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路遥是一位语言意识成熟的作家。他的小说通俗易懂，让人觉得异常亲切。阅读他的小说，读者可能会在个别方言词上略做逗留，稍加琢磨，此外少有难以理解的地方。人们会被路遥小说自然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吸引，会被作家朴素而热情的语言所感染，以至于读完整个作品，内心会油然生发出依依不舍的感觉。由于种种原因，要准确地评价路遥和他的作品，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有的人看来，路遥的写作方式显得陈旧、寻常，缺乏先锋文学的颠覆性和新鲜感；
而他的语言既不像某些先锋作家那样汪洋恣肆、异彩纷呈，也不像汪曾祺和阿城那样文采斐然、韵致超绝。总之，就语言风格来看，路遥的作品平淡无奇、无足称道。
其然乎？其不然乎？文学语言究竟包含着哪些要素？如何分析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路遥的语言有什么特点？应该如何概括和评价他的写作风格？对于那些缺乏语言意识的作家来讲，路遥的“谦逊式文体”又包含着什么样的启示？试一一分析之。
分析一个作家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成就，可从词汇、语法、修辞、语感和风格五个要素入手。这五个要素，大体上是按语言能力形成的自然顺序和层级来排列的。词汇是语言的基础。语法是组织语词的基本法则。修辞是强化语言表现力的手段。语感是一种高级形态的语言能力，是对语言是否通顺、巧妙的精微而准确的感觉；
它是语言表达上的一种直觉能力，也是语言判断上的一种理性能力；
语感固然决定于一个人的禀赋，但也是通过艰苦的训练培养起来的。风格则是作家在词语、句子、调性、创作方法和文学规则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个性、姿态与风度，显示着作家在语言上的总体风貌和创造能力。
文学作品的语言是由句子构成的，而句子则是由词汇构成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词汇都是文学表达最主要的材料，也是影响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巴西尔·沃斯福尔德说：“风格并不体现在句子的构造或者词语的选择，甚至不体现在某些典型文学创作方法的使用与否。它不同于这些元素，但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它们。它是一种文学创作元素，作家并不直接展现对文学规则的遵守或违反，而是无意识地表现自己的性情、教养或境遇。这就是作者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的姿态与风度。”这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几乎全都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作为一种直观而又具体的东西，风格不仅体现在“句子的构造”“词语的选择”以及“创作方法”上，也体现在对“文学规则”的态度上。风格不是“无意识地表现自己”的结果，而是作家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结果，甚至是经过惨淡经营才逐渐形成的。
词汇是文学语言的基本细胞。文学本质上就是巧妙地使用词汇的艺术。没有词汇就谈不到文学语言，也谈不到语感和风格。美国学者詹姆斯·彭尼贝克将语言喻为一个人的精神指纹，视之为一个人的地位、情绪、性格和隐秘动机的表征。很多时候，他甚至倾向于将语言等同于词汇：“词汇是通往人类内心的窗户……词汇反映语言风格，而语言风格可以揭示一个人的性格、社会关系和心理状态。”在彭尼贝克看来，最能反映一个人的风格和心理的不是实词，而是虚词，或者说，是那些连接和组织实词的风格词（也称作功能词和隐性词汇），诸如代词、介词、助动词、否定词、连词、数量词和常用副词。例如，地位高的人喜欢用“我们”和“你们”，而地位低的人则过度地使用“我”。
词汇首先意味着词汇量。一个词汇贫乏的作家，也许能将语句写通，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己的风格，但他很难成为真正的语言大师。因为，词汇意味着对人和世界的丰富的知识，意味着对事物和人的心理的微妙变化的准确认知和把握，意味着清晰的表达和细致的描述。没有足够丰富的词汇量，作家就无法强化语言的丰富性，无法将自己的语言表达力提高到理想的水平。第一流的作家，通常都是拥有极大词汇量的作家。
可以根据作品的词汇量，将作家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的作家拥有巨大的词汇量；
