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格瑞高尔·克里斯德尔 著 刘志阳* 周平奇 译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就像在德国那样，法学的科学性在意大利曾被质疑并探究过，①(4)①Giuseppe Capograssi, Il problema della scienza del diritto (1937); Salvatore Pugliatti, Crisi della scienza giuridica (1948), in: ders., Diritto civile - metodo, teoria, pratica: Saggi (1951) 601 ff.; Enrico Opocher, Lezioni di filosofia del diritto: Il problema della natura della giurisprudenza (1953). 还有基尔希曼(Julius Hermann von Kirchmann)1848年的演讲《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也被意大利引进并翻译成意大利文，只是以“法学的科学价值”为标题出版。最近对此问题的研究讨论，参见Federico Casa, Sulla giurisprudenza come scienza, Bd. I: Un dibattito attraverso l’esperienza giuridica italiana nella prima metà del ventesimo secolo (2005). 关于法学的概念，还可参见Michele Taruffo, Giurisprudenza, in: Enciclopedia Treccani delle Scienze Sociali (Stand 1994). 关于法与科学的区别，或者法作为科学的对象的有关论述，参见Riccardo Guastini, Interpretare e argomentare, in: 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e commerciale, hrsg. von Antonio Cicu / Francesco Messineo (2011) 213 ff.但是这样的讨论最近已经消退，当下再没有人怀疑法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故可称之为法的科学(scienza del diritto)或法律科学(scienze giuridiche)②(5)②Falzea, Introduzione 232.，抑或法学(giurisprudenza)③(6)③关于这些不同层面概念的意义，参见Gino Gorla, Giurisprudenza, 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 (1970) 490; Luigi Lombardi Vallauri, Giurisprudenza I - Teoria generale, in: Enciclopedia giuridica Treccani (1989) 1.。两方面的事实证明法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方面，大学中的大量法学课程组合成了法律系(dipartimenti di scienze giuridiche)；
④(7)④以下大学都设置了“法律系”：博洛尼亚大学、维罗纳大学、佛罗伦萨大学。在都灵大学，则有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学学院。另一方面，教育部大学与研究部(MIUR)编制的意大利学科目录表推动并承认了法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分支(法律科学)，并将它划分为21个二级学科。⑤(8)⑤2000年10月4日部长令：“科学学科领域之12：法学：私法、比较私法、农业法、商法、经济法、航海航空法、劳动法、宪法、公法基本原理、行政法、教规法与教会法、税法、国际法、欧盟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刑法、罗马法与古代法、中世纪和现代法史、法哲学、比较公法。”
(一)法学教育中的科学性和方法论
法学的科学性已经不言而喻，如果作为科学的核心要素的方法论在法学教育中不占据一席之地，就会让人匪夷所思。如同法尔泽阿(Falzea)⑥(9)⑥“法学主要是对法的解释……由于法学家的科研对象是实在法，即以其规则所表现的规范、语言和行为，法的解释意味着通过体现法律规则的规范形式来寻求法律规则本身。法学方法的本质是解释的方法。” Falzea, Introduzione 234.认为的那样，法学存在于对法的解释之中，因此“法学的方法”主要指解释的方法，⑦(10)⑦“如果认为解释是法学的必要环节，法学为解释提供了工具帮助，那么就没有区别，而是方法论的统一。因此，法学方法论涉及一种复杂的活动，它从对规范文本之解释上升到对教义之建构，而后由这些活动回归到之前那些。” Natalino Irti, Criteri per una storia delle metodologie nel diritto privato italiano, in: ders., Scuole e figure del diritto civile (2002) 15. “法学家实为解释者。”也可参见Giovanni Furgiuele, Metodo, insegnamento e studio del diritto civile, in: Scienza e insegnamento del diritto civile in Italia - Convegno di studio in onore del prof. Angelo Falzea (2004) 1363.那么人们会认为解释的方法必然是大学教育的主题。然而，这仅在极小的范围内是正确的。一般解释的规则通常在意大利私法入门课程(Instituzioni di diritto privato)中作简要讲授，⑧(11)⑧意大利大学法学专业的研究结论，得自法学专业的官方文件(2005年11月25日部长令：法学硕士学位课程的定义)：至少占全部25个学分中的9个学分。意大利私法须被设定在学业之初。在主要致力于法律制度学习的意大利私法导论课程中，一般会设置案例分析，或多或少会讨论一些遴选的民事案例，有时也会将授课老师的著作设定为教学内容。关于私法课程设定的论述，参见Furgiuele, Metodo 1360.是所有大学第一学年的必修课。这首先归因于意大利《民法典》(Codice civile)在“总则”中的引入性规定(在它的“一般法律的适用”⑨(12)⑨“一般法律的适用”(缩写为disp. prel., 还可简称为preleggi); 关于该部法典中导论性规定的历史，参见Alessandro Giuliani, Le disposizioni sulla legge in generale - gli articoli da 1 a 15, in: Trattato di diritto privato, hrsg. von Pietro Rescigno, Bd. I 2 (1999, Nachdr. 2005) 379 ff.)中具有自己的方法规范(第12、13条)⑩(13)⑩欧洲大陆法典中的方法规范较普遍，但是在意大利民法中却是空白。Christiane Wendehorst, Methodennormen in kontinentaleuropäischen Kodifikationen, RabelsZ 75 (2001) 730-763.，在讲授私法的基本概念和法源的相关课程中会涉及前述内容。由于在这一阶段，学生对具体法律制度缺乏了解，所以这些授课仍限于具有一定抽象性的、重要的解释标准[(Art. 12 disp. prel.)(《民法典》中的“一般法律的适用”，第12条)]和类推[(Art. 13 disp. prel.)(《民法典》中的“一般法律的适用”，第13条)]。①(14)①此解释在私法导论课程中具有一席之地。参见Furgiuele, Metodo 1367.这在普通的教科书文献中表现得很明显，特别是在使用最广泛的意大利私法教科书中，都仅限于对解释方法的简要概述。②(15)②参见Andrea Torrente / Piero Schlesinger, Manuale di diritto privato 23 (2017) 52-56; Francesco Gazzoni, Manuale di diritto privato 18 (2017) 47-52(一本同样针对研究生学习的教科书)。
(二)关于方法论的法哲学入门
此外，方法问题，特别是解释的方法，在大学教育时几乎都放在法哲学课程中，因此，法学院的学生最有可能在法哲学必修课程中学习到方法问题。③(16)③由于授课老师可以自由选择法哲学必修课程的主题，所以方法问题只有在符合授课人兴趣时才被处理。在这方面，会涉及法哲学中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参见Vincenzo di Cataldo, Appunti per una reforma della Facoltà di giurisprudenza, Foro it. 1987, V, 114.然而，若如此设置的话，这些方法问题便会具有法理性、思想史性或抽象导入性，通常忽略法适用的实践需求。④(17)④对此异常尖锐的批判内容，参见Ennio Russo, L’interpretazione delle leggi civili (2000) XVIII. 鲁索否认了法哲学学者完整概括法律解释问题的能力：“关于法律解释的‘哲学’方法必然体现为‘还原’方法，因为某些哲学的前提假设导致研究对象的某种界定。考虑到与哲学的前提假设同质的法律解释-适用活动的‘部分’，如果它们涉及人们对法律解释-适用的全部活动，因此提供的部分结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这也源于哲学家缺乏完整的法学经验知识。哲学家对他们并不十分了解的事物(法律的解释-适用活动)进行反思。”这一法哲学缺憾被温杜拉在对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中历史批判部分的翻译介绍中被提及。参见Sergio Ventura, Presentazione, in: Karl Larenz, Storia del metodo nella scienza giuridica (1966) V. 虽然意大利的法哲学对法律方法论贡献甚微，但也表明这主要受到了民法的影响。参见Luigi Mengoni, Ancora sul metodo giuridico, Riv.trim.dir.proc.civ. 1984, 321, 322.这从非常稀缺的法哲学教科书关于方法论的文献中可见一斑。⑤(18)⑤参见Umberto Vincenti, Metodologia giuridica 9 (2008). 该教科书并未涉及西方法世界中的方法论(第一章:西方法学及其方法;第二章：关于法学方法论的历史;第三章：法律论据),实际上，它可被理解为法概念和法方法的思想史概述。与此相关的另一本书，参见Franco Modugno, Interpretazione giuridica (2009). 该书同样具有强烈的思想史色彩，并不具有适用导向。即便意大利的法学非常详细地分析了方法问题，⑥(19)⑥关于方法论的学术文献几乎难以穷尽。值得一提的是，Giovanni Tarello, L’interpretazione della legge - 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e commerciale (1980); Pier Giuseppe Monateri, Pensare il diritto civile (2006).意大利也缺乏针对学生的入门性的、内容全面的方法论教科书。具有代表性的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只有第一部分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出版，即历史批判部分，但这一部分并未被纳入德语研究版本之中——这在方法商谈中鲜有价值。⑦(20)⑦乔治·西安(Giorgio Cian)在其对《意大利民法典》“序编”第12条的评注中，多次引用拉伦茨/卡纳里斯的方法论。参见Giorgio Cian, in: Commentario breve al codice civile, hrsg. von dems./Antonio Trabucchi (2016).但是该文献属于例外，它体现了作者与德国法的亲近关系。乔治·西安在费拉拉大学与特利斯特大学共同创建了“意大利与德国之间法学有关文献与研究校际中心”。
在德国，人们抱怨法学教育中显露出来的基础知识匮乏问题，特别是方法论的“灰姑娘般存在”。⑧(21)⑧“法律方法论在职业教育中，而且在今天的学术界和司法界都是恰似‘灰姑娘’般存在”。参见Bernd Rüthers, Wozu auch noch Methodenlehre?, JuS 2011, 865, 866.而在意大利的学术讨论中，却缺乏类似的公开抱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认识到大学教育中方法论的匮乏。⑨(22)⑨参见Furgiuele, Metodo 1367.就这方面而言，尼科洛·利帕里(NicolòLipari)认为，意大利属于普通公民(甚至学者和律师)对法律适用程序最无知的国家之一，这对意大利而言可能过于悲观。事实上，人们普遍确信，法律问题的答案总是可以毫不例外地从法律的文义中推导出来。⑩(23)⑩Nicolò Lipari, Sull’insegnamento del diritto civile, in: Scienza e insegnamento del diritto civile in Italia 1389.
