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雷，徐 军，陈 磊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2.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后继者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理论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确立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和实践指向；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特点、社会需求和革命实践等情况，对这一社会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这样一个基本逻辑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是后续这一理论研究的思想史前提，是后者的理论来源、思想出处和逻辑起点，是评判审视本文所讨论的社会理论建构、发展和叙事模式的首要标准。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要求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从无意识命名、内涵厘定再到逐渐形成有规模、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这是逻辑在先、历史溯源在后的，我们可以不断地以思想史审视的名义回溯到思想源头中，挖掘资源和有价值的理论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处于当下语境的同时也永远处在“回到马克思”的思想追求之中。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叙事的发展进程和逻辑进展中，我们面对的主要境遇是具有原创性的“拓荒”之旅，得到的各种争议、矛盾和问题远远大于得到的建构性成果，走得越远越强烈地感觉需要弄清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本意和应然设定的方向。因此，研究作为创立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开展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成为一种必然。
1.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何以可能
就广义的“社会”而言，关于“什么是社会、社会是什么”的思想理论成果汗牛充栋、不计其数，在这一浩如烟海的理论资源中，思想家们从最初对自然与社会（人化自然的意义）的区分，逐渐过渡到对区别于自然意义中“社会”的独特性的思考，再到特别是近代以来对社会开展当下性、历史性和未来性的纵深研究，关注点逐渐开始聚焦到以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性存在和结构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一系列核心问题。从人类特别是西方进入近代以来的历史看，自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首先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去魅化”的过程中打破了神学的“话语垄断”，确立了人的自然的同时也是天赋的权利和中心地位，开辟出经济（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政治（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孟德斯鸠）的社会理论骨干维度；
而经过英国经验论、大陆唯理论等人类认识的研究之后，德国著名思想家康德打开了认识论发展的新大陆，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名义下开辟出历史认识的观念路径；
同时，在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学唯物主义发展中，他们在“唯物主义”的名义下维系着自然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但其“关系性”存在却失去了客观性，真实的“社会历史客体”总体上在他们的视野之外。［1］在18世纪后期、19世纪前期，随着变革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经济政治诉求终于演变为革命运动，与之几乎同时产生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到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阶段。在科学得到极大发展的背景下，“自然”在社会问题的视野中逐渐“隐形”，而社会基础、社会（历史）的规律性、社会类型、社会结构、社会运动（动力）、社会主体、社会发展、社会理想等问题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主题化”，并在近代分科化的研究中被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广泛地加以演绎。
在如此复杂宏大的语境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论研究有着自身的独特问题域，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所开创的这一社会理论脉络的总体性的多元化维度的特殊性。简言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革命性贡献和主要部分。马克思对被概括为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唯物史观，对此，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2］，这个贡献可以说是超越前人的革命性贡献。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客观性、规定性和规律性长期被各种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掩盖，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理论则穿透思想迷雾，揭示一些基本的、简单的和最根基性的事实，即由生产构成的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基础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上层建筑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人类必须以现实的“吃、喝、住、穿”作为生存发展的根据，而以往理论把这个问题的顺序、逻辑颠倒了。可以说，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最普遍、最宏大的概括。在此，我们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论研究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总的结果”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理论研究的关键部分。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序言》中指出，“物质利益”的苦恼使他对社会问题充满困扰、疑问。于是他回到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从法的关系、国家问题的研究中找到了“市民社会”中物质关系的根源性，而对“市民社会”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让他决定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上述历程中得到的研究社会问题的“总的结果”就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理论，这也是他与恩格斯共同得到的“见解”［3］。很显然，在所有关于社会问题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研究都是从这个“总的结果”出发的。二是作为“方法和指南”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逻辑线索和科学性保证。马克思一直强调，在他与恩格斯得到这一历史观后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指导我的研究工作”；
恩格斯晚年针对青年人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标签化”和教条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要在更加科学的意义上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的指南。［4］
第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主体内容和鲜明特色。从马克思一生的研究阶段和成果形式来看，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无疑在体量上、内容上占据着主体，也最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研究特色。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从马克思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是从社会的“历史规律”到社会的“当下规律”的转化，是从社会的“普遍性”研究向“特殊性”研究的深入展开，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研究逻辑上的具体性转化；
