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松 李 彤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美国贸易政策在经历70年相对倾向自由贸易的稳定政策后开始有所变化，保护主义成为美国当前贸易政策的倾向。2018年以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贸易政策倾向有所转变，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美国贸易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直接挑战。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相关言论不断占据舆论高点后，贸易保护的相关政策在实践中展开：美国退出TPP、世贸组织停止任命上诉委员会、美国开始对白色家电、铝和钢铁等征收关税以及一系列对中国的限制措施。这些政策都显示美国正在远离多边主义走向保护主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长期处于缓慢弱势复苏态势，美国经济也面临缓慢复苏，2015年第3季度以来，GDP增长率始终保持2%左右的增长状态。随着美国经济低速增长、对贸易赤字敏感性上升，特朗普政府开始推行“美国优先”政策。2017年3月，特朗普政府在其贸易政策议程中提到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2018年特朗普政府更不断升级贸易保护政策，已对全球发起41起反倾销调查、26起反补贴调查，并不断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给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美国作为世界中心，经济波动状况以及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会传导到其他国家，对各国社会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而在新任美国政府上台后，拜登仍然维持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主要贸易主张，并提出建立以中产阶级和工人利益为核心的贸易政策，试图推动建立亚太经济框架(IPEF)，继续维持美国在全球的贸易领导地位。美国对实施贸易保护战略、维持贸易大国地位和领导引领全球发展的贸易政策要求仍在持续，未来美国可能转向保护程度高的贸易政策。
从历史上看，美国贸易政策长期在保护程度高低之间摇摆，贸易政策调整已成为美国维护经济增长、巩固国际地位的重要工具。因此，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倾向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美国贸易政策始终根据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需求进行调整。表1列出了二战之后美国实施的贸易政策及实施背景，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经济遭遇冲击时常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表1 美国主要贸易政策倾向一览
由表1观察可见，美国的贸易政策倾向通过各项贸易法案传导，随经济景气程度不断变化。当经济繁荣时，贸易政策处于收缩期，贸易保护程度不断降低，自由贸易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以及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带领美国摆脱石油危机阴影等时期；
而当经济衰退时，美国政府面临较大压力，其贸易保护倾向则会加剧，采取各种贸易手段保障本国利益，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及“9·11”事件之后等时期。
美国贸易政策具有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性质，其调节过程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特征。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十分密切，因而美国贸易政策对中美经贸发展，乃至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本文将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周期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这既是从周期性视角出发，对已有贸易政策研究文献的有益补充，又为中国各界提供美国贸易政策的预判，对于应对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贸易救济措施是贸易保护以及贸易政策实现的重要手段，美国是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的重要使用国，已通过发起和实施反倾销等措施实现了保护本国产业、提升就业水平，乃至维护经济增长等目标。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给贸易伙伴带来了福利损失，也招致了贸易伙伴的报复。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发起的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也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特征，是美国贸易政策周期的具体反映。然而这种特征上的关联性还需要实证数据的支持，因此本文旨在实证检验美国贸易政策的周期性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
最终本文得出有关经济周期和贸易政策周期关系的结论。当美国GDP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间的缺口降低、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往往会倾向保护程度高的贸易政策，通过贸易救济措施限制进口，保护本国经济。美国的贸易政策目前扮演许多角色，例如平衡国内产业发展、减轻经济危机程度等。因此，其贸易政策调整会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当经济危机到来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加大贸易保护程度。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认识其贸易政策的周期性可以帮助我国对美国可能采取的贸易政策进行预判，并寻找应对之法。