他们的词汇像词典一样丰富，而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表达效果，也因为词汇的丰富，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司马迁、杜甫、曹雪芹、鲁迅和莎士比亚等就是这样的作家。人们甚至可以根据《红楼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来编一本词典。
第二等级作家的词汇量虽然也比较大，但没有第一等级作家那么丰富，茅盾、孙犁、张爱玲和王鼎钧等皆可归入这类作家。第四等级的作家，词汇量在水平线上下浮动，有时会显得词穷语尽，文不逮意。至于那些患有“词汇贫乏症”的作家，则等而下之，要么语言苍白，淡乎寡味，要么用词不当，胡乱搭配。根据我的阅读印象，路遥的词汇量大体上处于第三等级。这与他吸收词汇的渠道和方式有关。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词汇，主要来自古典作品的雅语、民间社会的俗语和翻译作品的欧化语。路遥的词汇来源和构成略显单一，一部分来自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和现代翻译作品，一部分来自陕北尤其是延川一带的方言。虽然他也喜欢引用古诗词，但整体上看，他从古典作品吸收的词汇太少。路遥的语言有明显的个人风格，但他并不是语言大师。他的语言缺乏汉语的古雅韵致。
乡土叙事的模式和需要，决定了路遥将民间语言当作自己吸收词汇和表达方式的第一源泉。为了更生动地描写人物的说话方式和加强作品的乡土性，路遥在小说写作中，使用了大量的陕北方言。在《平凡的世界》里，第一部的方言味儿比较浓，方言词汇比较多，据我不完全统计，比较典型的方言词有：“派势”“脚地”“言传”“操磨”“难肠”“爬熊”“抬埋”“残火”“碎脑娃娃”“展扬”“把他的”“塌火”等。到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方言词明显减少了。其中，第二部有“瓷脑”“逛鬼”“解开”和“瓷锤”等；
第三部则有“苦情”等方言词。在这些词汇中，除了“派势”是一个亦雅亦俗的词，其他几乎全都是方言词。对非陕北方言区的读者来讲，如果作者不略加注释，很难准确地理解这些方言词的意思。
路遥之所以重视语言的乡土性，喜欢用方言词，原因殆不出二端：一是方言确实很生动，很有表现力；
二是为了更真切地表现生活在特殊地域的人物的语言习惯和文化心理。例如，在中篇小说《人生》的叙述语言中，路遥这样从黄亚萍的角度评价张克南：
她发现克南做啥事有股实干劲，心地也很善良，尤其在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很周到的人。他身上有些东西她不喜欢，他自己也有所察觉，在她面前尽量克制着。他也真有贤心。她一般生病从不告诉父母亲，常一个人在单位躺着。但瞒不住克南。他立刻就像一个细心的护士和保姆一样守护在她身边。他做一手好菜，一天几换样侍候她吃。
这里的“贤心”一词，《收获》杂志改为“耐心”；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路遥全集》改为“闲心”；
网上的版本甚至将“贤心”改为“孝心”。然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路遥文集》和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路遥全集》都是“贤心”，没有改动。由于《路遥文集》是路遥亲自编订的，应该经过多次推敲，所以，“贤心”才有可能是路遥自己选定的词汇。
在我看来，陕北方言至少可以划分为北部、中部、南部和特殊区四个方言区。自甘泉县道镇以南至金锁关以北，包括富县、洛川、宜川和黄陵诸县，属于南部方言区，跟关中渭北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比较接近。道镇以北属于中部和北部方言区。所谓特殊方言区，指子长、清涧和延川三个县的方言；
它们的特殊之处，典型地表现在“zhi”“chi”“shi”与“zi”“ci”“si”的发音上，即翘舌音与平舌音不分。
路遥生活过的清涧和延川，都处在特殊方言区。所以，“贤心”一词，我这个生活在陕北南部方言区的人，素所未见，不知其意。于是，我便向研究陕北方言的北京学者王克明请教，他说没见过这个词。我又问子长籍的学者狄马，他也说第一次见。最后，我决定找路遥的同乡厚夫请教。他很肯定地告诉我，“贤心”是延川方言，他的父母也经常说，包含着耐心、包容心、厚道和肯吃亏等意思。
尽管如此，像“贤心”这种极生僻的方言，在创作中还是要尽量少用。任何一个方言词，一旦需要读者费时劳力才能弄明白它的意思，那么作家就应该用更常见的同义词来代替。一切影响读者阅读、理解的用语和表达，都有悖于文学写作的基本修辞原则，也不利于作品的传播。
从语言风格看，路遥的作品虽然充满活泼、朴素的民间气息，也没有令人生厌的欧化倾向和文艺腔，但缺乏典雅蕴藉的韵致，缺乏从古典文学中吸纳来的丰富词汇和美妙修辞。