二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马克思当下语境中最关心的“社会”，是可以融合理路追求与实践诉求于一体的“现实性研究”，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研究的具象化、语境化展开的必然结果。按照马克思的认识，他必须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找到具体问题的答案，所以这种“特殊的运动规律”只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完成，不可能在原有的一般历史观研究中完成。三是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规律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特定规律的过渡［5］，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目标使然。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进程看，由广义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后，宁可让其被“老鼠啃”也没有将其出版；
就能理解在1859年的“序言”中，马克思为什么会把《哲学的贫困》而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第一次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这里最关键的反映了马克思在历史观乃至整个社会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转变，即：从一般的、普遍的和规律性的社会理论，向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代表的“具体的、历史的、当下的和特定性的”社会现实研究的转向，也就是向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转化；
但二者之间并未切断联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合二为一了［6］，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辩证法和历史现象学研究。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最高目标和实践导向。即使来到当今极为复杂多元的理论场和全球化语境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最鲜明的社会理论特色而言，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指认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是一种后实践语境下的不在场式的主观性指认。从创立者的总体认识看，马克思直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仍极为谨慎地说，他在《莱茵报》时期就从不“妄加评论”。他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认识在科学研究展开之后始终遵循的原则是：必须以科学理论尤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以具体的客观的研究为基础。从科学指导看，大致在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较为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这种“哲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1844年马克思的手稿中成为“异化史观”的理论产物（尽管有着很多精彩的论述和认识）［7］；
但直到1845年左右，唯物史观创立后，他们在科学历史观和社会理论的视野中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才总体上被纳入社会发展规律的正式序列中。在《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发表的近20年间，马克思始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性研究中，通过现实社会矛盾的分析论证走向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最终在“剩余价值规律”这一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现实性分析中找到了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现实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讲，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统一性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社会发展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视野。
2.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发展的历史性空间
由于时代变迁、实践发展、社会主体变换、革命实践的新需求以及复杂的文本文献等诸多因素，在马克思、恩格斯相继去世后，他们的社会理论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个空间无论是从他们之后的“第二国际”还是至今的后继者来讲，都有着丰富多元的理论面向和维度，从现在来看，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研究的文本文献资源的整理与全面挖掘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而基础性的理论工作，在因为各种原因长期遭遇搁置的情况下，一旦出现重大突破必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重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极大地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二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质宗旨和基本原则的界说问题。一个理论的应用必然以对这个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界定和说明为前提。进入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恩格斯在更加自觉的意义上完成了一定的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工作，比如作为“百科全书”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甚至包括他和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列书信等；
但从“第二国际”以来后继者的思想和理论反思情况看，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这里列宁总体上可以不包括在内）出现如此大的争论甚至走向分裂，与这一问题是直接相关的。
三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性质定位和具体理论的若干问题。毫无疑问，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主体和主要出发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性质、理论定位、核心原理（规律）的理解阐释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社会理论的未来发展。［8］但是很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这一历史观的系统化阐释仅仅表现在从《共产党宣言》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个问题呈现为他对唯物史观仅仅提供了简单化、条目式的“经典表述”（1859年），这就为各种可能的理解和阐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而恩格斯在相关重要文本中，在其系统阐释方面还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四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自我理解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理论”内涵是比较清晰的，总体包括以历史观为核心的普遍规律性研究、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的具体性社会理论分析、以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研究为核心的“未来社会理论”研究三个主体部分，也可以看作是科学理论内核与对具体社会问题探索的实践——应用等两个部分。［9］但在后续的思想发展脉络中，究竟如何理解阐释、如何确定理论重心以及确定研究方法和视野等问题，逐渐演化为分歧的焦点。
