书中未给出“一定范围”和“特定标准”的具体方法，可发现了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困惑，作出补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突破。
1986年，陈挺的《比较文学简编》在《比较文学导论》的基础上，用具体案例辅以理论研究，本书在篇章布局、案例讲解方面以学生为中心，可读性与实用性较强。开创期的教材虽数量有限，却各有千秋。总体以梳理学科发展历程、介绍西方研究成果为主，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其筚路蓝缕之功，开疆辟土之作，对推动中国学科教材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开拓性意义。
(二)发展期：学科理论观点的创新与研究类型的多元化
中国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的发展期以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和《比较文学原理》(皆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作为开端。在1988-1998年的发展期中，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的数量成倍增长，质量也提高显著：一方面试图摆脱对西方话语的依赖，结合国情进行观点创新；
另一方面，中西比较诗学②、中西比较戏剧研究③等各研究类型迅速兴起，教材中的研究类型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以“中西比较”为枢机，贯通学科发展的历史梳理、理论建设与比较文学的类型研究等内容。如“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一章专设“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勃兴与发展”“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和前景”与“台湾和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三节内容，总结了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接受、发展、困惑与成果。该书从宏观的文化发展进程考察比较文学，得出“当代世界文化趋势与发展的必然性”之结论。研究影响问题时汲取了接受美学的理论观点，视野开阔、擘肌分理。研究类型方面，确定了中西诗歌、小说、戏剧、文论、诗学比较研究和科技整合等类型。“有广度，有深度……情况介绍和深入探讨相统一”(乐黛云，1988：6)即为此著的准确评价。
同年，陈惇和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首先开启了比较文学概论教材稳定的知识结构。全书以“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为端，进而探讨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介绍了“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并新增“神话与民间文学比较”“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的比较研究”等研究类型。在“定义之争”后提出了“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陈惇、刘象愚，2000:1)的新观点。面对法、美学派的对立，建议将二者结合，取长补短，主张两种研究方法并重。在研究方法部分，将中国学者提出的阐发研究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接受研究并之，实为一大特色。
朱维之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该书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获得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启示。在结构安排上，新增苏联比较文学和中国比较文学，详细论述了二者的实绩，使之与法、美并列。同时，追本溯源，阐述了希腊文学和希伯来文学对中西文学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研究类型上划分了“中短篇小说的比较研究”“中长篇小说的比较研究”“中外戏剧比较研究”和“中外诗学比较研究”等四种类型。
1997年，张铁夫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宏观、开放的文化视野与创新、前沿的理论追求为特色。总论部分对“学科意识”的阐述振聋发聩，认为其应包含“世界公民意识”“比较文学的对象意识”和“始终以文学为中心的意识”三个层面，以避免成为“无边的比较文学”。此外，该书将比较文学的特点总结为：开放性、综合性、族际性、语际性和科际性。最后两章“文学与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论述更彰显其前沿性。
孙景尧的《简明比较文学》(1988)、刘献彪的《简明比较文学教程》(1990)、王福和的《比较文学新论》(1996)、陈惇等著的《比较文学》(1997)、孟昭毅的《比较文学探索》(1991)等都为此阶段的教材建设添砖加瓦。简言之，此阶段的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理论观点的推陈出新与研究类型的多元发展共同推动着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向新时期的繁荣迈进。
(三)繁荣期：中国特色创新理论话语的提出与建构
1999年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出版，拉开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新理论话语建构的帷幕，2002年刘介民《比较文学教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问世，标志着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中国学派进入繁荣期。此后，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中的创新学术话语如雨后春笋。学者们立足于比较文学学科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打破陈规，吐故纳新，在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均实现重大突破，提出并建构了以“译介学”“变异学”为代表的中国特色创新理论话语。
谢天振的《译介学》革故鼎新，影响深远。它将“译介”作为重要范畴提出，梳理了学科渊源、划定了研究范围、阐明了研究方法。此后出版的多本概论类教材，如《比较文学新编》(吴家荣，2004)、《比较文学理论导引》(杜萌若、胡燕春，2007)、《比较文学简编》(吴雨平，2014)等都将《译介学》作为中国学派理论创新之典型，沿用了该著中“译介学”的定义与研究范式。
2002年，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论》出版，首次设置了“跨文明研究”一章，提出了跨文明双向阐发，跨文明异质性比较，跨文明对话理论等等新观念。同年，王向远的《比较文学学科新论》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新论》之“新”在其“学科定义”“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皆有体现。《新论》作出“比较文学是一种以寻求人类文学共通规律和民族特色为宗旨的文学研究。它是以世界文学的眼光，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各种文学关系进行的跨文化的研究”(王向远，2002：5)之判断，赢得“最简练精确而又最全面的定义之一”(费书东，2003: 14)的评价。在研究方法上，以“芥川龙之介在中国”和“新感觉派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变异”为例区分了“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认为法国学派的方法应是实证性的传播研究，而非文本深层内在接受的“影响研究”；