窥豹借一斑，见微而知著，从“兀自”这个词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某些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能力。“兀自”是宋元明时代的一个口语；
在宋代话本、元曲和明代小说里，时时可见。但到了清代，就很少有人用了，在《红楼梦》里，该词一次都不曾出现。那些语言修养很高的现当代作家，似乎都不曾用过这个词。不过，有许多当代作家对它情有独钟，很喜欢用，但由于他们大多想当然地用这个词，未能准确地把握它的意思，几乎没有哪个当代作家是用对的。
如果说诗和散文的语言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语言，亦即表现作者自己的情感和趣味的语言，那么小说的语言就有所不同。小说的语言是一种多元的话语结构，要根据描写不同人物的需要而不断变化。一旦进入小说的世界，作家就要克制自己的主观冲动，让自己服从真实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的制约。
小说的语言由人物的话语与作者的话语构成。作者的语言由叙述语言、描写语言和议论语言构成，而人物的语言则主要体现在对话上。只有优秀作家才能发现人物语言之间的差异，捕捉到每一个人物说话的习惯和说话的风格。作家必须像尊重人物的个性一样，尊重人物的语言习惯和风格。体现人物个性和生活多样性的“真实”，是小说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小说语言的角度看，路遥是一个懂得克制自己的作家。在叙述语言和修辞性话语里，他表达自己的人生观，表现自己对生活和人物的态度。但是，一旦转换到对人物语言的描写，他就努力追求真实的客观性效果。他让人物说自己想说的话，说自己能说的话。在他的小说中，人物语言与其性格、身份和心境大体是契合的。刘巧珍的说话方式不同于黄亚萍，刘巧珍爱高加林，但她只会用最质朴的日常语言来表达，但黄亚萍却会通过写诗的方式，间接而又热情地表达自己的爱情；
田润叶的说话方式不同于田晓霞，田润叶对孙少安的爱情表达，是坚定的，但也是简单的，但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爱情表达，却充满了情感上的力量感和思想上的深刻性，显示着一个知识女性的文化修养和理想主义精神；
孙少安的说话方式也不同于孙少平，前者的语言属于现实性的机智，是体现在日常生活具体事务上的机智，而后者的语言则属于精神性的智慧，充满了对人生意义的痛苦而深刻的思考；
孙玉亭的说话方式也不同于田福军，孙玉亭喜欢打官腔，他的语言虽然也显示着他的小聪明，但空洞而乏味，充满流行的套话，而田福军的语言，虽然也体现着他的官员身份，但诚实、坦率、充满人情味，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和力量感。
总之，路遥的语言是一种充满乡土气息和诗性意味的语言。它虽然有些“失雅”，但并不“失真”。他的语言是抒情性的，表现出对生活的热情；
同时，也是写实性的，显示出他追求客观效果的自觉意识，也包含着充满说服力的真实性。就小说语言的几种话语模式来看，路遥无疑是一个意识自觉且成绩不俗的小说家。
事实上，无论风格还是形式，都只是一部小说生命和价值的一部分；
如果仅有风格和形式，而缺乏人性内容、思想深度、道德热情和信仰力量，那么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单靠技巧和美感，不可能使一部文学作品变得伟大；
因为，只有怀着对社会意义和文化功效的关切，一个作家和艺术家才能创造出有巨大价值的作品。
在路遥的文学观念里，人生的痛苦和考验，生活的困境和出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具有首要意义。语言的背后是人，语言的内里是人的情感、态度和思想。人们固然会欣赏语言的美，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希望看见作家和人物，看见人物的命运和生活的面貌，看见如何在小说中表现对人物和生活的态度。语言本质上是伦理性和价值性的，它的生命和力量来自它的道德精神和人性内容。如果作家放弃对人生的思考，放弃对生活的探索，那么所谓语言便成了一种轻飘飘的、无足轻重的东西。路遥的语言观和小说理念，就属于这种人文主义类型。
没有一部小说是不表现作者自己的情感和态度的。虽然小说是一种复杂的客观性文学样式，但作者的情感和思想等主观性因素，仍然是作品的内容和价值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涉及人物的心理、性格、思想和行为等内容时，作家当然要克制自己直接介入的冲动，要用冷静、准确的描写，真实地呈现人物形象，但在修辞性的语言中，他就必须选择那种最有效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以便明确而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从修辞的角度看，路遥积极地显示自己在小说中的存在，坦率地表现自己的态度和情感。因而，“有我”的表达模式和热情的叙事调性，无疑是路遥小说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可以看作一个人人平等的话语共和国；
