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壎篪集》是一部清代中后期成都文人刘沅编撰的兄弟诗合集，编入刘沅著作《槐轩全书》中，收录了刘沅、刘濖二人咏叹地方名胜古迹的写景诗和反映地方社会文化的竹枝词，具有强烈的文化历史代表性和地方特色。刘沅、刘濖是清代成都文化家族中的代表人物，从《壎篪集》的内容可以了解巴蜀地方文化，管窥地方文人的文学书写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作用。
关键词：《壎篪集》; 地域文化;文献保存;社会风俗
在地方文人诗集中往往保存了大量与地方文化有关的文献资料，这些诗歌或承载着地方文化历史，或蕴含着诗人对地域环境的审美意趣，解读这些诗歌能让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地方文化，更准确地掌握地方文人继承与传播传统文化的状况。《壎箎集》是清代成都文人刘沅编撰的兄弟诗合集，刘沅、刘濖二人以写诗的形式记载了蜀地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等。本文拟对诗集中较为典型的诗歌进行分析，探讨诗歌记录的地域文化价值，进一步说明地方文人对区域文化的贡献。
一、《壎篪集》的编撰刘濖、刘沅兄弟是成都双流人，刘濖（1766—1837），字芳皋，乾隆五十九年（1794）举人，嘉庆元年（179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广西郁林直隶州知州。刘沅（1767—1855），字止唐，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贡中式举人，道光六年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壎篪集》由刘沅诗集《槐轩韵语》和刘濖诗集《弃余录》组成，成书于咸丰二年，书首《序》，文末注，《序》云：“咸丰二年岁次壬子仲冬至日，止唐书，时年有八十有五”〔1〕。根据诗歌内容和刘沅兄弟的生卒年可知《壎箎集》所录诗歌创作时间跨越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三个时期。《壎箎集》最早的刊刻本是豫诚堂家刻本，共两册，十卷，庚午（1870）冬十月致福楼有重刊本，将十卷装订成四册。光绪年间，《壎箎集》编入《槐轩全书》，此后不见单行本。2006年巴蜀书社出版《槐轩全书》（增补本），收录《壎箎集》。2018年徐雁平、张剑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续编》收录了《壎篪集》。
《壎箎集·序》曰：
愚性劣，不能為诗，间或吟哦，率尔成句，亦不堪质当时，而儿辈窃存之。家兄耽吟咏，有诗名，亦不喜存稿，所作旋多毁弃，今仅得十分之四，门人等虑其将湮，汇集以灾，梨枣于义，本当禁也。因念家兄平身著作都逸，唯此手泽犹留，不可以愚之陋，而并没乎。兄之遗遂听之，而书其篇端，颜之曰为壎箎集，盖愚弟兄私相唱和。〔1〕
刘濖善于写诗，但诗作大都丢弃或被烧毁，刘沅将兄弟二人诗合刊为一集，名为《壎箎集》。“壎”“篪”本是古代两种不同的乐器，二者演奏时声音相应合，因此常以“壎篪”比喻兄弟间亲近和睦的关系，《诗·小雅·何人斯》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毛传》：“土曰壎，竹曰篪。”郑玄笺：“伯仲，喻兄弟也。我与女恩如兄弟，其相应和如壎篪，以言俱为王臣，宜相亲爱。”孔颖达疏：“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壎，又仲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亲其声相应和矣。言我与汝何人其恩，亦当如伯仲之为兄弟，其情志亦当如壎篪之相应和。”〔2〕刘沅以“壎篪”命名诗集，正是取兄弟和睦之义。刘沅、刘濖的诗歌创作深受巴蜀地域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诗中既有对巴山蜀水的描写，也有对清代巴蜀民风的记载。巴蜀地区特有的地域特征充实了他们的诗歌内容，而巴蜀文化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诗人创作的心境和风格。