许多学者已经就贸易政策的周期性特征进行了一些研究，指出国家出于保持自身优势等目的，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贸易政策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Krasner(1)Krasner S D.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World Politics,1976,28(3),pp.317-347.建立了霸权轨迹模型，证明贸易政策存在周期性。一些对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霸权国家”在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在国际竞争中持续领先并获取经济利益时，会倾向于选择相对开放的贸易政策，反之则会选择贸易保护。郎丽华(2)郎丽华：《论贸易保护政策的周期性》，《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12期，第102-106页。则从贸易政策周期产生的原因分析其存在的必然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经济周期、贸易周期的存在，各个国家为国家利益必然会选择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对贸易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贸易政策因而呈现出周期性特征。美国贸易政策的周期性主要体现在贸易保护和自由的交替。
贸易政策的周期性与经济周期关系密切，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摇摆在许多发达国家都很常见。美国是贸易政策周期性特征体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研究美国的贸易政策周期对分析经济周期与贸易政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近几十年美国发布的贸易政策中，可以观察到自由和保护是交替出现的，根据当时经济状况等因素进行变化。梁碧波(3)梁碧波：《经济周期、政治周期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学术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7-81页。认为贸易政策周期是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周期“衰退”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将会呈现此起彼伏的状态；
而当处于该周期的“上坡”期时，美国国内关于“贸易自由”的呼声会格外强烈。张丽娟(4)张丽娟：《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回顾与展望》，《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6期，第35-46页。认为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经济衰退，选择加强贸易保护以刺激经济。但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多样，不仅通过积极促出口来恢复经济，而且通过多边自由贸易谈判插手到亚洲地区国家的对外贸易当中。
贸易政策还与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周期有关。一些学者发现当一国汇率波动剧烈或贸易收支失衡时，国内的关于贸易保护的呼声就会比较高涨，各种对政府施压的活动也会增多，此时贸易政策就更有机会倒向保护方。Bown和Crowley(5)Bown C P,Crowley M A.Import Protection,Business Cycles,and Exchange Rates:Evidence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3,90(1),pp.50-64.使用1988年至2010年5个主要工业化经济体的季度数据，对宏观经济波动对保护政策的影响进行了估计，最终得出结论，双边实际汇率升值将导致反倾销等相关进口保护措施大幅增加。
在贸易政策量化方面，反倾销、反补贴等非关税壁垒已经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反倾销案件数量变化可以反映贸易政策的周期性特征。反倾销受宏观经济因素情况是随着时间演变逐渐形成的。张为付(6)张为付：《倾销与反倾销的历史演变与时代特征》，《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第29-34页。从历史角度对反倾销理论进行梳理，指出反倾销逐渐成为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手段被广泛应用，已经背离了反对不公平价格竞争、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初衷。Feinberg(7)Feinberg R M.U.S.Antidumping Enforcement and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Revisited:Do Petitioners Learn?.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05,141(4),pp.612-622.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法案的不断颁布使宏观经济因素在反倾销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参与反倾销裁定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和美国商务部(DOC)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取决于政府在裁定过程中是否将其视为与企业提出的反倾销案件相关，当然这种相关不是指具体案件的决定因素。
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就业、汇率、竞选捐资等方面因素更可能采取导致美国反倾销。Blonigen(8)Blonigen B A.The Effects of CUSFTA and NAFTA on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Activity.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5,19(3),pp.407-424.发现，美国进口产品快速增多更容易导致裁定机构做出针对反倾销的肯定裁决。Feinberg用1981年至1998年美国反倾销的数据证明美国企业更倾向于在经济衰退期间发起反倾销诉讼。Feinberg(9)Feinberg R.Exchange Rates and “Unfair Trad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9,71(4),pp.704-707.发现汇率的变化对发起反倾销有显著的作用。赵倩和陈娴(10)赵倩、陈娴：《美国政治周期、经济波动与对华反倾销》，《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年第6期，第13-17页。使用1980年至2009年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数据进行负二项回归，发现失业率上升、贸易额增加会导致美国对华反倾销立案数增加。
目前关于贸易政策周期的文献多倾向于对经济周期、贸易周期以及贸易政策周期的主要特征进行特征描述找到相似点，以此证明这三者具有一定的联动现象。很少文献有将贸易政策周期量化并进行实证分析，并少有文献将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变量周期性纳入模型，考虑贸易政策周期性特征的来源。一些关于影响发起反倾销因素的分析没有将其上升到贸易政策高度，对宏观经济层面的因素把控不足，往往关注何时发起反倾销会使本国受利以及如何应对遭受的反倾销。
