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二旺,张 莹
(太原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山西省地形地貌分异明显，中部盆地南北纵向分布，其西侧为吕梁山脉，东侧为太行山脉。受自然环境分异的影响，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发历史、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和社会文化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以高质量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山西省区域经济分异及其演变趋势，有助于深刻认识山西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规律，创新山西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对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基础上，学者们开始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多数学者(方大春2019，高志刚2020，王琬2022，等)以新发展理念为依据，构建高质量发展目标的5个准则层，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并进行实证研究；
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基于高质量发展丰富的内涵，在准测层中又增加了经济增长质量(苏丽敏2022)[1]或者安全发展(任保平2022)[2]。一部分学者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深化高质量发展内涵，整合形成各具特色的准则层和评价体系，比如：2个准则层，即内生动力和外在表现(宋扬2021)[3]；
3个准则层，即效率发展、均衡发展和和谐发展(任继如2021)[4]；
4个准则层，即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生态文明、民生发展(陈龙2020)[5]；
5个准则层，即经济成果分配、人力资本及分布、经济效率与稳定、自然资源与环境、社会状况(陈耀武2021)[6]。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十分丰富，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其基本要义，在此基础上探讨形成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也因评价对象不同具有多样性。
山西省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山西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依然是资源型经济转型，迫切需要实现以下三个转变：其一，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方面，完成由挂钩能源价格波动到脱钩能源价格波动的转变，实现产业协调发展；
其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方面，完成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实现创新发展；
其三，在经济发展的承载力方面，完成由经济与资源环境冲突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转变，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基于此，实现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需要构建三项准则层：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和生态环境(见表1)。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持稳定的增速和经济规模优势是化解经济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作为我国的欠发达地区，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波动较大，特别是2012年遭遇断崖式下滑，GDP等主要经济指标降至全国下游水平。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山西经济增长还面临淘汰落后产能的严重挑战。因此，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经济持续增长为前提，尽可能减少能源价格波动、绿色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干扰，为完成转型积蓄力量。为此，选择地区生产总值、从业人口数、城镇人口、投资消费比、消费率、进出口总额六个基础指标来说明经济增长潜力。
(二)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驱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省存在明显的资源诅咒现象，部分科技人才和高端技术项目被“挤出”，技术创新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并不突出。[7]在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仍然是第一推动力，是需要高度重视和不断强化的关键因素。为此，选取R&D研发人员、R&D科研经费投入、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校学生数四个指标来反映创新能力。
(三)生态环境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创造和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能源大省，山西省煤基产业的发展引发地质灾害、水污染、空气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的挑战。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追求绿色发展为目标，降低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环境代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发展。为此，选取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这四个指标作为衡量指标。
(一)测度模型建立
本文首先对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些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山西省各地级市2010—2019年统计年鉴、统计汇编及统计公报。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每一类准则层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分别求得经济增长测度模型、创新能力测度模型和生态环境测度模型及相应得分；
进而对经济增长得分、创新能力得分和生态环境得分进行主成分分析，求取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及综合得分。[8]基于这一方法，计算并形成2010—2019年间山西省各地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的时间序列，通过年度横向比较(得分排名)发现各地市经济发展的差距，揭示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由于篇幅有限，仅以2019年经济增长测度模型及得分为例进行过程描述。
1.标准化处理
每一个指标数据首先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之前利用spss26.0进行过正逆指标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2.经济增长测度模型
(1)主成分提取。经济增长准则层有6个指标(见表1),通过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后,获得6个指标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见表2),也获得不同指标在不同主成分下的初始载荷系数(见表3)。同时，发现KM0统计量检验值为0.657>0.5，Bartlett球度检验球形检验统计在0.00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的假设，因而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表2 经济增长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
