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妍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北京市 100070
2013 年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国家话语能力建设是这项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可见,国家话语能力建设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家话语能力是话语能力在国家层面的体现,是“政府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所需的语言表达能力”[1]。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提出、传播和应用最终都须以话语为载体,并且通过话语传递给大众,如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发表演讲,国家在某一领域制定政策,国家媒体关于突发危机事件的新闻报道等。
国家媒体在突发危机事件报道中所体现出的话语能力即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
总之,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是国家话语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乎国家战略、国家安全和国家形象。
提升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建构国家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必由之路。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建设,就是围绕稳定民心、凝聚共同体意识、提升国家对外形象等方面,充分挖掘国家媒体危机话语实践在危机事件话语场域中的话语功能,通过提升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水平来推进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现代化。
2.1 国家话语能力
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的概念源自于国家话语能力, 国家话语能力又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阐释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的内涵须厘清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的内涵,并从三者的关系中深入理解。
国家语言能力是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在世界秩序重构的背景下成为构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2],它和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紧密相关。
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共同组成国家语言能力,前者称为国家语言外化能力,后者称为国家语言内在能力[3]。
此观点秉承语言资源观,认为国家语言内在能力和语言政策与规划相关度更高,蕴含着国家对语言资源的掌控和对语言资源的规划实施。
但是,国家语言资源能力需要通过外化的国家话语能力来体现,即掌控规划语言资源并不能保证话语的有效运用。
在掌控规划语言资源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语言外化能力才能在现实交流中高效运用语言资源,达到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目的,进而提升国家软实力。
国家话语能力不同于个人话语能力,主要包括国家领导人话语能力、国家机构话语能力、国家媒体话语能力和国家外译话语能力[3]。
近年来,国家话语能力受到语言学、新闻学、传播学和社会学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论探讨也逐步深化,形成了适应中国语境下的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模型。
总体来看,对国家话语能力的研究大多是理论探讨[2-6],少量研究从实证角度具体分析不同国家的话语体系特点[7],旨在避免用同样地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和不同国家交流,以提升我国的国家话语能力。
但是,鲜有学者关注国家媒体在报道危机事件时的话语能力,即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
2.2 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
国家媒体一般是指由政府直接管辖并直接服务于国家政府的官方媒体,国家媒体危机话语特指在危机事件语境下,官方媒体针对危机事件所发布的相关报道,具有时效性强、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
国家媒体话语能力是由政府机关负责的纸质媒体、广播、电视、新媒体等新闻传播机构在宣传国家政策和处理国内外突发危机时所展现出来的话语能力。
可见,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是国家话语能力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媒体话语能力的下义概念。
因此,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资源能力不同,并非关注语言种类如英语、阿拉伯语等语言资源的使用,而是关乎国家官方媒体在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选择中的能力。
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的价值意蕴在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充分利用媒体危机话语能力,发挥稳定民心、凝聚人心、提升国家形象的治理效能。
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建设直接关涉到我国危机事件中的议题设置、舆情引导等维度,它应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充分发挥其在提升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对于增强民众的共同体意识、提升社会和民众在面对危机时的自救和互救能力中的作用。
厘清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的内涵,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其研究意义。
从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视域看,国家媒体需要在话语层面具备足够强大的应急措施和处突能力,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考验。