因此，本文在实证部分将二者结合起来，将贸易政策工具相关数据作为贸易政策的代表变量，利用HP滤波法将各经济变量的周期性成分提取出来并纳入模型，分析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因素对贸易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并考察这种影响在行业层面是否成立，得出经济周期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一)理论基础
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指直接影响美国进出口的地理方向、商品结构和跨国投资的政府措施，主要表现为关税、配额和补贴的政策形式。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这些措施对贸易进行扭曲性影响，也可以通过谈判的形式寻求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美国贸易政策由来已久，使用贸易工具调节美国贸易保护程度，将贸易保护战略通过政策执行完成落地。在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宏观经济因素起到了重要决定作用，宏观经济因素的总体影响能够解释双边贸易差额的大部分变化。因此，贸易政策的周期性特征与经济周期的变化特征紧密相连。张丽娟梳理了贸易政策形成的相关理论，从国内政治决策机制和国际霸权思路两方面出发，认为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McKeown(11)McKeown T.Firms and Tariff Regime Change:Explaining the Demand for Protection.World Politics,1984,36(2),pp.215-233.等认为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的平均保护水平在衰退时趋于上升，在繁荣时趋于下降。例如，《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2)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于1930年6月17日经赫伯特·胡佛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将20 000多种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当时在美国，有1 028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项请愿书抵制该法案；
而在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Smoot-Hawleytariff)制定于美国的大萧条时期，是“以邻为壑”的典型代表。
针对这种现象，Bagwell和Staiger提出了经济周期保护理论。(13)Bagwell K,Staiger R W.Protec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2003,3(1),pp.1-45.该理论基于三个基本部分。第一，如果将贸易政策中的以邻为壑部分纳入模型，结论是各国政府都倾向利用保护主义的贸易条件效应。第二，政府通过贸易协定控制这种以邻为壑行为，这些贸易协定都是由各国政府自我执行。第三，经济周期在政府决定贸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方面会发挥重要作用。
与贸易政策有关的贸易条件外部性往往导致对贸易的限制。根据每个政府的目标，非合作行为下的贸易额将少于最优效率下的贸易额。当进口导向型国家政府征收进口关税时，它的贸易条件得到了改善，关税的部分成本由外国出口商承担，出口国福利受到损失，因此选择高于最优效率的进口关税。同样，出口国政府会选择高于最优效率的出口关税。这种以邻为壑的方式会造成对长期最优效率的偏离。
政府间贸易协定可以部分消除这些由贸易条件驱动的贸易限制。如果可信的报复威胁能够阻止各国政府推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就会加强。这些由各国政府主动执行的贸易协定在一定时期内达成短期保护动机与贸易战的长期成本间的平衡。
但是，当前或预期未来贸易环境的变化可能会打破这种平衡。与经济周期相关的贸易量等指标变化可能在短期和长期激励之间造成失衡，当失衡发生时，需要调整现有的贸易政策，从而再次达到平衡状态。另外，研究表明，贸易量和贸易逆差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如果这种顺周期性能够一直存在，那么进口量的顺周期运动将导致贸易保护的反周期运动。原因是，如果进口增长随经济周期变化，那么在繁荣时期，与贸易战相关的预期损失尤其大。因此，各国政府能够在繁荣时期谈判并强制实施较低的关税。另外，无论经济周期处于哪个阶段，进口水平的暂时性增长都会导致保护措施的增加。因为如果进口水平出现短暂的飙升，那么每个国家都有更大的动力退出协定，增加其进口保护水平。因为进口量的增加会使进行贸易保护的短期利益增加。
因此，进口额的变动会使一国政府产生两方面的反应。一方面，如果不断增长的进口是由贸易量周期性上升导致，即处于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时，随着进口额的增长，保护主义将会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进口增长反映的是进口数量的短暂增长，那么保护主义将随着进口的渗透而上升。
(二)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15年，将美国发起反倾销案件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利用HP滤波法得到的数据周期性成分作为解释变量。模型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利用负二项回归，将美国对外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得出经济周期与贸易政策在宏观层面上的关系；
其次，扩展到美国行业层面进行分析，考察这些变量在行业层面是否依然有关联。
在进行模型分析前，需要将GDP、进口额等变量进行HP滤波处理，提取其中的周期性成分进行回归。本文选取1995年到2015年的中长周期数据进行分析，因此可使用增长率趋势法进行识别并分离周期。本文选择利用HP滤波法14(14)分解趋势要素和循环要素的方法有很多，例如阶段平均法、HP滤波、频谱滤波法等。在宏观经济学中，人们关心序列组成成分中的长期趋势以及周期性趋势的剥离。Hodrick和Prescott在分析美国战后经济周期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这种方法，把经济周期看作宏观经济对某一缓慢变动路径的偏离。进行具体实现，对GDP、进口额等变量进行趋势分离，输出周期成分，作为解释变量参与回归。HP滤波法的原理如下：假设变量lngdpt代表美国1995年至2015年GDP的时间序列，设定Trendlngdpt代表该GDP时间序列中的趋势部分，Cyclelngdpt代表该GDP时间序列中的周期部分，那么
Cyclelngdpt=lngdpt-Trendlngdpt