(三)缺乏适用导向的法学教育
如果大学以实际案例训练的方式或诸如此类的授课方法来间接地讲授方法论知识，那么法学教育中缺乏方法应用的观点在比较法中似乎并无多大意义。但如果大学学习的法律课程(24)以理论教义为主的科学问题被分为多个主题。参见Giorgio De Nova, Appunti sul metodo casisitico nell’insegnamento del diritto privato, Riv.trim.dir.proc.civ. 1978, 374.仍然是理论性①和(25)①Filippo Ranieri, Juristen für Europa: Wahre und falsche Probleme in der derzeitigen Reformdiskussion zur deutschen Juristenausbildung, JZ 1997, 801 ff.抽象性时，则方法论知识也被间接地非体系化地讲授。②(26)②“我认为在法律人的技能培训中，虽然传授了必不可少的批判性概念和学说的基础知识，但是基本的差距在于多数实在法教学仍仅限于立法学的知识。此外，现在通常偏重数量而非质量，迫使学生参加数千页的课程考试学习，满足于学习和理解的适中水平。另一方面，仍然缺少旨在培养未来法律人正确解决具体案件的法律推理技巧的教学活动。[……]缺乏对基于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深入研究，从而形成不同的解释和论证技巧方面的适当培训。”尽管这一发现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但是在此点上至今并无根本变化。参见Antonio Padoa Schioppa, Il modello dell’insegnamento del diritto in Italia, Foro it. 1995, V, 415.在意大利的一些大学中确实会有个别老师在民法课程中引入案例讨论，③(27)③例如，这在帕多瓦大学至今是传统又新潮的。参见这本没有参考答案的案例书：Quid iuris - ,,Casi“ proposti alle lezioni di diritto civile proposti negli anni 1942-1975, hrsg. vom Seminario di Diritto civile dell’Università di Padova (1974, Nachdr. 1975). 意大利以耶林的案例汇编，即《供学术之用的没有裁决的民事案例》(1876)，为模板编写的首本案例书可以追溯到：Emanuele Gianturco, Crestomazia dei casi giuridici in uso accademico (1885).但是案例通常是为了深化和扩展理论问题，而非基于案例分析的考量。④(28)④许多针对高校教学的案例出版物与德国或奥地利的案例教科书并不一致，这些出版物主要是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汇总。例如Paolo Zatti / Giovanni Iudica, Linguaggio e regole del diritto privato - Casi, domande e schede 6 (2017); Francesco Galgano, 25 esercizi e 70 schemi di diritto privato 5 (2007). 该书选取了一些案例，然后以“是/否”的形式设定问题，并对相应的内容辅以理论上的分析。此外，还有大量国家司法考试的辅导用书，这些案例部分是依据上诉法院裁判要旨来设计的，部分则是结合裁判的主流观点来设计的。参见Anna Maria Liconti / Claudia Mariani, Pareri e atti svolti di diritto civile - Per l’esame d’avvocato 2018 (2018).鉴于依据教义体系设置的法律课程，以及相应地以理论知识为导向的考试文化(几乎都是口试)，类似于德国请求权方法的案例分析技术⑤(29)⑤首先尝试在意大利的大学课程中推广案例分析方法。在意大利大学多位教授的努力下，两本依据德国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的案例教科书得以出版。Diritto civile - Casi e soluzioni con guida metodologica, hrsg. von Gregor Christandl / Evelyn Gallmetzer (2015) (besprochen von: Salvatore Patti, Riv.dir.civ. 2016, 164; Martin Gebauer, Jahrbuch für Italienisches Recht 30 (2017) 121 ff.); Diritto civile - Nuovi casi e soluzioni con guida metodologica, hrsg. von dens. (2017). 阿莱西欧·扎卡利亚(Alessio Zaccaria)早已尝试按照德国模式出版了案例书，主要给国家律师考试的考生，而非针对大学生。但是之前，这些案例一直依据古典的意大利理论方法进行讨论，直到引入新的方法。参见Esame per l’iscrizione agli albi degli avvocati - Pareri motivati su quesiti proposti in materia di diritto civile, hrsg. von Alessio Zaccaria (2005).在意大利难以得到发展。⑥(30)⑥“在此我必须作出简化，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律人在大学需要4、5年时间进行全面的理论训练。意大利和西班牙过去几年的课程改革实际上并无实质改变。大学法律教育的中心仍然是口头授课形式。实体法内容仍依据教义关联而被讲授。对此重要例子是，民法课程的素材一般并不依据实体法的请求权加以划分(就如德国法学教育中的情形那样)，而是对法素材系统设置整体框架。据此，在课程设置时对具体的案例分析并未贯彻法知识。”参见Filippo Ranieri, Der europäische Jurist - Rechtshistorisches Forschungsthema und rechtspolitische Aufgabe, Ius commune 17 (1990) 9, 17. Ranieri所描述的情形在意大利并未得以改观。
(四)职业教育和方法论
与法国相似，意大利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既不以方法论知识为前提，又不在考试规则中明确规定。⑦(31)⑦Ranieri, JZ 1997, 801 ff.在法官公务员考试⑧(32)⑧(适用于法官和国家检察官的)法官资格考试规则，参见2006年4月5日第160号立法令。的笔试部分中，对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知识考察并非以案例或判决形式，而是设定一些主题，参考人必须为之撰写尽可能精深的学术论文。⑨(33)⑨2017年民法专题是“买卖合同和承揽合同中的合意原则”；
2016年民法专题是“婚姻和准婚姻关系解除的财产法效力”。在口试部分仍只考察意大利民法以及罗马法基本原理⑩(34)⑩2006年4月5日第160号立法令第1条第4a款。(该款内容为普通法官考试中的口试重点之一：“民法与罗马法基本原理”，此外，还包括民事诉讼法(第4b款)、刑法(第4c款)、刑事诉讼法(第4d款)、行政法、宪法和税法(第4e款)、商事法和破产法(第4f款)、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第4g款)、共同法(第4h款)、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第4i款)、法律信息技术与司法制度原理(第4l款)、从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中择一的外语面试(第4m款)。其中排序方面，未曾列入第4j、4k款。——译者注)，而不考察方法论的内容。
虽然在律师职业资格考试的笔试部分设置了一些案例，但主要还是只涉及对案例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的理论分析，并未要求独立地作出与之相关的案例分析，而是要求利用最高法院(Corte di Cassazione)关于法律文本评注中的要义①(35)①关于这些评注，参见Giorgio Cian / Alberto Trabucchi, Commentario breve al codice civile: Complemento giurisprudenziale - Edizione per prove concorsuali ed esami 2017 (2017); Roberto Giovagnoli, Codice civile annotato con la giurisprudenza (2017).来分析。这样，律师资格考试在笔试部分就被设定为围绕相关要义的竞赛，独立的法律适用就被完全忽略。②(36)②1988年以来，对这些裁判评注的适用得以允许。2012年第247号法令第49条再次废除了适用(该法令针对的是“法律职业新规定”，第49条规定的是“考试的过渡性规则”，本法实施之日九年内，律师从业资格考试进行笔试、口试等考试方式，按照原规定进行——译者注)。但是该规定生效日期一直被延迟，最近的2018年第108号法令又将其推迟了两年，直到2019年(共计被延迟了7年)。因此，法官职业候选人和律师被假定为已经具备相应的方法论潜能，但是鉴于在法律学习中相关课程和教育内容的匮乏，这确实令人难以想象。
(一)前言
19、20世纪民法方法论的发展是意大利民法发展史的重要内容，③(37)③有关意大利民法史的文献非常多。参见Filippo Ranieri, Alle origini del diritto civile europeo - Alcune osservazioni sui rapporti tra pandettistica tedesca e civilistica italiana in tema di negozio giuridico, Europa e dir.priv. 2000, 805 Fn. 1. 德文内容见