二、写景诗的文化记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3期马旭论《壎篪集》的地域文化价值在刘濖的《弃余录》中有题为《成都十四咏》《双流八景和谷樵原韵》的两组诗，分别反映了成都的历史古迹和双流的自然风貌，以历史和景观为叙事对象，形成了诗、图融合的艺术形式。这两组诗的创作与构思都符合传统文化中“八景诗”的创作特点。
“八景诗”作为文人诗歌创作的一种模式，源于图画。北宋宋迪作《潇湘八景图》，沈括为之命名：“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鱼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3〕。之后惠洪以此八景图创作诗歌，诗题为“宋迪作八境绝妙，人谓之无声句，演上人戏余曰：道人能作有声画乎？因为之各赋一首”（宋）釋惠洪撰《石门文字禅》卷八，《四部丛刊初編》第169册，景明径山寺本。。八景由此成为这类诗歌创作的一个总称，在此基础上的四景、六景、十景、十四景诗等都可以纳入这类诗歌的创作范畴。这类诗歌的内容主要包括歌咏某地深厚悠久的历史，对古迹和景观中相关的人物、掌故、文化等进行记述，因此往往具有历史文献价值，同时诗歌以抒情和描写的方式写景，又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这种诗歌创作模式在明清时期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创作风格。
《成都十四咏》《双流八景和谷樵原韵》就是按“八景诗”的模式创作的，诗歌概括了成都的历史变迁，记录了双流真实的自然山水。《成都十四咏》全诗如下：
盘古城基迹尚留，江山砺带北梁州。功高黄土抟人上，事想洪荒建国秋。禹贡至今传玉垒，秦封空自说金牛。登临万古开心处，碧树苍烟杜宇愁。（盘古城）
银涛雪浪此江潭，玉女名津得得探。宝瑟直同湘水怨，灵虬岂借洛妃骖。一溪皓月澄寒玉，两岸青峰敛翠环。闻说离堆风雨夜，云旗闪忽绕烟峦。（玉女津）
雾鬓风环一女仙，壶中日月洞中天。传闻鸟爪能搔背，若遇洪涯定拍肩。半响婴儿求姹女，几经沧海变桑田。丹炉妙诀能相借，蓬岛烟霞结静缘。（麻姑洞）
功名累卵识灵仙，尘世浮名叹逝川。井底无波参要诀，海中有客结因缘。衣冠南渡怜泥马，薇蕨西山妙蜕蝉。游戏人间留幻迹，锦江应有素书传。（刘海井）
唐宋名贤共一龛，才人远谪果何堪。瓣香止合黄金铸，党籍无虞白壁惭。天宝熙宁远素志，涪陵锦里得幽探。千年结契严祠宇，江水无声自蔚蓝。（二老阁）
铸鼎丹成谢八环，空余弓剑旁桥山。龙藏古穴无消息，云绕高峰任往还。事在虚无缥缈外，道存蓬岛碧城间。崆峒即是传心法，秋草台荒只等闲。（轩皇台）B7DC0F74-1091-4F3A-904E-07B43D6A7649
龟画成城锦水滨，金牛路辟复通秦。芙蓉江外帘初卷，杜宇山边迹岝新。堞隐市桥官柳细，云沈犀浦古风淳。丝鞭更访西郊远，犹有当垆贳酒人。（张仪楼）
著能元经墨未干，子云亭畔路漫漫。文成白凤求来易，理向童鸟解出难。载酒问奇人已远，覆瓿述作迹犹寒。校书天禄犹存阁，悔不当年早挂冠。（子云墨池）
归凤求凰又一时，琴台遗址草离离。彩毫有赋留金马，绿绮多情结翠眉。武帝祠前云影散，浣花溪外酒帘垂。无端封禅留余恨，玉检尘埋此共悲。（长卿琴台）
碧鸡坊外树苍苍，万里桥西问草堂。弟妹开心余痛哭，干戈满地卧沧浪。阁中诗卷人犹在，江上群鸥兴转长。竹里行厨虚想像，文章万古耀光芒。（工部草堂）
君平卜肆有谁如，万里桥头即隐居。敢借六爻争得失，凭将八卦定盈虚。帘前岁月人间市，笔底星辰上界书。最爱峨眉山外月，天心窥破古皇初。（君平卜肆）
丞相名垂汗简青，书台犹在复谁登。隆中鱼水三分业，江上风云八阵腾。还向纶巾瞻气象，尚留祠庙傍邛陵。凭栏一啸吟梁父，铜雀高高变未曾。（诸葛书台）
枇杷花发锦江滨，犹有吟楼说美人。巧舌能翻筵上曲，新诗传遍坐中春。一时词客俱元白，十色花笺等凤麟。酒肆文君堪与共，欲怜零落混风尘。（薛涛吟楼）
石室传经教泽通，庐江有吏说文翁。西京士拟班杨盛，东观人称邹鲁风。弟子鸿都窥奥秘，周公礼殿自穹隆。迩来纵隔千余岁，雅化长留锦水东。（文翁石室）〔1〕