使用Stata软件14.0可将HP滤波后变量的周期成分设置为新变量，其中由于使用的是年度数据，将HP滤波法参数λ设定为λ=400,输出Cyclelngdpt，其余变量处理相同。此处的周期成分变量代表变量实际值与潜在值之间的缺口，缺口增大说明位于上升周期，缺口减小说明位于下降周期。这些变量的周期性成分可以部分刻画经济周期以及贸易周期的变化情况。对于年度数据平滑参数的设定，还有研究将参数设定为100或6.25，因此需要对进行不同平滑参数的稳健性检验。(15)后文对λ取100和6.25时分别对方程进行了回归，结果仍然稳健，参数选择不影响该方程的基本结论。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将对年度数据进行HP滤波时平滑参数设置为λ=400，但Backus和Kehoe认为对年度数据的平滑参数应取100，Ravn和Uhlig认为对美国年度产出数据的最佳平滑参数应该为6.25。后文回归中对比GDP、进口额周期性成分的系数可以发现，平滑参数设置为6.25时被解释变量的反应更加剧烈，原因可能是该参数对波动成分刻画得更好。
接着对美国贸易政策与经济周期、贸易周期的关系，加入一些宏观经济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解释贸易政策产生周期性的原因。除美国GDP、进口额的周期性成分变量，美国发起的反倾销或贸易救济案件数还可能受以下因素影响：汇率、通货膨胀、关税、是否遭遇经济危机、失业率以及遭受的反倾销或贸易救济情况。通过负二项模型(16)有些被解释变量只能取非负整数，因此使用计数模型进行回归，常使用泊松回归。但泊松回归的局限是要求泊松分布的期望与方差一定相等，即“均等分散”，这一特征常与实际数据不符，现实中被解释变量的方差往往大于期望，存在“过度分散”，因此需要放松假设，进行负二项回归。回归，可以得到经济周期、贸易周期会对贸易政策周期产生的影响。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caset=α0+α1HP_lnugdp_1t+α2HP_lnimport_1t-1+α3exchanget+α4inflationt+α5tarifft+α6unratet+α7crisist+α8crisist×unratet+μt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caset表示第t年美国对外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或贸易救济案件数；
解释变量HP_lnugdp_1t、HP_lnimport_1t-1、exchanget、inflationt、tarifft、crisist、unratet分别表示第t年美国GDP的周期性成分、第t-1年美国进口额的周期性成分、第t年美国的实际有效汇率、第t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第t年美国从全世界进口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第t年美国是否遭遇经济危机、第t年美国的失业率；
μt表示随机误差项。
由于被解释变量caset是非负离散计数数据，且数值较小，因此选择计数模型进行回归。由于泊松回归模型要求被解释变量的均值等于方差，要求较为严格，因此先进行负二项回归，并进行LR检验。为了提高模型的说服力，本文进行两组实验，一组被解释变量为美国对外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一组被解释变量为美国对外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数，其他被解释变量相同。
对1995年至2015年总体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行业异质性会对贸易政策周期产生哪些影响。在上一模型基础上，将总体数据替换为分行业数据，此时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caseit=α0+α1cindustryit+α2lnimportit+α3lnemployeeit+α4anticaseit+α5cr4it+α6tarifft+α7exchanget+α8crisist+α9inflationt+α10unratet+μit
在上式中，被解释变量caseit表示第t年美国i行业对外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
解释变量cindustryit、lnimportit、lnemployeeit以及anticaseit分别代表第t年美国i行业的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周期性成分、进口额、雇佣人数以及受到反倾销起诉的案件数，cr4it代表第t年i行业的前四家公司占行业产值的百分比(17)CR4是行业前四名份额集中度指标，可以对产业的竞争和垄断程度分类研究。CR是concentration ratio的简称。绝对集中度反映一个行业的垄断程度。，tarifft、exchanget、inflationt以及unratet分别代表第t年的关税、汇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情况，crisist代表经济危机的虚拟变量，即第t年是否发生经济危机；
μ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在周期长度的选择上，短、中、中长、长四种周期具有不同的周期特征，本文选取美国1995年至2015年共20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符合长周期的范围，可以进行HP滤波及相关分析。选择1995年作为数据起始点的原因是：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各个参与国承诺在发生贸易争端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寻求贸易救济。在此前提下，美国企业发起反倾销等贸易救济诉讼时考虑到成功率会更加理性，并考虑更多因素。在指标选择上，会对美国发起反倾销等贸易救济诉讼产生影响的宏观经济因素及行业因素共有11个，其中各变量定义、预期结论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及预期符号
本文用美国GDP的周期性成分数据来反映美国经济周期的变化，用美国进口额的周期性成分来反映美国贸易周期的变化，用美国对外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或贸易救济案件数量来部分代表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情况。选择美国对外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及贸易救济案件数指标的原因有二：
一是尽管发起反倾销首先是企业行为，但美国贸易政策周期依然可以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有着直接关系。美国政府会通过发布贸易政策议程、修订相关贸易法案等方式告知民众一段时期内的贸易政策倾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和美国商务部(DOC)也会通过裁定通过率传导贸易政策倾向，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政府有关贸易政策的信号。同时，企业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作为“上访者”已经对于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产生了“学习”效应，意识到一些宏观经济因素可能对自身能否通过贸易救济起诉获得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数量可以作为贸易政策的代替指标，并反映其周期性特征。