叙述的人称转换和语气变化，并不足以影响人们的平等感。事实上，只要作者的态度是真诚的，只要他的叙事有足够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那么无论用哪种人称，都不会影响其语言的感染力。例如，在路遥小说的叙述语言和描写语言中，无论他使用“我”还是“我们”，都不妨碍读者感受到那种来自作者内心的温柔而真诚的情感。有时候，他会明确以“笔者”的身份或“我们”的语气，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更多的时候，则会隐身于寻常的叙述语言中。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读者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都能感受到他的情感和态度。在为自己的人物辩护的时候，或者，希望读者理解人物的时候，他就会像中国话本小说中的叙述者或菲尔丁、雨果那样的欧洲经典小说家那样，坦率而直接地对“看官”和读者说话。
路遥不相信那种要求作家在小说中隐藏自己的教条，有时也不在意某些小说理论中过于绝对的“客观性”教条。他喜欢向读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害怕显示自己在小说中的存在。所以，尽管他直接用“你们”来替代读者，但人们仍然会觉得亲切和热情，丝毫没有什么疏离感，往往给人一种推心置腹的感觉。
同样，在小说中描写人物的时候，路遥也常常用“有我”的叙述语调，表达对人物友善的甚至充满爱和祝福的态度：
然而，路遥的写作和语言全然两样。他的“有我”的语言和介入性的叙事方式，像白居易的诗一样，有一种特别打动人心的力量。与20世纪流行的客观乃至近乎冷漠的叙事方式相比，路遥的语言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温柔，显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风貌和叙事方式。在法国的“新小说”等客观主义风格的作品里，在中国的某些冷色调的先锋小说里，作者竭力避免用这样的语言来展开叙述，而读者也很难读到如此温暖的语言。
路遥小说语言的热情、温度以及抒情性，更直接地体现在他的修辞性和议论性话语中：
血液在热情中燃烧。目光迸射出爱恋的火花。
没有爱情，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爱情啊！它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
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便爱情是不尽的煎熬，不尽的折磨，像冰霜般严厉，烈火般烤灼，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
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
用激进的现代主义小说理论来衡量，这样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简直就是反现代性的，甚至是反小说的。现代小说的戒律告诉人们：小说宜冷不宜热；
只有冷淡的语言，才是高级的；
只有不动声色的叙事和描写，才是高明的。所以，作者必须将追求语言的“零度效果”，当作最基本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目的。
路遥关注人生的重大问题，重视爱情、友谊和一切美好的情感，关心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在写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既是诗人，也是哲人；
既是叙事者，也是布道者。他努力用热情而深刻的语言，表达自己对那些伟大的价值和重要的问题的态度和认识。
路遥的小说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它符合人性的伦理学和语言的伦理学，充满了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人情味。路遥作品的语言，也许不是最完美的语言，但却是热情而有温度的语言，因而，也就是有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的语言。