首先,提升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作为国家治理能力水平现代化在媒体话语中的直接体现,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是国家媒体这一行为主体在国家话语能力领域所展现的话语能力,是国家话语能力的一部分;国家话语能力又和其他能力一起组成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它涉及社会各方面事务,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其中就包含国家在处理突发危机事件时的能力。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突发危机事件包括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难,核泄漏、坠机、矿难等事故灾难,以及病毒肆虐引起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突发危机事件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往往影响较大,与国家治理、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在处理突发危机事件时,能否快速准确做出科学决策、能否做好社会动员和社会团结,能否在危机中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持社会稳定,都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
其次,提升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是建构国家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必由之路。
建构主义认为,话语具有建构功能,话语能够对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进行建构[8-10]。
没有国家话语能力的加强和提升,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就无法以适恰的方式表达。
势必会对国家良好形象的建构造成影响,势必会削弱群体内部国家认同的建构。
换言之,开展国家话语能力研究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和国家软实力的增强,进而关乎国家治理能力效能的发挥。
遵循建构主义的观点,媒体危机话语并不是突发危机事件本身,它是国家媒体在报道突发危机事件过程中所选择和使用的话语,它是一种话语表征方式。
换言之,是国家媒体采取某种话语策略对危机事件的再次呈现,是借由话语在受众的认知中建构的叙事过程。
采取建构主义视角研究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探讨国家媒体在报道中的话语策略和话语生成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家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凝聚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妥善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11]。
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媒体话语中的直接体现。
话语能力决定于话语功能,挖掘话语的建构主义功能,提升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4.1 建构主义视角
社会建构主义又称为社会建构论,是20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话语的建构不仅仅是语言学关注的话题,伴随着19 世纪60 年代西方哲学家提出的语言转向,话语建构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崭新课题。
话语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哲学取向,被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广泛借鉴。
话语建构包含议题设置,但绝不局限于议题设置。
批评话语分析基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话语也是一种实践,是社会实践在话语层面的反映。
通过分析语言特征和具体语境,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话语分析关注语言在社会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极大拓宽了话语研究的范围和视野[8]。
国家媒体作为践行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治理的权威官方媒体,尤其须关注媒体话语在建构事实、引导舆论等方面的作用。
基于话语可以建构现实的观点,国家媒体也可以借助话语这一社会实践再现事实和建构事实,也就是说,国家媒体对事实的报道实际上是对事实的再现过程和建构过程。
4.2 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的建构主义实践路径
如上所述,本部分从话语建构主义出发,对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的实践路径进行探讨。话语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媒体危机话语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也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一种权力资源。
因此,提升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水平,进而助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需要充分挖掘国家媒体危机话语实践在危机事件话语场域中的话语功能。
概括来说,发挥国家媒体危机话语的正面情感建构功能,实现稳定民心和社会秩序的目的;发挥国家媒体危机话语的爱国主义建构功能,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挥国家媒体危机话语的形象建构功能,提升国家对外形象,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
首先,发挥国家媒体危机话语的正面情感建构功能,实现稳定民心和社会秩序的目的。
突发公共事件一旦爆发,人民群众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掌握事件进展,心理上必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媒体话语作为传播速度最快、影响范围最广的话语资源,是国家提升应急处突能力的重要工作抓手。
它担当的首要职责即是第一时间传递准确信息,帮助机构和民众掌握事件发展。
但是,信息传播蕴含着情感建构和价值表达,即时传播信息并非随意传播信息。
也就是说,媒体话语不仅要传播真实信息,而且要建构正面信息。
话语使用过程是选择的过程,选择的过程是阐释情感和传递情感的过程。
情感意义包含正面情感和负面情感,正面情感能够消除民众恐慌、保持社会稳定;负面情感则带来更强烈的恐慌,威胁社会稳定,不利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
从话语建构主义视角来看,通过话语选择建构正面的情感意义和价值取向,有助于稳定民心,消除恐慌,保持社会稳定。
笔者选取三联生活周刊2020 年6 月13 日题为“北京‘菜篮子’新发地,疫情爆发之后”的报道为例[12],讨论其中的正面情感建构。
这篇报道向读者报道了新发地疫情集中爆发之后,新发地批发市场的封锁等情况。
该报道引用了被采访者“何明”和“吴奎”二人的讲述,和免疫专家等人的讲述,从亲历者视角和权威专家视角传递了新发地涉疫场所和居民的具体信息。
话语引述贯穿整篇报道,讲述了新发地的封闭、市场不同区域商贩的隔离、附近居民的食品采购等具体情况。
新发地疫情集中爆发,潜伏期长,传播风险大,这些是客观事实,容易引发民众心理恐慌。
但是媒体危机话语在建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正面情感建构功能,并诉诸于话语方式实现了对正面情感的建构。
如专家指出“呈咽拭子检测阳性的从业人员并不意味着已经确诊新冠肺炎”,“并不意味着”这个否定表达直接反驳了“咽拭子阳性意味着确诊新冠肺炎”这样的假定命题,专家话语所赋予的权威性使它有效减轻了民众的担忧;如被访人“吴奎”“并不十分恐慌”,因为“他们与目前出事的牛羊肉市场的关系很小”,被访人作为空间交叉者,表示出了“不十分恐慌”,这有效消解了民众的恐慌,建构了正面情感功能;如引用工作人员的表述,“新发地暂时休市期间,原在市场内交易的蔬菜和水果移到新发地停车场等指定的五个区域,重新规划运输路线”,及时传递出了疫情应对策略,建构了积极情感。