二是在GATT框架下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有张有弛，但美国关税税率一直呈现逐渐降低的态势；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关税壁垒很难为贸易保护提供帮助，近年来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成为了美国进行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其贸易救济措施的数量、强度是世界少有的，为美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做出了很多贡献，因此该指标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中涉及的美国1995年至2015年的对外发起以及遭受到的反倾销案件数据来自选取世界贸易壁垒数据库(TTBD)。美国1995年至2015年实际GDP值、通胀率以及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美国1995年至2015年进口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美国1995—2015年失业率数据来源于圣路易斯美联储网站(St.Louis Fed)，美国1995年至2015年对全世界进口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数据来源于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WITS)。
美国1995年至2015年的分行业贸易流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美国1995年至2015年的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数据以及行业雇佣人数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一)描述性统计
美国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的案件数是贸易政策的代替指标，由于美国是典型的进口国家，经济周期情况(18)根据NBER数据，1945年至2009年，美国共经历11个周期。波峰期年份分别为1948年、1953年、1957年、1960年、1969年、1973年、1980年、1981年、1990年、2001年以及2007年。以及贸易周期情况分别用GDP以及进口额周期性成分的时间、进口额以及贸易救济案件数的变化情况。以GDP为例，HP滤波后输出的周期序列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间的缺口，当其缺口增加时，代表处于经济上行周期，当这种缺口减小时，则为下行周期。其他变量进行HP滤波后的解释相同。图1为经过HP滤波后美国1995年至2015年GDP和进口额的时间趋势图。可以推测，由GDP代表的经济周期、由进口额代表的贸易周期以及由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数代表的贸易政策周期之前存在一定关联。
图1 美国1995年至2015年经过HP滤波后的变量时间序列趋势图
(二)对贸易政策周期时间序列进行负二项回归
由于被解释变量美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是离散型时间序列数据，发生与否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因此选用计数模型进行回归。首先进行负二项回归，发现LR检验的p值为0.018，即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能使用泊松模型回归，需进行负二项回归。为了增强结果的可信性，除了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外，本文还引入并替换了一些变量，基本结论没有发生改变，回归结果见表3。
以上四组分别为不考虑经济危机因素、基准回归、将美国对外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解释变量进口额替换为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的回归结果。从表3中可知，四组回归的主要变量基本显著，结论没有发生严重变化。另外，四组回归的Log likelihood数值的绝对值均较大，因此该回归模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另外，整个模型的p值为0，即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显著。在90%的显著性水平下，本文选取的这些变量基本显著。
表3 对基准时间序列模型进行负二项回归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主要解释变量GDP和进口额的周期性成分的系数与预估一致。在一定的周期内，当美国经济发展状况较好时，对外发起贸易救济的案件可能会减少，此时的贸易政策相对比较宽松，反之则贸易保护政策的程度较高；
而当美国的进口额增长较快，美国对外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数会增多，即此时美国贸易政策的保护程度较高，反之则美国的贸易政策处在比较宽松的阶段。美国的经济周期、贸易周期以及贸易政策周期有一定的联动和同步性。因为经济繁荣时，美国倾向保护程度低的贸易政策，支持贸易自由以推动经济发展。反之，当进入衰退周期时，则会倾向保护的贸易政策，通过发起贸易救济手段，维护本国利益。这是美国在长期的国家治理中形成的政策选择实践和共识，具有很强的规律性，是其在经济衰退中及时止损的常用手段，美国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周期有一定的逆周期性。当进口增多时，国内对应产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则会产生更多的贸易摩擦。因此进口增多时，美国国内关于贸易失衡的呼声会增多，进而导致更多的反倾销起诉。
对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印证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周期、贸易周期间的基本关系的确存在，对经济周期具有逆周期性，对贸易政策具有顺周期性。接下来，本文将继续考察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例如受到一些外部冲击后，贸易政策与经济周期、贸易周期间的关系将如何变化，增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近年来，美国政府出于贸易保护考虑对贸易政策进行调整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对于贸易逆差更加敏感，因此用贸易逆差的周期性成分代替进口额的周期性成分进行负二项回归更能体现出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各项特征。表4中的四组回归分别为以美国对外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基准回归，以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案件数为被解释变量的负二项回归、使用2001年以后数据进行的回归以及使用2008年前数据进行回归。