清乾隆年间，向熙敏对成都八景有过具体记述，分别为“青羊春市”“威风秋猎”“花溪凉荫”“草堂雪梅”“昭觉晓钟”“琴台夕照”“蓉城云锦”“墨池夜月”〔4〕，对应的景观是青羊宫、学射山、浣花溪、草堂、昭觉寺、琴台、城墙芙蓉、墨池。刘濖所作《成都十四咏》与向熙敏成都八景既有重合之处，亦有不同之处。刘濖咏盘古城、张仪楼是对蜀地古城的追述。盘古城，《元和志》记载在县东三十里，《方舆胜览》记载在盘古祠〔5〕。其故地在今双流县白家镇近都村之净土寺，祀盘古氏与古蜀神话有关，诗歌描述了古蜀国遗迹旧址，由此联想到古蜀国的历史，是一首咏史怀古诗。张仪楼旧址在县西南，《元和志》记载：“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所筑。初仪筑城，屡颓不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遂得坚立。城西南楼百有余尺，名张仪楼，临山瞰江，蜀中近望之佳處也”〔6〕。张仪楼始建于战国晚期秦灭蜀后，位于成都西南侧，因宰相张仪修城而得名。公元前316年，秦国为加强对蜀地的控制，派宰相张仪到成都修建一座用于屯兵的城池。民间又有传说，张仪建城时，忽然有一只大龟从江中浮上来，通过游动的路线揭示了张仪筑城的方位，故成都城最初又被称为龟化城。刘濖诗开篇即咏龟化城，整首诗歌不仅写张仪楼遗址，还通过张仪楼描述成都城在秦朝时候的历史。《盘古城》《张仪楼》两首诗共同勾勒出了成都城市变迁的地理空间，诗歌中出现的“玉垒”“犀浦”“金牛”等地名沿用至今。
刘濖所咏麻姑洞、刘海井与蜀地道教的兴盛有关，也与刘氏家传易学相关。据《四川通志》记载：“麻姑洞：在繁阳山洞穴深邃中有丹鼎石状，宋县尉王凡曾秉烛欲穷之，欲蝙蝠仆烛，乃不复进。繁阳山：在县（新都县）南十五里，象山连接，孤峰特起，相传张道陵曾修炼于此，上有浴丹池，通仙井麻姑洞，旧志以在繁水之阳因名。”〔5〕刘海井，蜀中并无实景，刘濖在刘海井诗后有一段小注：“金时，刘喆号海蟾，宋南渡以后，入为金朝显官，有道士见之，累鸡卵十余枚，喆曰危哉。道士云公之官职更危于此。遂恍然有悟，佯狂弃官，入嵩山学道，不知所终。今传刘海戏蟾，以讹传讹，姑举所见作之，此见明人杂说。”〔1〕刘濖在诗歌自注中说明写这首诗是为了消除刘海戏蟾的讹言，宣扬刘喆遇道士后弃官学道之事。刘濖将麻姑洞与刘海井放在一起歌咏，表现了对蜀中道教仙事的重视，这与刘氏家族家传易学有紧密联系。《清国史馆·刘沅本传》载：“父汝钦，精易学，洞彻性理。”刘沅《周易恒解》卷首《国史馆本传》，收入《槐轩全书》，巴蜀书社2006年版。刘濖、刘沅秉承家学，对易学均有专研，特别是刘沅，不仅有过邂逅道人之事刘沅的人生命运是因学易而改变的。刘沅在生活最艰辛时邂逅野云老人，“忽道遇卖药老人，形容殊异，心爱敬之，求示延年之方。老人曰：‘人身自有长生药，尔知否？曰：‘不知也。老人曰：‘先天虚无一气，天之所以为天即人之所以为人，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歧而视之，是以仁者寿大德必寿之理不明，而却老独在神仙。尔返而丘诸身心可也”。野云老人即为通易之仙人。见刘沅《槐轩杂著》，《槐轩全书》（增补本）第3765页，巴蜀书社2006年版。，其学术体系最初也是建立在对易的认识之上的刘沅《周易恒解》称太极是万物所从出：“浑然粹然者，无成亏无浑然粹然者，无成亏无欠缺，万物莫不共由则曰道，得之于身则曰德，无过无不及则曰中，至真无二则曰诚，生生之理气所含则曰仁，本诸有生之初，所以承天地而立极则曰性。其它星历方舆、一切数术皆由此而衍之，随所会通莫不有理，然于圣人承天立极、尽性至命之学为麟爪矣。”刘沅《周易恒解》，《槐轩全书》（增补本）第1061页，巴蜀书社2006年版。。刘沅之孙刘咸炘传承家学，并将此发扬光大。
地方文化学术是地方文人创作的“土壤”，地域文化特质往往会在地域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刘濖所咏子云墨池、长卿琴台、工部草堂、君平卜肆、诸葛书台、薛涛吟楼、文翁石室均是成都有名的人文景观，这些景观有的已经不复存在，有的保存至今，成为成都历史文化的标志。子云墨池，旧址已不复存在。据《寰宇记》载：“子云宅在少城西南，一名草玄堂。”宋人宋祁有诗《扬子云洗墨池》：“君不见子云草玄西郭门，一径秋草闲黄昏。何须笔冢高百尺，池墨黯黯今犹存。”〔7〕扬雄博学多才，其著作广博精深，包罗万象，他的辞赋继承了司马相如弘丽温雅的传统，又融入自己的创作特点，所以更加学者化、散文化。扬雄被称为西蜀孔子，他的著作《太玄》《发言》更是具有哲学思辨，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巴蜀文化丰富多彩的包容性。历代文人学者对扬雄的赞誉颇多，刘濖写“子云墨池”也是为赞美扬雄的学问博大精深。与之相类似的是“君平卜肆”，严君平宅在县西，即君平卖卜处，《寰宇记》记载在益州西一里〔5〕。《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载：“君平宅，今严真观。”