本文试图探寻这一始于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学之路。本研究只限定于对主流发展路径的描述，因而不尽全面。特别是一些较近的发展趋势，由于时间较近，它们很容易被关注到，因此本研究只关注其中已经确定的内容。⑧(42)⑧“最低限度以当代为标志，其法史考察必遭严重障碍。与其说是权宜之计，不如说是缺乏全面性以及不考虑时间因素，让我们更能够把握整体发展的脉络，从而看到学派的方法和影响之间的关联。”参见Irti, Criteri 25.
(二)文本分析时期
民法科学作为自然法原则的表达，同时作为新成立国家的绝对权威的表达，⑨(43)⑨Paolo Grossi, La cultura del civilista italiano, in: Scienza e insegnamento del diritto civile in Italia 1152.它开始只将法律文本分析作为唯一的合法方法。文本分析学派(école de l’exegèse; scuola dell’esegesi)⑩(44)⑩Giovanni Tarello, Scuola dell’esegesi, in: Novissimo digesto italiano 16 (1969) 819 ff.早在1865年之前就已经通过将法语文献(45)这些译本的质量很差。参见Rocco, Riv.dir.comm. 9 (1911) I, 285, 286.的《法国民法典》翻译成意大利语这一研究活动而在意大利盛行起来，(46)有关法文著作在意大利的翻译情况，参见Filippo Ranieri, Le traduzioni e le annotazioni di opere giuridiche straniere nel sec. XIX come mezzo di penetrazione e di influenza delle dottrine, in: La formazione storica del diritto moderno in Europa, Bd. III (1977) 1487-1504. 马里欧·罗通迪(Mario Rotondi)写道，意大利首部《民法典》生效前后十年的文献几乎全部是翻译自法国的著作，有的甚至被翻译过多次，比如，，Cours de droit civil français d’après la méthode de Zachariae“ von Aubry / Rau, das in insgesamt neun Übersetzungen vorlag; Rotondi, RabelsZ 30 (1966) 104, 105, 该著作存在9种译本。因此，该学派在第一部意大利民法典生效前就已经存在。(47)Riccardo Ferrante, Codificazione e cultura giuridica (2006) 70 f.;关于法国法的“间接”效力，特别是法国私法对19世纪中叶意大利统一时期意大利半岛的影响，参见Guido Alpa, Diritto civile italiano - Due secoli di storia (2018) 127 ff. Ranieri, Europa e dir.priv. 2000, 805, 809.这种将法典作为法学学术活动的外部框架的僵硬的“紧身衣”的做法，使得学术成果沦为严格遵守法律文本而对新法典具体条文的评注。①(48)①关于意大利文本分析时期的例证，参见Luigi Brosari, Commentario al Codice Civile, 6 Bd. (1871—1881); Francesco Ricci, Corso teorico-pratico di diritto civile, 10 Bd. (1877 ff.); Emidio Pacifici Mazzoni, Istituzioni di diritto civile italiano, 7 Bd. (1903—1914). 这一方法在意大利遭受挫折的原因在于，意大利的法学家并非像法国法学家那样足够重视判决，使得意大利的注释性评注必然单薄且抽象。参见Rocco, Riv.dir.comm. 9 (1911) I, 285, 292.这种排斥任何自主的法的体系化的实证主义方法(positivistische Ansatz)并不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②(49)②“另一方面，16年来出版的关于《民法典》全部或部分内容的作品中，多是由充满引文的文本评注组成；
其中最大的特色是，撰写者们通常是将法文副本放置在一起，并在需要时深入到条文的语法含义中。”参见Emanuele Gianturco, Gli studi di diritto civile e la questione del metodo in Italia, Il Filangieri 1881, 723, 732. 关于文本分析学派的评价，参见Pier Giuseppe Monateri, Codice civile, in: Digesto delle discipline privatistiche - Sezione civile, Bd. II (1988, Nachdr. 2006) 452 ff.因此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
(三)德国潘德克顿学派的影响：教义主义时期
这样，舶来的法国方法日渐衰落。1881年，伊曼纽尔·詹杜尔科(Emanuele Gianturco)在一篇关于意大利民法学方法论的开创性文章中直接吐露了不满：意大利民法学已经病入膏肓，它必须摆脱对法国方法的抄袭，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方法意识的和体系化的科学。③(50)③Gianturco, Il Filangieri 1881, 723 ff. 但是詹杜尔科也警告，不要对德国潘德克顿僵硬地仿效，并主张独立地发展意大利民法，参见该书的第742页。关于该著作的意义，参见Rocco, Riv. dir.comm. 9 (1911) I, 285, 298.但这种批判的声音无人理会。在罗马法域，特别是在那些继续适用共同法的区域(托斯卡纳大公国和教皇国)，在19世纪前半叶已经开始继受德国的罗马法成果。④(51)④参见Rocco, Riv.dir.comm. 9 (1911) I, 285, 288 ff.萨维尼的《当代罗马法体系》的第一个完整翻译版于1847年出现在那不勒斯。接着，所有著名的潘德克顿法学著作都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⑤(52)⑤恩德斯(Arndts)和邓布克(Dernburg)的潘德克顿著作被翻译成了意大利文，萨维尼的《当代罗马法体系》也被维多里奥·夏洛亚(Vittorio Scialoja)翻译成了意大利文，最后还有温特沙伊德(Bernhard Windscheid)的《潘德克顿教科书》也被翻译成了意大利文。参见Ranieri, Europa e dir.priv. 2000, 805, 810 ff.这给缓慢发展的意大利民法学注入了巨大活力。但是，受文本分析方法束缚的意大利法学面临着一个几乎难以克服的障碍。潘德克顿所使用的体系、术语和教义都无法从法律文本中直接推导出来。⑥(53)⑥由此产生的矛盾困难，在法达(Fadda)和本萨(Bensa)对温特沙伊德的意大利文版《潘德克顿教科书》的评注中清晰可见。参见Paolo Grossi, La cultura del civilista italiano (2002) 22 f.在此，人们需要将法学从对法律文本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从而进行彻底的体系和教义上的重新定位，这只能通过发展方法意识⑦(54)⑦在1881年，意大利的民法还缺乏方法意识。“我们还没有深入探讨法学方法的本质；
我们没有真正的法律逻辑以及用来解释它的各种论据。我们不知道，许多极其普遍的规则的辩证价值如果被严格适用将会导致最严重的错误。”参见Gianturco, Il Filangieri 1881, 723, 733.来缓慢达成。⑧(55)⑧关于该继受的困难，参见Ranieri, Europa e dir.priv. 2000, 805, 813 ff. 关于成功的原因，参见Natalino Irti, La scienza italiana del diritto alla vigilia del BGB, in: ders., Scuole e figure del diritto civile 157 ff.随着意大利民法学中潘德克顿体系的逐渐稳定，⑨(56)⑨“因此，在1900年至1950年期间的意大利民法学者中，对概念-教义方法的坚持几乎是普遍的(商法学者的话语略有不同)。”参见Rodolfo Sacco, Prospettive della scienza civilistica italiana all’inizio del nuovo secolo, Riv.dir.civ. 2005, 417 ff.新的概念逐渐出现，这些至今仍是意大利法律术语的一部分。新创制的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s; negozio giuridico)⑩(57)⑩关于意大利的法律行为理论，参见Ranieri, Europa e dir.priv. 2000, 805, 820 ff.和意思表示(Willenserklärung; dichiarazione di volontà)的概念尤其具有代表性。民法总论的理念在意大利法学中也产生巨大共鸣。(58)有关总论理念的继受，参见Alpa, Diritto civile 268 ff.需要特别强调的是，20世纪初出现了吉安·彼德罗·奇罗尼(Gian Pietro Chironi)、(59)Gian Pietro Chironi, 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italiano, Bd. I (1904).尼科拉·科维耶罗(Nicola Coviello)(60)Nicola Coviello, Manuale di diritto civile italiano, Bd. I: Parte generale (1910).和弗朗切斯科·费拉拉(Francesco Ferrara)(61)Francesco Ferrara, 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Bd. I: Dottrine generali (1921).的有关总论方面的著作。其中，科维耶罗的教科书总结了30年以来意大利民法学对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继受历史的成果，并描述了在意大利所推行的潘德克顿法学这一德国模式的繁荣景象。而费拉拉则试图突破封闭的教义学体系。虽然他仍然忠实于潘德克顿法学模式，但同时他也将目光投向法典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①(62)①Irti, Diritto civile 137 f.