其中，选用2001年以后数据是因为2001年美国不仅遭遇了9·11事件，经济下行明显，同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美国对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十分不满，并不断提出制造业回流等战略。选用2008年以前的数据是考虑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可能产生影响，而2008年后的样本数还较少，无法进行分析。以上四组回归的结果见表4。
表4 对该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拓展
从组(6)结果可以看出，2001年以后，发生反倾销案件的可能性对美国GDP的周期性成分以及贸易逆差的周期性成分变动更加敏感。关于经济周期、贸易周期方面的微小变动就会引起贸易保护政策上的巨大反弹。
从组(7)结果中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美国贸易政策受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相对整体回归较小。这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贸易保护的倾向大大加强，金融危机的到来打破了之前各国间的均衡状态，美国需要通过贸易保护措施转嫁危机，维护本国利益。
由此可见，经济周期、贸易周期对贸易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不同的历史时期，贸易政策对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因素的敏感程度可能不同，需要结合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综合分析。
(三)对美国贸易政策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在分析美国的贸易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贸易周期在宏观层面的联系后，为了考察这种差异是否存在行业的异质性，本文基于行业(SIC2分类)层面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负二项回归，对原模型进行补充变量并进一步分析。本文选择对行业数据进行面板数据负二项回归，并将泊松回归作为稳健性检验(19)本文使用泊松回归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尽管泊松回归的效率较低，但是可以为负二项回归的结论提供支撑。在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且与负二项回归时的符号相同，说明在行业层面，贸易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贸易周期仍然存在一定的关系。。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1995—2015年行业层面面板负二项回归结果
行业层面的分析的被解释变量仍然是美国对外发起的反倾销诉讼的案件数量，但针对行业特征对解释变量进行了调整。该模型显著，且各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也基本显著。
美国各行业的进口额对其发起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数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即当行业进口增多或处于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时，贸易摩擦会加剧，相应的反倾销案件发生的可能性会增高。贸易周期与贸易政策周期有着正向的关系。
美国各行业的产业结构的周期性成分对发起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数量的影响是正向的，系数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当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上涨，话语权增高，更容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发起反倾销案件。这与总体数据的结论有一定的不同之处，行业增加值的上涨可能并不会导致该行业反倾销案件数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因为对行业行为而言，行业话语权带来更多保护的效应超过行业经济状况转好带来更低保护的效应。
各行业遭受的反倾销案件数即报复性动机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正向的，且系数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行业层面时发起反倾销行为可能会受到报复性动机的影响，而总体层面时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更高。
在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负二项回归中，美国的贸易政策周期性同样与经济周期、贸易周期有一定的联系。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贸易保护的程度较低。而经济周期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危机年份，贸易保护的程度会升高。
各行业不同的差异会给模型带来新的变化。在15个SIC二分位行业中，美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行业为金属工业，在1995年至2015年间共发起237件反倾销起诉，远高于其他行业。而钢铁等大宗商品是周期性很强的行业，与国内或国际经济波动相关性较高。在经济不同的景气阶段，不同行业对其反应具有差别。因此将各行业样本与非金属行业样本进行对比，可以对贸易政策在行业层面的周期性有更多的解释。模型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1995—2015年非金属行业和所有行业随机效应负二项回归结果
续表
从系数显著性来看，非金属行业的进口额系数不再显著，但行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系数增大。这说明进口行业具有异质性，对进口额等指标的敏感程度不同，金属行业等与宏观经济波动关联性高的周期性行业发起反倾销会受进口指标的影响，而非金属行业存在刚性需求，对进口额敏感程度不高，非金属行业反倾销更多受行业占比即行业话语权影响程度更高。非金属行业对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反应也不剧烈，受行业因素影响更大。