〔8〕今旧址也不复存在，刘濖写君平卜肆是为了宣扬严君平其人。《汉书》卷七十二载：“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间，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9〕严君平是汉代成都的一位高士，隐逸于繁华闹市中，以卜筮为业、授书为乐。扬雄曾拜师于严君平，“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迁在位贤者称君平德”〔9〕。扬雄的博学与少时从师于严君平有一定关系，刘濖将两处景观并举，实际是赞誉了二人的师承关系以及对巴蜀文化史的贡献。B7DC0F74-1091-4F3A-904E-07B43D6A7649
汉代是蜀学高度发展时期，除了扬雄和严君平，刘濖咏叹的还有司马相如和文翁。长卿琴台是指司马相如故宅。杜甫曾作《琴台》一诗：“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10〕杜甫引凤求凰的典故赞美卓文君，而刘濖则是宣扬司马相如。仇兆鳌为《琴台》一诗做注时，指出了琴台的位置：“《寰宇记》载：《益部耆旧传》：相如宅在州西笮桥北百许步，有琴台在焉。《成都记》载：琴台院，以相如琴台得名，而非其旧。旧台，在城外浣花溪之海安寺南，今为金花寺。元魏伐蜀，下营于此，掘堑得大瓮二十余口，盖所以响琴也”〔10〕，刘濖诗中记载“琴台遗址草离离”“浣花溪外酒帘垂”，可见刘濖所见琴台应与《成都记》中所载琴台地理位置相近。司马相如是汉代著名的辞赋大家，《华阳国志》载：“长卿彬彬，文为世矩。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也。游京师，善属文，著《子虚赋》而不自名”〔11〕。刘濖写诗也是为了宣扬司马相如的才华，凸显蜀地“好文学，重辞章”的文化传统。“文翁石室”意在歌颂文翁化蜀之事，《华阳国志·蜀志》曰：“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11〕文翁化蜀具有特殊的政治意味，文翁在蜀地修建学馆、培养蜀地学生学习儒家传统文化，又选拔蜀郡基层官吏到京师向博士学习，在蜀中大力推广儒学，改变了蜀地文化风气，使巴蜀文化逐渐与中原文化相融合，这对发扬巴蜀文化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影响极为深远。刘濖诗即赞扬了文翁对蜀地教育的贡献。
《成都十四咏》作为景观诗已不再单纯写山川景物，而是将山川之灵秀与人文相联系，正是因为地灵所以人杰，诗人对地域的赞美，实际是对地方文化人物的宣扬。“工部草堂”和“薛涛吟楼”是对杜甫和薛涛的赞美。“工部草堂”是漂泊多年的杜甫来到成都后所建立的“温馨”家园，在这里杜甫度过了相对安稳的时光，创作了大量的田园生活诗，成都温润的气候、优美的风景给杜甫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成都居住的这段时间，杜甫无论是诗歌题材还是诗歌意境都与此前和此后的诗歌创作有较大的差别。遗址草堂也成为后来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走进草堂仿佛又走近了杜甫，领略了经典的意义，这也是歌咏草堂的价值所在。《薛涛吟楼》一诗不仅记载了吟诗楼的具体位置，还讲述了女诗人薛涛花笺的典故，并将薛涛与文君对举，体现巴蜀人杰地灵的特质。
刘濖又有《双流八景和谷樵原韵》一诗：
山光草色翠岚拖，第一桥头春浪多。小艇远横杨柳岸，散人应自号烟波。（第一春波）
灵境须从静处观，鸟呼佛现几人看。翠薇暝色僧归寺，万点星光射木难。（山寺圣灯）
凉生风穴水之滨，簇锦桥边贳酒人。百里橦花桃竹路，桑麻雨露沐深仁。（簇锦凉风）
毶毶堤柳拂丝鞭，舍利珠光证夙缘。镜里分明毛发现，长虹卧影月当天。（金花夜月）
霜清午夜暗飞声，入定山僧梦不惊。梵夹课余天欲曙，还从石上悟三生。（卦台钟晓）
倚杖城南窣堵标，石幢嶻嶪籋云飘。闻声得度毗耶果，锡杖何年卓碧霄？（塔桥响应）
浅沫流珠细浪吹，清泉汩汩入云危。旧游尚忆庐山瀑，拄笏支颐饱看时。（涌泉山瀑）
荒祠犹枕碧峰巅，云拥朝暾白似绵。剩有村翁酬社酒，野棠花外蝶翩翩。（牧马飨堂）〔1〕
