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 刘慧玲, 郑胜英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1.妇科,2.产科,江苏省连云港市222000)
宫颈癌是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全球每年有超过50万例宫颈癌新增病例[1]。随着常规宫颈癌筛查的普及,其发病率已大大降低,这意味着宫颈癌癌前病变——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检测和治疗的重要性提升[2]。CIN指子宫颈转化区细胞异常生长,根据所涉及的异常增生上皮数量及细胞异型性,CIN分为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瘤变(low 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LSIL)和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瘤变(high 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HSIL)[3]。CIN发展并最终导致侵袭性癌症的主要原因是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HR-HPV)的持续感染[4],但即使存在HPV感染也不一定会发生宫颈癌。因此,探讨其他影响CIN发生发展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HPV感染、免疫力、遗传学、性行为、吸烟和使用口服避孕药等因素影响了HPV感染转归及CIN的发生发展[5]。阴道微环境由阴道微生物生态和免疫系统构成,是宫颈生存和依赖的外部环境,其紊乱可能与CIN的发生发展有关。因此,本文对阴道微环境和HPV感染与CIN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8月—2021年3月就诊育龄妇女221例,均行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和阴道镜检查,根据病理学诊断结果分为LSIL组(CIN Ⅰ级)72例、HSIL组(CIN Ⅱ/Ⅲ级)45例和对照组(正常宫颈)104例。纳入标准:①>3年性生活的育龄妇女;
②样本采集前3天内无同房、阴道用药;
③近3个月内未进行阴道相关疾病治疗;
④宫颈和子宫完整;
⑤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艾滋病、生殖器疱疹等其他生殖器感染性疾病;
②恶性肿瘤;
③免疫系统疾病,或有其他治疗影响免疫功能;
④重要脏器功能不全;
⑤精神疾病;
⑥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记录各研究对象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文化程度、主动或被动吸烟情况、药物避孕史、经期是否规律、经期是否同房、首次性生活年龄、初孕年龄、初产年龄、孕次、产次、宫颈癌家族史、细菌性阴道病(bacterial vaginosis,BV)、滴虫性阴道炎(trichomonas vaginitis,TV)、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vulvovaginal candidiasis,VVC)等情况。
1.2 阴道分泌物的检测
经期结束后3~7天,使用无菌棉签于阴道后穹窿旋转取附着阴道分泌物,置于无菌试管中。采用阴道炎五联检测试剂盒(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检测pH、过氧化氢、白细胞酯酶、唾液酸苷酶、脯氨酸氨基肽酶、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依照说明书判读结果。
1.3 炎症细胞因子的检测
使用5 mL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宫颈口,于阴道后穹窿吸取阴道灌洗液,置于无菌试管中,离心后收集上清液备用。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使用相应试剂盒(美国赛默飞)检测阴道灌洗液样本中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IL-2)、IL-4、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水平。
1.4 HPV的检测
使用宫颈刷于宫颈口旋转轻扫,采集脱落宫颈细胞,置于细胞保存液中待测。使用HR-HPV核酸检测试剂盒(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测HPV,提取宫颈细胞样本中核酸,采用聚合酶链反应探针技术进行HPV分型检测,具体操作方法和结果判读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1.5 统计学方法
2.1 CIN发生与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
对照组、LSIL组和HSIL组在药物避孕史、首次性生活年龄、初孕年龄、初产年龄、孕次、产次、HPV感染、阴道pH、BV、TV、VVC、阴道灌洗液IL-2、IL-4、IFN-γ水平方面差异有显著性(P<0.05;
表1)。
表1 CIN发生与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
2.2 LSIL或HSIL发生的单因素分析
以2.1中有差异的变量为自变量,以LSIL和HSIL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药物避孕史、首次性生活年龄、初孕年龄、初产年龄、HPV感染、阴道pH、BV、TV、VVC、IL-2、IL-4、IFN-γ均为影响LSIL和HSIL发生的因素(P<0.05;
表2和表3)。
表2 LSIL发生的单因素分析
表3 HSIL发生的单因素分析
2.3 LSIL或HSIL发生的多因素分析
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发现,HPV感染、BV、VVC、IL-2、IL-4、IFN-γ均为影响LSIL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表4);
首次性生活年龄、HPV感染、阴道pH、BV、TV、VVC、IL-2、IL-4、IFN-γ均为影响HSIL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表5)。
表4 LSIL发生的多因素分析
表5 HSIL发生的多因素分析
HPV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DNA病毒,其中HR-HPV与HSIL和浸润性宫颈癌有关,约10%感染妇女中会发生致癌的HR-HPV持续感染,并与癌变有关[6]。因为感染细胞中HR-HPV编码的E6和E7癌蛋白可以与p53结合,招募泛素连接酶,降解p53[7]。E6和E7也可以结合和破坏pRb,进而破坏细胞周期检查点,导致基因组不稳定和感染细胞转化的高风险,同时影响局部免疫环境,增加HR-HPV逃避免疫攻击的可能性,导致宫颈癌进展[8]。但宫颈癌发生是一个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除HPV外,探讨其他有关危险因素对癌症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阴道微环境与HPV的侵袭、持续感染及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9]。因此,阴道微环境可能在CIN以及宫颈癌的疾病进程中发挥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阴道菌群由20多种微生物组成。生殖道感染导致阴道菌群失衡,从而抑制或减少乳杆菌,改变阴道pH,这可能导致机体对HR-HPV清除率下降。念珠菌、加德纳菌和滴虫是最常见的阴道感染病原菌。作为人类共生菌群的一部分,念珠菌属易引起全身和浅表感染;
阴道加德纳菌被认为在BV的发病机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BV与HPV阳性女性宫颈癌的严重程度相关;
滴虫作为一种性传播的传染源,被发现会引起局部炎症,并影响HR-HPV的清除并促进宫颈病变。有证据表明,阴道病原菌感染引起的炎症因子的持续激活可导致宫颈组织损伤,从而增加HPV16的易感性和致癌能力[10]。同时,宫颈病变的严重程度与子宫颈阴道菌群的丰富度和多样性呈正相关,与乳酸菌的数量呈负相关。本研究与这些报道相似,阴道pH、BV、TV、VVC为CIN发生发展的影响因素,提示临床中也应关注阴道微生物感染,尽早进行针对性干预和治疗,延缓CIN疾病进程。
研究表明,肿瘤微环境决定了肿瘤细胞的发展方向,并预测肿瘤细胞作为“种子”必须与周围环境“土壤”协同作用才能发生和发展[11]。宫颈病变是涉及多种因素调控的复杂生物学行为,其发展实际上是肿瘤细胞与人体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免疫是肿瘤微环境中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在肿瘤发生中起关键作用。IL-2和IFN-γ是Th1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能激活细胞免疫,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具有抑制肿瘤形成的作用。谭超月等[12]报道IL-2和IFN-γ在宫颈癌形成过程中表达水平逐渐下降。IL-4是Th2分泌的细胞因子,参与体液免疫。在健康生理条件下,Th1细胞因子与Th2细胞因子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在本研究中,随CIN进展,IL-2和IFN-γ水平下降,IL-4水平上升,并且三者是CIN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表明阴道微环境免疫失衡,降低了清除HR-HPV和肿瘤细胞能力,进而可能促进宫颈癌发生。
综上所述,阴道微环境中微生物生态和免疫情况及HPV感染是CIN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中应重点关注阴道微生物感染、炎症和HPV感染患者,及时给与针对性治疗,降低CIN发生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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