美国贸易政策近年来有转向保护的迹象，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中美间贸易摩擦中。2018年7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对第一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是这轮中美贸易摩擦的起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尽管美国在释放与中国谈判降低关税的信号，但对中国相关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尚未取消，还在试图其他发达国家结盟遏制中国，总体来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仍呈现保护倾向。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排除已经实施四年，拜登政府还未对是否要延续这些政策达成一致。未来美国贸易政策以及对华政策有何转变既依赖既有政策效果，也依赖美国贸易政策周期的影响。
自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以来，中美贸易额除2019年同比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处于增长态势。2020年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8.3%，2021年增长28.7%，且对美国保持顺差。另外，根据美国政策研究机构(AAF)测算，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而增加的成本中有92.4%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加重了美国消费者负担，可以说，美国加征关税这一行为未能得到预期效果。同时，美国国内正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和高通胀带来的压力，拜登政府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这些宏观因素将会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从过去美国贸易政策的周期性调整中总结规律有利于我们对美国贸易政策未来走向进行预判并做好应对方案。
通过对美国贸易政策周期相关现象的梳理以及对美国发起反倾销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当美国GDP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间的正缺口降低或出现负缺口、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往往会实行倾向保护程度高的贸易政策，通过贸易救济手段限制进口，保护本国经济；
反之，则会趋向保护程度低的贸易政策。这表明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受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影响，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贸易周期也会对贸易政策决策产生影响。当实际进口额与潜在进口额间的缺口降低或为负数时，美国发起反倾销的可能性变低，贸易政策趋向自由，保护程度降低；
反之，进口额增多、贸易收支不平衡时，美国的贸易保护程度会提高。但是，贸易周期对贸易政策的影响程度还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不同时期下美国对贸易周期的敏感程度不同，会导致相应的贸易政策回应存在差异。实际有效汇率的周期也会对贸易政策周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影响进口完成。通过对美国不同行业进口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贸易周期对各行业的冲击依然存在，当某一行业的进口额增多时，该行业的领军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发起反倾销的可能性增大；
但一些行业层面的异质性开始影响其贸易保护程度，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行业是否曾遭受过反倾销起诉这些因素会影响到发起反倾销的可能性。
美国的贸易政策目前扮演许多角色，例如平衡国内产业发展、减轻经济危机程度等。因此其贸易政策调整会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当经济危机到来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倾向使用“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加大贸易保护程度来保障本国利益。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既有美国经济陷入停滞期以及贸易政策走向保护的普遍性影响，也有两国间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利益冲突影响，我国需要将两类冲突适度分割，聚焦我国的核心利益，并形成逻辑一致的政策框架，对美国可能采取的贸易政策进行预判，并寻找应对之法。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我国应该充分认识到拜登政府维护工人利益和摆脱通胀的政策目标以及随之配套的贸易政策，把握美国经济周期与贸易政策周期之间的关系，并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减轻损害程度。未来这种倾向可能会长期存在，并在经济下行或衰退时凸显，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中美两国的竞争关系未来也将长期存在，两国都应该在竞争中寻找开展有限合作的领域，促进共同发展。
其次，未来美国贸易政策的走向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进程还存在不确定性，我国应该提高出口多元化程度，并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同时，还可以利用RCEP落地契机，促进贸易支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还可以巩固扩大“一带一路”对我国外贸的带动作用，降低对固定进口来源和出口输出地的依赖，在不放弃美国这一贸易伙伴的前提下扩大贸易伙伴来源，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
最后，对于经济周期和贸易周期的分析判断及预警机制，可以帮助我国及时调整贸易政策，在不损害别国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规避风险。我国可以建立制度型开放的政策框架，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在经贸谈判中充分考虑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并在谈判中积极引导共赢。另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周期不断趋同，加强国际间贸易政策的协调，帮助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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