表3 经济增长初始载荷系数
(2)经济增长测度模型的建立。从表2中可以看到,前三个主因子指标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已经达到95.181%,大于85%,说明这2个主成分已经涵盖了原始样本矩阵中95.181%的信息,可以用来作经济增长的评价。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4。
表4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F1=0.271A1+0.271A2+0.238A3+0.002A4-0.005A5+0.268A6
F2=0.008A1-0.010A2+0.125A3-0.478A4+0.478A5-0.081A6
其中,amj为第m个主成分中第j个指标的因子回归系数,pj为第j个指标的数值标准化后的数值,Fm指在第m个主成分下的因子得分。因子回归系数等于每一个指标初始荷载值除以其对应特征值的开平方根。据此，我们可以计算得到山西省各地市在经济增长大类中每一个主成分对应的因子得分(见表5)。
表5 经济增长主成分得分
经济增长大类的综合得分公式为:Fv1=∑fmwm
其中,fm为每一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wm为每一个主成分所占的权重,Fv1等于此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除以2个主成分的总的方差贡献率。计算得到经济增长大类的综合得分模型为：
Fv1=(60.4311F1+34.749F2)/95.181=0.635F1+0.365F2
其中,F1、F2为主成分因子得分的标准化值，进而可以计算每个地级市经济增长水平得分(见表6)。
3.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按照经济增长测度模型的建立方法，可建立创新能力、生态环境准则层测度模型并计算得分，进而生成11个地级市的三项评价指标的年度得分及排名(见表6)。
表6 2019年山西省各地市三类评价指标的得分排名矩阵
在此基础上，再对三项评价指标的得分值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KMO统计量检验值为0.631>0.5，Bartlett球度检验在0.00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的假设(p<0)，最后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测度模型：
Fv=0.472M1+0.351M2+0.248M3
其中,M1、M2、M3为三大类因子得分的标准化值。
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各地市分年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形成2010—2019年11个地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及排名矩阵(见表7)。
表7 2010—2019年11个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及排名
(二)时空分异特征
极差值用来表示统计资料中的变异量数，即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计算公式为：R=Xmax-Xmin，据此计算山西省各地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极差值，同时分别计算经济增长得分极差值、创新能力得分极差值和生态环境得分的极差值(见表8)，进而观察十年来各类指标极差值的变化规律，探寻山西省各地市经济发展的分异程度及变化趋势。
表8 2010—2019年山西省经济增长水平及各维度指标极差值
(三)分析与讨论
1.时序演变特征
从山西省11个地级市2010—2019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差值的时间序列变化来看，极差值幅总体较为稳定，地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再持续扩大(见图1)。按照威廉姆森的区域经济发展“倒U型”理论，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已经进入稳定阶段。从各项准则层的极差值时间序列变化来看，经济增长极差值变化最大，其震荡波幅最大，但拟合线呈水平状；
生态环境极差值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其拟合线呈缓慢下降态势；
创新能力极差值最为稳定，变化很小(见图2)。由此说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因素和生态环境因素。
图1 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极差值幅折线图
图2 三个维度极差值折线图
从各地市十年来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的变化来看，太原市、长治市经济发展排名一直位于前列，整体因子得分也很高；
阳泉市排名一直相对靠后；
晋中市、大同市经济发展排名缓慢上升，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从各项准则层的排名及其变化来看，经济增长排名的顺序依次是：太原—长治—运城—临汾—晋中—晋城—大同—吕梁—忻州—朔州—阳泉；
创新能力排名的顺序依次是：太原—长治—运城—晋中—大同—临汾—吕梁—晋城—朔州—忻州—阳泉；
生态环境排名的顺序依次是：长治—太原—晋城—朔州—大同—阳泉—晋中—吕梁—临汾—忻州—运城。
2.空间演变特征
计算各地市历年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的平均值，结果依次为：太原市(1.6647)， 大同市(-0.0234)，阳泉市(-0.4337)，长治市(0.1943)，晋城市(0.0414)，朔州市(-0.2645)，晋中市(-0.0997)，运城市(-0.2094)，忻州市(-0.3909)，临汾市(-0.2298)，吕梁市(-0.2376)。据此分为四个方阵：第一方阵，成员为太原市，位于中部盆地，其经济增长、创新能力、生态环境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是山西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第二方阵，成员包括长治市、晋城市、大同市和晋中市4个地级市，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生态环境保护良好，拥有较好的技术创新资源，是山西省经济发展的高地，其中长治市、晋城市的发展又好于晋中市、大同市的发展。第三方阵，成员包括运城市、临汾市、吕梁市和朔州市4个地级市，这些地区的农业资源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是山西经济发展的潜力地区。第四方阵，成员包括忻州市和阳泉市，生态环境基础良好，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和创新能力均处于落后位置，是山西省经济发展的洼地。从山西省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来看，在行政空间上呈现出“一四四二”梯级分布，即“一核心、四高地、四潜力、两洼地”；
在地理空间分异上呈现中南部高于北部、盆地区域高于东西两山地区的板块结构。
根据讨论与分析，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已经由扩大阶段进入稳定阶段，随着经济增长将进入缩小阶段。辩证来说，如果能够顺应这一规律，协调各地市发展，缩小各地市发展差距，将有效推动山西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为此，需要从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和生态环境保护三个层面展开战略协同行动。
(一)推动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
在经济增长方面，太原市是山西省经济的增长极，也是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太原市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工业和高品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提升服务业能级水平和中心城市功能，通过太原晋中同城化和太忻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9]，稳步提升首位度和辐射全省的能力。