风格是作家语言创造力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评价文学语言的最高标准。风格体现在作家语言的细微之处，如词汇、句式、修辞和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上，也体现在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宏观方面，如语感、语势和调性上。一个作家在语言上的最高成就，就是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
虽然语言风格就像人的性格，千差万别、丰富多样，但观其大较，不外两种基本类型，即两种形成鲜明对照甚至尖锐对抗的风格模式：一种是朴素的风格，一种是华丽的风格。从态度和方式来看，前者自然而低调，后者则刻意而高调；
从效果来看，前者通常是家常亲切、通俗易懂的，后者则常常显得矫揉造作，甚至晦涩难懂。
从写作动机和修辞意识上看，风格本质上是伦理学和心理学问题。一个道德和心理健康的人，或者说，一个善良而真诚的人，更在意的是别人的感受，而不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因而，他的风格就会显得诚实、克制和低调，给人亲切而可爱的感觉。相反，一个自私、浅薄而又傲慢的人，通常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喜欢将自己当作表现的核心，特别想征服别人的意识，特别在乎外在的成功、荣誉和奖赏，因而，他的风格就会显得虚荣而夸张，或者会显得飞扬跋扈，有一种做作而又虚假的性质。
对文学来讲，最坏的风格就是喜欢卖弄的浮华风格和装腔作势的傲慢风格。然而，在任何一个时代，最易流行成为时尚的，也最受某些专家吹捧的，大都是这种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风格。学者和批评家常常称这种风格的散文为“美文”，喜欢不加思量地称这种风格的小说为“伟大的小说”。
路遥的语言朴素而明快，带给读者的是明确的思想、美好的情感和充分的信任。同情是路遥展开叙事的基本态度，也是他的小说语言的基本情感色彩。在路遥的小说语言下面，读者总能感受到情绪的波动和情感的温度。他尊重读者，在乎读者的感受和反应，所以才选择亲切而诚恳的方式来写作，用朴素而充满诗意的方式来表现生活。他积极地建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文学与自我的关系。
路遥的语言是感性而自然的，也是理性而克制的。他绝不用那些已经死掉的词语，更不随意地生造词汇。在他的笔下，你很少看到语法不通、修辞拙劣的瑕疵。他的语言带着心灵的温热，带着生活的气息，始终给人一种活泼而亲切的感觉。从他的富有感染力的文字里，读者总能感受到亢昂而又悲抑的调性，能倾听到从心灵深处生发出来的声音。是的，朴素而不乏诗意，清通而富有感染力，这就是路遥在语言风格上的特点。
路遥的风格上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朴素和自然。他的写作是低调而朴实的，显示着美学上的克制和谦逊。他无意炫耀自己。他讨厌艺术上的装腔作势，讨厌修辞上的华而不实。他根据表现的内容，选择表现的方法和形式。也就是说，他让自己的想象、语言和修辞服从所表现的内容，而不是相反。
苦难和不幸、痛苦和眼泪虽然意味着强烈的情感，甚至包含着强烈的倾诉冲动，但它们本能地拒绝修辞上的夸张和华丽，期待那种真诚的语言和低调的叙述。面对沉重的人生，面对平凡的人们，唯有朴实而庄严的文学形式才是适宜的。
这样，在叙述农村生活和农村青年的奋斗史时，路遥就选择了一种与小说的叙事内容相协调的叙述调性和文体风格。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中，路遥的语言朴素而又深沉，仿佛北方高原肃穆的大地；
他的叙述平静而又热情，仿佛黄河在河套地区舒缓的水流。在写小说的时候，他宁愿自己的文字像生活那样粗朴，也不愿意刻意地追求华丽和精致。
在这里，作者就近取譬，比喻修辞的喻体，全都来自在乡村生活常见的物象。他用“半锄”来形容春天降雨量之小，用“细麻绳”来比喻东拉河之瘦，既生动传神，又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比喻看似平平常常，实则是神来之笔，非有极家常之心态，非有极朴素之意识，是写不出来的。
②③ 詹姆斯·彭尼贝克：《语言风格的秘密：语言如何透露人们的性格、情感和社会关系》，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2页，第315页。
⑦ 路遥：《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138页。
⑧ 路遥：《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
⑨ 《路遥全集·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⑩ 《路遥文集》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路遥全集·中篇小说》，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