(四)桥段：民法学和社会主义
在20世纪之交，出现了对后来意大利民法的发展并非无足轻重的桥段，这被称为社会主义法学②(63)②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的《获得全额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版)被讽刺为不应被认真对待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参见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in 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 (1886) von Friedrich Engels / Karl Kautsky, Juristen-Sozialismus, Die Neue Zeit 1887, 49 ff(此处的故事背景是：社会主义法学派代表门格尔此文对马克思学说的批判，而后恩格斯和《新时代》主编考茨基发文反击。——译者注)。对这种法学世界观在德国传播的分析，参见Edmond Laskine, Die Entwicklung des juristischen Sozialismu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3 (1913) 17-70.(juristischer Sozialismus; socialismo giuridico)。③(64)③关于此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Alpa, Diritto civile 371 ff. 对社会主义法学全面介绍的意大利文献，参见Mario Sbriccoli, Elementi per una bibliografia del socialismo giuridico italiano (1976).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阶级意识对法学家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受外国模式影响的④(65)④特别是奥地利学者安东·门格尔的著作，参见Alpa, Diritto civile 367 ff.)意大利民法学者也冒险尝试将民法全新地理解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⑤(66)⑤参见Achille Loria, Socialismo giuridico, La scienza del diritto privato 1893, 519 ff.; Gioele Solari, Socialismo e diritto privato - Influenze delle odierne dottrine socialistiche sul diritto privato (1906).在方法上，这意味着与教义学决裂，为了扩展和调整法律论证的范围而开启了对法律事实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思潮在后来1942年的新民法典，特别是1948年的宪法(比如在“所有权的社会功能”之中，《意大利宪法》第42条)中也留下了印记，同时也是当时主流学说批判最为激烈的民法边缘内容。⑥(67)⑥参见Sergio Panunzio, Il socialismo giuridico: esposizione critica (1906).事实上，民法社会主义思潮的巅峰在世纪之交就已经过去，最终在一战前消逝。
(五)重返形式主义
如此，潘德克顿式思维又继续主导着意大利民法学。⑦(68)⑦这一转回对意大利民法学存有意义，“一种终结法西斯政权的方式，在依附实体规定的理由与试图勾勒出认知功能得以提升的几何概念制度的背后，隐藏着不愿接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式”。参见Rosario Nicolò, L’esperienza scientifica nel diritto civile degli ultimi cinquant’anni, in: ders., Raccolta di scritti, Bd. II (1980) 57.依据通说，在一战后以及法西斯时期，意大利民法学原则上并未受到政治上错误思想的影响和侵蚀。⑧(69)⑧Irti, Diritto civile 138 ff.这在多大范围内是正确的，抑或仅仅是一个今天仍被维护的神话，仍然未知。⑨(70)⑨Francesco Macario / Michele Lobuono, Il diritto civile nel pensiero dei giuristi - Un itinerario storico e metodologico per l’insegnamento (2010) 38 f.事实上，在意大利，民法学的部分内容与极权主义、蔑视人权的意识形态之间仍存在张力。⑩(71)⑩Alpa, Diritto civile 423 ff.;还可参见Rescigno, La codificazione 14.但是，从整体上看，意大利民法学仍然受到强烈的实证主义方法(“技术-法学方法”，metodo tecnico-giuridico)的制约，(72)Mengoni, Jus 1976, 3, 19.因此并未受制于“向一般条款逃逸”(Flucht in die Generalklauseln)的诱惑。(73)Pietro Rescigno, Il codice civile del 1942 oggi: visto dalla scienza giuridica, Riv.dir.civ. 1994, I, 3.不同于德国，由于意大利的国民经济主要由农业和保守的工业构成，(74)Mengoni, Jus 1976, 3, 20.魏玛时期的利益法学在意大利从未本土化。(75)Luigi Mengoni, Il problema del metodo nella ricerca civilistica oggi in Italia, Riv.crit.dir. priv. 1990, 7 ff., nachgedruckt in: ders., Scritti I: Metodo e teoria giuridica (2011) 179, 184.
在菲利波·瓦萨里(Filippo Vassalli)(76)瓦萨里(Vassalli)在新的民法典编纂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尽管他在战争期间作为思想先驱从而推动私法的超国家性，并强烈批判私法的民族性，但是这与他在民法典编纂中扮演核心角色并不矛盾。他仍持守自己的超国家私法秩序的理想信念。参见Filippo Vassalli, Estrastatualità del diritto civile, in: Studi in onore di Antonio Cicu, Bd. II (1951) 481 ff.影响下诞生的新民法典于1942年生效，首次采用独特的法典模式，将民法和商法融合在同一部法典之中。①(77)①至于为什么最终选择这一独特的民法典方案，并将民法和商法合并，在此不予赘述。详细内容，参见Alpa, Diritto civile 465 ff., 489 f.; Carlo Ghisalberti, La codificazione del diritto in Italia 1865—1942 (2013) 272 ff.二战后，学界对是否废除法西斯时期的《民法典》并制定一部新的民法典展开了激烈讨论，②(78)②“让法西斯主义的法典被焚毁吧，因为房屋、工厂和教堂因它的过错也被焚毁。弥漫在法典编纂工作中的敌对自由的思想也必须被打倒。人们不能仅仅为了保有其中所谓的健全和良好的制度而遵守烙上灾难时代和国家耻辱印记的法典。”参见Lorenzo Mossa, Per il diritto dell’Italia, Riv.dir.comm. 1945, I, 3.但成效甚微。③(79)③Rosario Nicolò, Codice civile, 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 Bd. VII (1960) 248. 1963年提出的授权政府起草一部新民法典的法律草案，最终并未获得议会通过。参见Pietro Rescigno, La rilettura del codice civile, in: Trattato di diritto privato, Bd. I 17, 31 ff. 这在学术界也遭受反对，因为再次编纂法典的时机尚未成熟。参见Adriano De Cupis, A proposito di codice e decodificazione, Riv.dir.civ. 1978, I, 48. 关于改革计划的详细讨论，参见La riforma del codice civile, hrsg. von dems. / Andrea Torrente (1966).依据主流观点，该法典已经摆脱其制定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④(80)④关于法西斯意识形态对意大利《民法典》若干规范的影响，参见Giovanni B. Ferri, Il codice civile italiano del 1942 e l’ideologia corporativa fascista, Europa e dir.priv. 2012, 319 ff.; Nicola Rondinone, Storia inedita della codificazione civile (2003).因此，在不伤及法典完整性的情况下，人们打算删除所有法西斯式的企业制度(Korporationssystem)和法西斯式的价值秩序的特征，⑤(81)⑤这在1943年即已取得成功，参见1943年8月9日第721号皇家法令。以使之适应民主法治国家的要求。⑥(82)⑥Alpa, Diritto civile 494.