第二方阵成员已经拥有较好的制造业基础和较大的经济总量，应采用智能技术改造优势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积极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率先实现转型跨越发展。长治市与晋城市位于山西省晋东南地区，煤炭、煤化工、钢铁等传统产业基础雄厚，其转型的重点方向是机械制造、半导体、光机电、光伏、碳基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同时要积极融入中原城市群，谋求更为广阔的市场和资源。作为山西省域副中心城市，大同市要增强经济社会的集聚效应，重点发展矿山机械、智能煤机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环保机械及新型节能设备等制造业，逐步形成“1+4+6”多元鼎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0]同时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化和多样化发展；
在空间上要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主动承接区际产业和技术转移。晋中市要依托太原晋中一体化布局，围绕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14个新兴产业发展战略，重点做大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食品、现代煤化工、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现代物流等8个产业集群，率先完成“转型出雏形”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
第三方阵成员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资源型产业基础，应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不断延伸资源加工产业链条，择优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作为山西省副省域中心城市，临汾市要加快煤炭、钢铁、焦化和建材四大产业的升级，通过引进“链主式”企业，培育3到5个战略性新兴工业集群，提质振兴服务业，赶超进入山西省经济发展第二方阵，发挥省域副中心的辐射带动功能。其他城市要夯实产业基础，根据城市职能定位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运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现代医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吕梁市的铝镁合金新材料、白酒、大数据和清洁能源生产，朔州市的煤机制造、碳基新材料、高端陶瓷、新能源产业,在山西省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
第四方阵成员经济基础薄弱，以“一煤独大”为特征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问题突出，新的战略性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极大挑战。在战略产业布局上，阳泉市以新材料工业为主导，全面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等七大产业，重塑阳泉经济竞争优势；
忻州市以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八大产业为主，充分发挥农产品精深加工和文旅业特色，要在实施太忻经济一体化战略中抢抓机遇。
(二)构建相互支撑的技术创新体系
作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2010年)，太原市是山西省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技术创新服务定位于全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需要，要围绕14个战略性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领域，聚焦“六新”突破，强化国家级创新载体和品牌双创基地的建设，协同各地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的研发，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创新生态建设。各地市要依据自身创新资源基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各有侧重开展创新活动，特别是三个省域副中心在创新中需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
长治市是国家创新型城市(2022年)，是仅次于太原市的晋东南创新中心，技术创新资源丰富，拥有国家煤基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中科潞安半导体技术研究院、山西省半导体照明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山西省光伏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创新载体，未来要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实现省级以上创新平台重点产业全覆盖，满足煤化工、装备制造、半导体光电、碳基新材料、医药健康、氢能等重点产业领域技术进步需求。大同市是山西省晋北创新中心，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医药和大健康、高端装备制造和大数据等产业发展需要，支持中科院工程热物理大同分所、晋能控股集团产业研究院等研发机构的发展，争取建设煤炭清洁利用国家实验室建设，推动发展一批行业级科技创新平台，提高产业服务能力。临汾市是山西省晋南创新中心，在高端铸造、煤化工、动力电池等领域具有一定创新能力，未来要聚焦现代煤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链建设，推动创新资源集聚发展创新链，打造一批国家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研究院所和众创空间，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中试基地，实现弯道超车。
其他地市宜按照山西省国土空间结构规划，[11]围绕省域中心和副中心的创新方向，协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构建区域创新网络，提升本地创新水平。
(三)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地区合作
根据《山西省“十四五”“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经济发展规划》(晋政发[2021]34号)[12]，山西省各地市要围绕“两山七河一流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并针对具有地缘关系的主要环境问题开展地区合作。在“两山”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方面，积极推进太原、大同、长治、临汾四大城市群林草生态建设，因地制宜形成功能不同的林草生态系统，构筑生态屏障。吕梁山区各地市(包括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太原师、临汾市)着力构建和完善以水土保持为主要功能的防护林体系；
太行山区各地市(包括大同市、忻州市、阳泉市、晋中市、长治市、晋城市)构筑以水源涵养为主要功能的防护林体系。
在“七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方面，各地市要以河流生态廊道建设为重点，依据河道整治规划，协调水资源利用，统一河道绿化，联合开展排污执法检查等系列行动。其中，汾河流域中下游(忻州市、太原市、吕梁市、晋中市、临汾市和运城市)控污、桑干河( 忻州市、朔州市和大同市)水源涵养、滹沱河(朔州市、忻州市和阳泉市)源头保护、漳河(晋中市、长治市)生态湿地修复保护、沁河(长治市、临汾市和晋城市)水资源调度、涑水河(运城市)补水、大清河(大同市、忻州市)水体保护是流域治理的重点。
在黄河流域高标准保护方面，涉及山西省黄河流域面积97 138平方公里，其中黄河干流流经的忻州市、吕梁市、临汾市和运城市为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沿黄各地市要贯彻落实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以“三水统筹”和减污降碳为重点，统筹推进“提气降碳强生态、增水固土防风险”，为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山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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