八景诗一般由文人士大夫在游览途中创作，他们将所见所感之景融入诗中，又增添了自己的情感，写实部分是对地域特点的真实记载，抒情部分则体现出诗人独特的审美特征。刘濖诗歌记录了故乡成都双流县的八个自然景观。各个景观的命名，一般用四个字组成，前两字一般表地点，后二字为自然景象，如“金花夜月”“簇锦凉风”，也有两两组成合景：“涌泉山瀑”就是涌泉和山瀑两个景象。如果说刘濖作《成都十四咏》是对成都人文历史景观的记载，那么“双流八景”则是对家乡自然景观的描述，这些景观可能已不复存在，但根据诗歌的记录，能让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因此这类诗歌作为体现地方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常被收录在地方志的“山川”“古迹”“艺文”类中。刘濖所作《双流八景和谷樵原韵》即被收录到民国版《双流县志》“艺文”中，既展现了清代双流县的自然景色，也体现了当地文人的文学才华。
三、清中叶成都社会生活写照《壎箎集》中还有一些诗歌记录了清中期四川历史的变迁，其中包括清中期四川社会史，是四川人民现实生活的写照;清中期四川民俗史则是四川民俗民风的再现，这些文献对地方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1.刘濖诗中的四川民间生活
刘濖善用白描的手法描写清中叶四川社会史，如《弃蚕行》：
庚辰春吾乡桑栝腾贵无力，饲蚕者或埋之土，或投之水，或潜夜弃人门外，亦蚕荒也，为此弃蚕行。
妾生从未识罗绮，年年饲蚕作生理。缫成卖与锦官城，归来将钱易柴米。锦城机杼日纷纷，巧匠争夸縓与纁。织成百宝流苏帐，制就泥金蛱蝶裙。新装尚妒罗纨薄，岂识民间勤手足。翠管谁歌陌上桑，缠头不赏堤边曲。去年妾家亦养蚕，桑栝浓阴春色酣。采叶每随诸女伴，提笼解唱望江南。今年蚕事诚堪悼，未足三眠叶如埽。戴胜高飞鸟夜啼，鸣鸠远避蜩空噪。良人二月卖新丝，妾在深闺那得知，追负在门蚕在箔。可怜是妾断肠时，西家有女典钗股。买得蚕桑供一哺，暗踱后园人不知。马头娘死埋之土，东邻有妇换簪珥。亦寻余栝走乡里，夜半无声泪暗垂。尚留残喘投之水，妾闻心似乱丝焚。蚕命妾命今宵分，弃尔不须嗟薄命。怜侬枉自费辛勤，谁家西北高楼起。日出东南醉未已，选伎徒歌金缕工。藏娇互斗霞裳美，列屋何曾知女红。正当送此田舍翁，朱门五夜来红线。翠簟千条降白虹，破悭莫守钱神论。从此万虫有生命，一叶一金彼豈知。半丝半粟皆前定，由来善政忆周王。五亩墙阴树以桑，原将此日蚕忙事。从绘豳风七月章。〔1〕B7DC0F74-1091-4F3A-904E-07B43D6A7649
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沃野千里，气候温和，适合农桑，养蚕是蜀人农耕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刘琳校注：“蚕丛与养蚕有关，据说衣青衣教民养蚕。”〔11〕《说文解字》亦曰：“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失形，中象棋身蜎蜎。”〔12〕蜀地人民在上古时期就已开始以养蚕为业，随着历史的发展，蜀地养蚕逐渐兴旺，并由此带来蜀锦的繁盛。早在汉代蜀锦已闻名全国，成都还设置了主管织锦官。《华阳国志·蜀志》云：“（成都）夷里桥（今南门大桥）南岸，一其道之西城，故锦官也。锦江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混他江则不好，故名锦里也。”〔11〕晋人左思《蜀都赋》：“尔乃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13〕，进一步描写蜀中蚕业的盛况。直至清代，四川蜀锦业仍很兴盛，康熙年间，蜀锦产量大增，交易甚为繁荣，据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记载，此时四川蜀锦已有数十个品种，四川人多以养蚕织锦为业〔14〕。
这首诗以刘濖妾家养蚕为背景，记述了妾家过去以养蚕为业尚能丰衣足食，而现在蚕业萧条，人民无力养蚕，只好将蚕丢弃的社会事实。清中后期，社会性质逐渐发生改变，中国受到列强侵略，对百姓生活影响很大。成都地区尽管地处偏远，也同样受到战乱的影响，社会变迁打破了蜀地人民以养蚕为业的农耕生活，养蚕人因生活不景气，被迫丢弃桑蚕，离开养蚕织锦的日子，苟且生活。这首诗歌颇有杜诗诗史的精神，将养蚕和弃蚕的生活形成对比，进一步凸显社会现实的残酷，诗歌末句诗人遥想过去，希望未来百姓的日子能如周代一样丰衣足食。
刘濖另有诗《获黍词》：