以“超文学研究”代替“跨学科研究”，凸显了“文学研究”之主体。在研究对象上，蜕故孳新，重新划分为“比较文体学”“比较创作学”“涉外文体研究”“比较区域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等几个类别。
同年，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和《比较文学基本原理》分别出版。《高等原理》针对高校比较文学硕、博士的培养，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为目标，构建了“新辨证论”理论体系，并从“对象客体论”“主体论”“方法论”等几部分进行了论述。“新辨证论”吸取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辩证理性与西方后现代的“差异逻辑”等因素，是以辩证理性为基础，建立在中国文化逻辑之上，而有别于西方理性中心的理论体系。《基本原理》则更适用于本科阶段的学生。它继承了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的一般范式，新增“同语异域文学研究”部分内容，兼具完整稳定的知识体系和与日俱进的发展眼光。
2002年，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问世。该书由29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撰写，严谨规范，自成体系。全书从发展论、本体论、视域论等部分建构了比较文学新理论体系，明确指出比较文学乃本体论而非方法论，并将本体论意识贯彻始终。“本体”的提出是对此学科的终极拷问，“比较视域”作为研究主体则成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另外，积极引入学科前沿问题，力图与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形成良性互动也使该书脱颖而出。
2003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简明教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全书24万字，简明扼要，体例完善。该书率先提出了比较文学研究“和而不同”的重要原则，强调比较文学既要在不同文化的文学里寻求共相之“和”，也要在和谐中分解出差异。此外，该书突破了以“学派”来界定比较文学发展阶段的做法；
论述过程兼具科学性和动态性，结合了接受理论、阐释理论、熵理论、信息论等。该书的动态性、开放性和创新性使之成为一部视野开阔的概论类教材。
几乎同时，孟昭毅的《比较文学通论》(南开大学出版社)在其《比较文学探索》(1991)与《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1997)的基础上修改、增删而成。《通论》以其全面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独胜一筹，丰富的实例为理论作补充，达到了循循善诱的效果。东方文学的旁征博引，中西、中东、东西文学的多向比较，史无前例。可以说，本书对“异质文化”的重视，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深刻反思。
2006年，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④兼具打造异质文化和谐共存的使命感与建构中国特色创新理论话语的自觉意识。它审视当前学科发展中的问题，直击法美学派只讲同不谈异之要害，在学科理论与研究范式方面均实现重大突破。理论上，《教程》开创了“跨文明”比较研究的新视野，主张以“跨文明”替代“跨文化”，既避免了因“文化”一词泛化所带来的歧义，又凸显了东西文明比较的异质性特征，因为文化差异的最大包容限度就是“文明”。“变异研究”作为《教程》最富创新价值的部分，提出要“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变异状态，来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 (曹顺庆，2006：97)，进而从“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和“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五个层面构建理论体系。研究结构上，反省了以历史性学派划分板块的局限，确定了“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如吴家荣(2009: 46)所言，《比较文学教程》堪称一部换代之作。
201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2018年再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工程建设重点教材，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学科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吸收了中国学派的创新性理论话语，涵括了“比较文学总论”“国际文学关系与相互影响”“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形象学、接受学与变异学”“文学的类型研究”……“跨文明研究”等十章内容，是中国特色比较文学概论教材的成熟之作。
经过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一部分教材获得学术界和广大教师与学生的肯定：乐黛云的《比较文学简明教程》、陈惇、孙景尧和谢天振等主编的《比较文学》、孙景尧的《简明比较文学》、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胡亚敏编著的《比较文学教程》、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陈惇和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叶绪民主编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等教材经多次修订、完善后再版，成为目前高校使用率最高的几本比较文学概论教材。
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在以往教材的基础上，结合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化和理论创新。乐黛云的《乐黛云讲比较文学》(商务印书馆，2019)不仅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还重点研究了21世纪比较文学中的核心问题，并讨论了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该如何面临世界。曹顺庆和王超及其学术团队则在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变异学领域进行了发展，相继出版了《比较文学变异学》(2021)、《中西诗学对话》(2021)等专著。前者完善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体系，收录了许多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案例解读；
