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明华，郑传芳
(1.福建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2.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政治纪律是党的纪律建设体系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1]作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的重要交集，政治纪律建设主要指通过科学系统的制度建构、常规有效的思想教育、严肃公正的监督执纪等方式严明政治纪律，保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巩固和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主要措施与困难挑战，探寻其孕育、缘起与发展的历程，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全党在“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党章规定：“自觉遵守党的纪律，首先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纪律建设伴随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不断丰富完善，在理论层面历经理念塑造、概念提出、内容规范等方面，在实践层面历经执纪贯彻、体制运行、制度保障等方面，始终发挥着保障全党团结统一和集中领导的关键作用。
(一)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纪律建设
党在早期党纲和党章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但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艰巨历史任务，早期党章党纲的相关规定已内蕴着政治纪律的基本内容规范。中共一大制定的15条党纲中涉及政治纪律内容的有4条[3]，明确要求全体党员的政治立场、政治行为须与党纲、政策保持一致，无条件接受地方委员会指导。这些规定对稳固和加强党组织的初期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中共党员人数不断增长。为进一步保证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1927年，党的五大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相关决议精神，制定下发《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政治纪律”一词，并将其视作党内所有纪律中更为重要的方面。决议案强调：“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4]由此，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纪律建设开始了初步的规定和探索。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自下而上”的报告制度和“自上而下”的巡行制度的施行，进一步提升了政治纪律建设的科学化、理性化程度。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中国革命的进程中，通过更加成熟和灵活的方式，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加强调“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5]。这一时期，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地方中央局的优化调整、党委集体领导的确立和推广，也使政治纪律建设得到进一步的路径保障，有效推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
(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治纪律建设
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成立之后历经艰难险阻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不良现象，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所致力建构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稳定的政治秩序[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快速恢复国民经济，尽快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危险等问题和挑战，中共中央通过加强纪律性为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尤其重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认为这是党的生命和力量所在，并强调：“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在党内不容许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行为。”[3]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加强政治纪律建设。一方面，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通过理论学习、从严肃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纪律的刚性约束，推动形成更加团结、更加统一的党内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在各级组织中建立纪律检查机关，承担处理党内违纪行为和党内纪律教育的职能，并通过制定相关决议、规定和条例等方式，不断健全制度体系。严格惩治自恃有功而违反党的纪律的高级干部，塑造出了良好的政治纪律氛围，保障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式的制度化演进。
这一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为推进“三大改造”、保障抗美援朝的胜利、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纪律保障作用。同时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也时刻受复杂多变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影响，面临许多难以预料的党内外挑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纪律监察委员会被取消，党内必要的思想教育被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发展进程被迫中断，这一曲折经历亦发人深省。
(三)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政治纪律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深刻反省“文化大革命”期间思想路线与政治纪律建设的关系及其深层次问题。1986年，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强调：“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7]。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指引下，中共中央通过重新设立纪检机构，制定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开启了对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恢复调试，保障了全党在思想、组织、路线上的统一团结，为改革开放的良好开局奠定了一定基础。邓小平非常重视和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问题。他强调：“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7]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政治素养，及时解决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造成的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混乱，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新旧世纪之交，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为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协调推进，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加强政治纪律，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党章，按党章的规定去做”[8]。面对市场经济模式的考验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党在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政治纪律建设保证改革路线和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和稳定性。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中，胡锦涛指出：“如果党从政治上松懈了、涣散了，那么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都将无从谈起。”[9]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时代熔炉中，中国共产党将“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紧密相连，实现了政治纪律建设制度约束力与党员个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纪律基础。