八月风高豆叶黄，家家获黍尽登场。束黍芒多怯伤手，车箱骨碌声琅琅。相逢低声语，今岁秋成苦，下田既不收，上田又无雨，一亩田，二斗五，一半赏工人，一半输官府。凉风渐渐天边至，仅供杼轴无长计，有田不若早无田，门前久住催租吏。〔1〕
诗描写了劳动人民艰辛劳作的成果被官吏收走的景况。经过康乾盛世之后，封建专制体制下所滋生的矛盾已逐渐浮现，官场腐败，官员贪赃枉法，加大对老百姓的搜刮。据记载，康雍以来，四川时多浮征，浮征所获大量民脂民膏，下至州县，上至督抚，都视为“应得项，尽入私囊”〔14〕，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弃蚕行》和《获黍词》正是当时人民生活的现实写照。
2.刘沅诗中的四川民俗
刘沅有组诗《蜀中新年竹枝词三十首》，详细记载了蜀人新年的民风民俗，展现了清代四川的风俗史。竹枝词是古代民歌的一种，其起源地就在巴蜀，即今四川、重庆一带。宋郭茂倩（1041—1099）《乐府诗集》收入唐代顾况的《竹枝》，其题下注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锡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15〕。这段文字不仅记述了竹枝词的起源，还概括了竹枝的内容和形式。
刘沅认为民俗世代相传，能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乐趣。《蜀中新年竹枝词三十首》记载了从除夕到正月十五每一天四川地区具体的民俗风貌，其自序载：“民俗相沿，可笑者多。愚居乡久，新正无事，就所闻见书之，或为笑谈之一助，时年八十有一。”〔1〕诗曰：
榾柮烧残岁已终，千家爆竹闹匆匆。焚香竟说开门早，此日迎神要向东。（自注：除夕人家烧榾柮必选耐火者，以期达旦昧爽竟出迎财神喜神。）
只鸡尊酒算奇珍，祭罢财神又土神。只恐旁人忘忌讳，不祥语至最堪嗔。（自注：除夕日祀神毕，一家聚食，谓之年饭，特忌妄言）
谁家稚子响新簧，惹得儿曹嫐父娘。鬼脸人头频急购，免他绕膝有椒浆。（自注：小儿以竹木为器锐，下柄上旁为二孔，绳束而纵之，风入于孔，其声清扬远闻，号曰响簧。贫人不惜购买，以娱其子，或市人头鬼脸以为戏具。）
破五休言少令辰，从今应号女儿春，画堂深处深深拜，最喜如花两个人。（自注：城中妇女初五日乃往姻戚家贺新年，新婚者或夫妇通往，俗呼初五日为破五，夫妻为两个人。）
紫云多处拜天阊，百笺明灯斗日光。都道玉皇今寿诞，不知何处是爷娘。（自注：俗以正月初九为玉皇诞辰，高竖树灯百盏，名为百果灯。）
东风吹度好笙歌，几处楼台坐绮罗，狮子龙灯齐击鼓，欢娱多处是人多。（自注：俗有狮子龙灯，金鼓轰然，沿门作戏，恒有百余人随其所至往观，不惮深夜相随者。）〔1〕
这组竹枝词每一首词都记载一个民俗现象，以上诗歌主要记载的是春节期间烧榾柮、吃年夜饭、祭祀、游玩、破五俗、舞龙灯的风俗习惯，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关于蜀中风俗，元人费氏著有《岁华纪丽谱》，记载的是宋代蜀人一年的风俗习惯。刘沅《蜀中新年竹枝词三十首》则详细记录新年风俗，可以看作是《岁华纪丽谱》的补充与完善。在诗歌形式上《蜀中新年竹枝词三十首》也尽量做到了雅俗共赏，竹枝词本身源于民间，它的创作多采用群众口头语，语言通俗易懂，口语、俚语、方言并存，有粗俗的一面。刘沅在创作这组词时，诗歌部分还是经过加工整饬的，富有韵律和美感。当用诗歌无法准确表达一些风俗习惯时，刘沅就采用诗歌自注的方式加以说明，既减少了诗歌中口语的出现，又讲明了风俗习惯的特点，体现了俗中求雅、雅俗并存的风貌。
四、小结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壎篪集》中所录竹枝词和有关社会现实的诗歌，其价值在于宣扬巴蜀地域文化，也为研究巴蜀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巴蜀自古以来人杰地灵，特别是对于在外做官的刘濖来说，更是如此。家乡灵秀的山川和悠久的历史让他引以为豪，故每每形诸笔墨，总是真情流露。他继承了杜诗史诗的传统，用朴实的笔墨描绘清中期巴蜀社会史，其《成都十四咏》《双流八景和谷樵原韵》无一不表现出对家鄉的由衷赞美，而其中所记录的景物和历史也成为重要的地域资料，八景诗更是作为地方的表征被选入方志中。B7DC0F74-1091-4F3A-904E-07B43D6A7649