五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理论指导与革命实践本来是统一的、辩证的和动态的，同时，在如何应对一系列“偶然性”因素不断涌现的“实践场”的问题中，任何理论都应首先做出应对、回答甚至是调整。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这不是问题——他们经常会根据实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再思考”；
但这种调整的相关问题从微观上会引发理论“正确与否”的质疑和争论，宏观上也一定会造成理论甚至实践上的分化、分裂和重大分歧。
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引发了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哲学变革。与此同时，无论我们在主观上如何评价，但是在客观上，“第二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发展的现实承接者，而“第二国际”以来这一理论的发展模式、基本逻辑和思想史效应等问题，是推进我们当代思考的重要视野。
1.“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分野与分裂
一般而言，在以往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叙事的研究中，往往仅把狭义上的“第二国际”（即1889年成立）作为这一时期研究的对象；
在与“第二国际”并行发展或几乎同步展开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叙事模式中，苏俄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之间也是被隔离的，至少是很少有直接对话的机会，这就遮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40年左右的历史时段和社会演变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实践运动经历了一个整体性、全局性的重大转变。从时间上看，这一转变开始于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逝世后，包括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就已经开始了独立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历程；
而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前后，包括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酝酿期早于这个时间）、拉布里奥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研究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从逻辑上讲，20世纪初期，以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为标志，一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分化、分野并最终走向分裂的思想运动以争论的形式正式形成，并迅速将原本一体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区分成“左中右”三派［10］，从而逐渐形成了这个阵营内部在社会理论叙事上最初的三条路径：一是以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坚持和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体；
二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群体；
三是以拉布里奥拉、卢森堡等为代表实践哲学（社会哲学）群体。这是“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叙事分化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话题始终围绕着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展开。
从以“第二国际”为主体向“第二国际”同时期全面拓展的历史关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理论逻辑的引爆点则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1914年之前“第二国际”十多年的内部争论过程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发展动向：一是在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阵营中，普列汉诺夫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拓展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新厘定，在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地位，这种理论上的异质性在于，原来的唯物史观几乎是包容着“唯物主义”一起发展的，并在隐性的层面充当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种认识实际上在梅林和拉法格那里比较明确；
然而，普列汉诺夫在回击修正主义的过程中，在更为明确的意义上承接恩格斯的逻辑，将这个问题确定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推广和应用，这个理论定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影响在正反两个方面都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二是经历从19世纪90年代登上理论舞台到20世纪前10年的理论发展，列宁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渐入佳境并逐步实现着部分的历史性飞跃，特别是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间接影响和普列汉诺夫的直接影响下，总体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观，在经历多次与国内外、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内外的思潮交锋中，他的社会理论认识日趋成熟，在掌握马克思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等方面有长足的进步，这些都已经在逻辑上溢出了普列汉诺夫的理论逻辑，而向着“列宁思想”这一新阶段大踏步前进。在这种新老交替、局面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十月革命”胜利，在这实践的突然变局下催生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论和实践变革。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发展的新局面正式形成。在世界大变局和无产阶级革命出现转机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第二国际”阵营时期形成的三条路径彻底发生分化并迅速演化新的“三足鼎立”局面：一是传统的“第二国际”阵营中，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化论等原有理论脉络彻底演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分裂和背叛，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对列宁和苏俄的激烈批评甚至是攻击，只能表明这一阵营在做瓦解前的最后努力；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已难以维持“正统”的地位，逐渐退出马克思主义阵营和历史舞台成为必然的结果。二是列宁和苏俄马克思主义通过《哲学笔记》《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文献［11］，不仅宣告了列宁主义的诞生，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具体领域和重大问题上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逐步进入到自身发展的全新阶段。三是在拉布里奥拉（意大利）、卢森堡（德国）等实践哲学、总体性哲学的影响下，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不同于“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新的异质性思想，这就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大致1918年到1919年左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思想和时代背景，因此其被纳入“第二国际”同时期的理论场。
2.“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发展的思想史评价
