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门友，刘 超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1]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防止我国发展进程中发生 “颠覆性错误” 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政治安全问题，就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做出了一系列战略安排和部署。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内在逻辑、主要内容及价值意蕴，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历史逻辑：对中国古今政治智慧的深刻洞察
中国古代政治史演绎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政治道理。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可谓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夏朝 “少康中兴” 、商朝 “武丁盛世” 、西周 “成康之治” 、汉代 “文景之治” “汉武盛世” “光武中兴” 、隋朝 “开皇之治” 、唐代 “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 、北宋 “咸平之治” 、明朝 “永宣盛世” 、清朝 “康乾盛世” 等，常常和王朝末期衰落时的农民起义形成巨大反差，让人唏嘘不已。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告诉我们，统治者只有心中装着黎民百姓，多为百姓谋福祉，江山社稷才能代代相传，否则再辉煌的盛世也会衰落，国祚绵长的期望只会化作泡影。
中国近代政治史彰显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成功探索。清朝后期，统治阶级在长期闭关锁国中陷入天朝上国的梦幻而不能自拔，随着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 “被开除球籍” 的危险。因此，各个阶级都在探求救亡图存之路，但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救国方案都先后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以及缺乏具有先进理论指导的政党领导，没有真正搞清楚中国革命的对象、主力军以及革命的正确道路等。五四运动以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步弄清了革命领导权、革命对象、革命力量、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逐渐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核心力量。”[2]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时，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克敌制胜的 “三大法宝”[3]，实际上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三大法宝。其中，在中国革命经历一次右倾错误和三次 “左” 倾错误以后，我们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和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意义重大。
中国现代政治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历史图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其间既遭遇过外部的威胁和挑战，也遭遇过内部困难甚至严重挫折，但我们党始终维护了自身的执政地位，维护了国家主权、政权和制度安全。其关键原因在于：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形成了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的正确路线，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其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防止犯 “左” 倾和右倾错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群众路线和政治路线是确保我们党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和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关键，组织路线和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确保核心领导地位和凝聚力量的关键；
二是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三是依托公有制始终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坚定不移地推进共同富裕；
四是始终坚持、发展和完善具有显著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五是提出并实施 “一国两制” 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祖国统一；
六是重视军队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强化军队慑战止战能力；
七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继承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
（二）理论逻辑：对中西方政治风险相关理论的吸收借鉴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风险的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明确提出政治风险的概念，但他们十分强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为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最终会导致其灭亡，主张 “消灭私有制”[4]414，并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实现共同富裕。为此，需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421。再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重视法制的重要作用。
“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5]。革命导师列宁同样重视无产阶级政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问题，他特别强调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因为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6]；
列宁还重视人民群众在防范政治风险中的重要作用， “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7]；
同时，列宁十分强调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以此来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基本观点。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汲取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传统战略文化。第一，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对政治风险有一定的认知。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等概念，有的只是对王朝疆土、疆域内人口的所有权观念和朴素的天下观。《诗经·小雅·北山》曰：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来说，早在周朝就将领土和人口纳入了国家主权的范畴。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中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体现了对国家主权的坚决捍卫。第二，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强调对待政治风险应该具有忧患意识并且提前谋划、事先预防。《周易·系辞下》中说：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即是说，当政者要有忧患意识，对可能威胁国家前途命运的困难和危险要时刻保持警惕，居安思危。第三，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有着丰富的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举措。如：针对内部安全，强调为政者要身正为范、戒奢拒腐，要知人用人、德法并用、顺应民心，要重视战争的作用；
针对外部安全，提倡 “协和万邦” “以和为贵” 的价值追求；
等等。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借鉴了西方政治风险相关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西方政治风险相关理论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和完善，西方政治风险相关理论按照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分为两大类。在国内安全方面，主要基于社会学视域，代表性理论有：一是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基于制度分析视角的风险社会理论，二是以尼克拉斯·卢曼为主要代表的基于社会系统理论的风险系统理论，三是以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基于文化视角的风险文化理论，四是以福柯为代表的风险治理理论。此外，还有基于经济学视域，以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和米歇尔·渥克为代表的风险理论。尽管上述理论大部分聚焦单一层面，有一定局限性，但这些理论中对于风险规律的分析、防范风险心理的研究以及防范举措等方面的合理成分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如新时代以来 “警惕‘黑天鹅’” “防范‘灰犀牛’” 就频频被党中央提及。在国际安全方面，西方传统的国际安全理论中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三大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共同安全” “综合安全” “合作安全” 等理念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现实逻辑：对当前政治风险的精准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以往的理论和措施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党和国家维护政治安全的需要。
第一， “四大考验” 和 “四大危险” 凸显，亟须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由大国转变到强国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外部势力遏制的双重压力，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突出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同时，由于党内外监督机制和党内法规不健全、伴随改革开放涌入的西方不良思潮、一些党员干部权力观扭曲、执政环境发生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原因，导致党内出现了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 “四大危险”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会导致政治信任的丧失，严重影响党的长期执政。只有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党的坚强战斗力。