刘沅在其竹枝词中则运用方言和口语相结合的形式，以雅俗共赏的手法描画出一幅幅巴蜀风俗史画卷，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文化建构的重要资料。作为地方文化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地方文人的文学书写更易为地方民众所接受，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知识精英对主流文化形成的作用，更应该注意到地方文人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特殊价值。《壎篪集》无疑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参考文献：
〔1〕刘沅.壎箎集〔C〕∥刘沅，撰.槐轩全书（增补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3728，3761-3763，3762，3756，3751，3750，3793，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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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郭茂倩，编撰.聂世美，等，校点.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88.
On The Regional Cultural Value of Xun Chi Ji
MA Xu
Abstract：
Xun Chi Ji is a collection of brotherly poems compiled by The Chengdu literati Liu Yua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compiled into Liu Yuans work “HuaiXuanQuanShu”， which includes the scenery poems and local poems of Liu Yuan and Liu Shu，which have strong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Liu Yuan and Liu Shu we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engdu cultural family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Liu Yuans academic system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philosophical aspect， so few people discussed it and his literary works. By discussing the content of the “XunChiJi”， we can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Bashu and the role of literary writing of local literati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e.
Key words：
XunChiJi; regional culture; document preservation; social customs
（责任编辑：武丽霞）
收稿日期：20210106
基金项目：西华大学李冰研究中心资助课题“刘氏家族与都江堰”（LBYJ2019-017）
作者简介：马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杜甫文献、地方文献研究。Email：2423293278@qq.com。B7DC0F74-1091-4F3A-904E-07B43D6A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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