作为一种审视，对从“第二国际”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叙事的发展要在理论与实践、思想史与发展史、历史与当下的多重维度中加以多方面考察，因而需要探讨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正确地评价“第二国际”特别是社会理论的发展。从当前国内研究现状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第二国际”研究长期处于鲜有热点的状态之中，研究规模、深度、范围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来自苏联时期对“第二国际”的一些判定。抛开这个因素，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看，有三点应该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的：一是高度重视“第二国际”理论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的积极贡献。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曾指出，考茨基是“能够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即使在他成为叛徒的情况下，“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12］。透过这个评价，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在考茨基乃至整个“第二国际”评价问题上的辩证态度和方法；
我们不能在倒脏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起倒掉，应该把“第二国际”这个长期被搁置的“理论富矿”［13］深入地挖掘下去，找到那些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理论和时代价值的“财富”。这些“财富”至少包括：一方面，在理解史意义上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形态。这点集中体现在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以及考茨基等理论家的探索中，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历史性地开启第一个理解史阶段。就绝大多数“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主观愿望来看，是契合“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的，为后续的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甚至是批判的“靶子”。另一方面，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原则进行的社会理论探讨中，即使存在重大问题上的“误读”或“错误”，但他们真诚地提出的问题还是有着当代思考价值的。比如：科学历史观原理的科学性如何理解，这种规律的普遍性与现实社会实践问题的具体性如何进行结合，如何从“生产力”或“经济基础”出发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等等。再者，关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论忠诚度和革命性问题。从世界观转变的角度看，“第二国际”的不少理论家确实存在“先天不足”，而且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又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但除伯恩施坦和后期（1914年）的考茨基之外，绝大多数理论家在主观上还是真诚地希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战士。
第二，如何看待列宁及苏俄社会理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思想关系。从相关研究的状况可知，“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俄绝大多数理论家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哲学理论的体系化研究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种理论发展路径与这里所说的“社会理论”有交叉、有关联，但在总体理论旨趣上差别很大。［14］一方面，从列宁、布哈林等人的早期探索（相对于之后的苏联理论家）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还是存在着差异化、具体化和实践化的理论旨趣，尤其列宁在1914年之后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历史辩证法与革命实践、社会发展的关联度，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布哈林在“社会学”的名义下对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和社会层面的研究也很有启发意义。比较可惜的是，上述理论逻辑和进展并未在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研究中延伸和拓展下去。另一方面，经过近20年的探索，苏联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到1938年左右历史性地完成了“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哲研究的主导线索，对教科书体系的研究始终是热点问题和重要生长点；
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历史价值、理论价值方面的历史性功绩，同时，从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上看，这一体系在强化规律的“刚性”上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正是由于过于强化“普遍性”，这一体系在面对生动鲜活的现实实践及其发展时所表现出来的适应性，应该是我们今天予以重新认识和思考的。
第三，如何认识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理论发展中的关系。历史地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产生于“第二国际”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特定时段，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转向帝国主义时代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产生于“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革命（欧美发达国家）道路问题凸显的重大问题域之中，产生于马克思主义被逐步阐释为苏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转换期。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语境无疑增加了我们思考、定位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理论的复杂性。同时，我们从中可以确认这一全新的社会理论发展路径中的转向、突破和创新，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明显的理论缺陷或实践弱点。一方面，从基本贡献的角度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实现了社会理论的诸多转向：卢卡奇等人的社会理论探索总体上实现了从客体维度向主体维度的转变。尽管这也只是相对而言，但对主体、主观问题的高度重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阶段开创“阶级意识”“主体哲学”传统的基本逻辑；
