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华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高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学阐释，首先面对或者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何谓经典以及如何阐释经典。关于何谓经典，中国文学理论家、作家，世界文学中的哲学家、理论批评家，都有关于经典的论述。卡尔维诺、萨特都对经典做出了独到的解释。但对于经典众说纷纭，所有的阐释都不能完全涵盖经典的内涵，都只谈到了经典的一个侧面、一种路径。这并不意味他们对经典无能为力，而是说经典本身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无限的阐释性。那么何谓经典呢？
我们所说的经典，从时间维度来看，是经过了时间的积淀，长期流传，被公认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作品；
从语义层面而言，是常读常新的，具有无限的可阐释性、多样性及其个体性。换言之，好的经典作品，是可以不断地供读者去发现，它的内涵具有极大的边界。关于中国语境中的文学作品以何构成经典，我们也只提供两个参照。
第一，文学的现代性。之所以在中国语境提出文学的现代性，是因为文学的现代性对于国外的理论家、批评家不构成问题。关于文学的现代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已生成，但沿用到文学经典化研究中则是最近的发现。在中国语境当中，现代性是衡量一位作家、一个作品精神内涵的基本坐标。中国近现代文学自诞生以来，开始了文学变革，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一种文学的现代性转型。这种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一直到今天，并未完成。文学的现代性，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在某种时候，而是越来越弱。关于现代性理论，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有器物的现代性，制度的现代性，文化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而我们的社会正处于由器物的现代性向制度的现代性，文化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的转型。制度、文化、审美的现代性转型，正如胡适所说的“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1]。比如张贤亮在反思文学中无疑是一位思想最深刻的作家，具有强大的人格个体力量，在这些方面是具有相当的现代性的。他写出了人在极度贫困、高度专制场域中，肉体与心灵的蹂躏与搏斗。这是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但最好的作品又有着相当的局限。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非常逼真地写出了文革时期的悲剧，但一个女人拯救了一个男人过后，仍然没有逃脱传统男权中心主义的始乱终弃模式。所以用现代性的标准可以发现即使最优秀的作家作品都不具备完全的现代性的理念意识。因此，强调文学的现代性进入文学经典性的第一个要素，既是一个道德性良知，也是一个世界性语境的参照，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期以人为标准的确立。
第二，文学的发现性。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文学一直强调反映性、表现性，诸如“文学，为xx服务”，“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或艺术再现”等表述，这只是概括了文学的一部分表层特征和功能。文学及其文学经典，不仅仅只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发现”。从文学理论层面而言，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哲学家和历史文化学家本雅明就指出：“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萎的东西正是艺术作品的灵韵。”[2]法国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也认为，在“消费社会”，艺术作品的“内在光辉”已不复存在，变成了“去魅”了的艺术[3]。换言之，文学以往的本真——反映、表现，正在弥散，文学已不足以描写、表现现实生活。因此米兰·昆德拉提出：“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4]构成文学经典性的作品一定是对人的存在具有发现性的。从人工智能(AI)写作来讲，人工智能写作可以对“已知世界”和“已然经验”中的规律、模式、技法等，进行模仿或再现，但对于感觉、才气、认知等主体层面的要素，只有作家才能加以发现和创造。因此，“‘文学发现性’，应该成为长篇小说的本体特征和文学功能。”[5]当代文学经典的价值是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赋予、被命名的。从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而言，“发现性”是文学走在其他学科之前的存在根据。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历史学等都是对以往的公共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而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历史学等“社会公共科学”所构成的“社会公共精神空间”，文学，既与它们相联系，又有着文学的“自律”。文学，通过对于人与历史，人与存在，人与艺术的不断“发现”，既奠定了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又反过来以“文学发现”推动，影响着上述“公共空间”的发展。比如在晚清时期，梁启超之所以用文学新民新国，是由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在新民救国方面，明显滞后于文学。因此文学及其发现性，是其存在的根基，也是走在其他学科之前的合法性依据。
文学的发现功能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人与历史、人与现实以及人与艺术的发现。文学是人学，文学不断“发现”人与历史、现实的关联；