见证民法学绕开二战期间政治歧途⑦(83)⑦雷西尼欧(Rescigno)将这一时期描述为“这是一个沉寂冷漠和脱离现实的时代，被迫进入专制和集权秩序的线路”。Rescigno, La rilettura 34; vgl. auch Nicolò, Codice civile 245 ff.; Mengoni, Jus 1976, 3, 21. 门戈尼指出，法西斯政权为了自己的目的，强调教义学方法根源于罗马法，由此强化了与罗马帝国的联系，并使这种方法的严格实证主义与作为法西斯体系外形的国家的权力要求相契合。的是意大利民法文献中的一部首次出版于1944年的著作，⑧(84)⑧Grossi, La cultura 56.即弗朗切斯科·桑托罗-帕萨雷里(Francesco Santoro-Passarelli)所著的《民法总论》的民法概论部分⑨(85)⑨Giorgio Cian, Le ，，Istituzioni di diritto privato“ nell’età delle codificazioni e della pandettistica, Riv.dir.civ. 1998, I, 406.。该部著作具有教义式严谨和简明的风格，⑩(86)⑩“作者成功地将并不完全简单的问题简化为最简单、最简洁的公式，这证明了作者的教学技巧。”参见Arwed Blomeyer, RabelsZ 21 (1956) 173 f.呈现出其自成一体的纯粹民法体系，它抽象地独立于外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87)“其中，民法表现为一种严格的规定性知识，它之所以具备严格的规定性，因为它能够将特殊性的事实抽象上升到非常渗透性、纯粹且形式化的知识，从而唯一的参考基准就是实在法和作为所有法规之母的法典。”参见Grossi, La cultura 58.该部著作并未探究方法论问题，而仅仅阐释了当时具有影响的民法学的方法(几何方法，mosgeometricus)(此拉丁语为哲学术语的法学方法论化，即将欧几里得几何的方法提升为方法论的思想，该种方法构成理性主义的基础，力求表述的精确性，实际上无法精确表达的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精确地表示，如同几何在数学领域所做的那样——译者注)。桑托罗-帕萨雷里的著作(自1966年第9版以来，共被更新了12次，2012年的最后一版还被重印了一次(88)Francesco Santoro-Passarelli, Dottrine generali del diritto civile 9 (Nachdr. 2012).)是意大利民法学的里程碑，它持续影响了几代意大利法律人(自1944年首版之日到20世纪下半叶)。(89)对该著作出版的40周年报道，参见I quarant’anni delle ，，Dottrine“ di Francesco Santoro-Passarelli, Riv.dir.civ. 1986, 61 ff.尽管它今天完全从法学教育中消失，但它仍是传统的意大利民法学术界关于教义学问题的主要参考著作之一。(90)关于该著作的评价，参见Alpa, Diritto civile 495; Irti, Diritto civile 142. Giovanni Ferri, Ricordo di Francesco Santoro Passarelli, Europa e dir.priv. 2004, 885 ff., 以及该文脚注89部分的内容，Riv.dir.civ. 1986, 61 ff.
(六)转折：共和国宪法
鉴于二战末毁灭性的事件，民法学(91)这一撤退被称为“教义的沉睡”。Norberto Bobbio, Giusnaturalismo e positivismo giuridico (1977) 57.回到一个参照性的、无矛盾的教义体系，已成为继《民法总论》出版之后被强烈批判的对象。①(92)①关于批判方面的描述，参见Gustavo Minervini, in: I quarant’anni delle ，，Dottrine“ di Francesco Santoro-Passarelli, Riv.dir.civ. 1986, 69 ff.; Grossi, La cultura 122 ff.这一批判尤其可见于基诺·戈拉(Gino Gorla)所著的历史比较性的、以案例为导向的关于合同法的两卷著作之中。②(93)②Gino Gorla, Il contratto - Problemi fondamentali trattati con il metodo comparativo e casistico, Bd. I: Lineamenti generali, Bd. II: Casistica e problemi (1954). 此后也出现了批判之作，参见Mengoni, Scritti I 182 f.他在导论中指出，民法中过度的抽象化、概念塑造和一般化，引起了人们对传统和实践方法(tradierten und praktizierten Methoden)的不满情绪。具体化的需求可以通过历史比较和案例导向的方法来实现，而教义上的抽象化和一般化就可能因此被质疑和弱化。③(94)③Gorla, Il contratto, Bd. I V ff.因此，戈拉主要关注基于历史比较视角分析问题，而不太关注解决问题。④(95)④“本书旨在让学生了解问题及其历史发展，而不是其解决方案”。Gorla, Il contratto, Bd. I XIII.该著作以方法改革为前言，这在当时具有超前性，但并未带来根本性的范式变革。⑤(96)⑤Alpa, Diritto civile (Fn. 47) 497 ff. 关于该著作中新方法的意义，参见De Nova, Riv.trim.dir.proc.civ. 1978, 374. 作者本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关于合同的著作，当没有被学界关注的时候，并不像在普通法国家中那样成功; 事实上，它甚至遭受拒绝，因为它似乎很混乱，不符合当前概念主义方法的逻辑。直到后来，它才艰难而逐渐地得到该主题研究方面的普遍引用。” Foro it. 1980, V, 5.潘德克顿的方法仍继续影响着意大利的民法学。⑥(97)⑥关于此方面的论述，参见John Henry Merryman, The Italian Style I: Doctrine, Stan.L.Rev. 18 (1965) 39, 63. “因此,在美国读者看来,意大利的许多学说可能显得奇怪和不真实。重视体系建构；
刻意追求高阶或抽象的概念；
有意识地尽力避免混淆法律与社会、经济或历史事实和目标；
接受实在法而不质疑其公正性或根据其他非法律标准的妥当性；
经验丰富的法律学者对法律确定性的强调似乎都是意想不到的态度。[……]总体而言,对法律科学最精辟和最敏锐的批判来自意大利学者自己,自法西斯主义垮台以来,许多力量都在发挥作用,表明意大利法律思想正在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1948年生效的共和国宪法在起初的20年里被民法所忽视。但更令人不解的是，宪法的第一部分已经对私法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⑦(98)⑦Alpa, Diritto civile 512 ff.然而，宪法的规定在这段时期仅仅具有纲领性特征，因此人们只能借助形式上的论点，即并不能从中为私法和私法学推导出直接的结论。⑧(99)⑧Pietro Rescigno, Il codice civile del 1942, in: Trattato di diritto privato, Bd. I 52, 70 f.然而，这种为了维护以意大利《民法典》(Codice civile)为定位的教义学而忽视新宪法的做法，直到1955年底设立了宪法法院才告终结。宪法法院在1956年作出的第1号判决中，强调了宪法规定的命令性特征，因此，仅仅是以立法者为导向的纲领性(programmatischer)特征的规定的论点不能再阻止宪法对私法的影响。由于《民法典》的条款与新宪法的不同部分具有张力关系(Spannungsverhältnis)，民法学现在必须在方法上寻找新的出路。⑨(100)⑨John Henry Merryman, The Italian Style III: Interpretation, Stan.L.Rev. 18 (1966) 583, 609.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共和国宪法可能成为意大利法学重新定位的出发点，“如果说教义一直是传统势力的堡垒,那么1948年《宪法》就是先锋队的旗帜。它代表了从法西斯主义长期镇压中释放出来的旺盛生命力，以及数十年受挫的改革愿望的积累。它体现了传统学说所反对的个人和社会正义的原则。它首次在意大利建立了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打破了立法至上的教条,提升了司法机关的地位。它以与学说完全不同的术语重新定义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它为解释理论提供了基础，这些理论比旧模型更现实、更具有价值意识。它为法律的类推和一般原则提供了另一种来源。它是意大利法律现代化变革的原因及其象征。”