后者则开拓了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路径，成为国内首部采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阐释当代西方诗学的著作。王向远的《宏观比较文学导论》(2020)和《宏观比较文学十九讲》(2020)提出了“宏观比较文学”与“微观比较文学”的概念，在宏观比较文学的视野下分析概括了各国文学的特性，并对比较文学的区域性和世界性进行了探究与深化。
创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已成为此阶段的共识。译介学、变异学、比较文学本体论、比较文学新辩证观、跨文明比较研究等的提出，促进了比较文学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形成。
回顾中国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走过的道路，从开创期学科与教材的垦拓，到发展期创新观点的出现与研究类型的多元化，再到繁荣期以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理论话语为己任，中国学派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最终推动着比较文学学科迈向了历史性的第三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既取西方学派之长，又立足本土，实现了部分观点的创新。但是，也有过犹不及的弊病。谨以比较文学的定义为例，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在法、美等学派的基础上，结合学科国内外发展的现状，对“过去的”定义进行了补充与调整。陈惇、孙景尧和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1997：9)提出：“把比较文学看作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更符合比较文学的实质”。陈惇和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2000: 21)也认为比较文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杨乃乔的《比较文学概论》(2002: 98)中同样写道：“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不过，中国比较文学教材的这个定义，既有创新，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直是强调跨国的，无论是法国学派讲的跨国影响研究，还是美国学派的跨国平行研究，都没有脱离“跨国”这个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但是，中国的不少教材居然完全抛弃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坚持了上百年的“跨国”定义，这实际上就偏离了比较文学的最基本立足点。如前所述，陈惇、孙景尧和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1997: 9)提出：“把比较文学看作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更符合比较文学的实质”。陈惇和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2000：21)提出：“比较文学：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该教材还进一步辨析了为什么应当抛弃“跨国”，而要改为跨民族的理由，认为跨民族更加恰当。杨乃乔的《比较文学概论》(2002：98)中也同样写道：“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笔者认为，所谓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这些提出来都是可以的，但是，抛弃比较文学“跨国”这一个比较文学一百多年的根基，是一个重大的学科理论偏离，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中国学术界，误导了广大学生。“跨国”既然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上延续如此之久，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不少国家有多个民族，例如中国有56个民族，俄罗斯有194个民族，印度有100多个民族，鉴于此，西方学者一般不提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笔者并不完全否定跨民族具有比较文学特征，但是，仍然坚持比较文学的“跨国”是比较文学的最基本立足点，不能够轻易地否定和抛弃。《比较文学教程》在坚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跨国与跨学科的基础上，只增加了“跨文明”(曹顺庆，2006：30-31)。这就是坚持在继承中发展，而不是贸然否定上百年来的比较文学实践经验和学科理论成果。为什么要提出“跨文明”？因为以“跨国”和“跨学科”为基本立足点的法、美学派，以追求“同源性”和“同质性”为目标，忽略了不同文明之间变异性与差异性的可比性。我们如果强行照搬西方话语，一味求同，只会加剧中国文学、文化的“失语”⑤。1995年，笔者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总结了“阐发法”“异同比较法”“模子寻根法”“对话法”和“整合与建构法”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理论。此后，学界在学科理论上不断创新。陈惇和刘象愚在《比较文学概论》中对“阐发法”进行了完善，提出了“双向阐发”的方法；
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简明比较文学教程》等著作中探索出“一定范围”的总体比较法；
乐黛云的《比较文学简明教程》等教材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思想，形成了互动认知的跨文化沟通与诠释法；
笔者在《比较文学学》《比较文学论》《比较文学教程》等教材中认为不能仅把比较放在“求同”上，应该重视异质文化间的差异性，因此提出并建构了“变异学”，即“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变异状态，来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曹顺庆，2006: 97)。2013年，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Publishing)出版了曹顺庆的英文著作兼教材《比较文学变异学》(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该著受到国际比较文学界的高度重视，美国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苏源熙(Haun Saussy)等学者合著的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简介：新趋势和应用》(IntroducingComparativeLiterature:NewTrendsandApplications, Routledge, 2015)高度评价了比较文学变异学。在此著的第50页，作者引用了《比较文学变异学》(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中的部分内容，阐明比较文学变异学对比较方向是十分重要的成果。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 在2020年出版了他的最新著作 《比较文学：全球时代的文学研究》(ComparingtheLiteratures，LiteraryStudiesinaGlobal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此书中专门谈到《比较文学变异学》(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给予高度评价。