人是历史的动物，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资料的收集、记载会因目的性的编撰，变得不可靠。而文学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改写，发现一些被遮蔽的真实。比如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奔月》解构了历史的神圣，写出了英雄的孤独；
《补天》颠覆了母亲的伟大，敞开了女性生存的艰难；
《出关》拆解了学术的高大上，发现了学者的无奈。鲁迅的小说，不是对历史事件的机械复制或简单反映，而体现了中国文学对英雄史、母亲史、学术史等的“存在性发现”。从人与现实的关系而言，传统的认识论(反映论)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统一的，所以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客观的、同一的。胡塞尔认为世界是以现象而非本质的形式存在，因此存在着多义性和多样性，人是以“意向性”行为达至对“意向性”对象的认识的，即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作为对某物的意识”[6]。海德格尔则把人与存在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在场”，“存在者的存在被把握为‘在场’”[7]。换言之文学本体必须在“在场”中才能被把握。文学现象是在一定的时间样式即“现在”而得到领会的。把握文学本体应该从现象学上“面向事情本身”，在“还原”现象的过程中描述文学本体“如何”。文学本体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文学的本体论本质上不是一个认识论和社会学、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现象学问题。”[8]从文学现象领会文学必须围绕文学本体论这一中心问题展开。文学现象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多义的聚合，“现代知识既是废墟也是圣殿，更准确地说，是一些随时需要搭建也随时需要拆除的‘临时建筑’”[9]。现代知识学和文学经验认知方式对此不能完全应付。在当代知识谱系中，甚至早已被公认的“知识”“真理”，也受到了人们的猜想与反驳。现象可能是被遮蔽的，靠自然科学的说明不能完全去蔽显现存在，这就需要解释。文学相较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对世界的解释独特优势在于文学的发现性。比如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主人公李雪莲坚持先复婚再离婚，符合法理逻辑，诉求是合理的。但法院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不支持李雪莲的诉求也是合理的，但所有的合理放在一起就不一定是合理的。这篇小说发现了法律公正、国家正义对人性难以处理。因此文学的本体特征与基本功能就在于它的发现性。文学的发现性不仅应成为经典小说的核心品格，也应化为高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的理念、方法与路径。
文学发现性之于文学本体，体现为写作的在场性与文本的多义性。历来的小说强调地是叙事，即讲故事的艺术，但本雅明发现，随着机械复制的到来以及新闻媒介的发达，小说以故事传播资讯，相传经验的功能在贬值，“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与我们疏远的事物，而且越来越远”[10]。换言之，小说以往的讲故事的本体功能，已经被大大消解。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小说存在的理由与合法性何在呢？我们以为在于“文本的多义性”与“写作在场性”。
(一)三代叙述者：同一历史的多义敞开
在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部分，编者选取了梁斌的《红旗谱》与莫言的《红高粱》作为了解革命与战争历史的载体，意在歌颂“世代传颂的英雄”和“顽强的生命力”，“不屈的斗争精神”。《红旗谱》与《红高粱》是在相同的革命语境中，展开的却是不同的历史叙事。《红旗谱》通过朱老忠、严志和等几代农民反抗地主压迫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将家族复仇演绎、升华为阶级斗争，体现出对“农民革命和农民英雄性格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的描述”[11]。作为新历史主义泛觞的《红高粱》不同于《红旗谱》的是，它没有延续政治话语为主导的范式，而是将政治话语转化成个人话语，从而将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演变成民族家族的秘史。这一点在余占鳌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余占鳌不再是朱老忠式的，对革命的自觉的寻找，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自觉，从而解构了革命必须经由组织领导才能走向胜利的政治公共经验。《红高粱》不仅解构了革命的公共经验，也消解了斗争的单向度，还原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比如《红旗谱》塑造的革命理念是必须有组织的领导才能打倒地主冯老兰，《暴风骤雨》传达的思想观念是只有发动和组织广大贫苦农民才能打倒恶霸地主，这些红色经典统统将革命斗争简单化了。
而《红高粱》对同一历史做了多义性的处理。对抗战及其与抗战相关的符号的命名，莫言都做了多义性的处理，比如对战争，抗战，敌人，土匪，共产党，战争时期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莫言都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从家族与记忆的关系而言，莫言塑造的三代叙述者，对家族有着不同的记忆与认知。在“我”的眼里，爷爷余占鳌既是“传奇英雄”又是土匪王八，奶奶既正义凛然，又敢爱敢恨，父亲既是革命后代，又是“土匪种”。从历史与英雄的关系而言，“我”既认为英雄创造历史，又以为平民建构历史，男中豪杰余占鳌“金戈铁马”让鬼子闻风丧胆，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靶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从革命与爱情的关系而言，《红高粱》不再拘泥于红色经典中爱情成全革命的模式，而是由爱情成就革命。我的奶奶正是由于对余占鳌司令的倾慕，“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彻底改变了我奶奶的一生”，一家三口走上革命的道路。