意大利民法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宪法确立了原则，特别是宪法中包含的价值在私法中被赋予了核心意义。⑩(101)⑩关于此方面的基础性论述，参见Perlingieri, Il diritto civile, insb. 535 ff. 德文版本，参见Das italienische Zivilrecht in der Verfassungswirklichk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europäischen Rechtsquellensystems (2016) insb. 479 ff.由于与之相应的私法合宪解释和依据宪法所确立的价值对私法一般条款的填充，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私法的宪法化(costituzionalizzazione del diritto privato)”。(102)Pietro Rescigno, Per una rilettura del Codice Civile, Giur.it. 1968, IV, 224 ff.; Stefano Rodotà, Ideologie e tecniche della riforma di diritto civile, Riv.dir.comm. 1967, 83 ff.,最后一文主张通过新的立法进行法的革新，应限于将(宪法规定的)原则注入到一般原则和概括条款范围之内。这样，宪法逐渐引发了意大利民法的开放式发展和全新定位，(103)Paolo Grossi, Ritorno al diritto (2015) 45; Stefano Rodotà, Un metodo tra i metodi?, Riv.crit.dir.priv. 1990, 280 f.严格以法典为导向的教义学的体系化方法逐渐失去影响。(104)有关潘德克顿方法意义丧失的论述，参见Pietro Perlingieri, Scuole civilistiche e dibattito ideologico: introduzione allo studio del diritto privato italiano, Riv.dir.civ. 1978, I, 417 ff.在此发展过程中，人们将私法政治化，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对法的选择性适用”)，①(105)①L’uso alternativo del diritto, Bd. I: Scienza giuridica e analisi marxista, Bd. II: Ortodossia giuridica e pratica politica, hrsg. von Pietro Barcellona (1973). 当前对此运动评价的内容，参见Nicolò Lipari, L’uso alternativo del diritto, oggi, Riv.dir.civ. 2018, 144 ff.这成为一种虽然最终失败但仍然有效的尝试。
除了共和国宪法外，还有20世纪60年代在《民法典》之外涌现的大量特别法规定，也促成了方法论上的新导向，这使得法典和从中引申出来的教义的核心意义逐渐丧失，甚至被夸张地称为解法典化时代(età della decodificazione)。②(106)②Natalino Irti, L’età della decodificazione, Diritto e società 1978, 613 ff.; ders., L’età della decodificazione 4 (1999); 对解法典化的批判，认为“法典并未陷入危机，而是与之结合的19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目标陷入了危机”，参见De Cupis, A proposito 49 ff.; Mengoni, Riv.trim.dir.proc.civ. 1984, 321, 323;有关法典实质上并未涉及特别法，纯粹外部的解法典化的内容，参见Salvatore Patti, Tradizione civilistica e codificazioni europee, in: Studi in onore di Cesare Massimo Bianca, Bd. I (2006) 249;最后，关于法典化思想的中心地位最新回顾的内容，参见Salvatore Patti, Ricodificazione, Riv.dir.civ. 2018, 435 ff.法源不断碎片化的现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特别是近期越来越明显，这主要归因于欧盟法，特别是欧盟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对私法的影响越来越大。③(107)③参见Nicolò Lipari, Il diritto civile tra legge e giudizio (2017) 180 ff. 从这些判决中产生了一些关于欧洲私法的代表性著作：Carlo Castronovo / Salvatore Mazzamuto, Manuale di diritto privato europeo, Bd. I und II (2007); Trattato di diritto privato europeo, hrsg. von Nicolò Lipari, Bd. I-IV (2003).
近40年来，对意大利民法学革新具有根本意义的仍然是比较法。这方面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鲁道夫·萨科(Rodolfo Sacco)，④(108)④相关评价，参见Ugo Mattei, The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of Schlesinger and Sacco: A study in legal influence, in: Rethinking the Masters of Comparative Law, hrsg. von Annelise Riles (2001) 244 ff.通过法律比较，⑤(109)⑤具有里程碑式的比较法著作如下：Rodolfo Sacco /Piercarlo Rossi, Introduzione al diritto comparato 6 (2015); Rodolfo Sacco / Antonio Gambaro, Sistemi giuridici comparati 4 (2018).他对意大利民法主题和方法上的影响持续至今。⑥(110)⑥萨科(Sacco)1975年首次独自撰写、之后与德·诺瓦(Giorgio De Nova)共同撰写的比较法视野下的意大利合同法，参见Rodolfo Sacco / Giorgio De Nova, Il contratto 4 (2016).意大利民法的一些领域甚至还吸收了法的经济分析。⑦(111)⑦关于合同之外赔偿责任的重要论述，参见Pietro Trimarchi, Rischio e responsabilità oggettiva (1961); 还可参见 Pietro Trimarchi, La responsabilità civile (2017).人们对运用效率原理的判决的持续关注使得实践中的民法更加开放，并取得丰硕成果。这大概就是恺撒·马西莫·比安卡(C. Massimo Bianca)的最重要的意大利民法新体系⑧(112)⑧Cesare Massimo Bianca, Diritto civile, Bd. I-VII (1978 ff.).能够发挥着对意大利司法(Rechtsprechung)的持续影响的原因。⑨(113)⑨Salvatore Patti, Presentazione, in: Cesare Massimo Bianca, Realtà sociale ed effettività della norma - Scritti giuridici, Bd. I (2002) VI.
(七)“不可预测的法”抑或“民法的黯然失色”
宪法对民法的影响起初被描述为带有“事实构成逻辑(Logik des Tatbestands)”的民法的崩溃。⑩(114)⑩Lipari, Il diritto civile 166.过去，法律适用者通过规范的事实构成和法律后果实现对事实问题的解答，但现在因为直接适用于民法的宪法规范中缺乏事实构成因素，这种方法被证明不可能解决事实问题(115)Natalino Irti, Un diritto incalcolabile (2016) 9 f.。因此，从宪法中推导出的原则和价值就取代了事实构成，成为法律适用者的新指引，他们通过对个案中有关的原则和价值的权衡(Abwägung)，而不是基于三段论推理来实现对事实问题的解答。(116)Lipari, Il diritto civile 168; Carlo Castronovo, Eclissi del diritto civile (2015) 32.根源于实证法思想的三段论方法逐渐被一些论题学方法(topischen Ansatz)所取代(“论题学”是国内学界的通行译法，也有译为“类观点学”。徐国栋教授则译作“地方论”。目前国内学界对该方法的历史发展等介绍最为全面的著作当属徐国栋教授的《地方论研究：从西塞罗到当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译者注)，也就是在对冲突观点和利益的衡量意义上的、作为发现法并促进法律规范的发展的方法的法律论证。(117)Gentili, Il diritto 3 ff.; Sacco, Riv.dir.civ. 2005, 417, 427 ff.一般条款的价值就得以显著呈现，(118)关于一般条款与法秩序价值之间的关系，参见Luigi Mengoni, Spunti per una teoria delle clausole generali, Riv.crit.dir.priv. 1986, 5 ff., jetzt: ders., Scritti I 165 ff.这些条款被视为法规范(Rechtsnorm)适应个案(正义)需要的工具。①(119)①Lipari, Il diritto civile 173.由于可以随意填充内容，②(120)②Irti, Un diritto incalcolabile 8 mit Bezug auf Carl Schmitt, Über die drei Arten d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Denkens (1934).一般条款甚至成为纯粹主观评价的工具，在前文所提到的法源碎片化的背景下，最终促成个案诊断(Diagnose)，即法(法律适用的结果)变得不可预测。③(121)③Irti, Un diritto incalcolabile.