应当看到，不管是双向阐发法、模子寻根法、异同比较法，还是“一定范围”的总体比较法、“和而不同”的互动认知法以及译介学、变异学等的提出，中国学者们均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异质文化比较中的差异性与变异性问题，为构建东西方跨文明的平等对话提供了方案，也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话语理论建构作出了有益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在获得累累硕果时，也暴露出若干不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在于，由于教材编写者对法国比较文学定义的执着，坚持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由此误导了国内学术界。例如，一些教材一直强调：所有的比较文学都不是文学比较，这个观点长期以来不仅一直在误导学术界，而且还误导广大学生，令人困惑不已。国内多部比较文学教材坚持认为，“比较文学并不等于文学比较”，倡导“并非任何运用比较方法来进行的比较研究都是比较文学”。这几乎成为一个定论，一个比较文学定义的基本常识，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完全准确的！ 具体例证如下：
在《比较文学概论》(杨乃乔，2014：132-138)中，专门设有一节以“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为题的内容，其中指出“比较文学界面临的最大的困惑就是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在高等院校进行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需要重点强调“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
《比较文学经典导读》(吴家荣，2008: 104)一书也称“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因为“不是所有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现象的都是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论纲》(刘萍，2006: 18)中也专门谈到“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作者认为，“比较”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方法论的意义，而具有跨国家与民族、跨学科的学科性质，认为将比较文学等同于文学比较是以偏概全的。《外国文学史》(贾培、江静，2010: 193)中指出，“比较文学并不等于文学比较”，并以美国学派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的比较文学定义为根据，雄辩地论证比较文学的“比较”是有前提的，只有在地域观念上跨越打通国家的界限在学科领域上跨越打通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进行的比较研究才是比较文学。《大学比较文学》(王福和，2008：24)中，作者认为，若把比较文学精神看作“比较精神”的话，就是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一百余年来，比较文学这个名称是名不副实的。从以上列举的教材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它们在当下都仍然坚持一百余年来“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一并不完全符合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性质的观点。如果认为一百余年来所有的比较文学研究都不是文学比较，那是大错特错！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材在相关叙述中各自的侧重点还是不相同，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分歧。这样一来，错误的观点下多样的谬误解释，加剧了学习者对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的错误把握，使广大学生对比较文学愈发产生困惑，十分不利于学生比较文学学科的学习、传承和发展。中国比较文学教材之所以出现以上强作解释、不完全准确的教科书观点，根本原因还是没有仔细研究比较文学学科不同阶段史的事实，或许是根本不知晓比较文学学科不同阶段史事实的体现。实际上，早期的比较文学的确是“名”与“实”不相符合，这主要是指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但是，并不包括以后的美国学派及中国学派的学科理论。
下面，我们就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史实来论证这个问题。“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not literary comparison), 只是法国学派所提出的比较文学口号，只是法国学派一派的主张，而不是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阶段性的比较文学口号扩大化，甚至让其突破时空，用于比较文学所有的阶段和学派，使其放之四海而皆准。法国学派所说的“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个“比较”(comparison)是他们坚决反对的！他们要的是“关系”(literary relationship)。具体而言，他们主张比较文学是实证的国际文学关系(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literary relationships)，是不同国家文学的影响关系(influences of different literatures)，反对文学比较(literary comparison)。法国学派为什么要反对“比较”，这与比较文学第一次危机密切相关。
比较文学刚刚在欧洲兴起时，难免泥沙俱下，乱比的情形不断出现，暴露了多种隐患和弊端，于是，其合法性遭到学者们的质疑：究竟比较文学的科学性何在？意大利著名美学大师克罗齐认为，“比较”(comparison)是各个学科都可以应用的方法，所以，“比较”不能成为独立学科的基石。学术界对比较文学公然的质疑与挑战，引起了欧洲比较文学学者的震撼，到底比较文学如何“比较”才能够避免“乱比”？如何才是科学的比较？难能可贵的是，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科学性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探索，并提出了应对的方法论。于是，法国学派采取壮士断臂的方式，砍掉“比较”(comparison)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not literary comparison)，或者说砍掉了没有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总结出只注重文学关系(literary relationship)的影响(influences)研究方法论。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马·法·基亚(干永昌,等， 1985: 75-77)指出：“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不过是一门名字没取好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企图对它的性质下一个严格的定义可能是徒劳的”。