由此可见，莫言敞开了历史的多义性，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实现了对家族与记忆，历史与英雄，革命与爱情的存在性发现，这正是构成了文学经典的关键要素，也是我们高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中必须把握的核心要义。
(二)“高密乡”：莫言的“文学”故乡
《红高粱》的发现性还体现在人与故乡的关系范畴。在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中，编者将设置“情系乡土”一章，并以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为范例，意在唤起读者“与乡野风俗、农民境况相关的人事过往、文化情怀和情感记忆”。莫言的《红高粱》不仅有着对“烽火岁月”的历史呈现，还有着对“情系乡土”的独到发现。
提到乡土，我们往往会将其与诗意、优美、温情相关联，正如教材中所说，“这些作品也是作家本人对于土地的情感载体，书写的是作家曾经咀嚼过的苦楚与温情”。莫言显然不止于对此做简单的呈现与评述。《红高粱》开篇便对故乡表现出复杂的情感，“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由此开启了中国作家鲜有地对故乡的多义认知，“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12]。从人与故乡的关系维度而言，中国作家及其文学批评者，由于与故乡的血缘联系，往往生发出对故乡的热爱的单一情感，正如乡土作家沈从文所言，“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而莫言显然认识到故乡的多义与复杂，表现在人性的开凿上，较之沈从文、路遥更为深刻、复杂。联系文本来看，莫言对故乡的书写总是从人性出发，九儿、二奶奶既有深明大义的一面，也有农村妇女的嫉妒，真实地写出了人性的变异。莫言没有沿用“庙堂”的文学经验去书写人物，而是引入“民间”的概念，不仅写出了人性在“民间”的多样存在，也体现出对故乡的多义认知，正如陈思和所言，“《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某种寄托”[14]。
人与故乡的关系是高中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母题，我们的语文教学和文学创作往往强调地是人对故乡的感性情感，而不是理性认知。莫言的《红高粱》不仅解构了人对故乡的单一情感，而且敞开了故乡的多义性，为感性体验故乡与理性认知故乡提供了参考，这是推进并提升高中语文关于故乡教学的一条路径。
(三)感觉沉醉：历史叙事的主体在场
《红高粱》的发现性还体现在写作的在场性，其表征为主体叙事时的感觉沉醉。中国现当代作家小说家往往倾向于故事性叙事，即注重情节的编织与演进，人物的塑造与刻画，环境的铺垫与烘托……。莫言的《红高粱》有别于传统的故事型叙事，创造了一种感觉性叙事。
首先，莫言将所有的文字都做了感觉化的处理。传统的小说创作倾向于将人物塑造放在矛盾冲突与典型环境中完成，而莫言的《红高粱》在人物的书写上，则注重主体感觉在人物上的渗透与拥入。为彰显奶奶、罗汉大爷的英勇与大义，作者并不热衷于从正面冲突中予以反映，而有意借助带有色彩感的文字，加以表现。在奶奶被进村的鬼子打伤后，作者并没有继续叙述奶奶对鬼子的殊死抵抗，而是通过描写奶奶流泪、洗脸，将一瓮优质“白酒”“变红”“洗红”，凸显奶奶的英勇与仇恨。为表现罗汉大爷不屈的斗争精神，作者安排了一出罗汉大爷与畜生的对决，叙事中，作者运用象征的手法，通过“血红”“黑洞洞”等颜色词汇，将传统的写实、反映等故事型叙事转换成感觉、体验等审美性叙事，从而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感官世界。
其次，莫言往往通过主体的感觉体验打动征服读者。《红高粱》在历史叙事时，淡化历史的实体，通过氛围与铺垫，贴近历史的现场，生成一种艺术的历史世界。为表现高密乡农民的“柔韧”与日本鬼子的残暴，作者在小说开篇便开始铺垫红高粱的脆弱，人的身体与“高粱秸秆”碰撞后，高粱发出“嚓嚓啦啦的幽怨鸣声”，父亲跟着队伍进入高粱地后，将高粱棵子撞得东倒西歪。高粱的脆弱象征着高密乡农民的“柔韧”。为隐喻日本鬼子的残暴，作者塑造了“碌碡”意象，通过“碌碡”对“红高粱”的碾压，凸显日本鬼子的凶残以及高密乡农民的脆弱，“鲜嫩的高粱在铁蹄下断裂、倒伏，倒伏断裂的高粱又被带棱槽的碌碡和不带棱槽的石滚子反复镇压”。以往的历史小说在描写战争时，往往注重场面的宏大，冲突的激烈，结局的惨烈，忽略了主体对事件的感觉。而莫言并不着意表现主体对事件的认识，而是注重体现主体对事件的感觉。比如作者通过“碌碡”对“红高粱”的碾压，把日本鬼子与高密乡农民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残暴与柔韧、强大与弱小，全部以感觉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建构出人与历史的在场性。
再次，莫言往往打乱故事线索，在感觉中生成小说的世界。传统的历史小说一般采用线性叙事，在叙述过程中往往追求时间的完整性、流畅性和确定性，即故事总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过程展开，叙述过程中追求因果相连、环环相扣。而《红高粱》显然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法则，作者肢解了时间的完整性，斩断了时间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发展链条。小说往往通过主体的感觉，建构历史世界。比如罗汉大爷的抗日，作者在第二章中已完成了结局的建构，但在第三章中才开始展开他的抗日事迹。这显然有别于传统历史小说从开端到结局的演义模式。在叙述罗汉大爷抗日事件时，作者也没有按照现世生活的逻辑对事件予以铺排，而是将罗汉大爷与骡马之间的亲与仇、怜爱与战争代入事件中，完整地呈现出罗汉大爷这个人物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下的在场感觉。以往的高中历史小说阅读教学，可能比较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可靠性与客观性，这是历史学科的教学思路与内容。作为语文学科教学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5]，即从主体的历史叙事的感觉中，发现历史的吊诡与多义。这也是作为文学文本的《红高粱》超越历史文本的所在，也是语文学科教学需要改变和推进的地方。
综上所述，文学发现性，文学的现代性是构成小说经典的核心元素，也是有效的高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展开的理念、方法与路径。本文所分析的小说《红高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文本的多义性”和“写作的在场性”，对于如何深化高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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