上述对意大利民法学现状(Status quo)的描述可能有点夸张，但它基本描述了一种趋势，即以所谓的“活法”(lebendes Recht)④(122)④关于“活法”的概念，参见Luigi Mengoni, Diritto vivente, in: Digesto delle discipline privatistiche - Sezione civile, Bd. VI (1990, Nachdr. 2006) 445 ff.; Sacco, Riv.dir.civ. 2005, 417, 423.来审理案件。比如，1999年意大利最高法院(Corte di Cassazione)作出了一个关于合同法的裁判，⑤(123)⑤Cass.civ. 24.9.1999, n. 10511, Foro it. 2000, I, 1929 ff.该裁判的要旨被最高法院(Kassationsgericht)的联合审委会认可。⑥(124)⑥Cass.civ. sez. un. 13.9.2005, n. 18128, Foro it. 2005, I, 2985 ff.据此，按照《民法典》第1384条，法院有权依据公平原则对惩罚条款减轻适用，因为它追求的是法秩序的客观利益，即将私人自治置于宪法所保护的范围之内。为此，不管是宪法中确立的团结(Solidarität)原则，还是受宪法价值支持的诚信原则，都在合同法中被赋予了不受限制的效力(此外还有不可忽视的并未被提及的私人自治的其他效果)。
另一个案件⑦(125)⑦Cass.civ. 18.9.2009, n. 20106, Foro it. 2010, I, 85 ff.涉及的问题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交易中是否可以不顾及另一方当事人去行使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传统理论中单方解除权毫无疑问被认为是形成权，但是最高法院(Kassationsgericht)以宪法及其规定的团结义务(Solidaritätspflicht)通过诚实信用原则而进入民法这一视角对之提出了质疑。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将单方解除权认定为违反了《宪法》第2条中规定的不可通过约定变更的团结义务(Solidaritätspflicht)，因此属于权利滥用(abuso del diritto)。⑧(126)⑧此方面的批判，参见Gentili, Il diritto 401 ff. 有关意大利对权利滥用的讨论，参见Abuso del diritto - Significato e valore di una tecnica argomentativa in diversi settori dell’ordinamento, hrsg. von Giovanni Furgiuele (2017).无论特定的合同义务或者明确的法定条款如何，合同任何一方在行为时都有义务保护另一方的利益。⑨(127)⑨“一旦被置于宪法的价值框架内，那么，该原则必须被理解为《宪法》第2条规定的‘社会团结的不可违背义务’的规范，其相关性体现在：无论是否存在特定的合同义务或由个别法律明确规定的内容，债务关系的双方都负有以维护另一方利益的方式行事的义务。”
第三个在实践上特别重要的、基于宪法原则来突破法定界限的例子存在于非物质损害赔偿领域。⑩(128)⑩Nicolò Lipari, Le categorie del diritto civile (2013) 204 ff.依据《民法典》第2059条的文义，非物质损害赔偿只适用于法律规定的情形，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健康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受到伤害时，健康损害在越来越具有影响的判决中被首先作为财产法之外的(extrapatrimonialer)损害加以赔偿，并最终作为独立于《民法典》第2059条中的法定限制的非物质损害加以制度化。(129)对此，参见Gregor Christandl, La risarcibilità del danno esistenziale (2007).最高法院2003年(130)Cass.civ. 31.5.2003, nn. 8827, 8828, Foro it. 2003, I, 2273.和2008年(131)Cass.civ. sez. un. 11.11.2008, nn. 26972, 26975, Giust.civ. 2009, I, 913; Gregor Christandl, Das italienische Nichtvermögensschadensrecht nach 2008 - eine Lektion für Europa?, ZEuP 19 (2011) 392 ff.的判决，以及宪法法院2003年的判决(132)Corte cost. 11.7.2003, Foro it. 2003, I, 2201.作出了最终决定，在合宪解释(interpretazione contituzionalmente orientata)意义下，当受宪法保护的利益(无法详细定义的)被第三人侵犯时，非物质损害就始终得以赔偿。由此还推导出了交通事故受害人亲属的遗属抚慰金赔偿，因为家庭亲属的损失应被视为受宪法保护的家庭关系的损失。(133)Gregor Christandl / Dagmar Hinghofer-Szalkay, Ersatzansprüche für immaterielle Schäden aus Tötung naher Angehöriger - Eine rechts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ZfRV 2007, 44 ff.
(一)《民法典》中的方法规范
意大利民法学在过去两百年中选择了不同的方法流派，这些流派的发展完全独立于意大利法以及其他欧洲的法秩序所应用的法定的方法规范(《民法典》中的“一般法律的适用”，第12条)，这可能令人感到意外。然而，一方面，这些方法规范的实践意义总体上仍微乎其微，而且从比较法视角看亦非例外，而是通例。①(134)①Wendehorst, RabelsZ 75 (2001) 730, 761.另一方面，可以确定的是，自1865年意大利第一次法典化以来，甚至在这之前，这些方法规范一直存在于意大利法中，②(135)②对意大利《民法典》中方法规范起源的历史分析，参见Gino Gorla, I precedenti storici dell’art. 12 disposizioni preliminari del codice civile del 1942 (un problema di diritto costituzionale?), Foro it. 1969, V, 112 ff.; Enrico Spagnesi, Remini scenze storiche in una formula legislativa, Foro it. 1971, V, 99 ff.因此，它们或许可以被视为过去的见证，特别是作为当时立法者对法院不信任的见证。③(136)③Scialoja / Branca / Quadri Art. 12 disp. prel., S. 204; 关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分配，参见Russo, L’interpretazione 53.
《民法典》中关于“一般法律的适用”的第12条规定，在解释法律时，除了根据词语的上下文含义和立法者的意图产生的含义之外，不得赋予法律其他含义。在此，方法规范已经存在矛盾，因为立法者的意图和解释中的上下文含义一起适用，可能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方法规范对此毫无助益。在存在法律漏洞情形时，人们需要依据规定类似事实的规范作出类推。当争议案件不能以此解决时，人们就需要依据国家法秩序的一般原则来作出裁判。
(二)方法规范和合宪解释
然而，依据意大利宪法法院的一贯判决，法院以及法律适用者有义务，独立于文义的界限、待解释规范的体系和历史定位地去赋予规范与“宪法的价值和原则影响下的现代法秩序的复杂架构”④(137)④Corte cost. 23.4.1998, n. 140, Foro it. 1999, I, 1412.最相一致的含义。⑤(138)⑤Corte cost. 31.3.1994, n. 121, Giur.cost. 1994, 1029; Corte cost. 22.10.1996, n. 356, Giur.cost. 1996, 3104; Corte cost. 14.2.2013, n. 21, Giur.cost. 2013, 348. Massimo Luciani, Interpretazione conforme a costituzione, 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 Annali IX (2016) 466 ff.由此得出，在具有多种解释可能时，法院必须选择与宪法相符的解释，只有在因文义中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而不可能作出合宪解释时，法院才可以将某个规范的是否合宪的问题呈交宪法法院。⑥(139)⑥“在这种情形下，主张违宪是没有依据的。原则上，法律被宣布为违宪并不是因为有可能作出违宪解释(有些法官认为可以)，而是因为根本不可能作出合宪解释。”参见Corte cost. 22.10.1996, n. 356, Giur.cost. 1996, 3104. “还应当指出，在所有法院(不仅在宪法法院)，都必须根据宪法解释普通法律，而非反过来。《宪法》本身包含原则和规则，它们不仅作为其他法律的法源，从而制约普通立法(在与这些原则和规则发生冲突时，确定其他法律之非法性)，而且使这种立法符合规定，因为法官有权利将最接近宪法规范的含义赋予每个单独的立法条款，仅在因文义中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而不可能作出合宪解释时，才向本院提出是否合宪问题(宪法法院1996年第356号判决)。自然地，主管法律性审判的法官必须遵守这样的原则。”参见Corte cost. 15.1.2013, n. 1, Giur.cost. 2013, 1.但是，每个法院都被要求在解释法律时要引入宪法的评价，不仅仅导致宪法法院合宪性审查失去唯一性，而且导致法院与实证法的关系也被撬动。⑦(140)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关重要。Luciani, Interpretazione 466 ff. 相反，由于法院需要遵循宪法来解释法律，它们不能违宪地解释法律：Oriana Clarizia, L’interpretazione adeguatrice alla Costituzione nel diritto civile, in: Fonti, metodo e interpretazione, hrsg. von Giovanni Perlingieri / Marcello D’Ambrosio (2017) 56.