基亚明确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比较，而仅仅是文学关系史。以“文学关系”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正宗。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观点？为什么法国学派要反对比较？或者说为什么法国学派要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 因为法国学派认为“比较”实际上是乱比的根源，或者说“比较”是没有可比性的。正如巴登斯佩哲(干永昌，等，1985: 33)指出的：“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点类似点，这样的比较绝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所以必须抛弃“比较”。只承认基于科学的历史实证主义之上的文学影响关系研究 (based on scientificity and positivism and literary influences)。正因为法国学者善于独辟蹊径，敢于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甚至完全抛弃比较，以防止“乱比”，才形成了一套建立在“科学”实证性为基础的、以影响关系为特征的“不比较”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这个“不比较”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终于挡住了克罗齐等人对比较文学“乱比”的批判，形成了以“科学”实证为特征的文学影响关系研究，确立了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
当然，法国学派悍然砍掉比较研究，主张比较文学不比较，只注重实证关系而不注重文学审美，必然会引起比较文学的危机。
这一危机终于由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雷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在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明确揭示出来了。在这届年会上，韦勒克作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挑战性发言，对“不比较”的法国学派进行了猛烈批判，宣告了倡导平行比较和注重文学审美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诞生。韦勒克(转引自张隆溪，1982: 28)说：“我认为，内容和方法之间的人为界线、渊源和影响的机械主义概念以及尽管是十分慷慨的但仍属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是比较文学研究中持久危机的症状”。韦勒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1986: 28-29)指出，“比较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上的事实联系中，正如最近语言学家的经验向文学研究者表明的那样，比较的价值既然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等对比中”。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亨利·雷马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1986: 67-69)在一篇论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法国学派寻求“科学性”、忠实于19世纪实证主义学术研究而放弃“比较”(comparison)的原因和本质。他分析说，“法国比较文学否定‘纯粹’的比较(comparison)，它忠实于19世纪实证主义学术研究的传统，即实证主义所坚持并热切期望的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按照这种观点，纯粹的类比不会得出任何结论，尤其是不能得出有更大意义的、系统的、概括性的结论……既然值得尊重的科学必须致力于因果关系的探索，而比较文学必须具有科学性，因此，比较文学应该研究因果关系，即影响、交流、变更等”。雷马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1986: 1)提出了他那被称为美国比较文学学派的经典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法国学派抛弃了“比较”(comparison)，才造就了比较文学：“名”与“实”是不相符合的尴尬，这是问题的关键。美国学派最大的贡献，是恢复了比较文学应有的本义—“比较”(The American school went back to the original sens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omparison”)，美国学派提出：
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显然，自从美国学派倡导比较文学应当比较(comparison)以后，比较文学就不再有名与实不相符合的问题了，至少不能够再继续笼统地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了，更不应当再以100余年来，比较文学这个名称是名不副实的，直到今天，比较文学仍然不是文学比较来误导广大学生！因为在美国学派看来，比较文学不仅可以研究文学影响关系，而且更应当强调要comparison(比较)，而不是“不比较”。从以上论述可以认识到，比较文学，既有法国学派倡导的“不比较”，也有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还有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明”的“变异”和比较。
关于比较文学研究最初产生于何处的问题，国内教材也存在误导。例如孙景尧在《简明比较文学》(2003: 52)中写道：“西方比较文学界通常都认为，比较文学产生于19世纪，以及对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之中”。好像比较文学一开始只有影响研究，国内有学者也认为比较文学诞生于法国或影响研究，然而，这是不符史实的判断。事实上，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在比较文学诞生伊始就同时存在。1886年英国学者哈钦森·麦考莱·波斯奈特(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出版了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专著《比较文学》，就是既讲影响研究，也倡导平行研究。他基于大规模的综合所展开的比较文学实践，体现了比较文学学科奠基时期的基本风貌，他对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和波斯等东方文学比较所给予的关注，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比较文学也并非首先产生于法国，例如1877年匈牙利的雨果·冯·梅茨尔(Hugo Von Meltzl)创办了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总体比较文学学报》；
1871年开始意大利学者弗朗切斯科·桑克蒂斯(Francesco Sanctis)等人在高校举办比较文学的讲座，准确地说，比较文学诞生于欧洲，而非法国。并且，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在比较文学诞生伊始就同时存在。正因为早期有平行比较研究存在，克罗齐才对“比较”(comparison)加以质疑，认为比较是各个学科都可以应用的方法，所以“比较”不能成为独立学科的基石。正因为早期有平行比较研究存在，法国学派才否定平行比较，认为平行比较是“乱比”，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可见，此类盲从现象正是国内学界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话语缺乏客观、理性和全面的历史考察之缘故⑥。