(四)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纪律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统筹“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的新时代，在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历史进程中，新时代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挑战世所罕见、史所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严明政治纪律多次发表系列重要论述，并作为党的纪律体系之首，通过破立并举两个层面，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在“立”的层面，中共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建设，确保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有章可循、有规可依。2018年，中共中央专门修订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第二编分则中，列举了党的六大纪律处分细则，并将政治纪律列在六大纪律之首，详细内容有26条之多，进一步明确了政治纪律的重要地位和基本要求、处分规定以及监督执纪的具体措施[10]。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的制定出台，为进一步解决新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突出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11]。同时，持续深入开展系列党员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全党的政治意识和纪律意识。
在“破”的层面，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发扬斗争精神，以猛药治沉疴，以党的政治纪律惩戒违法乱纪的贪腐人员，强化党内监督和问责，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态的不断净化。习近平强调：“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12]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将党员干部落实政治纪律的情况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13]，规定“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14]。这些准则和条例进一步强化了全党的政治纪律意识，进一步将政治纪律对党员的要求从“软约束”转化为“硬指标”。
政治纪律是党内纪律体系中的首要纪律规范，也是确保实现全党团结和集中统一的关键，其建设成效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同时，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系统性，仅靠刚性的严格执纪不能促成自觉的政治纪律意识养成，其科学运行还依赖于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建设。
(一)政治纪律建设是增强全党凝聚力的首要纪律规范
陈云指出：“社会情况复杂，各人看法不同，党内有争论是正常状态。必须用纪律约束党组织和党员行动。”[15]面对复杂残酷的党内外斗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严重干扰了党的事业的有力推进和全党的意志统一。中共党员深刻认识到，只有不断加强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促进全党的高度团结统一，才能建设出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政治纪律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贯彻落实的关键，当各级党组织按照组织原则作出决策之后，党员干部需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去落实执行，变通折扣势必造成党的纪律涣散、一事无成。国内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在白色恐怖下叛党投敌，对党组织的维系和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危急情况下，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规定各地“秘密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统一意志，这才“使各地工作，从气息奄奄的状况中有了新的生命，组织相继恢复”[16]，为继续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中共中央是党的最高领导权威，正是由于全体党员无条件服从和执行党的指示，始终将党的政治纪律挺在最前，才使党在面临极端危险时刻时，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组织力和凝聚力，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也正是由于建党以来政治纪律建设的不断强化，确保了党在任何历史时期，无论面对各种顺境还是遭遇任何困难和挫折，全体党员都能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策，听从党的指挥，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开展政治纪律建设的前提条件
党员在思想、言行上对党组织的无条件服从是政治纪律的刚性规定，其在更深层面内在要求党的政治路线的科学制定。政治纪律和政治路线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服从正确的意见很容易，但上级有错误时，下级很难服从。但即使上级政治上有错误，组织上仍须服从。”[17]面对残酷的革命斗争形势，早期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在革命过程中出现了政治路线的“左”右倾错误。政治纪律作为贯彻政治路线的刚性纪律保障，无疑会助推这些错误主张的强行实施。
为迅速整顿党的组织，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并下发《政治纪律决议案》，开启了党内普遍的政治纪律执纪。但是，这一时期政治纪律建设受到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不少地方相继出现以政治纪律为手段推行错误路线的“惩办主义”错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员干部受到错误处分，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政党权威和党的组织建设。毛泽东深刻反思这一经验教训，意识到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使政治纪律真正发挥团结凝聚党组织的作用，才能真正保证纪律的正确执行。毛泽东强调：“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18]作为党的政治建设中不可割裂的两个部分，如果缺乏严格的政治纪律做保障，那么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无法贯彻实施，政治目标就无法实现；
而如果没有科学理性的政治路线，那么刚性的严格执纪则会造成严重的惩办后果，科学执纪就无从谈起。
(三)加强党内制度建设是完善政治纪律建设的关键举措
纪律是制度的实践形态，制度建设的体系化能够使现实中的纪律实践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纵观不同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历程，“自上而下”的巡行机制作为中央监督与指导各地工作的派出机构，为政治纪律建设的科学运行提供了必要的权威保障。“自下而上”的报告制度作为中共中央掌握各地方执行中央决策情况的主要途径，为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稳固的保障路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条制度路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与各级党委的双向联通与互相监督，始终确保各级党组织之间上下一致，全体的党员团结统一。