第二，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需要更加系统地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在经济方面，我国既面临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又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重任；
在政治方面，既面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又面临网络时代公众无序政治参与的风险；
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不够牢固，尤其是网络和新媒体的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任务艰巨，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
在社会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和人民安全的侵蚀和损害等；
在生态方面，空气、土壤、水源等环境污染问题亟须整治。此外，还存在民族分裂势力和境外恐怖势力相勾连，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等问题。概括而言，中国正处于由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转型期，需要进行多方位、多领域、系统化的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随着改革开放进入 “深水区” ， “暗礁” “险滩” 进一步增多，必然会触及一些深层次特别是既得利益问题，风险挑战难以避免。党和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需要更加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理论支撑。
第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安全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首先，国际力量更加多极化和均衡化。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群体性崛起，与此相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总体走弱，呈现 “东升西降” 的态势。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更多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次，全球治理出现 “四大赤字”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阴霾不散，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化出现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全球治理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四大挑战，世界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再次，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一方面，以计算机和信息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以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开启，正在加速改变经济发展格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与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进一步加剧，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更是激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恐慌和忌惮，遭到围堵和打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复杂而严峻。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防范化解政治风险。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目标指向
政治风险，即政治安全风险，指国家主权、政权、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遭受威胁、侵犯、颠覆、破坏的可能性危机。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目标指向是维护国家政权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第一，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9]。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最根本的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0]只有维护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才能正常运转，国家政治秩序才能稳定有序。第二，主权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基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对外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领土是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是一国人民赖以生存和政权、制度等得以存在的重要空间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11]44-45第三，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2]111由于意识形态的隐蔽性特征，西方敌对势力往往将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制造 “颜色革命” 的突破口。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政权瓦解往往始于思想领域， “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12]100。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依靠力量
第一，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关键力量是党员干部。作为有着9600多万名党员的组织体系严密的世界第一大党，全体党员干部就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关键力量。第二，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特殊力量是国家安全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国家安全机关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力量”[13]。尤其在当今数字社会，现实安全和网络安全交织，国家安全机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作用就显得极其重要。第三，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保障力量是人民军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12]52。第四，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14]政治安全的根基在人民，脱离了人民群众，政治安全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维护政治安全是全体人民的基本义务，政治安全有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也才能安居乐业。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原则和路径
第一，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要坚持党对政治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15]。坚持党对政治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一是落实政治安全工作责任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11]223。二是依托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逐渐形成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三是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2]106。
第二，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2]4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首先，政治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政治安全问题，反复强调要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宗教事务管理要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从源头上防止民族分裂和宗教渗透。同时，坚决打击各种谋 “独” 势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其次，经济安全是基础，军事、文化、社会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必须聚焦防范化解经济安全中能源、粮食、金融等关键领域安全，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军事安全方面，必须聚焦备战打仗，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不断推动人民军队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
在文化安全方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建设，尤其要加强思政课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的关键性作用；
在社会安全方面，要重视民生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坚决打击黄赌毒违法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犯罪。同时，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防范其他领域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或向政治领域蔓延。再次，要奉行国际政治安全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要依靠制度优势。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政治安全和其他领域安全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因此，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所依托的制度就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根本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6]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是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依托，要健全和完善各种制度和体制机制，充分依靠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