这种并不设定文义限制的合宪解释的范例为2016年最高法院(Kassationsgericht)⑧(141)⑧Cass.civ. 5.5.2016, n. 9031, Riv.not. 2016, 495.关于《民法典》第1068条的解释作出的判决。根据这一判决，除非地役权(Dienstbarkeit)的行使会加重供役地的负担，否则不得变更役权设定的地点。在本案中，供役地所有权人主张改变道路通行役权，理由是供役地因通往房子入口之路的距离对年迈的供役地所有人和他们年幼的孩子来说异常危险而变得难以承受。依据上诉法院(Berufungsgericht)和最高法院所接受的对于《民法典》第1068条的合宪解释，现在，不仅地役权客观上对供役地造成更大负担时，而且当由于供役地所有人的主观情势使得地役权被证明对他们造成更大负担时，地役权也可以变更。与这种解释相左的第1068条的文义只考虑到供役地的难以承受性，但并未给法院带来困难。
法院与作为法源和基准点的法律相分离的最新案件发生在2017年。①(142)①Nicolò Lipari, Il diritto civile dalle fonti ai principi, Riv.trim.dir.proc.civ. 2018, 15 ff.宪法法院在2013年宣布一项条款违宪，因为它未规定当法院基于儿童的申请去询问母亲是否愿意重新考虑其在出生时就保持匿名生育的决定。宪法法院直接要求立法者通过法律为母亲提供相应的听证权利。但是，直到2017年立法者都并未作出这样的程序性规定。最高法院(Kassationsgericht)受理了该案，并允许征求母亲意见，以符合宪法的要求。②(143)②该案主要涉及匿名生育的问题，即希望了解其自然身份和血统的被收养儿童的知情权与匿名生育的妇女的人格权之间的冲突解决。Cass.civ. sez. un. 25.1.2017, n. 1946, Foro it. 2017, I, 477.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并未尝试适用类推，也未评价其合体系性，而是依据宪法对所涉及的利益作出自由的评价，从而得出一个独立的结论。这也表明，当法律续造的条件(即对包罗万象的条件的信赖)从基于某个法源的法秩序消失时，对类推抑制也就体现为法律续造的合体系方法。③(144)③Nicolò Lipari, Morte e trasfigurazione dell’analogia, in: ders., Il diritto civile 76 f.
无论立法者的文义和意图如何，合宪解释与合欧盟法解释或国际法解释的相结合都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欧盟法、国际法通过意大利《宪法》第11条进入意大利的法秩序。④(145)④关于合欧盟法解释，参见Angelo Luminoso, L’interpretazione del diritto privato comunitario, in: Scienza e insegnamento del diritto civile in Italia 275 ff.
(三)方法规范的当今意义
在此背景下，《民法典》中的“一般法律的适用”，即第12条被证明为过去的遗留物。它的当今意义已经降格为一种建议。解释应该首先关注文义及其体系的意义和功能。⑤(146)⑤Nicolò Lipari, L’interpretazione giuridica, in: Diritto civile, Bd. I: Le fonti e i soggetti, hrsg. von dems. / Pietro Rescigno (2009) 174.但是，文义脱离了客观化，⑥(147)⑥关于“法律虚无主义”(nichilismo giuridico)，参见Sacco, Riv.dir.civ. 2005, 417, 431; 441 : “法律产生于解释之中。”并不意味着对法律续造的禁止，因为这在审判中，特别是在合宪解释中常常发生。因此，法律的意义在于规范的实际应用(效果)，以及它的社会包容性，⑦(148)⑦“社会对规范的接受是法产生的事实”。参见Cesare Massimo Bianca, Ex facto oritur ius, Riv.dir.civ. 1995, I, 799.对此，审判中的解释即为明证。⑧(149)⑧“判例在确定规范的存在和范围方面的重要决定性，首先体现在私法领域。规范的价值基本上是从保护个人主观立场的角度来理解的。现在，利益冲突的规范解决方案可以在成文法得以说明：正是具有概括指导性的私法判决决定了那些在关系生活中具体事实的主张。”参见Cesare Massimo Bianca, Il principio di effettività come fondamento della norma di diritto positivo: un problema di metodo della dottrina privatistica, in: Estudios de derecho civil en honor del prof. Castan Tobeas, Bd. II (1969) 59 ff.
富有影响力的法律史学家、意大利宪法法院前院长保罗·格罗西(Paolo Grossi)将法从集中化的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将其描述为法的解放，即“回到法”(Rückkehr zum Recht)，因为法不再只由政治机构制定，而是可以在法源的多样性和它的社会实际意义上生成。⑨(150)⑨Paolo Grossi, Ritorno al diritto VII ff.格罗西并不否认因此会危害到法的安定性，⑩(151)⑩Irti, Un diritto incalcolabile 3 ff.然而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152)Grossi, Ritorno al diritto XII.虽然这种超出价值和原则、越来越少依托于传统方法的私法秩序的发展受到猛烈批判，(153)Castronovo, Eclissi 287 ff.但是鉴于人尽皆知的立法者滞后性和现行法体系中法源的复杂性，批判者尚未找到有效的独立模式加以反驳。因此，法院在法的创造和续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法典》中的“一般法律的适用”，即第12条中的传统解释方法不能再满足由此带来的法律适用者的需求。①(154)①然而基于令人遗憾的立法者不作为的方法规范似乎仍具有效力。参见Grossi, Ritorno al diritto 23.
从立法者权力滥用的历史经验看，法官的法适用不仅有立法者式的目的，而且要有实现超实证价值的确信，这既是可理解的，又是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作为法律适用标准的超实证价值的客观化。这些价值常常作为借口或者构建觉得“合理”结论的托词出现，因此它们并不扮演判决前提的角色，而是扮演一个临时建构的超实证的伪正当化的角色。由此人们可以确认，最新的发展已经有所失控，特别是最高法院完全抛弃了法律的框架，并俨然以立法者自居。②(155)②格罗西(Grossi)强烈反对这种状况。他认为，当今民法学者需要“想象这一重要的品质”，需要不受逻辑体系限制而受直觉的限制的认知，而这种直觉基于未来否定过去的经验。参见Paolo Grossi, Una pos-fazione, in: Macario / Lobuono, Il diritto civile 422.尽管法源体系可能已经变得复杂，从中推导出的评价也可能是多层次的，但不容忽视的是，被伪正当化所掩盖的个案判决的随意性，使法律适用失去了它的方法以及它的科学性。科学性需要方法，而方法本身需要至少在形式上可以客观化的探寻合理答案之路，因此这受规则指引和可事后验证，并以法律为导向。③(156)③赞成可接受验证的法律方法的观点，参见Claudio Luzzatti, La politica della legalità - Il ruolo del giurista nell’età contemporanea (2005); Gentili, Il diritto 92.虽然意大利民法学的重要部分迄今并未离开这一受规则指引的、以法律为导向的道路，并坚守传统的方法，④(157)④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参见Gentili, Il diritto 82 ff.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民法学的共同任务是发现道路，以一种方法上可靠方式来应对急剧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挑战。⑤(158)⑤赞成这种观点的文章，参见Mengoni, Jus 1976, 3, 25 ff.; ders., Scritti I 189 ff.; Gentili, Il diritto 3 ff., 91 ff.反过来，只有在法学教育中重新列入有关方法论问题的科目，并且让未来几代法律人在教育过程中对有意识地运用法律方法论的必要性有认知，这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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