同时，他们实现了从总体性研究向具体性研究的重大转向，在坚持唯物史观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等都更加关注向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延伸和拓展，这是“第二国际”没有做到的，而这一传统在“二战”前后涌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综合性研究中得到了全面的发挥［15］；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也实现了社会理论从“物质——生产力”向文化意识形态研究的重大转向，这一点从葛兰西、柯尔施等人的革命实践看是极为必要的。另一方面，相较于“第二国际”和苏俄的社会理论，我们必须看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在认识、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方面同样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比如，在相比于强化社会发展中“客体维度”的意义上，卢卡奇等人将理论和实践重心转向“主体”，转向对“文化”“意识形态”问题的片面强调，在肯定其创新性的同时我们发现，这种逻辑在理论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中的历史辩证法语境中的“主客体整体性”是有差别的或者是“异质”的，其片面走向主体最终会陷入无法超越客观结构的“主体性困境”之中。关于这一点，卢卡奇有过自我的反思，他坦言，在20世纪20年代的理论发展是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抱负”［16］，这种反思至少在理论认识上是触及本质的。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这是写在马克思墓碑上的经典名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大的革命导师用他们一生光辉的实践最为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倾其毕生心血在批判、解构资本主义，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理论的阐发，宣告了资本世界的“生存密码”“根本矛盾”和未来走向，并始终积极开展革命实践，始终根据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变化推动自身的理论创新，始终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立场上看待一切理论和实践重大问题，用一生践行了“改变世界”的诺言。
作为全面反映社会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应该在始终保持自身理论特色、全面科学认识社会总体问题和指导实践上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由此，延伸出理论的、历史的和实践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
第一，准确理解科学理论与正确指导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上的坚定源自理论上的清醒。但在同样的科学理论面前，如何真正做到正确理解，直接决定了实践的成败。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的因素是多样性的并由此带来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与实验验证之间的关系。教条主义的“可爱之处”在于它固守“原典”，但其错误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实践上丧失机遇、优柔寡断。面对20世纪初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考茨基直到晚年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从抛出“早产论”到后来部分地承认革命的合法性，考茨基最缺少的是对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的科学理解和实际运用。［18］同样是在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上，列宁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另一种“急躁病”“左派幼稚病”也进行了批评，那就是完全无视复杂形势和主客观条件的革命同样也会失败。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到底用什么来检验、判断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关系呢？一般来说，最终的检验当然来自历史和实践，但回溯到理论初心和实践使命上，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确坚定的目标，处理好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准确判断形势发展和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校正政治立场和价值目标的方向，就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整体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论原则、矛盾分析法、实践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等，都在各个方面和不同阶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20世纪初期以后，“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通过“议会道路”争取工人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主流声音，这种认识不断在“第二国际”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中蔓延。尤其是伯恩施坦，还用恩格斯逝世前的“政治遗嘱”作为证据来证明这种主张的合法性。伯恩施坦以及各国工人党中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主张“议会道路”的本质，就是让工人阶级迁就当前的经济利益而放弃整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目标。“第二国际”的历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从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阶级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就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最终走向背离人民群众的境地。与此相反，面对俄国革命的实际，列宁始终强化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他指出，“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政党就没有什么用处”［19］，而这是与以往不同的新型的政党，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20］，列宁始终牢记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心使命，不断强化党和人民的密切联系。
第三，阶段性发展与最终目标的辩证统一关系。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先是赞成并支持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来又在1905年革命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将中国的革命分两步来走，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到市场被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先富带动后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来看，阶段性发展目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极为必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充满着这样的科学性。同时，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完成阶段性目标使命作为一种过程和必要的方法手段，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始终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而“第二国际”的主要失误之处就在于，在理论认识和实践运动中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甚至是直接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有这样的科学认识和工作方法，既“仰望星空”又“脚踩大地”，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更加行稳致远、阔步向前。
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起点上，着眼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需求，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应该始终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立场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方法，广泛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尤其是辩证分析思想史意义上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成果［21］；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践出发，从时代特征和全球化趋势的要求出发，始终在解决中国问题、给出中国答案中推动自身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中国实践的进步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