《政治纪律决议案》以及党内各项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使政治纪律建设路径有了明确的制度依托。但是，一些地方党组织在执行政治纪律时以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决定为由，要求改组和惩戒上级党组织，党内一些领导同志机械地以“国际纪律”来辅助个人意志，要求全党按照共产国际相关指示进行革命，给党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如何在复杂的革命形势下，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形成下层对上层理性、自觉的“服从”，成为中共中央必须化解的重要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为确保中共中央决策的科学性，推进中国革命发展的独立自主性，中共中央从客观实际出发，对党委集体领导制度进行完善和全面贯彻。通过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以集体智慧保障决策的科学，有效避免了因主观臆断造成决策失误的情况。由此，民主集中制、党内巡视制度、党委制等制度之间的相互补充和逐渐完善，为实现党内决策制度科学化提供了重要保障，系统化、规范化推进政治纪律建设。
始终保持自身团结统一是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内在要求。政治纪律建设事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关乎全体党员的政治立场和纪律意识，是推动全党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复杂历程和丰富实践可以为当下政治纪律建设的理论维度与实践方式提供有益借鉴。
(一)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1]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性政党而言，政治纪律建设都是保证内部成员思想一致、行动统一、实现政党目标的刚性力量。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革命进程中，政治纪律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全党团结统一的根本保障[19]。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现途径必然是以严密的纪律保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通过严明政治纪律严格规范每一位共产党员的思想认知和现实行为，保证全体党员在主义、理想、纲领等方面的政治认同和言行一致，增强全体党员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共识。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所提出的“四个服从”是政治纪律核心要求的鲜明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乎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战略高度，强调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有力[20]。在统筹“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需要全党忠诚拥护党中央权威，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21]。新时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在于通过确立党中央权威和指导思想，实现全党在政治、思想、组织和纪律上的团结统一，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
(二)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必须抓好“关键少数”
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不能违背党的政治纪律，不允许存在凌驾于纪律之上的“特殊干部”。陈云指出：“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15]政治纪律对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言行有着更为严格的规范。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袭下，党内也出现一些政治立场不坚定、公然违背党的政治纪律的领导干部，严重影响和破坏了党的凝聚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内的“七个有之”现象，中共中央公开揭露和惩戒处罚违反政治纪律的“关键少数”。202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3.1万件，处分62.7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36人[22]。抓好关键少数，是政治纪律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警示带动全党养成自觉意识、增强全党凝聚力的关键。一方面，与普通党员相比，作为“关键少数”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参与者，一旦他们发生立场动摇和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就会酿成严重政治事件，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挑战。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发挥着重要的“上行下效”作用，只有“关键少数”带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才能从整体上建构稳定的全党政治纪律意识。
(三)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必须做到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并重
政治纪律建设需要不断完善党内法规，系统塑造其刚性力量，同时也需要不断通过思想教育，塑造全体党员严明政治纪律的主体意识，实现政治纪律建设内在驱动力和外在保障力的有机统一。因此，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不仅要在规章制度的内容制定、运行监督方面构建严密的制度体系，更要注重通过党性教育、价值认同等方式促使党员自觉遵守政治纪律。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建设，通过不间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学习，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纪律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际上你违反哪方面的纪律，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说到底都是破坏党的政治纪律。”[23]从中可以看出，只要存在违背党的任何纪律的情况，最终都会损害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在以制度治党开启现代化建设“后半程”的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内在于依规治党和党内教育的实践结构之中。根据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要求，党内通过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型政党，涵养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和纪律意识。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应致力实现制度统摄与信念认同相结合，在制度规范和思想教育中提高全体党员对政治纪律的自觉遵守和信念认同。
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政治纪律是规范自身政治思想、政治言行的根本纪律；
对于党组织而言，政治纪律是坚定全党政治方向，加强内部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对“建设什么样的、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问题强调提出“九个坚持”，其中特别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24]。全体党员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时代境遇之中，不断增强提高自身党性修养与遵守政治纪律的自觉意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