第四，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要坚持斗争精神，讲求斗争艺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11]223心理学认为，人在面对风险时会表现出乐观倾向和集体意识，即人在感受到或预判到有风险发生时，由于面对危机的恐惧或对自身是否能解决好危机的怀疑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容易造成拖延症。当风险真正来临时，人们常常会麻木、无动于衷、逃避、手足无措。米歇尔·渥克在《灰犀牛》一书中将上述过程概括为 “否认阶段、得过且过阶段、判断性阶段、惊恐阶段、崩溃阶段”[17]。在面对风险时，人们的这些心理和表现对于防范化解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对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至关重要，因为防范政治风险的制度再完善、举措再完备，没有人的实际运用和执行，一切都是徒劳。斗争精神固然可贵，斗争策略也很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11]227只有坚持斗争精神，并讲求斗争艺术，才能取得好的斗争效果。
第五，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要坚持正确的思维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 “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11]223。在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斗争中坚持战略思维，体现了我们党将政治风险置于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高度来看待，注重未雨绸缪，谋求战略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18]坚持历史思维体现了我们党注重吸收中国古今政治史上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历史经验教训。坚持辩证思维体现了我们党正视风险耦合和级联效应，坚持联系的观点和矛盾转化规律， “要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避免各领域风险产生交叉感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风险”[11]97，同时 “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患”[11]96-97，从而避免各种风险从量变到质变。坚持创新思维体现了我们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11]223，这是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科学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法治思维体现了我们党重视运用法治方式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制定和完善了20多部关于国家安全的法律，加上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基本形成了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还在不断完善。截至2022年6月，全党现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共3718部，其中，党中央制定的党内法规221部，中央纪委以及党中央有关部门制定的部委党内法规170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地方党内法规3327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和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构成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重要法治保障。坚持底线思维体现了我们党高度重视政治风险的致命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19]。
（一）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风险理论和战略策略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风险的理论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引，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共产主义，从而化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方案，强调在新的社会形态中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不断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中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向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理论、政策和策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新时代国家政治安全形势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守正创新，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风险的理论特别是我们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理论和战略策略。一是对风险的认知更加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日趋复杂，各类风险交织叠加，客观上为厘清各类风险、提供有针对性的防范化解路径提出了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新时代的政治风险进行科学的认知和判断，指明了人民安全的宗旨地位、政治安全的根本地位、经济安全的基础地位以及其他领域安全的保障地位，为新时代有的放矢地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二是对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依靠力量更加明确。强调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要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以人民群众为坚强后盾，以人民军队为保障，充分发挥国家安全机关在维护国家安全、防范风险挑战方面的特殊作用，这些思想和举措都是在新形势下的守正创新。三是坚持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原则和路径方面，强调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重视发挥制度优势和制度效能，坚持斗争精神、讲求斗争艺术，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正确的思维方法对待政治风险，这些都是新形势下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二）提供了新时代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遵循
经过党和人民长期努力，2020年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世界的潮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11]225-226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国家政治安全形势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风险的理论同中国政治安全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理论和战略策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防范化解什么样的政治风险、谁来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以及怎样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等重大问题，为新时代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贡献了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中国智慧
政治安全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国家核心利益，维护政治安全是各国发展的重要保证。然而在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无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在经济上搞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文化上搞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同时，美国还依托自身数字技术的优势，对一些主权国家发起网络攻击，危害其网络安全和国家主权。而在新的形势下，西方原有的风险理论和国际安全理论也遭遇瓶颈。西方风险理论中维护政治安全的方案总体上聚焦单一领域，以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 “亚政治”①“亚政治” 指特有的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绕过有代表性的意见形成的机构（政党、议会）的直接 “政治” 。模式和安东尼·吉登斯的对话民主②对话式民主即依托个体或群体，自下而上地生成政治。形式为例，仅符合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二元对立的西方传统，不具有普遍意义，且体制外大众民主实践也有新的风险，如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撕裂、政府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地位动摇、国家主权能力弱化等。同时，西方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三大学派基本建立在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假设的基础上，这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谋求霸权，常常损害他国安全，漠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根源所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强调政治风险防范的总体性。一方面，在防范化解政治领域风险的同时，高度重视风险的级联和耦合现象，重视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其他各领域风险的协同防范化解，以防止其他领域风险向政治风险演变和蔓延；
另一方面，强调国际政治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的总体性，重视国与国之间政治安全共同体的重要意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国际安全观，强调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同时，党的国际安全观并未停留于理念层面，在实践层面还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理论与实践为维护国际政治安全提供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