最后，随着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的日益丰富，中国学者发现了以往教材中与教、学实践相脱离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实用性。高校教材是用于高校师生教、学过程进行参考的，其目标是“满足高校教育教学活动需要”(李虹，2019: 001)。然而根据学界目前的反馈，整体看来，中国现行的比较文学概论型教材实用性仍有待提高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教材对使用对象的划分不明确从而降低了教材的实用性价值。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已有专科、本科、硕博研究生等不同层面的教学需求，比较文学概论教材却较少针对不同需求层次的使用者进行划分，导致教材受众的范围过大，于是出现了部分教材因追求面面俱到而造成的体系庞大、内容冗长、越编越厚的现象。另一方面，教材内容的过于理论化造成了实践性的缺失。许多教材语言学术性过强，晦涩难懂，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给学生学习、理解造成了困难。此外，教材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关注不够，出现了通篇理论却较少论及案例的现象，理论与实践案例占比不均衡。
基于以上实用性不足的现象，后续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进行了反思与改进。刘献彪和刘介民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1)按照“为什么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和当代的新发展”“比较文学原理方法和观念精神的实践应用”“对21世纪比较文学学科的展望”的思路循序渐进。框架设计、文本撰写、案例选择等方面充分考虑了教学与学生的实际问题，语言深入浅出、删繁就简，案例选择新颖且具本土化。吴家荣主编的《比较文学新编》(2004)设有“原理篇”和“比较篇”，体系合理、内容稳定，既重视理论性，又突出实践性。王福和等人所著的《比较文学原理的实践阐释》(2007)旨在弥补比较文学原理实践方面的不足，基于教学实践的立场，运用学科理论对典型的案例进行阐释和研究。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2009)作为“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系列丛书仅针对研究生群体，省去了大量常识性的知识介绍，只借“引论”部分对比较文学的基本问题和历史发展作了简单梳理，论述过程言简意赅、详略得当。曹顺庆主编的“新编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原典阅读系列教材”——《比较文学概论》(2011)，体例简明精要，知识点清晰明确，又辅以“参考文本”“学习模块”“文献列表”等部分内容，改善了概论型教材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与此同时，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2011)也意识到从前教材过于追求理论化的弊病，在每个章节中都加入具体的案例分析，有助于学生理解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引导他们实践。可见，随着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理论话语的日益完善，学界也将重心逐渐转向实践应用，教材的实用性由此显著提升。
中国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历经了由诞生到发展，再到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体系基本形成的蜕变与升华，虽然探索中不时有坎坷、有失误，但是总体而言是辉煌的。中国学者完成了一段勇敢探索、不断创新、反思进取的历程，成功迈上了比较文学新阶段。文学作为华夏文明之魂，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精神，而比较文学更是肩负着跨文化平等对话与搭建文明互鉴桥梁的文化使命。从对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的追随到反思和超越，由对比较文学法国、美国学派的诠释至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及其新理论话语的建构，一代代中国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改革创新成就便是对时代使命的最佳答卷。
注释：
① 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概论教材。据不完全统计，同时期美国出版了48部、英国出版了25部、法国出版了5部比较文学教材或者类似教材的著作。
② 1988年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出版社)标志着国内第一部中西比较诗学著作诞生，掀起了学界的“比较诗学热”。随后，黄药眠和童庆炳先生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杨乃乔主编的《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等也陆续问世……
③ 饶芃子的《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广州：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后也翻开了比较戏剧研究的新篇章。
④ 曹顺庆在此之前主编的《比较文学论》与《比较文学学》为《比较文学教程》做了铺垫。《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以推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为核心，创新性地提出“跨文明研究”，将其建设成为学科理论的新阶段。《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中首次提出了“文学变异学”，使其与“文学跨越学”“文学关系学”和“总体文学学”并之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新范式。
⑤ 曹顺庆在1995年发表的《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提出了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失语”现象。
⑥ 具体论述请参见: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科史》，巴蜀书社2010年1月版。
⑦ 参见：刘介民.教材的认知和编撰——以《比较文学》教材编撰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04(2)；
仵从巨，管恩森.现行比较文学本科教材问卷调查的分析与评议.中国比较文学，2005(3)；
张能泉.近三十年我国比较文学教材编写情况评议.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3)；
刘萍.新时期比较文学教材评价之管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
阮航.也谈比较文学教材建设.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