可见,媒体话语通过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来建构正面积极情感。
在报道内容上,对民众最为关心的阳性确诊数量变化、首都物资供应、疫情扩散等问题进行重点报道;在报道方式上,通过引用新发地商贩、相关专家等的表述,使报道者想要传递的正面态度更为客观,更加有效的建构了面对新发地疫情爆发时的正面情感和积极态度,达到了使读者更加信服的目的。
其次,发挥国家媒体危机话语的爱国主义建构功能,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国家媒体在国家应对处理突发危机事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及时通过话语把危机事件的信息传递给大众,避免恐慌,疏导情绪。
然而,国家媒体对突发危机事件的报道,其功能不仅在于沟通信息,担当舆论引导。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建构、保持并加强政府的公信力,能够凝聚民众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形成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共同体意识。
例如,有的学者以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为例,通过分析媒体危机话语中的话语策略和语言资源,探讨了共同体身份的话语生成机制,揭示了媒体利用语言资源坚定了人们抗击疫情决心和信心的过程[14]。
从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出发,本研究以2022 年初天津疫情爆发这一危机事件中国家媒体危机话语的生产为例,分析媒体危机话语在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笔者选取网易新闻2022 年1 月13 日题为“天津疫情,比你想象的凶猛”报道为例[13],识别到隐喻被广泛使用。
实际上,隐喻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手段,更是一种话语策略,能够通过一种领域的经验来识解另一种领域的经验[15]。
报道中使用了大量和战争相关的隐喻,形容天津疫情非常“凶猛”,天津这座城市成为了中国内地首个“正面迎战”奥密克戎的城市,对手“凶悍且陌生”,敌人“来势汹汹”,我们要配合抗疫,打赢“硬仗”。
通过隐喻策略,媒体把疫情描述为和人民群众对立的“他者”,要想战胜敌人,打赢疫情这场攻坚战,“我们”就必须要形成统一战线,听从国家和政府的指挥,配合抗疫需要。
可见,媒体通过使用隐喻这种修辞手段,概念化了“人民群众”和“奥密克戎病毒”,建构了“我者”和“他者”,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共同抗击奥密克戎病毒的信念。
再次,发挥国家媒体危机话语的形象建构功能,提升国家对外形象,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
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传播的背景下,国家媒体不仅要重视对内传播,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同时还肩负着对外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重大使命。
在国家重大突发危机事件的语境下,完成这一重大使命离不开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只有综合实力提升才能为国家争夺更多话语权,才能有议题设置的权力和话语传播的途径。
同时,国家媒体发挥好危机话语的建构作用,借由话语策略来丰富表达手段,站在话语接受者的文化视角去解读讲述中国故事,就能发挥好话语在叙事建构中的关键作用,帮助我们借由话语再塑国家危机事件中的应急处置和感人故事,契合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情感共鸣。
比如,在疫情危机语境下,可以向中国日报和德国大使馆学习话语建构策略。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歪曲事实,抹黑中国。
德国民众由于受到某些西方媒体的影响,对这些歪曲事实的西方报道深信不疑。
德国大使馆第一时间发布了“和中国疫情有关的16个谣言”,以谣言和事实对话的形式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其中,针对特朗普炒作新冠溯源,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的恶劣言论,德国大使馆诉诸于事实,指出病毒的首发地往往并非其起源地。
艾滋病毒最先报道病例在美国,但是起源地在非洲;马尔堡病毒最先报道病例在德国,但是起源地在乌干达。
通过这一话语策略,德国大使馆有力粉碎了“中国病毒”这样的谣言,有力维护了我国对外形象。
鉴于德语受众有限,而英文国际受众面和传播面更广,所以中国日报第一时间把德国大使馆的回应内容翻译成了英文,通过发挥国家媒体危机话语的建构作用提升了我国对外形象,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16]。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局和国内进入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加强国家话语能力建设迫在眉睫[17]。
融媒体时代的国家媒体话语生产更加丰富和多元,国家媒体话语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权力资源,充分挖掘媒体话语功能和话语能力实践路径是治理能力提升的迫切需求。
本文阐释了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的内涵意义,厘清了该概念在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框架中的功能定位。
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属于国家话语能力的组成部分,后者与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共同组成国家语言能力。
提升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建构国家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必由之路。
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本文指出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建设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指出话语能力决定于话语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话语能力的具体实践路径,即国家媒体危机话语应充分发挥其正面情感建构功能,实现稳定民心和社会秩序的目的;应充分发挥爱国主义建构功能,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应充分发挥其形象建构功能,提升国家对外形象,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
通过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媒体话语实例探讨了话语建构功能在提升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中的功能作用。
未来研究可聚焦基于大规模语料支撑的实证研究,利用话语分析和语料库等研究方法探讨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的话语策略和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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